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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的定位，首先遵循城市地理空间的有机变化原则。中国城市行政区划的不断调整，导致了区域文化要素的不断重构，从而为城市区域文化定位与意象塑造带来了困难。在一个不断需要差异化、名片化、品牌化的区域竞争的时代，以区、县为单位的文化生态定位，已经成为区域综合竞争力构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印记。英国学者克朗认为“文化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文化就是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事物”（《文化地理学》）。而文化就是人类经过时间投射在空间上的观念和想象。城市文化存在于文本中，更投射在城市的地理空间之内。并且“文化就是人类生活所经历的各种物质形态（空间的建构物）和象征形式（文本、节庆）产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文化地理学》）。所以说，文化存在于各种空间以及某种思想观念产物如文学、学术、影像等文本之中。因此，空间的变迁，决定了一定时期某个区域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存在。城市文化，必然是基于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各种经过物质和活动所形成的精神观念和价值观念。 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伴前行 游牧业和农业作为人类最古老的两大产业经济部门，并没有高低阶段之分。与两大产业经济部门相对应的“游牧文化”（即“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两大文化系统。从起源情况看，在多数地区，如北亚、中亚，是游牧文化先于农耕文化；在少数地区，如西南亚，农耕文化先于游牧文化。生活于这两大文化系统下的游牧人和农耕人在亚欧草原上长期相争，冲突30多个世纪，冲突间隙休养生息，以利恢复，以备再战。 就伊金霍洛旗而言，其实也处于这样一个大背景中。以“伊金霍洛旗”这个名称去考察它的地理空间范围截止目前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更早以前它的前身是郡王旗、札萨克旗，再往之前是蒙古鄂尔多斯部贵族的封地，元代处于大一统的疆域之内，宋代是与西夏角逐的边塞之地，隋唐时曾是突厥、党项、吐谷浑与汉民族融合相处的区域，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羌胡、铁弗匈奴曾是这里的主角，两汉、先秦中央王朝凭借自己的实力远远驱走眷恋此处丰美水草的匈奴族众，再久远一些，这里是属于胡族的林胡人、楼烦人的天地……这样一路追寻恐怕要上溯到已经开始有简单畜牧业的“朱开沟人”。在这数千年的历史里，没有哪一时期、哪一处历史是在重复，时间总是以日新月异的方式撬动历史的车轮向前，但是在伊金霍洛旗历史踪迹的车辙里总伴随着一种痕迹——马蹄的印痕，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从来不缺少马背民族的身影。所以“游牧文化”是这片土地的天然文化特征。 同时“农耕文化”也很早就为区域的繁荣发挥着作用。以秦汉时期为例，汉匈关系一直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而鄂尔多斯河套一带则是这种关系表现最集中的地区。因此，从秦始皇开始，屯驻大量士卒于鄂尔多斯河套地区，以御匈奴，就成了秦汉两朝的基本国策之一。为了解决由内地向遥远的边疆运送大批军粮的困难，以保证兵不缺粮，汉文帝时西汉政府提出了屯田的办法。当时晁错上书云：“今远方士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备之，使远方无屯戍之事”（《汉书》卷49）。大规模地向边塞开拓，主要是在汉武帝时期。汉宣帝时，后将军赵充国提出著名的“屯田奏”，详陈屯田的利益和战略上的重要作用。实行这样的政策，直接原因是由于受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不如此就无法解决戍边军需的供应问题。而结果却通过穿着士卒衣衫的农业人口，把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农业种植和农耕技术向鄂尔多斯等边塞地区广为传播，这对鄂尔多斯等地的经济开发，在客观上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秦汉时期可以说是鄂尔多斯第一次大规模经济开发时期，之后在隋唐时期，也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而互相促进的时期。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曾说：“汉唐之所以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噩梦》）。其实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在边疆地区“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一直并存，虽有对抗，但实际上相得益彰。这两种文化形态虽然在不同时期居于主导或辅助的关系不同，但在这一地区总是同时存在。 伊金霍洛旗的“游牧文化”正是基于其“地理空间范围内各种物质和活动所形成的精神观念和价值观念”，这一文化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有充实的现实内容。所以一则能够自然而然的影响民间生活习俗；二则成为地区的文化标志，比如由“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祭祀”所体现出的一系列的文化内涵、所塑造的文化形象；三则成为地区文化发展的源泉，正是有“游牧文化”这样的文化基因，所以今天的苏泊罕大草原（活态文化博物馆）、蒙古源流文化景区的建设，才不会显得突兀，不会让人觉得是刻意所为，它们的繁荣发展也因为内涵深厚而顺理成章。而同时在伊金霍洛大地上“新农村”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并且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与突破，蒙汉群众在两种文化的融合相伴中正在把伊金霍洛旗建设得越来越富裕、越来越美丽。 二、边塞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影响 毫无疑问，无论秦汉隋唐、还是宋元明清，伊金霍洛旗所属地区多数时候都是不同势力之间疆界划分之处，尤其明朝以来以长城为界，有着明显的分界线，长城以南是农耕文化，长城以北是游牧文化。中原沃土孕育了华夏文化，华夏文化自然是农耕文化。中原适宜的气候和稳定的农业生产刺激了人口增长，迅速增长起来的人口又因其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问题而不得不四处迁移。中国历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就是证明。由此也产生了以边塞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这里与伊金霍洛旗直接相关的便是“走西口”这样的历史场景。 “走西口”反映的是中国的移民史，是我国北方边疆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明神宗实录》载：“汉民移居大漠（内蒙古）南北由来已久。”大批汉民移入内蒙古大约在16世纪中叶，即明嘉靖年间。因此走西口实际上就是我国近代史上历经两个世纪、名闻遐迩的大移民、大逃荒。明朝统治者把长城视为禁区，严禁汉人出塞。而在清代，清廷对内地人民出口耕种、商贸时禁时弛。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社会等种种原因，清官府和民间通过屯垦、私垦、放垦等，使走西口这个移民活动经历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从清康熙到乾隆时期。这一高峰持续时间长，但清廷限制去往边塞之地的人数，不准携带家眷。因此走口外的人只能春去秋回，被称为雁行客。第二次是咸丰年间。咸丰年遭荒旱，再次形成走西口高潮。第三次是光绪年间，由于光绪皇帝的移民实边政策，形成第三次走西口的高潮。走西口的人来到塞外，与草原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开发。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广袤草原和大漠上，不仅用汗水绘制出良田万顷、五谷丰登的塞上江南美景，而且创建出商贾辐辏、百货杂陈的繁荣城镇。 清代前期，晋、陕汉族农民进入鄂尔多斯从事农耕，主要以租耕“伙盘地”的方式进行，即民间所说的“跑青牛犋”，春来秋归，即前文所说“雁行客”。春天，晋、陕汉族农民带着籽种、耕牛、农具，来到鄂尔多斯东南部地区租赁一片土地，在租赁的土地附近搭起临时生火做饭的灶房，即“伙盘”，秋天带着收获的粮食再回到老家山西、陕西。清代中期以后，一些晋陕农民、商人渐渐以长久性租用土地或购买土地的方式获得了耕地的长久性使用权，同时在鄂尔多斯地区建立房舍定居下来。道光年间以后，在鄂尔多斯定居下来的晋、陕农民、商人越来越多，至光绪放垦时期，形成了移民高潮。 晋、陕汉民大量迁入鄂尔多斯定居后，既把晋、陕农耕文化、民间艺术带到了鄂尔多斯，同时也接受着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蒙古族民间艺术的熏陶和感染。于是，晋西北、陕北的汉族民间文化与蒙古族民间文化在鄂尔多斯得到了迅速的、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这其中能够印证文化交流、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形式莫过于“漫瀚调”，这种最初歌词中夹杂蒙古语词汇、汉语方言，到最后逐渐发展为用蒙古族的音乐、汉族的歌词的歌唱形式，最能体现边塞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往与融合的情形。此外，在长期的交往与共同耕作、放牧的劳动生活中，相互之间的生活习惯都有很大的变化，比如在这一地区的汉族也早已习惯了熬奶茶、吃大块羊肉等饮食习惯，蒙古族也与汉人学会了腌渍蔬菜等等农区生活习俗。甚至在性格特点上也有相互影响，长期生活于广袤草原之上，铸造了蒙古民族粗犷、开阔、宁静的个性，在与自然灾害、猛兽对抗的过程中，也练就了他们强悍、勇敢、豪放的作风。而自古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民众，习惯于坚持不懈地在土地上耕耘劳作，使他们具备了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忠恕、礼让、仁爱的交往态度，具有内向知足、安分守一性格特点。如今包括伊金霍洛旗人在内的鄂尔多斯人与其他地区的人相比在性格上有不少突出特点，如大方豪爽、踏实憨厚、敢作敢为、勤快朴实、待人热情等等，可以说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蒙汉人民互相学习对方优点、取长补短而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性格特征。 的确“文化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生活中“文化”随处可见，生产劳作、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游艺娱乐中无不体现一个地区独特的文化。“文化就是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事物”，这种“赋予”，既可以是针对单独个体，也可以是针对一群人、一个团体乃至于一个地区，就像文化定位之于伊金霍洛旗，是为它今天“生命的状态”寻找其来有目的根源，亦为它今后“生命的辉煌”确定一种内涵的支撑，知晓一个地区的独特性所在，才更容易为她量身打造适合的发展方式与发展路径。 原载：白明德主编，庄国瑞、陈静编著《大美伊金霍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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