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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开沟遗址位于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乡朱开沟村（朱开：蒙古语“心脏”的音译名，亦写作珠儿开或朱日很），中心区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朱开沟水自东北向西南流，至纳林塔注入束会川，再向南流入 牛川、窟野河，后汇入黄河，窟野河水系就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著名的“闫水”。 该遗址1974年发现，内蒙古文物工作队（今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先后四次进行了发掘，总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发现居住房址83座、灰坑（或窖穴）207个、墓葬329座、瓮棺葬19座，出土可复原陶器510余件、石器270余件、骨器420余件、铜器50余件。另外，还采集了大量陶器标本和可供鉴定种属的动物骨骼标本等。根据对出土遗迹、遗物的综合分析可知，该遗址的时代上限约相当于距今4200年的龙山时代晚期，下限约相当于距今3500年的商代前期，这一阶段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商朝前期，前后延续约800年。朱开沟遗址人类活动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特征鲜明，为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古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鉴于它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学术界将以朱开沟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朱开沟文化”。2006年5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发现的房址绝大多数为浅穴式或地面式单间建筑。平面形制多呈方形或长方形，少数呈圆形。面积最大的约41平方米，最小者仅3.2平方米，多数为10～20平方米。门向依所在位置地势的不同而各有所异，但总体上以东南向和西南向为主，大多数房址都有凸出于室外的长条形门道。房址的居住面都较为平坦，以用黄泥和红泥铺垫成者为多，多数都经烧烤。有些房址在垫土居住面上抹有白灰面，较光滑坚硬。在居住面中部设灶。房址墙体主要有两种建造形式，一种为黄土砸筑，内混杂大量的石块、陶片等，另一种则为木骨泥墙式建筑。 发现的灰坑主要有圆形直筒状、圆形袋状、椭圆形直筒状三大类，另外还有长方形、方形直壁竖穴，长方形、方形斜壁覆斗状坑等几种。多数灰坑形制较规整，应是废弃的窖穴之类的设施。 发现的大多数墓葬都分布在相对集中的几个小区内，大多数有一定的排列顺序可寻。多数为平面呈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少数墓穴近底部设有生土或熟土二层台。有一定数量的墓葬在穴壁上设有壁龛、头龛或脚龛。少数墓葬有木质葬具。绝大多数为一次葬，骨骼保存较为完整。绝大多数为单人葬，仰身直肢。有一定数量的双人、三人、四人合葬墓。合葬墓多数为以男性为本位的异性合葬墓，男性仰身直肢，女性或儿童侧身曲肢。 约占总数1/3的墓葬有随葬品，随葬品的种类以陶质生活器皿为主，另外还有石、骨、铜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约占总数1/10的墓葬有殉牲，种类主要为猪或羊的下颌骨。 所发现的瓮棺葬都位于居住址内，所葬者均为儿童，葬具都是较大型的实用陶质器皿。出土的遗物大体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三大类。生产工具不仅数量多，而且反映农业、狩猎、日常劳作各个门类的应有尽有，特别是一些青铜兵器、工具、用具的发现，不仅使朱开沟遗址成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仅有的“出土青铜器的夏商时期古文化遗址”，而且也因为发现了时代最早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而倍受瞩目。朱开沟遗址的陶器群以三足器特别发达而著称，尤其是以“花边鬲”“蛇纹鬲”“三足瓮”“带钮罐”等器物构成的特有组合，不仅地域鲜明，而且独具特色。 朱开沟文化的制陶业十分发达，这不仅表现在陶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炊、盛贮、食、饮等诸器类应有尽有等方面，而且陶器的形制复杂，制作工艺高超，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所远远不及。另外，从朱开沟文化高超的陶器制作工艺，特别是部分陶器（诸如方格纹单把鬲等）规整划一的形制等方面分析，此时可能已经有专门制作陶器的工匠。专业陶工的崛起，意味着社会已有了分工，这也是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产物。 朱开沟文化的确立，证明距今4200年～3500年前，在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区域内，居住着一支具有明显自身特征的人类集团。他们是以大约距今55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即“海生不浪文化”）以来，在本地区延续生存、发展下来的人群为主体构成的，同时也吸收、结合了部分来自周邻地区人类群体的文化因素，共同创造了本地区原始社会末期的辉煌历史篇章，同时对周邻地区的人类集团，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 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人类集团，其社会经济主要以发达的农业经济为主，同时拥有家畜养殖业、制陶业、酿酒业、商品贸易等，晚期已掌握青铜铸造技术。朱开沟文化时期的贫富分化已经较为明显，私有制已经产生，男性对女性所拥有的权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夫权的范畴。种种迹象表明，此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应处于父权制高度发达的军事民主制后期阶段，绝不逊色于中原地区同时期人类集团的发展进程，已步入文明社会的门坎。 高度发达的朱开沟文化，之所以未能像中原地区的夏、商族人一样，率先完成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升华，主要是受逐渐恶化的自然环境的制约。但在这次自然灾害面前，植根于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人类集团，并没有像祖先那样，简单地逐气候而迁徙，而是适时改变土地的利用方式及经济结构，社会经济由农转牧或半农半牧。由此，中国北方畜牧文化的雏形，首先在鄂尔多斯地区从原始农业文化中分离出来，完成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亦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朱开沟文化的发现和确认，极大地推动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原始社会史和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研究工作。 原载：白明德主编，庄国瑞、陈静编著《大美伊金霍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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