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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最著名的历史名片——鄂尔多斯青铜器
2006年，鄂尔多斯博物馆编著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图录一书出版之后，馆长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源自法国、漂洋过海的来信，信中法国企业家表达了对于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羡慕和爱好，希望馆长送他两本《鄂尔多斯青铜器》图录，一本送给他，一本送给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先生，因为希拉克先生也非常喜爱鄂尔多斯青铜器，馆长大方而愉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鄂尔多斯青铜器究竟有怎样别具特色的风采？为什么能吸引法国乃至欧美权贵、名流的倾心和向往？笔者带您走进伊金霍洛旗出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神秘世界。（一）闻名中外 从19世纪末叶开始，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动物纹装饰为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它与人们早已熟悉了的代表中国夏、商、周文化的中原青铜器迥然不同，具有浓郁的自身特征，应该属于一种新发现的还未被人们所认识的古人类文化遗存。由于这类遗存以位于中国正北方的鄂尔多斯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也最具典型性，因此，按照考古学界命名的惯例，把它们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或北方式青铜器。 鄂尔多斯青铜器具备重要的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的价值，同时也有极高的观赏性，是难得的古代艺术珍品，因此不仅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普遍关注，而且受到了各国古董商、古物收藏家的青睐，一时，收藏这类古代艺术品成为一种时尚，致使大量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流失海内外，在世界许多著名的博物馆中，如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日本东京博物馆等等，均可以见到这种独具特色的古代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鄂尔多斯青铜器”因而享誉世界。［1］ （二）起源探秘 自鄂尔多斯青铜器的收藏与研究成为国内外一大热门以来，寻找其起源和滥觞成为一项重要课题。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黑海沿岸斯基泰文化起源说，二是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起源说，三是鄂尔多斯起源说［2］。直到朱开沟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之后，这个问题才似乎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 朱开沟遗址位于纳林陶亥镇朱开沟村，1974年由田广金先生等发现，先后进行了四次发掘。其时代从4200年前的龙山时代晚期，延续至3500年前的商代前期。朱开沟遗址的陶器群以发达的三足器特别发达而著称，尤其是以“花边鬲”、“蛇纹鬲”、“三足瓮”、“带纽罐”等器物构成的特有组合，不仅地域鲜明，而且独具特色。在朱开沟遗址发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是截止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朱开沟遗址的环首刀和环首剑，开创了北方草原及邻近地区青铜刀、青铜剑的先河［3］。 由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地理条件适合游牧，出土石范表明当地居民已经掌握青铜器冶铸技术。田广金先生指出：根据朱开沟遗址发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以及与之伴出的陶器群推测，鄂尔多斯青铜器可能起源于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亦即朱开沟文化分布范围之内。中国北方畜牧文化的雏形，首先在鄂尔多斯地区从原始农业文化中分离出来，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我国北方民族游牧文化，可能就是在朱开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4］ （三）基本内涵 “鄂尔多斯青铜器”，又称“北方式青铜器”，主要指发现于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时代相当于春秋至西汉时期，约公元前8～2世纪，考古遗存中的青铜或金银制品，因以鄂尔多斯地区分布最集中、发现数量最多、最具特征而得名。鄂尔多斯青铜器早期以朱开沟文化出土青铜器为代表，晚期以桃红巴拉文化出土青铜器为代表。［5］它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游牧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是以匈奴及其前身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游牧民族的物质遗存，其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延续时间长、分布地域广。与之类似的遗存，在整个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均有发现。由于其与欧亚草原民族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对“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研究，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研究课题。 “鄂尔多斯青铜器”多为实用器，按其用途大体可分为实用器、装饰品、车马器三大类，以短剑、铜刀、鹤嘴斧、棍棒头、各类动物纹牌饰、扣饰、饰件为主。动物纹的种类有虎、豹、狼、狐狸、野猪、鹿、马、羊、牛、骆驼、刺猬、飞禽等，多采用圆雕、浮雕、透雕等装饰手法，内容丰富、造型生动、工艺娴熟。“鄂尔多斯青铜器”以它复杂巧妙的图案构思，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优美的造型而享誉海内外。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虽然折射出一定成分的中原农耕民族青铜文化的痕迹，但更多的表现出一种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青铜文化的共性，而且与远在中亚、欧洲的斯基泰文化等欧亚草原牧人文化具有许多相似性。 “鄂尔多斯青铜器”是我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青铜文化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的奇葩。目前发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时代最早的可以上溯到商代，代表着早期北方民族的文化面貌，大量盛行起来的时间是在春秋以后，展示的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与人们早已熟悉的我国夏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相比，鄂尔多斯青铜器具有显著的自身特色；一是均为便于携带的日常生活实用器皿；二是以大量的动物造型为装饰题材；三是绝大多数为青铜质地，同时还包含部分金、银、铁等质地的器皿。由于鄂尔多斯青铜器都是当时的实用器皿，最贴近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及人们最直观的意识观念；所以，它才与以礼器著称的中原农耕民族青铜文化，与以神器著称的巴蜀少数民族青铜文化等形成鲜明的对比，共同构筑了多姿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华青铜文明，这正是鄂尔多斯青铜器独特魅力之所在。 （四）实用器具 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实用器具主要包括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等类型。器形主要有短剑、镞（读zú）、刀、矛、戈、管銎（读qióng）斧、鹤嘴斧、流星锤、棍棒头、斧、凿、锥、鍑（读fù）、匙、匕、镜、挂钩、杖首等。作为兵器使用的主要有短剑和镞、其次是矛、戈、管銎斧、鹤嘴斧、流星锤、棍棒头。青铜斧、凿，是当时最主要的木作加工工具。青铜锥是缝制衣物的用具。鍑、匙、匕是炊事、饮食工具。镜、挂钩属于生活用具。 1.青铜短剑——近身搏斗的利器 青铜短剑，是早期北方民族彪悍尚武、成年男子的必备之物；由于短剑既是他们马上近距离进攻的礼器，也是贴身搏斗和护身的武器；同时还具有勇士身份及对战神崇拜的双重象征，所以他们对短剑倍加宠爱。这些短剑在制作上不仅坚固、锋利、实用，在装饰上也别具一格，短剑整体透出一种威严而庄重的气势。青铜短剑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短剑的长度一般在25～30厘米左右，剑身的宽度在2.5～3厘米左右；剑身扁平，平面略呈柳叶形，横截面呈扁菱形，有的剑身中部有圆柱状脊，有保护手腕的舌状突起的剑格，绝大多数为直柄，少数为曲柄；短剑的柄首极具装饰性，装饰的形式有铃首、鹿首、马首、羊首、触角首、蘑菇首、双环首等，短剑的柄部为便于把握和美观，一般装饰有蛇状横点纹、鱼鳞纹、云纹、几何纹、凸棱纹或凹槽等。青铜短剑短小精干，不仅昭示了马背民族勇猛彪悍、敢于近身搏斗的精神，而且反映了早期北方民族在对阵时，制胜的法宝并不仅仅在于手中的兵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群体急马奔腾时所形成的冲击力、震撼力和威慑力。［6］ 2.铜镞——远距离战争之神 早期北方民族是“引弓之族”。据史料记载，匈奴人从儿童时就开始骑羊，学习引弓射鸟、射鼠的技艺，长大以后，则骑马射猎狐兔等猎物。这门娴熟的技艺不仅可以帮助他们轻松获得猎物，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习俗，同时也成为了对敌进攻和防御的利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大量形制多样、锋利异常的青铜箭镞，形象地再现了当时娴熟的弓箭制作水平、使用技术和弓箭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地位。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铜镞，虽受到中原农耕文化的一定影响，但其扁铤以及以銎代铤的制作工艺，仍牢牢地保留着自己的传统风格。 有一种比较特别的青铜镞，叫做鸣镝，镞身前部呈三翼状，三翼之后为中空的圆球形，与銎通，圆球前半部的镞翼间各有一小孔。由于装有这种镞的箭发射后，气流贯入孔内能发出声响，所以也称为“响箭”。《史记》记载，冒顿为取代父亲头曼单于的地位，登上匈奴最高首领的宝座，专门制作了这种响箭；青铜鸣镝响声指向哪里，部下的弓箭就射向哪里，冒顿用鸣镝射向自己的爱马，部下不敢射被他处死了；冒顿用鸣镝射向自己的爱妻，部下不敢射又被他处死了；至此，冒顿的鸣镝射向哪里，部下的铜镞就射向哪里；这次，冒顿的鸣镝射向了他的父亲头曼单于，部下的铜箭也都射向了头曼单于，从此他登上王位，成为叱咤风云的冒顿单于。在辽阔的大草原上，一只直插云霄的响箭，是草原民族相互沟通、传递信息、指挥战斗的最佳法宝，受到历代马背民族的喜爱。 3.鹤嘴斧、棍棒头、流星锤 鹤嘴斧、棍棒头、流星锤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颇具特色的器物，主要用于狩猎活动，但也不排除在军事行动中作为武器使用的可能性。鹤嘴斧是一种具有相当威力的装柄使用的啄击工具。棍棒头是一种装柄使用的砸击工具。流星锤，两个一组，彼此用绳索相连，是投掷出去击打、羁绊动物的工具。 4.青铜刀——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金属兵器中，以刀、剑的历史最为久远，青铜刀应以甘肃马家窑文化和马厂文化发现的为最早，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剑是双面刃，而刀是单面刃；因此，青铜刀虽然出现很早，但主要用做随身携带自卫护体，或干脆就是一种日常生活用具。直至西汉初期铁制环首刀的出现，刀在短兵器中的地位才脱颖而出，至魏晋以后更是迅猛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门类，并由此衍生出带柄的长刀类兵器。 早期北方民族的主要生活资源就是牛羊以及各种野生猎物，由于这些生活资源从宰杀、切割、食用直到皮革的加工等都离不开锋利的带刃工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普遍使用短刀的传统。各式铜刀理所当然地成了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频繁的工具之一，这也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发现铜刀数量最多的根本原因所在。铜刀均为双模合范铸造而成，大的长约25厘米，小的仅10厘米；整体均呈长条形，扁平、细长，多数刀背略弧，直刃或刃内凹，刀柄略窄于刀身的后部；铜刀的柄端为铃首、马首、羊首、鹿首、龙首等动物形象，或呈环状、椭圆形、三角形镂孔；那些形体较大、刀身较直的铜刀应多用于动物的宰杀、切割等，刀身较短的可能用于日常生活及劳作，而刀身既短刃部又呈凸弧状的，应主要用于加工皮革。 5.青铜斧、凿——木工使用器具 青铜斧、凿等，是当时最主要的木作加工工具。多数青铜斧器身呈长条形，纵向截面呈“V”形，顶端有圆角方形銎口，双锋，弧刃或直刃微弧；青铜斧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以及西伯利亚等欧亚草原地区则时有发现，可见这是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木作加工工具；从这类青铜斧往往是斜刃这一特征推测，它们应该是横向装柄，并且用固定的一只手臂使用，即中国近代歇后语中所讲的“木匠的斧子——一面刃”；这样的斧子主要用于木作精加工，可以使砍出的木材更加平整。工具的细分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木作技术的发展水平。青铜凿的整体形状与近代木工使用的凿子已经很接近，可用于加工不同的部件。 6.青铜鍑——游牧民族离不开的饭锅 青铜鍑，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炊具。整体略呈口大底小的圆筒状或半球形，圆底或平底，绝大部分在口沿上设有竖立的对称双耳，多圈足，有大有小，直径20～60厘米不等。这类器物双耳的设置，不仅在于做饭时搬运方便，更主要是为了马背民族迁徙时携带方便。镂空高圈足也是针对游牧民族生活特点进行的设计——造火做饭时随便找个较为平坦的地点，把铜鍑从马背上解下来就地一放，在高圈足下添柴烧火就可以进行炊事了。 7.鹤头形杖首——尊老重孝的标志 鹤头形杖首，整体呈鹤首形，长喙、圆眼、中空，鹤颈处形成圆筒状銎口，銎口壁上有钉孔。整体长度在15～30厘米不等。过去人们曾将这种器物解释为装柄后点种用的农业工具，使用方法是，在将要播种的田地里，人们一手持器柄，一手拿植物的种子，一边行走一边将鹤喙插入土中，在拔出的同时将种子放入形成的孔中，随后轻轻一踩，一株植物的播种便算完成。但是，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早期北方民族，社会形态以游牧经济为主，使用鹤头形杖首来农业耕作是不太可能的。据记载，周王朝授予70岁以上的老人一柄鸠杖，传说鸠鸟有特殊功能，吃任何食物都不会被噎死，送老人鸠杖是为预祝老人健康长寿。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这种鹤头形杖首应该就是这种鸠杖的真实再现，成为尊老重孝的标识物。 注释： [1]杨泽蒙：《远祖的倾诉——鄂尔多斯青铜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2]郭素新：《再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合刊。 [3]李健民：《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青铜武器及相关问题》，《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4]张占霖主编：《鄂尔多斯文化·文物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5]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期》，科学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6]杨泽蒙：《远祖的倾诉——鄂尔多斯青铜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原载：张子珍主编，甄自明编著，《伊金霍洛史迹拾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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