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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使用金属呢？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精美的青铜器？鄂尔多斯青铜时代究竟创造过怎样的辉煌文明？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理念一致，精美的青铜礼器构成了中原青铜文化的最大特色，而富有动物纹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成为北方草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 青铜时代的伊金霍洛，与中原王朝的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相对应，夏商周的历史在中原轰轰烈烈上演的同时，本地区的鬼方、羌、猃狁、戎狄、林胡、楼烦等民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开创了中国北方最早的游牧文化和草原文明。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共存、交往、争锋，书写了一幕幕历史传奇，留下了一件件文物精品。伊金霍洛地区众多的青铜时代遗址和大量精美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就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和最好例证。 青铜器 青铜器形状独特、颜色艳丽、经久耐用、极富收藏价值，这与青铜独特的金属属性有很大关系。青铜是铜与锡、铅等金属的合金，因颜色呈青灰色，所以称为青铜。青铜具有熔点低、硬度大、耐腐蚀、适宜铸造、金属光泽持久等优点。用青铜制作而成的器物就是青铜器，通常也简称为铜器。青铜器在中国古代主要使用于夏代、商代、西周和春秋时期；战国时期以后铁器开始大量使用，青铜工具便很少使用，但青铜礼器、青铜兵器的使用一直延续至汉代。青铜器的种类有礼器、工具、日用器、兵器、车马器等。［1］ 中国青铜时代 世界范围内，青铜时代文化在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有早有晚。伊朗南部、土耳其一带约在距今6000年～5000年前已使用青铜器。欧洲约在距今6000年～5000年前，印度和埃及约在距今5000年～4000年前，也有了青铜器。埃及、北非以外的非洲使用青铜器大约不晚于3000年～2000年前。 我国的青铜时代极具特色，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也毫不逊色。中国青铜时代是指先秦时期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历史阶段。中国青铜时代上承新石器时代，下启铁器时代，对应我国的夏商周时期，也是奴隶制时代。中国的青铜器文化分布地域广、时间跨度长、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和年代差异，并且分别属于若干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可能分别起源于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和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2］。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大致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共经历了夏、商、西周、春秋等时期约15个世纪。晚商和西周早期达到青铜时代顶峰，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出现和普遍使用，逐渐过渡到铁器时代，但青铜制造业仍然发达，并持续到秦汉时期，青铜器从使用到结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它的余波影响极为深远。 中国青铜时代经历了起源、发展和高潮的历史进程，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青铜时代早期，大致与二里头文化相当，年代约在距今4000年～3600年之间；已出现了品类繁杂的青铜礼器、武器和金银制品，这个时代正好处在夏代纪年范围内，这些青铜器应该是夏王朝的文化类型，此时中国已完全进入文明时代。青铜时代中期，相当于商代至西周前期，年代约在距今3600年～3000年之间；前段以郑州二里岗文化为代表，早期国家制度进一步发展，青铜器常见成套的礼器，已经发现较大的铜器作坊遗址；后段是青铜时代的鼎盛期，冶铸技术达到高峰，出土大量精美的青铜礼器、兵器、工具和车马器，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的后母戊鼎，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显示了青铜时代的繁荣，安阳殷墟是商王朝的政治中心和青铜制造中心，此时，作为中国古代社会行为规范的礼制在此时已经成熟。青铜时代晚期，相当于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年代约在距今3000年～2500年之间；出土于陕西宝鸡岐山县的毛公鼎，铭文多达32行499字，是现存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铜制货币开始出现，在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古铜矿，证明当时在开矿和冶炼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此时出现了失蜡法、焊接法等先进工业技术，并开始盛行金属镶嵌工艺、线刻工艺，装饰图案丰富多彩。 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分区 中国青铜器可根据早期铜器本身的特点和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及其演变，并结合自然地理环境可分为四个区域，即黄河上游地区、黄河中游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和北方地区。 黄河上游地区，主要是指甘肃和青海地区，是早期铜器发现最多的一个地区。早期铜器广泛发现于广义马家窑文化的遗址中，其年代为距今4900年～3600年前不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现一件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长12.5厘米，属锡青铜，合范铸制，短柄长刃，柄部有明显的嵌装木柄的痕迹，年代约为距今4900年～4700年前［3］，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青铜铸造品。 黄河中游地区，主要指黄河中游及其支流的关中东部、山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及河北北部地区。早期铜器发现于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其年代为距今6500年～3600年前不等，二里头文化发现的大量青铜器成为我国夏代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仰韶文化的铜器发现于临潼姜寨［4］和渭南北刘遗址，分别为铜片卷成的管状器、铜片和铜簪，均为黄铜制作而成，年代分别为6500年前和5900年～5000年前，堪称中国最早的黄铜制品。 黄河下游地区，主要是指山东和河南东部地区。早期铜器发现于山东龙山文化［5］和岳石文化中，其年代约为距今4400年～3600年前。 北方地区，主要是指内蒙古中南部、燕山南北和辽宁西部地区。早期铜器发现于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其年代约为距今3900年～3600年前，鄂尔多斯青铜器成为内蒙古中南部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 中国青铜器的种类与纹饰 中国青铜器类别多样、冶铸工艺精湛，在青铜器纹饰、铭文和装饰、工艺方面同样特色鲜明。中原大型的饕餮（读tāo tiè，一种特殊的兽面纹）纹饰青铜礼器，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北方小型的动物纹饰青铜器，与以三星堆青铜器为代表的巴蜀神秘纹饰青铜器等等，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青铜文化体系。 中国青铜器主要分为生产工具、兵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器等。生产工具主要有铲、锄、镰、斧、凿等。兵器主要有戈、矛、刀、剑、弩机、箭头等。食器可分为炊煮器、盛食器和取食器，主要包括鼎、鬲（读lì）、甗（读yǎn）、簋（读guǐ）、豆、盂（读yú）等，这些器物在商周时期大多属于礼器；所谓礼器，一般是指古代贵族在进行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和宴享、婚冠等活动时举行礼仪所使用的器皿，是礼制的具体体现。酒器可分为容酒器、饮酒器、温酒器和取酒器，主要包括爵、角、斝（读jiǎ）、尊、壶、盉（读hé）、勺等。水器可分为盛水器、注水器和舀水器，主要有盘、鉴等。乐器主要有铙（读náo）、钲（读zhēng）、钟、铃、鼓等，乐器也属于礼器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其他青铜器种类还有铜镜、带钩、熏炉、灯、货币、度量衡器、玺印等。 中国青铜器的纹饰种类繁多，按照题材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几何纹、动物纹和人物活动纹。几何纹主要有弦纹、乳丁纹、云雷纹、连珠纹等。动物纹主要有龙纹、凤鸟纹、龟纹、鱼纹、兽面纹等；兽面纹，常见饕餮纹，是商周青铜礼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常装饰于主要部位，作为主体纹饰。人物活动纹，主要以宴乐、舞蹈、狩猎、采桑、攻战等活动为题材。在青铜器上有时会刻有铭文，指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又称金文、钟鼎文。青铜器装饰工艺主要有镶嵌、线刻、包贴、鎏（读liú）金、髹（读xiū）漆等；其中镶嵌工艺有绿松石镶嵌、红铜镶嵌和错金银等工艺。 鄂尔多斯史前时代 文字出现以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史”，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出现于公元前1400年，之前的人类历史称为中国史前史，在中国大致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史前历史研究，由于没有文字和历史文献记载，只能依靠地上、地下保存下来的古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古代文物实物资料，即考古资料。 有关鄂尔多斯的最早历史记载始于商王武丁时期，武丁曾命其妃子——妣辛率兵13000人征讨羌方，战胜了羌方。战争进行了三年，这三年的战争也是在鄂尔多斯的土地上进行。《诗经》以“自彼氐、羌，莫敢来王”的诗句记载了这件发生在鄂尔多斯的历史事件。羌是商代我国西北方的强大部落，与商战争频繁；羌分两部，一是北羌，一是马羌。北羌活动在今鄂尔多斯西部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杭锦旗一带。“妣辛”是庙号，名为“妇好”，不仅是武丁的妃子，也是武丁时期著名的女将军；过世年代约为公元前13世纪末期至公元前12世纪前期。那么，我们可以做出一个论断，鄂尔多斯史前时代上迄鄂尔多斯最早的古人类——距今14万年前的河套人，下至商代距今3200年前的商王武丁时期，大致包括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青铜时代的夏代和商代。 鄂尔多斯青铜时代 鄂尔多斯青铜时代发源于朱开沟文化晚期，鼎盛于桃红巴拉文化时期，对应年代相当于中原的夏代、商代、西周和春秋时期。 桃红巴拉文化是北方地区著名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因鄂尔多斯杭锦旗桃红巴拉墓地最早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高原。该文化陶器很不发达，仅发现夹砂褐陶罐等。金银器以装饰品为主，如冠饰、带饰、牌饰、扣饰、项圈、耳坠等。铜器以工具、兵器、马具和装饰品为主。铁器逐渐增多，有兵器、工具和马具。墓葬形制为土坑竖穴墓，葬式为仰身直肢葬。经济形态为典型的早期游牧文化。该文化年代相当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晚期，有的学者认为可能一直到汉代。关于其文化族属，有学者认为春秋时期为白狄，战国时期可能为林胡。［6］ 夏代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主要是朱开沟文化古人类，可能就是史书上记载的熏育或鬼方。商代生活在这里的是羌，活动于今鄂尔多斯西部，商武丁曾命其妃子妣辛征讨羌。西周时期，猃狁屡犯周地，周宣王曾大举征伐猃狁，两次战争均在鄂尔多斯南部进行，并派大将南仲筑朔方城，该城可能在鄂尔多斯西北杭锦旗一带［7］。春秋时期，戎狄居于鄂尔多斯南部无定河一带，林胡、楼烦也进入鄂尔多斯高原［8］。鄂尔多斯是我国北方最早的游牧民族活动地区，这个时代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游牧部族同中原王朝形成对峙，他们使用的器物成为鄂尔多斯青铜器最早的滥觞。 匈奴与鄂尔多斯青铜器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认为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原先住在中原，后来北迁的。经过多年历史、考古专家的研究，比较有说服力的是：匈奴故地、发祥地，匈奴诞生的历史摇篮应该在河套阴山一带［9］。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匈奴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史册，是在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其实这里的“匈奴”是义渠。匈奴一词第二次出现于我国的史书，是在公元前312年，“匈奴驱驰楼烦之下”，说明匈奴已经非常强大了，此时楼烦已由赵国北部延及鄂尔多斯地区，因此位于河套之北的匈奴才能长驱直入，驰骋于楼烦之下。 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作为匈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匈奴的四处扩张也在广泛散播。鄂尔多斯青铜器随之扩散到整个中国北方，甚至广阔的亚欧大陆草原地区，并且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同中原汉文化、东北夏家店上层文化乃至欧洲的斯基泰文化形成了广泛的文化、技术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鄂尔多斯境内发现的出土鄂尔多斯青铜器的重要匈奴墓地，主要有桃红巴拉墓地、西沟畔墓地、阿鲁柴登墓地、玉隆太墓地、补洞沟墓地，以及伊金霍洛旗的石灰沟匈奴墓和干渠畔匈奴墓等。这些匈奴墓地均分布于四十里梁－东胜－点素敖包一线，该线为鄂尔多斯高原之上以北黄河冲积平原与以南黄土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亦为南北分水岭，这条线以北为平坦的库布其沙漠地带，以南为高低不平的丘陵沟壑地带，这个过渡地带构成了一条天然分界线，从而亦成为战国时期魏国、秦国与楼烦、林胡、义渠、匈奴等游牧部族的势力分界线，也是秦末汉初，秦朝、西汉与匈奴的分界线。在这条线的邻近地区，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交换贸易、民族融合比较频繁，故而这些墓地及出土器物集中体现了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因素和中原汉文化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 匈奴是以畜牧业和狩猎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游牧民族，他们利用鄂尔多斯良好的自然条件，使游牧经济得到大力发展。从考古资料看，战国时期的匈奴遗物，以鄂尔多斯的发现最为集中，也说明鄂尔多斯是匈奴人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鄂尔多斯青铜器以游牧生活为特色的各种装饰品，反映了他们以畜牧和狩猎为主的生产方式；青铜器上普遍以虎、鹿、野猪、羚羊、怪兽等动物纹为装饰，说明当时鄂尔多斯草原和茂密的森林是各种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这就为匈奴族的游牧和狩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墓葬中，还发现了丝织品和布帛的残迹，也发现了中原风格的铜镜和铁剑，说明匈奴族很早就和中原地区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和技术联系。［10］鄂尔多斯西部鄂托克旗境内的桌子山岩画，以动物和狩猎形象为主要题材，表现了匈奴以畜牧和狩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鄂尔多斯水草丰美、树木茂盛、百兽出没的自然环境。匈奴人正是凭借着这样的自然条件，经营着发达的畜牧业和狩猎业，才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与中原王朝进行了长时间的抗争。这些青铜器、岩画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以其独有的价值，形象而真实地展现出鄂尔多斯地区青铜时代古代居民同大自然斗争的历史记录。 注释： [1]项隆元：《中国物质文明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2版。 [2]白云翔：《中国的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东南文化》2002年第5期。 [3]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4]半坡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6]王巍：《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 [7]陈育宁：《鄂尔多斯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8]鄂尔多斯大辞典编纂委员会：《鄂尔多斯大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9]舒顺林：《“匈奴故地”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3年第1期。 [10]陈育宁：《鄂尔多斯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原载：张子珍主编，甄自明编著，《伊金霍洛史迹拾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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