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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的诚信问题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政府如何能领导中国的经济走向更为繁荣的明天？在今天这个民间重视倡导诚信的时代，政府的诚信也应该是我们思考的问题。 蒙古民族是一个讲究诚信的民族。成吉思汗用人特别看重人的诚信品格，我们的廉政建设也可以学习借鉴蒙古族的诚信品德，在官员的选拔和考核中，注重诚信品德，也许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关键词】 诚信文化 廉政建设 蒙古族 选拔官员 考核官员
改革开放30多年，一路上涨的GDP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鼓舞着我们继续前进。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党的廉政建设并没有同物质文明一同前进，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并没有随GDP同步上升。 “经济发展本身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人的幸福。”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2011年5月19日在太湖文化论坛上的讲话可谓一针见血。他说人的幸福不仅体现在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上，而且体现在社会和谐被提到首要位置。我觉得社会和谐，既包括人与人的和谐，还包括政府与百姓的和谐。缺少其中一个，社会经济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 目前我国政府的诚信问题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政府失信的事件屡见于媒体，其危害性远远大于民间的失信。诚信是“立政之本”。孔子认为，立诚信、取信于民是关系国家政权稳定乃至兴衰存亡的重要问题。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提高政府公信力的任务，可见也看到了政府失信于民的危害。政府的诚信，是官员诚信的集中体现，是政府官员执政理念的反映。要想提高政府诚信度，得先解决官员的诚信问题、为民服务的理念问题。我觉得学习弘扬传统的蒙古族诚信精神，借鉴成吉思汗用人标准，也许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蒙古民族是一个特别讲究诚信的民族。他们言而有信、信守诺言，把诚信视为一种美德，把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视作一种罪恶。可以说，诚信是蒙古族文化的精神内核。蒙古族的血统、气质、风范、品格，无不折射出草原民族强悍的生命力和诚实守信的思想品质。“游牧经济的分散性和战争的经常性决定了游牧人必然以诚信为最高道德水准，以诚配天、以信取天，推崇以诚立命、以信立行、以忠誓盟的价值核心与文化心理。”①比如，草原牧民的帐幕和收藏珍贵物品的车子不用门闩和栅门加以保护，草原人民以诚待人，彼此信任，他们觉得怀疑别人，是对人最大的侮辱。 真诚是万美之根，虚假是万恶之源。 获得别人的信任靠忠诚，改正自己的错误凭真诚。 宁可失良驹，切勿失诺言。 蒙古民族以大量的格言、谚语来教育和培养其子孙保持和发扬这种诚信精神。 深受草原文化影响的成吉思汗非常看重诚信的品质。他曾经谈到“虽有风雪，也不失约；虽遇大雨，也不误期。”“宁可折断骨头，也不可背弃信义。”②成吉思汗梦寐以求的是具有诚信品德的人才，他最不能容忍的是背信弃义、卖主求荣的人。正因此，他的团队才能所向披靡、横扫千军。蒙古族的这种诚信品格，在今天具有更大的价值，成吉思汗的用人标准在党的廉政建设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以诚信选拔官员 “撒谎的，处死刑”③，这是《成吉思汗法典》中的行为法，看后十分震惊。这一法律放在今天，会有多少人因此受刑，或者更严重地说，还能有多少人活下来！偌大的元朝，难道真能人人守信？这法律难道真能实行下去？可这就是元朝的法律！ 成吉思汗具有卓越的治国才能，知人善任，善于听取谏言，量材使用……他不分身份，只要有才能，有德行，便加以重用。更重要的是成吉思汗把诚信当作用人标准之一。根据很多史料记载，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特别重用诚实守信的人。成吉思汗的虎将哲别，本来是扎木合手下的一员战将，在激战中，一箭将成吉思汗的战马射伤，被俘后，勇敢地承认是自己射伤了成吉思汗的战马，成吉思汗听后大喜，并且说：“凡是战败而降者，无不隐其行而讳其言，莫不隐其所敌而讳其所杀。今此子也，竟直告其所为，不隐其所敌，不讳其所杀，有大夫之气概焉，此可与为友之人也。”④成吉思汗不仅没有杀他，反而因箭射伤战马之故，赐名哲别（蒙古语：箭镞）。哲别后来成为成吉思汗的“四狗”之一，骁勇善战，东征西讨，功勋赫赫，被封为千户长。像他这样战功卓著、威名远扬的战将，在蒙古史上是为数不多的。 这种看重诚信的用人标准，使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的直言不讳精神得到发扬光大。忽必烈手下的文武大臣多数都敢于肆无忌惮当面指责他的过错，甚至不给他留面子。这些大臣中不仅有蒙古人，还有色目人，汉人，更有混血儿在内。 《元史》卷一百二十六列传第十三中记载：蒙古丞相安童，至元二十三年夏，当时中书省奏拟漕司官员的名单，元世祖指出除平章、右丞等这样的官职由皇帝亲自任命，其余由中书省决定。结果招来安童上奏发牢骚说：“最近听说圣上您希望依靠近侍为你的耳目，我才力不足添受任命，如果行为不法，愿听从他们举报，罪的大小，请圣上您裁定。可如今近侍趁机引荐一些不好的人，说谁当什么官，谁任什么职，依据他们所写的交给中书省实施。我认为所谓的甄选官吏的方法，是有一定的确定的规定的，那些特别没有作为的我常常废弃不用，怕他们党同不法的人，希望圣上明察秋毫。”忽必烈不得不安抚这位得力丞相的情绪：“卿言是也。今后若此者勿行，其妄奏者，即入言之。” 元朝大臣不仅勇于指责皇帝，更勇于承担责任。当上都留守司的忽剌忽耳和贺仁杰被桑哥攻讦钱谷问题。忽剌忽耳和贺仁杰都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贺仁杰说：“臣汉人，不能禁吏戢奸，致钱谷多耗伤，臣之罪。”忽剌忽耳说：“臣为长，印在臣手，事未有不关白而能行者，臣之罪。”两人的勇气令忽必烈感慨说：“以爵让人者有之，未有争引咎归己者。” 今天，我们的官员有多少能有如此胸襟气度？有多少在上司面前有直面现实、为民请命的勇气？一些官员有了成绩是自己的，有了责任是下属的！一些官员为了政绩粉饰太平、为了升迁不择手段……如果我们能借鉴元朝选拔官员的标准，制定一系列的选拔方法，有不诚信记录的官员一律不用，那么选拔的官员一定是诚实守信的，这些人肯定不会为了讨好上司曲意迎逢、溜须拍马，而是会直言不讳、敢于直谏，也会勇于承担责任。只有官员是诚实守信的，我们的政府才会有诚信度！ 二、以诚信考核官员 翻阅历史，可以看出，历代王朝都比较重视对官吏的考核，都把考核作为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最早的考绩制度出自周朝，提出“三有宅心”、“三有俊心”的考核标准，大致相当于今日对公务员之德、能、勤、绩、廉的考核。后代虽有改变，但是考核实践始终建立在德绩结合基础上。自宋以后将资历考核补充进来，最终形成了以德绩为主，年资补充的考核特点。 古代的考核“有专门的考核机关，考核的目的均是为了黜恶陟善，考核的等第不仅直接关系到官阶的进退，还与俸禄加夺、官位的外迁、解职相关；多数朝代对官吏的考核都包括政绩、道德品质、治事才能、社会评价等内容。对政绩的考核一般有明确的项目规定甚至是量化的标准；多数朝代考课立等和复考都有严格的程序。”⑤ 元代，以为政清廉，爱民能用为考核郡县官的标准。至大四年（1311年）二月，帝谓侍臣曰：“郡县官有善有恶，其命台官选正直之人为廉访司官而体察之，果能廉能爱民者，不次擢用，则小人自知激励矣。”⑥ 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时，正值明朝吏治腐败，民怨沸腾之际。张居正认为：“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多为姑息，百事悉以委徇。”于是颁布了“考成法”，用以核审百官。实施考成法的第一年，全国裁汰冗官冗吏占全国官吏的十分之二三。转年，张居正又创设“职官屏”制度，将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姓名、官职等有关内容，写成卡片，张挂在文华殿的大屏风上，以便随时调整和奖惩。为了收揽人才，张居正还上疏建议取消皇亲国戚的世袭之权，提出“唯才是用”的选拔原则，官场上的不正之风得到缓解。 思古以鉴今，我们今天的考核看着条条框框很多，很全面，可谁在考核、如何量化、考核结果又有何用？没听说哪一个领导的提拔是因为考核成绩高！不跑、不争会有人想到提拔你吗？跑，靠的是关系，争也许要看政绩，于是我们的许多干部在争着提高GDP，争着做面子工程，真正为老百姓办事，能“业绩突出”吗？ 王夫之“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读通鉴论》）。孔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我觉得廉政建设如果只是想通过惩罚一两个贪官污吏来杀一儆百、整顿吏治，也许效果不会明显。主要应是采取科学的考核措施，约束官员，形成良好的廉政习惯。所以我觉得应该学习蒙古族的诚信文化，让诚信成为官员考核的标准之一。让考核成绩关系到官员的升迁，而且鼓励官员说真话，给说真话的官员以更多的升迁机会。 元朝大臣前仆后继，不畏强权，敢于同帝王抗争的精神、人格独立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事实上，元朝文武官员人格独立率真抗上的精神其实跟元政府思想宽容，推崇仁恕之道分不开。从忽必烈时代开始，元政府就有意识包容一些“异端”分子。如果我们总是提拔说假话的，打击说真话的，那我们的官员怎么会有诚信？我们的廉政建设只能是说说而已。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央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重要任务来抓，旗帜是鲜明的，措施是有力的，成效是明显的，为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特殊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方向，我们应该在深厚廉政文化积淀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努力形成完善的制度，利于执行；力求言路通达，上下官员都能秉公直言！ 张养浩在《庙堂忠告》一书中曾言：“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处世，恭慎以率百僚。”让我们的官员在诚信选拔、诚信考核的基础上，树起政府诚信的大旗！
参考文献 ①李凤斌等著：《草原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②那顺德力格尔主编：《成吉思汗箴言解析》，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60页 ③内蒙古典章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编：《〈成吉思汗法典〉及原论》中《成吉思汗法典》行为法第五十二条 ④〔法国〕勒内·格鲁塞著，谭发瑜译：《马上皇帝》，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130页 ⑤刘承：《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第5卷第4期 ⑥李红丽（吉林大学）：《论元代文职官员考核制度》，硕士论文，第18页
作者单位：刘霄杨，山西财经大学；杨莉，鄂尔多斯市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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