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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认识一个民族或族群，无过于认识其文化。成吉思汗祭祀，是指成吉思汗“八白室”和苏勒德等成吉思汗所有圣物祭祀的总称，是蒙古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活的典籍”。它是蒙古民族最高的祭祀仪式，对蒙古族早期的文化形成和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是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传承源远流长 成吉思汗祭祀是自成吉思汗去世后形成的文化现象。1227年，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途中病逝，后人对其进行了秘葬。成吉思汗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奋发而起，以惊人的胆略，恢弘的气度，百折不挠的精神顽强奋斗，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大蒙古国，缔造了现代意义上的蒙古民族。同时，也为蒙古族人民树立了极大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因而成吉思汗备受后人的尊崇。在成吉思汗去世后，成吉思汗四子、大蒙古国监国托雷在木讷火失温（今鄂尔多斯）和蒙古高原为成吉思汗建立“白色宫帐”（白宫），全国上下进行祭奠。所建的白色宫帐，成为“全体蒙古的总神祗”，由专门部落进行守护、祭奠。1229年，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即汗位，在都城哈剌和林建立祭祀白宫，使成吉思汗祭奠逐渐扩大。随着成吉思汗眷属的相继去世，蒙古民族祭奉的祭灵白宫和成吉思汗遗物的增多，形成了以成吉思汗白宫为核心的“八白宫”。八白宫亦称成吉思汗八白室。当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元朝后，才钦定了祭祀仪式的时间、内容和程序，正式组建了一支守护陵寝的特殊部落——鄂尔多斯部。在这个部落中指定追随成吉思汗的主要战将元勋的后代，组成世代承袭，专司供奉，祭祀成吉思汗的群体，称为达尔哈特人。这一时期，确立了完整的组织体系和祭祀形式，成为最具特色的帝王祭祀文化典型代表之一。自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祭祀他的圣灯就从未熄灭，祭祀活动数百年经久不息。 成吉思汗祭祀是体现蒙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文化现象。在内容上主要表达对长生天、祖先、英雄人物的崇拜。在祭祀形式上再现了蒙古民族牲祭、火祭、奶祭、酒祭、歌祭等形式。成吉思汗祭祀保留了13世纪就已形成的蒙古帝王祭祀仪式，祭祀中念诵的祭词。颂词、祭文、祭歌等，所涉及的内容涵盖了蒙古民族古老而原始的历史和文化，信仰、观念、风俗、语言、文字、法律等诸多方面，成为集蒙古民族原始文化的代表。 成吉思汗祭祀祭词主要由祭文、祝颂词、祝福词、祝寿词、祭歌等组成。有50多部（篇），长达五千多行，形成丰富多彩的长篇韵文，成为蒙古民族巨幅文献。这些祭词，以诗歌文体所形成，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准，以口头文学形式一代代传承。成吉思汗祭祀祭词，渗透到蒙古民族民间风俗文化的各个领域，使蒙古民族文化形成独特的风格。 二、达尔哈特人的精神 精神，是一种力量的象征，精神，是一种团结的象征，精神，是一种对信仰的不懈追求，精神，是一种几百年的坚守和坚持。 达尔哈特人的精神表现在：一是对成吉思汗的忠诚。从成吉思汗归天之日起，一支精锐之师便从战功卓著的，最忠诚于成吉思汗的部将及其后代中选拔出来，担任起守护和祭奠“奉祀之神”的使命，这支特殊部队就是达尔哈特，被称为成吉思汗的守陵人。二是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达尔哈特人以这样的精神和信念创造了人类祭祀文化的奇迹。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哪个部族能够有像达尔哈特人这样，忠实地为成吉思汗守陵、祭祀，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帝王能够像成吉思汗那样如此持久地享受着子孙后代的祭祀。三是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成吉思汗去世后，1457年~1464年，负责守护成吉思汗陵的蒙古鄂尔多斯部落迁居“河套”，成吉思汗陵寝“八白宫”也随之迁来。17世纪初“八白宫”供奉在达拉特旗王爱召（即伊克昭），此后又迁过几回。几经战乱，几经迁移，达尔哈特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时刻守护着成吉思汗陵。这些虔诚的守陵人不管遇到多大的险境，不管白天黑夜，一丝不苟地守护着“八白宫”祀之唯谨，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每时每刻都要站岗放哨。达尔哈特人守护着永远的长明灯，是永远的戴孝人，永远的守护者。 成吉思汗祭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成吉思汗祭祀文化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成吉思汗祭祀文化，能够完整地保留着古老、原始的特点，主要取决于传承。任何一种文化都要有她的传承方式和传承人，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等圣物，是“全体蒙古民族的总神祗”，蒙古民族对这一神圣的祭祀圣物完整地保护和保留，并一代代传承下来，这些功劳归功于鄂尔多斯蒙古民族及成吉思汗守灵人达尔哈特。近800年来，达尔哈特人肩负着守护、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等圣物的神圣使命，使成吉思汗祭祀广泛传承，使神秘的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完整地保留至今。达尔哈特起源于大蒙古国时期，元朝忽必烈时期委任了管理、主持祭祀的太师、宰相、洪晋、彻尔彼为首的亚木特德，清康熙年间重新组成五百户达尔哈特。在历史上，达尔哈特的管理体制健全，基本组织分工明确，礼法制度严格。这一群体世代延续，完整地保留了成吉思汗八白宫及13世纪蒙古王朝时期的神秘的祭祀文化和神奇的宫廷礼仪文化，成为蒙古民族宫廷祭祀文化的直接传承者。达尔哈特人为保护、管理、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传承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和宫廷礼仪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使成吉思汗陵寝及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得到有效的保护。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核心的象征符号。蒙古民族对成吉思汗的敬仰和崇拜就是草原游牧民族核心文化的象征符号之一。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民族的英雄，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蒙古人来说，成吉思汗不是宗教而胜似宗教，人们在祭奠中寻找寄托，祈求平安。“即使穷得就剩三只羊，也要拿出两只来祭祀”。这就是达尔哈特人对成吉思汗祭祀的态度和诚心。通过他们，50多部、多达5000余行的祭文、颂词流传至今，通过他们，蒙古民族古老的风俗礼法、信仰、观念、语言、艺术，源远流长，渗透到鄂尔多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达尔哈特人，成吉思汗陵寝也许只是几顶白色的帐篷，一座冰冷的建筑。有了达尔哈特，成吉思汗陵寝因而“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岁月流淌，在近800年的血雨腥风中，达尔哈特历尽磨难，几度兴衰，他们为我们展现出一种对成吉思汗无限忠诚，有着坚定信仰，顽强意志，不屈不挠，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力量。 三、将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传承、弘扬光大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作为蒙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近八百年来渗透到蒙古民族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文化内涵的辐射与延伸，对蒙古民族产生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前我们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精神过程中，更要将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继续传承、弘扬光大。 1.成吉思汗春季查干苏鲁克大典和特殊年份的重大祭祀活动应由鄂尔多斯市政府或自治区政府进行主持祭奠 纵观历史，从成吉思汗去世以迄今日，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和世界各地的蒙古人都承认鄂尔多斯的成陵（包括它的前身八白宫）是祭祀成吉思汗的核心圣地。历代中央政府都给予“忠实的守陵者”达尔哈特人一定的特权，对成吉思汗陵的建设十分重视，这都说明了成吉思汗陵的价值和地位。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胡锦涛、江泽民等党和国家90多位领导人先后视察成吉思汗陵，中央代表团四次到成吉思汗陵，带来党和国家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成吉思汗祭祀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查干苏鲁克大典，是成吉思汗四季大典之春季大典。农历每年三月十七至二十四日举行，其中二十一日为主祭日。大典期间，分布在鄂尔多斯各旗的八白宫集聚大伊金霍洛。这一祭祀活动，具有多种礼仪和仪式，各地的群众来的最多，持续时间又长，是蒙古民族一年一度的盛大的祭奠大会。历史证明：“成吉思汗是一面旗帜，他不但是蒙古族同胞崇拜的偶像，而且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每当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都可以起到凝聚人心，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由此可见，成吉思汗春季查干苏鲁克大典和特殊年份的重大祭祀活动应由鄂尔多斯市政府或自治区政府主持祭典，这对于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传承、弘扬，对于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2.在新的时代，赋予成吉思汗祭祀文化新的内容，使之呈现新的特点 成吉思汗祭祀，体现了蒙古民族最高祭祀形式。鄂尔多斯蒙古族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祭祀成吉思汗，信仰成吉思汗为主的独特的风俗习惯。成吉思汗祭奠主要由圣主宫帐为核心的八白宫（室）祭奠、成吉思汗苏勒德祭奠以及成吉思汗圣物祭奠组成。成吉思汗祭奠、除每日例行祭奠外，一年举行数十次专项祭奠。其祭奠形式独特，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显示着古老神秘的传统文化特点。成吉思汗祭祀，是在鄂尔多斯地区家喻户晓的最广泛的祭祀活动。成吉思汗祭祀渗透到鄂尔多斯蒙古族的生产、生活、礼仪、饮食的各个方面。在新的时代，鄂尔多斯市政府对成吉思汗祭祀文化进行了有效的保护和传承，这已经成为鄂尔多斯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对鄂尔多斯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要不断扩大民间成吉思汗祭祀活动的规模，把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与旅游文化相结合；把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与打造文化强市相结合；把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与两个文明建设相结合；把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与创建伊金霍洛旗城市品牌形象相结合；把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与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相结合。在新的时代，赋予它新的内容，呈现新的特点。
参考文献 1.马冀：《成吉思汗陵文化价值论》、《前沿》2008，第八期 2.主编：吉日嘎拉图、编著：旺楚格《成吉思汗祭祀史略》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6 3.主编：吉日嘎拉图，编著：旺楚格《成吉思汗守灵人史记》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6
作者系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委会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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