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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明起源 追溯伊金霍洛地区文明的起源，不能不提到乌兰木伦遗址，由前文的详细介绍可知，萨拉乌苏遗址、乌兰木伦遗址、水洞沟遗址形成了一个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的完整序列，在内蒙古地区乃至华北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再一次证明了鄂尔多斯草原是早期人类进化的重要舞台之一。同时，遗址文化内涵中反映出的一些具有西方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特点的石器，表明鄂尔多斯地区曾是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数万年前人类活动踪迹，显示了这一区域曾经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同样，前文也详细介绍了距今4200年～3500年的“朱开沟文化”，地学研究成果表明，推动畜牧业从原始农业分离出来的动力是气候变迁。第四纪研究早已指出，距今3500年～3000年欧亚大陆气候转入冷期，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人类集团逐渐改变了生产方式，由农业向牧业或半农半牧转变，所以为应对冷期的气候，导致畜牧业在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方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并在草原环境下逐步发展为游牧方式。由此，中国北方畜牧文化的雏形，首先在鄂尔多斯地区从原始农业文化中分离出来。 二、战国风云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最初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典型、成熟的放养型畜牧业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00年左右，游牧型畜牧业则晚于放养型畜牧业。只有游牧业出现，畜牧业才真正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迁移是游牧生活的基本特征，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考古学界在西周晚期、春秋早期的墓葬中曾发现成套马具（见《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马具是推动牧人与畜群走向草原的物质依托，从人们跃上马背的那一刻起，草原就成为他们的舞台，而匈奴人是登上历史舞台最早的草原民族。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采取“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草原民族势力的增强。这一时期秦、赵、燕均与匈奴发生战争，争夺宜农宜牧的草原地区，双方互有胜负。由于匈奴势力的增强，各国不得不考虑长期持续不断的驻守警戒，故而北方诸国纷纷在边境修筑长城，秦国昭襄王时期修筑的防御长城就穿越今伊金霍洛旗旗境，这一段古老长城历经烽火洗礼、岁月沧桑在向我们讲述当年金戈铁马的对垒。 三、秦汉布武 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此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而逐渐强大以至于统一的中原王朝，一则为边境安定，二则为经济利益，同匈奴在北方边境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评述汉代统一形势下各地区的经济状况时谈到，天水、陇西、北地（包括今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境）、上郡（包括今伊旗、东胜、准旗、乌审旗境）“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可见这一地区是双方均想占有的富庶之地。 在秦国忙于征战六国统一天下期间，各国都没有精力对付北边的匈奴，匈奴人乘机南下，重新占领了北部边郡的许多地方，并以河南地（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南及鄂尔多斯地区）为据点，直接威胁着秦朝的政治中心咸阳。对匈奴用兵，消除匈奴人的军事威胁，成为了秦朝统一六国后的当务之急。 秦始皇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公元前215年～公元前213），秦始皇派遣将军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春，蒙恬统主力军从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市南）北出长城攻其东；杨翁子率偏师由肖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出长城攻其西。匈奴败逃。秦遂取河南地（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南及鄂尔多斯地区）。沿河置44县，移民垦守。因匈奴不断来攻，次年秋（秦时以十月为岁首正旦，此时当始皇帝三十三年），秦始皇复命蒙恬军又北渡黄河，取高阙（今内蒙古狼山中部计兰山口），攻占阳山（今内蒙古乌加河北的狼山、阴山）、北假（秦汉称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夹山带河地区）。匈奴不敌，向北迁徙。 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为巩固河南地区，秦置九原郡（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为防匈奴南下，蒙恬奉命征发大量民工在燕、赵、秦长城基础上，修筑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对巩固秦北部边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初，由于边疆地区汉军并不占据绝对优势，故而时战时和，但匈奴一直是边境上极大的隐患，故而至汉武帝时期，国力富强之后，开始积极处理边境问题。清代史学家赵翼在评价汉武帝的建树时说：“抑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主要通过军事方式实现疆土拓展，使汉帝国的版图达到极盛规模，意义十分重大。“其中有秦所本有，已沦入外国而武帝恢复之者，如朔方、朝鲜、南越、闽粤，秦时虽已内属，然不过羁縻附隶，至武帝始郡县其地也。并有秦所本无而新开辟之者，西北则酒泉、敦煌等郡，南则九真、日南等郡，西南则益州等郡，而西域三十六国，又秦时所未尝闻也。统计武帝所辟疆土，视高、惠、文、景时几至一倍，西域之通尚无与中国重轻，其余所增地永为中国四至，千万年皆食其利。”而最重要的，是西北方向的扩张：“因匈奴屡入寇，则使卫青七出塞，击，收河南地（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南及鄂尔多斯地区），置朔方郡。公孙敖筑受降城，徐自为筑五原塞，千余里列亭障，至卢朐，徒贫民实之。又使霍去病六出塞，击匈奴右地，降浑邪王，筑令居以西，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又使李广利伐大宛，斩其王母寡。自敦煌西至盐泽，起亭障，屯田于轮台、渠黎。此开境于西与北者也”（《廿二史札记》）。 秦汉时期鄂尔多斯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原王朝的控制之下，并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开发，鄂尔多斯地区汉代墓葬很多，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这种开发始于秦始皇，盛于汉武帝。这一时期的经济开发，不仅使鄂尔多斯地区的社会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而且对这一地区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四、隋唐怀柔 隋唐以来在鄂尔多斯地区活动的游牧民族主要是突厥人，隋代为了边境的安宁，乘突厥内乱分裂之机，采取分化政策，扶持了以启民可汗为首的贵族势力，使北部边疆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隋炀帝曾北巡榆林郡（包括今伊金霍洛旗、东胜、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在内）一带，与诸部族首领相处甚欢。 从唐初突厥归附以来，虽然实现了大漠南北和中原地区的统一，但唐王朝不断征发突厥骑兵参加东征西讨的战争，兵役负担日益加重，同时又对突厥严加控制，因此引起了突厥人民的强烈不满。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大漠以南归单于大都护府（在今和林格尔县）管辖的二十四州突厥人民数十万人，奋起反抗唐朝的统治，突厥人集中的鄂尔多斯地区尤为激烈。公元682年，突厥贵族骨咄禄利用突厥人民反唐情绪，重新建立了一个奴隶制的突厥割据政权，又称后突厥。其弟默啜继可汗后，经常发兵侵扰唐朝的北部地区。这时正是武则天当政时期，由于惧其兵势，曾将居于鄂尔多斯的丰、胜、夏、灵及晋北地区的朔、代六州的突厥降户数千帐（户）退给后突厥，还给予了大量的谷种、农具、铁器等。但默啜可汗并不就此罢休，武周大足元年（701年）又“寇盐、夏，掠羊马十万”，气焰十分嚣张。 武周之后，唐中宗即位，任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加强在北部地区对后突厥的防御。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张仁愿乘默啜可汗向西突厥进攻之机，夺取了漠南之地。于阴山之南、黄河以北、沿河套外围的边防地带险要处，修筑了三个军事城堡，叫做东、中、西“受降城”。其大体位置：东受降城在今托克托县境内，中受降城在今包头西，西受降城在今临河县境内，这就是著名的三“受降城”。三城相距“各四百里”，并置“烽候千八百所”，从而控制了阴山以南包括河套在内的广大地区，断绝了突厥贵族南下侵扰之路。 唐中叶以后，鄂尔多斯地区的畜牧业和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西南部的六胡州一带，是突厥人集中的地区。这里的畜牧业相当发达，盛产马匹。随着突厥人与汉族的交往增加，一些突厥人也开始经营农业。丰州、胜州是唐朝设在鄂尔多斯地区的边防重镇，在这一带实行军屯，从内地招民垦种，促使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贞元年间（785年～805年），在丰州（今杭锦旗一带）开凿咸应、永清两渠，灌溉面积达几万亩。9世纪初时，东起振武军（今托县境），西至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新唐书·食货志》卷54）。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说，胜州（今托克托县、准格尔旗境）、麟州（今伊金霍洛旗一带）“两州中间，地名‘富谷’，人至殷繁，盖藏甚实”（《新唐书·食货志》卷54）。唐代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游牧民族，除了突厥以外，还有西北地区迁来的党项及吐谷浑，总体上来说，唐朝对于边境游牧民族采取的是防卫掌控、怀柔处之的策略。 五、宋明战和 公元756年“安史之乱”后，西北各少数民族贵族纷纷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唐朝为了不使党项与吐蕃协力扩张酿成边患，进而控制西北的少数民族，唐代宗于公元764年采纳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建议，将居于庆州的拓跋朝光所率的党项部众迁往银州（今陕西榆林市东南）以北、夏州以东地区，即鄂尔多斯的东南部，号称平夏部。后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率所部万人会同唐军镇压黄巢起义军有功，于中和三年（883年）被封为夏国公，赐姓李。从此夏州拓跋氏称为李氏，并获得了“定难军”的称号，统辖夏、绥、银、宥四州之地。鄂尔多斯地区有着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游牧部落和游牧民族驻牧的地方。平夏部在包括鄂尔多斯南部地区在内的夏州一带站住了脚，并逐步发展成割据势力。 宋朝建立后，统治者吸取唐末藩镇割据导致灭亡的教训，企图削弱甚至消灭平夏部的割据势力；而平夏部也自恃实力日甚，又欺宋初兵弱，也积极准备进行摆脱宋朝控制的斗争。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至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宋夏之间战争不断，期间公元1038年，李继迁之孙李元昊正式称帝，建立了西夏。西夏建国之后，虽然将其政治中心移于河西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但仍然十分重视对夏州故地的经营。西夏在鄂尔多斯地区先后设置了丰、胜、夏、宥以及南部的银、绥、盐、麟、府等州。1043年双方议和，西夏向宋“称臣”，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宋夏之间的冲突才逐年减少。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宋朝乘西夏皇帝惠宗被梁太后囚禁，帝党、后党斗争尖锐化之机，发五路大军五十万人进攻西夏，结果被西夏击溃。第二年，宋朝派徐禧在夏、银、宥三州交界地修建军事要塞“永乐城”，建成后名“银川砦”。永乐城位于鄂尔多斯南部无定河南岸，作为宋朝置于宋夏边界的一个军事据点，对西夏威胁很大。当年，西夏以倾国之师号称三十万攻陷永乐城。这次战役中，双方损失惨重，此战之后，西夏因连年征战国力不支，再一次与宋议和。宋、夏之间的长年战争，多在鄂尔多斯南部进行，给鄂尔多斯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13世纪初，散居在广阔蒙古草原上的诸多游牧部落，被蒙古乞颜氏贵族铁木真所统一，于公元1206年建立了蒙古汗国。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向外扩张，首当其冲的便是西夏和金。蒙古军队从公元1205年～1227年先后六次进兵西夏。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亲自统兵十万，分东西两路进攻西夏。成吉思汗所统东路军由漠北攻入，尽占黄河以西的土地，攻陷灵州，威逼西夏首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另一路军队攻占西夏故地夏州地区，取道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境内），向西推进。夏州失陷后，东西两路军形成了对西夏都城中兴府的包围。第二年（1227年），蒙古军队进占中兴府，西夏灭亡，鄂尔多斯地区也被蒙古军队所占据。 15世纪中叶，在蒙古高原地区，故元势力虽已衰弱，而蒙古各部的互相争雄却愈演愈烈，其中主要有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他们在政治上争夺统一蒙古的霸权，在经济上争夺畜牧业赖以生存的水草之地方。在相互征战中，西部地区的瓦剌部日益强大起来，并曾一度统一了蒙古。为了抑制瓦剌部的势力，切断它继续向东扩张的通路，鞑靼部企图占领位于东西通道的鄂尔多斯地区。更主要的是鄂尔多斯地区的自然条件远比漠北好，宜农宜牧，元代时蒙古族就在这里经营畜牧业，设置过军马场，因此，这一地区对于退居漠北的蒙古诸部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从15世纪60年代开始，蒙古鞑靼部的诸部先后入居鄂尔多斯地区，最终占据了河套。明朝政府为了固守西北边疆，曾多次用兵“剿套”“搜套”“复套”。这一斗争延续了百年之久。 公元1510年，达延汗控制了蒙古各部，重新划分了六个万户。达延汗设帐于左翼的察哈尔万户境内，任命他的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为统领右翼三万户的济农（郡王或副王）。右翼三万户的鄂尔多斯万户驻河套地区。公元1532年巴尔斯博罗特去世，他的长子衮弼里克墨尔根袭济农之位，号称彻辰汗，统领鄂尔多斯万户，他就是后来鄂尔多斯部封建主的祖先。从此以后，鄂尔多斯部一直没有离开过河套地区，他们在这里经营畜牧业，和汉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共同开发河套地区，对这一地区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六、七旗定治 16世纪末叶，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满洲族）部强大起来。女真部的首领努尔哈赤于1616年称汗，建国号为金，史称后金。后金的满族统治者为了实现统治全国的野心，就首先征服介于它和明之间的漠南蒙古。1632年，后金大举进攻察哈尔部，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战败西走，1634年死于青海。1635年察哈尔部归附于后金。这个时候，鄂尔多斯部内分为所谓“四十二支”，力量涣散，多数封建主先是归附林丹汗，察哈尔部归附后今后，又向后金称臣。1636年皇太极改金为清。到1640年，漠南蒙古各部封建主全部归属于清朝。 鄂尔多斯部归附清朝以后，就实行了盟旗制度。当时鄂尔多斯部济农是额璘臣，额璘臣降清后，清政府于顺治六年（1649年）封其为多罗郡王，封地为左翼中旗，俗称郡王旗（伊金霍洛旗前身）。衮弼里克墨尔根的其他后裔分别封给左翼前旗（准格尔旗）、右翼前旗（乌审旗）、右翼后旗（杭锦旗）。顺治七年（1650年）又封右翼中旗（鄂托克旗）、左翼后旗（达拉特旗）。六旗共建一盟，会盟地点在伊克昭（王爱召），故名伊克昭盟。额璘臣担任第一任盟长。雍正九年（1731年）又增设一旗为右翼前末旗（札萨克旗），全盟共有七旗。除额璘臣外，其他各旗的札萨克分别封予贝勒、贝子、镇国公、一等台吉等爵位，他们都是对清朝效劳有功的，有的还参与了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对新疆准噶尔部、青海和硕特部的战争，以及镇压鄂尔多斯地区及陕西神木、定边等地的反清运动。 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宫一开始在王爱召附近，由于额璘臣是盟长，为了便于对成吉思汗八白宫进行管理和祭祀，就将八白宫迁到自己封地境内，安奉在巴音昌呼格河畔的草原上。这个地方被称为“伊金霍洛”（圣主的院落），后来，祭祀成吉思汗的相关灵物虽然分在几个旗供奉，形成几个“霍洛”，但八白宫的核心部分成吉思汗灵帐一直供奉于此处。因而郡王旗地位特殊，为七旗之首，会盟也一般在郡王旗举行。 七、时代新章 1958年郡王旗、札萨克旗两旗合并，初称“札郡旗”，1959年经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批准，取名为“伊金霍洛旗”（因成吉思汗陵在此地）。 有人认为，鄂尔多斯如今快速发展没什么了不起的，无非是资源丰富，卖煤、卖电就富裕了，这种观点是不全面、不客观的。鄂尔多斯经济发展水平原来是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最差的。改革开放之初，农业是吃返销粮的“大户”，现代工业基本是空白。然而，穷则思变。伊克昭盟的干部群众不等、不拖、不靠，而是以自身的努力，勇敢开拓创新，敢为人先，并创造若干第一： 1979年秋伊克昭盟盟委召开会议，分析“包产到户”的成果，下发了《全盟旗县委书记扩大会议讨论推行生产责任制的纪要》，并在《鄂尔多斯日报》公开发表，在全盟公开推行包产到户，在全国地级市第一，《纪要》作为历史见证，珍藏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内； 1980年8月，伊克昭盟在全盟扩大畜牧业生产责任制，走在内蒙古自治区和西部省区前列； 1979年，伊克昭盟在内蒙古乃至西部省区，第一次以补偿贸易的方式从日本引进先进技术，建立伊克昭盟羊绒衫厂，由此发展为现在鄂尔多斯集团。 “七五”期间，伊克昭盟大力推行“工业强盟”战略，培育起鄂尔多斯羊绒集团、伊克昭盟煤炭公司（现伊泰集团）、伊克昭盟化学工业企业集团等带动工业化进程的龙头企业，并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在1996年～1997年相继成为上市公司。 进入21世纪，鄂尔多斯提出“二次创业”，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带动内蒙古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一批批大项目迅速落地、迅速建成，为鄂尔多斯的发展增添了强劲的动力，原规划201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00亿元的目标2007年提前实现。2007年，鄂尔多斯市已经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中综合经济实力名列第一的经济强市、经济大市。 在鄂尔多斯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伊金霍洛旗也抓住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近年来，伊金霍洛旗秉承“转型发展、统筹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以创新的思维和举措，走出了独具特色的科学发展道路，丰富了“鄂尔多斯模式”的内涵，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十二五”期间，伊金霍洛旗的发展实现了兼顾速度和质量、兼顾眼前和长远、兼顾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地区综合实力显著提升，结构转型迈出重要步伐，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民生效益更加凸显，2014年在第十四届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百强县排名列第17位，跻身中国西部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县（市、区）前3位。2014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676亿元，增长7.5％；公共财政预算收入75亿元，增长7.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60亿元，增长16.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亿元，增长10.1％。城乡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6193元和13450元，增长7.7％和10.9％。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伊旗财政每年将可用财力的65％以上用于民生和社会事业，全力保障城乡居民病有良医、住有宜居、学有优教、老有颐养、劳有丰酬，被中央党校《理论前沿》课题组命名为“全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样板旗县”。 2016年，在中国最具幸福感县级城市排行中伊金霍洛旗居全国百强第6位，这样的幸福城市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它看得见、摸得着。走在伊金霍洛旗的大地上，你可以看到到处朝气蓬勃、欣欣向荣，在这个充满发展活力、发展机遇的时代，人们正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编织着属于自己的中国梦。 原载：白明德主编，庄国瑞、陈静编著《大美伊金霍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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