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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廷梓，男，汉族，1933年生于河南省周口镇（现周口市），1941年至1947年，周口镇中心小学学习，1947年至1950年周口镇初级中学学习，1950年至1953年河南省省立高级中学学习，1951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53年至1957年，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学习，1957年在伊克昭盟第一中学参加工作，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伊克昭盟第一中学教师、教务处科员、科长，伊克昭盟盟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伊克昭盟教育局教育科科长、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伊克昭盟教育学院院长等职。
第一部分：支边鄂尔多斯
我从1953年至1957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此间，共青团中央及全国学联曾召开过一次北京地区大专院校共青团员及在校全体学生大会。大会由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主持，周恩来总理作重要讲话，我记忆中，最深刻的讲话精神，有下面几点：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国民党时期，国家腐败、贫穷落后、“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成立起来的。我们当前，及今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人才，共同奋斗，把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民主、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你们和全国在校的各大中专院校学生，就是我们党和政府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而专门培养的新一代的建设人才。
第三，现在，你们要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学成之后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做出应有的贡献。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你们的重托和希望。
返校后，我们立即组织讨论，几乎大家都发出了相同的心声。普遍表示毕业后保证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党指向哪里，就战斗在哪里。
1957年7月，我就是怀着这样一颗赤诚的心，毅然决然的自愿支边，来到了内蒙古。而后，在呼和浩特市二次分配时，我又选择了当时据说是内蒙古最偏僻落后的一个盟——伊克昭盟。
第二部分：伊克昭盟第一中学工作期间
我是一个地道的三门干部——即，出了家门，进学校门；出了学校门，进单位门。而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就是伊克昭盟第一中学。我原以为这是一所土坯墙、茅草房似的学校。来到这里一看，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但校舍宽敞亮堂、教室崭新，而且教师住的都是寝办合一的砖瓦小平房。校内不仅有内含篮球、排球场地、400米跑道的标准操场，而且还有供开会、演出使用的小礼堂。我原来准备去的穷乡僻壤，已经是不可能了。和我同时分来的，还有5名北京师大的毕业生。我是数学系的，他们分别是中文、政史、俄语、地理、物理系的。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配来伊克昭盟的第一批大学本科生，此外，还有十余名内蒙古师范学院的专科生和少量师范生。
学校高中部只有三个班，高一两个班，高二一个班，是最高年级。我被安排在高中二年级，任班主任教师。全班三十多名学生中，多数是从东部地区找来的蒙古族学生，男女都有，蒙汉语兼通。我在和他们相处的两年过程中，除了课堂教学、课外辅导、批改作业以及组织班会活动之外，还参与了当时全民的大炼钢铁运动。曾于1958年下半年，成立钢铁远征军（由郭云龙校长任团长，我任营长），奔赴海勃湾煤矿炼焦炭，完成任务后，曾受到了该矿区和盟公署的表彰。
复课以后，全班学生立即投入学习，积极准备高考。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品学兼优的学生。由于他们的努力，考入高校的学生毕业工作后也都有所建树。如阿拉特仓成为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局的领导干部；乌力更先当学校领导，后又晋升到伊克昭盟教育处、盟委宣传部做领导工作；段志强，王之光、贾裕贞等都成了相关部门的工程师；康廼清当了东胜县教育局长等等。其他同学在工作中也大多表现很不错，这使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在送走了首个高中班之后，我就被安排在学校教务处工作了。还不到半个学期，于1959年10月，又接到组织通知，调我到伊克昭盟教育处工作。我在鄂尔多斯工作的第一站，就此结束了。
第三部分：教育处工作期间
调到伊克昭盟教育处工作，是我从教师工作到行政工作的转变，也是从点上到面上的工作转变。从而使我有了在较大范围内接触鄂尔多斯教育事业的机会。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较多，1960年参加劳动锻炼，1961年参加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刚回单位工作了两年多时间，1964年，又被调至伊克昭盟委宣传部工作。不久，又被抽调，接连参加了两批“四清”运动。还没完全收尾，“文化大革命”运动便开始了。
“文革”中，挨整、受审……
落实政策后，又充实基层，在伊金霍洛旗工作一年，教育处恢复以后，1973年我又重新被调回原单位，恢复了原职工作。从此以后，我的本职工作算是基本稳定下来了。首先说说普及小学的教育情况。20世纪70年代的前几年，鄂尔多斯的小学普及率在全自治区是最低的，还不到50％。其主要原因是经济滞后、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学校太少、师资极缺。盟所在地才只有3所学校，各旗县都是1所，再下伸至公社、苏木，我所见到的大部分是“三无”学校，即学校无院墙、上课无教室（非正式的）、学生无课桌凳（是泥台土凳）。再向下就更加困难了，一两间小土房，为数不多的几个年级的学生，或坐在泥台土凳上、或坐在土炕上，名叫“复式”班，老师都是就地取材，能者为师，轮着分年级上课。给这个年级讲一会，再给另一个年级讲。就这样，还有相当多的适龄儿童入不了学。教学质量便可想而知了。
为了提高小学普及率，那时，只得强调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事业，及所谓的“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全盟公民办的比例，大概是“三七”开。即公办学校约占30％，民办占70％。公办学校学生约占30％，民办占70％。民办这条腿又粗又长，公办这条腿是又细又短。我们只好向上级汇报，向下面动员，以便引起上下级主管部门及地方党政领导的关注，要得较多的教育资金，以促进普教事业的发展。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到了80年代，我盟的小学普及率便逐渐提升到了80％以上。公民办的比例，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普通中学这块，70年代全盟仅有两所完中，即伊克昭盟一中和伊克昭盟二中（蒙古族中学），各区县均是一所中学，西三旗都是蒙汉合校。小升初的比例，大概只有50％－60％。初升高的升学率，也就是1/3左右。80年代以后，完全中学的数量以及升学率全都有所增长。达拉特旗、东胜县也都有了自己的完全中学。
在普教的师资队伍建设方面，60年代基本上是初中靠师范，高中靠大专。符合学历要求的学校很少。那时的困境可以说是“出不去、进不来、留不住”。什么意思呢？本地区高考升学率较低，为数不多，很难出去深造回来。外地的、愿意来的以及服从组织分配来的，为数也不多。即便来了，有些呆几年，便以各种理由要求调走。怎么办呢？我们只好向内蒙古教育厅汇报，并大声疾呼，多给伊克昭盟分配些大学招生指标和外地教师。同时，我们也创造条件，建立自己的教师培训基地和工作机构。比如，成立本盟的师范学校、教师进修学校、教育局设立函授部，面授与函授并举，短期培训与系统学历培养并举。几年后，我们又将教师进修学校，升格为教育学院，既可报收在职的教师专科班，又可报招生指标招收师专班，此外还加入了内蒙古电大远程教育队伍，成立了电大分校。就这样，来加强我盟的教师队伍建设，逐步提升教师合格率。中等教育结构这块，那时全自治区，乃至全国，大多是比较单一的普通教育，我盟也不例外。记得当时只有一所财贸学校，从80年代开始，我盟发展还算可以，陆续兴建了技工学校、农牧学校、工业学校、卫生学校等，以适应各行各业对中等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
在高校教育事业方面，80年代我盟还是空白，只是在教育学院内设立几个师范大专班。以补充中学教师的短缺。为适应当时形势，加强学院领导力量，1989年底伊克昭盟委决定调我到教育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的体制改革。在伊克昭盟委、公署以及教育处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实行了在本院范围内的人员聘任制、教职工考评制、工作效益津贴制，同时还面向社会，招收高考落榜生，适当收取学费，搞创收。创收学费的一半用于学院建设，另一半用于发放效益津贴。以此来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给学院带来生机和活力。没想到，此举曾受到内蒙古教育厅的好评，他们曾组织全区教育学院的领导干部，前来参观考察。
1994年春季，我在鄂尔多斯工作的最后一站，到站了。我37年的支边工作，也随之划上了句号。现在，我虽然退休，跟儿女生活在外地养老，但是鄂尔多斯始终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每当我有机会返里探亲访友，总免不了询问故乡方方面面的情况。尤其是在鄂尔多斯经济腾飞的黄金时期，目睹故里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教育事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真可谓是鸟枪换炮，不论是数量、质量、结构、体系、软件、硬件等等，都是今非昔比。
我相信，我的第二故乡——鄂尔多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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