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拉特旗北部长城新考

        1978年6月，鄂尔多斯市文物工作者在普查文物时，在达拉特旗的北部、黄河南岸发现了一段古长城。据《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介绍：“长城遗迹主要途经之地为东起新民堡乡新民堡村东南的哈什拉川西岸，往西经门肯梁、泊合成、糖匠圪梁，经树林召乡秦油房至王二窑子村东约2公里处。遗迹位于黄河冲积滩向丘陵沙漠的过渡地形，地势略为平缓，沙化程度较大。遗址所在地南高北低，略呈斜坡状，长城遗迹依11O°～140°的方向延伸，依地势略为曲折，夯筑而成，除流沙覆埋地带呈土脊状外，大多清晰可辨。宽基约10米，残顶宽2.5米～3米，保存较好者残高约2米，由一种呈白色的粘土夯筑而成。”

        这段长城的发现引起了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高度关注。1996年内蒙古考古学家李逸友先生对鄂尔多斯地区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实地考察。通过考察，李逸友先生对史念海先生在1979年提出的战国秦长城北端走向给予了修正。他在《内蒙古史记丛考·战国时期秦长城北段遗迹的探讨》一文中说：“史念海先生在点素脑包所见的秦长城建筑台基，应属于战国秦长城防御体系之内，在点素脑包周围未发现有战国秦长城遗迹，并非都已被风蚀湮埋，而应该是原来就未曾筑过长城”。同时他提出秦昭襄王长城行至鄂尔多斯高原中部，长城并没有向东向北经过点素脑包而与十二连城相连；相反，应是向西北方向延伸，直到东胜市东北方的省城梁亚麻图沟中断。他推测，这段长城应与被库布其沙漠隔在50公里以外的达拉特旗北端的那段长城相连，是战国秦长城的一部分，它的东端止于今十二连城。

        李逸友先生认为这段长城是战国秦长城，主要依据有二：一是《史记.匈奴列传》里关于秦在上郡筑长城的记载：“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据此，李逸友先生得出结论：“秦惠王时，今鄂尔多斯东南部地区就已归入秦国版图。”二是根据《史记》卷五《秦本纪》中的记载，秦昭襄王二十年“之汉中，又之上郡之北河”，认为“秦昭襄王在长城筑完后到边疆巡视，直到黄河边为止，其时为公元前287年。当时，秦国主要是防御西北方的胡（匈奴），在黄河以南兴筑长城等系列的防御设施，是将其领土包围在长城以南。因此，今达拉特旗北部所建的那一段长城，可能是战国秦长城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后便会发现，秦惠文王时，鄂尔多斯东南地区并没有归入秦的版图，秦昭襄王二十年，秦国也未能把长城筑到黄河南岸。李逸友先生之所以依据文献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对“上郡”和“北河”这两个历史地理概念的理解有直接的关系。

      文献记载中的“上郡”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疆域范围。秦惠文王十年，秦击魏，魏纳上郡十五城于秦。秦国从此拥有了上郡，但此时的上郡仅仅局限于延绥等州，也就是现在的延安绥德一带。到了秦昭襄王时期，由于赵国发生政变，赵武灵王被困死于沙丘，秦国乘赵国政局不稳向北拓展。秦昭襄王十二年、十三年，秦国夺取了曾经是赵国势力范围的中山亡国之君的迁徙之地肤施以及鄂尔多斯东南部的广衍。至此，秦国上郡的范围才扩展到陕西北部、鄂尔多斯东南部。到了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宣太后用计杀死义渠王，并消灭了义渠国的残余势力，最终把义渠国纳入秦国的版图，建立了陇西、北地两郡，并且在陇西、北地、上郡三郡的缘边修筑了战国秦昭襄王长城。这里须指出的是，秦昭襄王长城的北端恐怕并不是如史念海先生或李逸友先生所言，“止于十二连城”，窃以为应止于赵国新建云中郡的南部边界。关于赵国云中郡的西南边界区划（辛德勇称九原郡），我非常赞同辛德勇先生的分析。赵国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并且自代傍阴山下筑长城，目的是防备北方的匈奴。同时，西面和南面的林胡依然需要防范，现在鄂尔多斯东胜区与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交界处有一段向西北方向延伸的长城，还有一段向东延伸的长城，据辛德勇先生考证，可能就是赵国九原郡西南边界上的长城遗迹。既然秦昭王长城的北端只能到达赵国长城的南界，那么秦国的上郡北限也大概到此而已。

      文献记载中的“北河”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意义。一般而言，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以后时期。最早涉及到“北河”的，是秦惠文王，在更元五年时，秦惠文王为了加强北方的防卫，于是“游至北河”，在这次巡视北河时受到朐衍王（主要活动在宁夏盐池一带）的最高礼遇，向他进献了罕见的五足牛。可见，此时的“北河”应在宁夏盐池一带。秦昭襄王二十年到北河巡游的“北河”，《史记正义》说的较清楚：“王游观北河至灵夏州之黄河也”。秦始皇三十二年，派大将蒙恬西北斥逐匈奴，并在黄河右岸筑城备胡，历史上把它叫做“筑北河”。《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此记载：“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筑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这里的“北河”，就是指黄河从榆中到阴山这一大段。西汉汉武帝时期，这段河仍叫“北河”，如卫青西定河南地时，就有“梁北河”一事。班固在《汉书》里，把“北河”又叫做“西河”，究其原因，大概与西河郡的建立有关系。据史念海先生考证，西河郡的西境就是鄂尔多斯西部的黄河，因为在帝都的西面，所以北河改称为西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因黄河的流向，北流的区段叫“北河”，南面的区段叫“南河”，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是这样划分的。到了隋唐时期，黄河自高阙到胜州这一段自西向东的河流，在防范突厥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位于中原地区的北端，所以叫做“北河”。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里对“北河”的解释：“河水迳安定、北地、朔方界，皆北流；至高阙，始屈而东流；过云中桢陵县，又屈而南流。故朔方、云中之北，谓之北河”。

      通过上述分析，我认为李逸友先生对《秦本纪》里的秦昭襄王“之上郡北河”这句话的判定有误，把原本秦昭襄王巡视的是秦国北面上郡和灵夏州的北河，理解为“上郡的北河”，结果，把在榆中至阴山这一段黄河的某一处发生的事，放在了鄂尔多斯北部的黄河之上，进而得出了秦上郡北限达到黄河岸边以及秦昭襄王长城北端修到了十二连城的误判。

      对于达拉特旗北部黄河南岸这段长城遗迹的归属，还有另一种说法，这就是长城学专家景爱先生的“河上长城”说。关于秦始皇修筑的这段河上长城，虽见诸于史籍，但在黄河岸边几无踪迹，有的学者认为时间久远，筑在岸边的长城可能由于河道的变迁而被淹没，有的历史学家甚至怀疑河上长城的存在，认为蒙恬在北河上只筑了四十四座军城，而根本没有建什么长城。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乌海市黄河右岸发现了一段古长城遗迹，据考，可能就是蒙恬所筑河上长城的一段。景爱先生对这一考古发现非常重视，并确定为秦始皇所筑的河上长城，写入了他的专著《中国长城史》，同时提到达拉特旗北部黄河南岸的长城遗迹，也是秦始皇河上长城的一部分，可能是乌海长城的延续。景爱先生的结论虽有依据，但我觉得达拉特旗北部黄河南岸的长城却不可能是秦始皇时期的河上长城。理由有二：一是地理位置不符。秦始皇三十三年，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夺取河南地，将匈奴击退了七百余里，“以河为竟（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构筑了新的防御匈奴的河上防线。这条防线西起自榆中，东止于阴山，和阴山原有的赵长城共同构成黄河阴山防线。把远在赵长城之南黄河南岸的长城视为秦始皇河上长城，明显与“属之阴山”的历史记载相悖。二是与秦王朝当时的疆域现状不符。在这条长城以北，赵长城以南，还有大片的土地，面积约相当于后来汉朝五原郡的一半。如果在这里筑长城的话，那就意味着秦始皇把这片土地舍弃了，这对于横扫六合“贪戾而欲广大”的秦始皇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么，位于达拉特旗北部黄河南岸的长城遗迹，究竟应该属于何朝何代呢？

      《隋书》里曾有这样的记载：三月乙丑，隋炀帝第二次出巡北方边塞，“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四月丙午，“以离石之汾源、临泉，雁门之秀容为楼烦郡，起汾阳宫。”四月乙卯，下诏为突厥启民可汗“于万寿戍（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置城造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

      在这段关于隋炀帝大业四年北巡并修建长城的记载中，巡视活动的出发地是五原，按胡三省的说法，应该是隋朝的丰州，炀帝时改丰州为五原郡。丰州的位置据《绥远通志稿》卷一（上）省疆域沿革记载：“开皇三年，于后魏故夏州北境周永丰镇故址置丰州……州在胜州榆林郡西，相距五百三十里，其遗址当在今鄂尔多斯右翼后旗界（即今杭锦旗）。”又据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北辰教授考证，隋唐丰州“在南河之南，今库布其沙漠中”。因此，炀帝这次巡视的五原，应该在今鄂尔多斯杭锦旗库布其沙漠一带，“驾幸五原”，说明这里应设有行宫。这次巡视活动的目的之一是“出塞巡长城”，所巡视的长城，胡三省在注释中说是：“去年所筑者”，也就是大业三年，隋炀帝第一次北巡时，兴师百万修筑的“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的那段长城。实际上，隋炀帝这次出巡还有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在沙漠之北修筑“自榆谷而东”的长城。榆谷在什么地方？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里注为“榆谷当在榆林西”，也就是说在榆林郡的西部，与丰州距离应不算太远。《隋书·北狄传》有一段仁寿元年，杨素于窟结谷东南奋击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的故事，其中的“窟结”，根据文章中的地理描述，应该就是现在蒙古语称谓的“库布其”。即在隋唐时期，如今的库布其沙漠称库结沙。这一点，从《新唐书·地理志》贾耽“从边州入四夷道里”记载的“夏州通大同、云中道”这条由夏州通往大同川（即今佘太川）和云中的入蕃通道中，就提到库结沙，《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把它标在今库布其沙漠处可得到佐证。所以，“窟结”“库结”和“库布其”，应该是同一处沙漠的不同音译。“库布其”蒙古语意为“弓上的弦”，它是对横跨黄河河套的库布其沙漠的一种形象的说法。隋唐时期，北部边疆的丰、胜、灵、夏、朔、代等州一直是突厥部落聚居的地方，有好多地名都是以突厥语的形式出现的，以后又渗透到蒙语中，一直流传到现在。

        搞清了“窟结”的所指，“窟结谷”就不难推测了，它可能就是纵贯库布其沙漠的一条深谷，因为在榆林郡西，所以隋人也叫榆林谷或榆谷。而由榆谷而东所筑的长城，其位置正好处在今鄂尔多斯库布其沙漠的北缘，故达拉特旗北部的这段长城遗迹，很可能就是隋炀帝大业四年所筑长城的一段。

        隋炀帝为什么要在这里修筑长城呢？我们知道，从北周北齐到隋朝，突厥始终是北部边疆的威慑力量，中原统治者对突厥多采取“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的策略。到了隋朝，虽然中原与突厥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但无论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始终都把握和战或和防两手准备，始终把构筑长城作为防御突厥的重中之重。因此，隋文帝即位初，就下诏“缘边修保障，峻长城”，修筑了从朔方到灵武，绵亘七百里的长城，并在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的地方，建筑了数百座塞城，形成了隋初第一道防御突厥的长城防线。开皇三年，隋文帝遣卫王杨爽等八位元帅出长城全面出击突厥，把隋朝的北面防线推进到黄河南岸，树榆为塞。后来，由于东西突厥分裂，隋文帝允许沙钵略率部寄居白道川内，又答应启民可汗率部在黄河南岸的鄂尔多斯放牧。为避免北方边境受到骚扰，隋文帝还于开皇十九年，在夏胜二州之间，挖掘了一条东西拒河，长数百里的壕堑。隋炀帝时期，由于经过隋文帝开皇二十年、仁寿元年、二年连续北伐漠北的突厥，达头可汗等部远遁，碛南无复虏庭。处于漠南的启民可汗突厥，“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虽然这一时期北方的民族矛盾趋于平稳，但隋炀帝居安思危，“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大业三年，炀帝第一次巡视北方，一方面，他亲临内蒙古和林格尔的启民可汗牙帐，抚慰内附蕃夷，炫耀隋王朝的富有和强大。另一方面又“诏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拒榆林，东至紫河。”榆林，即今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的胜州榆林故城。紫河也叫红河，源于山西右玉县杀虎口附近。这条河的上游叫苍头河，先北流，然后转向西南流，经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最后注入南流的黄河，其长度大约120公里。炀帝大业三年所筑长城，就是穿越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沿着紫河自东向西，经过和林格尔、清水河县，最后抵达十二连城附近。

        大业四年，炀帝第二次北巡，一面下诏为启民可汗在内蒙古托克托县的万寿戍“置城造屋”，一面自榆谷而东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如此，隋朝北部边境的长城又进一步向北推移，自五原沿黄河南岸东西横亘的库布其沙漠缘边，再沿紫河进入到山西静乐县的楼烦郡以及恒山直至幽州，形成了一道新的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

         隋炀帝这次巡长城，不仅《隋书炀帝纪》有记载，而且《全隋诗》里隋炀帝的《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一诗中，也有非常具体的描述：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秉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摐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岩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候，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方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这首诗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一句，对我们认定大业四年所筑长城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长城横亘于沙漠之上的描述，与达拉特旗北部、黄河南岸横亘于库布其沙漠上的那一段长城遗迹何其相似乃尔。而“北河秉武节，千里卷戎旌”中的“北河”，无疑即隋唐人称之的“北河”——现在鄂尔多斯北部的黄河。

        此外，《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九云：“云中周回六十里，北去阴山八十里，南去通漠长城百里。”这就是说，在云中（今托克托县）南面一百里的地方，即现在和林格尔县境，有一条叫做通漠长城的长城，顾名思义，这条长城与沙漠相连。这条文献记载也为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炀帝三年所筑“西至榆林，东至紫河”的长城，以及炀帝大业四年所筑与之相接“自榆谷以东”的沙漠中长城，提供了重要佐证。

        以上是我对达拉特旗黄河南岸这段长城遗迹的粗浅看法。我认为，这段长城既不是战国秦昭襄王长城，也不是秦始皇时代蒙恬所筑的河上长城，很可能是隋朝炀帝大业四年所筑的“自榆谷以东”的沙漠长城。阐述中肯定有不少疏漏，甚至难以立论，诚请专家辨析疑义，指导斧正。

 

        作者：原包头建委《包头城乡建设》报社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