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历了数百万年古生物的繁盛后，距今约200万年前后远古人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断向前演化发展。关于人类起源，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人类起源于古猿。古猿类中，与人类较为接近的有两种：一种主要发现和分布于亚洲，距今约1400万～800万年的腊玛古猿；另一种主要发现和分布于非洲，距今约500万～14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1]。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并在距今约200万年前走出非洲[2]，向世界各地迁徙扩散。根据研究，在距今10万年前，智人开始大规模地从非洲向世界迁徙，距今约6万～5万年前，到达今日的亚洲东部和澳洲地区，并在距今3.5万～3万年从北亚跨过白令海峡向北美洲、南美洲迁徙。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从树上到树下，从四肢走路到直立行走，经历了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四大进化阶段的演变，人类进化越来越高级，脑容量不断增多，双手不断解放并更加灵活。直立行走与双手的解放，使得人类能够制造工具，可以进行更多的手工生产活动，这也促进了大脑和思维的形成。
以距今200万年前古人类直立行走为起点，一直至距今1万年，这段漫长的时间在考古学上称为“旧石器时代”。这一漫长的人类发展时期文明萌芽出现，生产经济上最大的特征就是制造和使用打制石器，他们利用加工锋利的石器进行狩猎、采集，并用骨器和木器渔猎捕捞，住在天然的洞穴中过着简单的群居生活，处于母系社会的原始阶段。
距今50万年前，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的“大窑遗址”拉开了内蒙古地区人类文明的滥觞，其后形成的“大窑文化”将这一支远古文明发展到顶峰。到了距今14万年前，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萨拉乌苏遗址出现了人类活动，文化继续发展壮大。他们居住在萨拉乌苏河两岸，与萨拉乌苏动物群日夜为邻，利用河流附近采集回来的砾石加工成小巧实用的工具进行狩猎和采集生活。通过捕获披毛犀、王氏水牛、原始牛、普氏羚羊、野马、野驴、河套大角鹿等动物，满足了他们的生存需求。萨拉乌苏河流域温湿的气候，湖泊遍布的环境和多种动物的伴生，使“河套人”在这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创造出了较为文明的“萨拉乌苏文化”。距今约6.5万年，鄂尔多斯高原中部的“乌兰木伦古人类”接下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接力棒。他们在范围更加广阔的乌兰木伦河流附近生活、繁衍，并在条件适宜的季节河流岸边打制加工石器，猎杀在河边取食饮水的动物，并将它们就地肢解，只将动物的肉食带回营地。关于乌兰木伦遗址性质，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一处季节性营地和石器加工的场所。距今3万年左右，鄂尔多斯西南地区与宁夏灵武交界的地区喧闹了起来，这里发现的水洞沟遗址古人类，继续书写着鄂尔多斯高原人类发展的历史。“2万多年前，一群远古人顶着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艰难地跋涉在鄂尔多斯黄沙漫漫的旷野之上。他们是一支由男女老少组成的队伍，随身携带着猎人的专用工具、武器、帐篷和火种。当他们翻上一道连绵起伏的山梁而来到一处今天叫作水洞沟的地方时，眼前出现了一片水草丰盛的湖泊，远处草原上还隐约可见成群奔跑的野马、野驴和羚羊。显然，这是一处诱人的地方。于是他们放下行装，就地宿营，开始书写生活的新篇章”[3]。
此时的“水洞沟人”体质更加进化，由早期智人进化到了晚期智人阶段，石器加工制作更加规整、灵巧，加工技术也更加成熟稳定，这为古人类狩猎和生活的稳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人们使用小型规整的石器射猎猎物，使用磨制精细的骨器渔捕鱼类和进行衣物缝制，并保存和使用火种进行取暖和烧烤食物。火的熟练掌握和使用，使人们可以经常吃上熟食，极大地促进了人类体质的进化和消化系统的改善。此时的“水洞沟人”社会形态也发生了改变，逐渐进入到氏族阶段，母亲和祖母掌握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当时水洞沟遗址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是属于开放的疏林草原旷野环境，其间分布着小的湖泊和河流，古居民靠近湖岸或河岸居住以便获取水源；居住区内动植物资源较为充沛，为先民提供了便利的生存条件。距今1万年前以来，随着末次冰期的到来，中国北方的气候逐渐变冷、变干，经历着冷暖交错的变化，久居在这里、适应暖湿气候的“水洞沟人”不得不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冒着凛冽的寒风，扶老携幼，带着他们生存所需的生活工具踏上了重新寻找更加宜居之地的生存之路。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的鄂尔多斯地区
距今1.2万年前左右，人类历史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从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新石器时代。这一全新时代的人们修筑固定结实的居所，在生产生活中烧造和使用陶器，种植庄稼，并用磨制锋利的石质工具进行农业生产和狩猎，考古学上将这个全新的时期称之为“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一直持续到距今约4000年，其开始的时间各地不尽相同，并且伴随新考古材料的出土，不断向前改写着。与旧石器时代相比，新石器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时的人类体质与距今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已无多大差别，然而生业方式与生活方式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们的生活不再漂泊迁徙不定，而是逐渐选择在某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点定居下来。定居下来的生活驱使他们不再选择在天然的洞穴里或者简易的帐篷里居住，而是开始营建更加牢固和结实的房屋，并在房子内保存火种，设置长期不熄和生活取暖的火塘。为了满足人们对食物的需求，除了进行狩猎和采集外，他们在对大自然长期的观察和生活实践中有意识地收集和保存植物的种子，开始尝试种植一些野生植物，同时他们还将狩猎捕获回来的暂时不吃的动物有意识地圈养起来。久而久之，人们逐渐学会了种植作物和饲养家畜，促进了原始农业和动物畜养的形成。生活中，人们继续使用小巧的打制石器进行生产生活，特别是进行狩猎和皮毛加工，也更多地开始使用器型更加规整、更加锋利的磨制石器，因为这些磨制石器对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帮助更大，更加适宜农业的开荒耕种。在耕种方式上，各地虽然不尽相同，但石器松土、木棒点播的基本方式却是较为常见而普遍的。越来越发达的种植农业带来了较为稳定的粮食和食物供应，为人口的增长和手工业的分离提供了基本保障，从而促使了社会的极大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转变。
据目前考古资料显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丰富但不均衡，存在着漫天星斗般的区系类型。考古研究指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大体可分成早、中、晚、末四大期段，即公元前12000～公元前8500年前左右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8500～公元前5000年左右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前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为新石器时代末期[4]。内蒙古地区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基本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末三期。由于环境差异，各区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并不均衡，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部和中南部两大区域。两者各成体系，并行发展，相互交流，成为了孕育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摇篮。截至目前，内蒙古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除大窑遗址二道沟的零星发现外，东部为距今约8200年的兴隆洼文化，中南部地区为距今8400年的裕民遗址。他们各自沿着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轨迹向前进行着。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大体经历了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西梁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的发展轨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则大致经历了裕民类型－鲁家坡类型、石虎山类型－王墓山坡下类型（白泥窑子文化）－海生不浪文化、庙子沟文化－老虎山文化、永兴店文化－朱开沟文化发展轨迹。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肇始于乌兰察布裕民遗址，时代为距今8400～7200年。距今约6800～6000年前，晋南豫西地区和太行山东麓地区以制作和使用彩陶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后岗类型人群，分别沿着黄河和桑干河北上进入到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逐渐形成了仰韶文化鲁家坡类型和石虎山类型。鲁家坡类型主要分布于偏西的鄂尔多斯黄河沿岸，石虎山类型主要分布在偏东的岱海地区，这次史前文化迁徙号称“史前移民浪潮”。距今约6200～6000年，属于仰韶文化中期系统的王墓山坡下类型发展起来，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地区和晋中地区，以岱海南岸的王墓山坡下遗址最具代表性。距今5800年左右，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受到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红山文化因素的影响，当地文化和红山文化相融合，发展成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庙子沟文化（或称海生不浪文化）。庙子沟文化属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以发达的彩陶文化为显著特征，它反映了以原始锄耕农业为基础、渔猎经济占一定比重的经济形态，是仰韶文化农人与河套地区居民混合共存的结果。距今约4500～4300年前，内蒙古中南部岱海地区的老虎山文化异军突起，创造出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鼎盛。石头垒砌的城堡、祭祀台、烧制的白灰敷壁、规范的火塘、专业的烧陶制陶场所，表明了当时的人类已经迈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距今4200年左右，老虎山文化重心逐渐向南发展，发展演变成为石峁文化和朱开沟文化。朱开沟文化年代距今4200～3500年，这时的社会阶段已经高度发达，文化面貌更加复杂，出现了私有制，父系社会结构快速发展。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手工业已经出现并逐渐从农业经济中独立出来，制陶、烧陶、制玉、冶炼、铸造等新兴的经济形式显示着朱开沟文化的发达与进步。在距今4000年前后，随着中国北方由高温湿润向低温干冷转变，原始农耕文明开始衰落，原始畜牧业出现并日益兴起。距今3500年左右的朱开沟文化晚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经济形态实现了农业向畜牧业的转变，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文明阶段。
作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重要区域，鄂尔多斯高原特别是南流黄河两岸一直扮演着文化发展和交替传承的角色，是史前文化的核心区域。鄂尔多斯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与整个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高度一致，也经历了相同的文化发展轨迹并演变成为这一区域文化发展的重心：鲁家坡类型－白泥窑子类型－海生不浪文化－老虎山文化、永兴店文化－白敖包文化、朱开沟文化。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南流黄河左岸的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遗址常常分布在低山、丘陵的山前地带，这里地势稍高，并且距离水源较近，在低山或丘陵的南面选择居址，背山面水，墓葬则选择在遗址的四周或房址附近。遗址类型上以小型聚落为主，大型聚落少见，零星存在着较大的石墙石城类大型聚落和祭祀遗址。目前考古发现表明，这里典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准格尔旗阳湾、寨子圪旦、贺家沙背、白草塔、寨子上、寨子塔、大宽滩、小沙湾、永兴店等数十处。伊金霍洛旗典型遗址有三套石圈、架子圪旦、诺干布拉格、转龙湾、旗杆梁等四十余处。达拉特旗有瓦窑遗址、奎银生沟遗址等等。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少，遗址文明面貌不甚典型。
由于鄂尔多斯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长期受到干燥剥蚀及风力作用的影响，降水由东向西急剧减少，400毫米等降水线穿越本地区。受气候和降水的影响，鄂尔多斯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遗址数量特点，整体的文化遗址数量较少，也即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墓葬整体数目及规模较其他地区为少。二是地域分布特征，无论是早期的鲁家坡类型还是随后的海生不浪文化、永兴店文化、朱开沟文化，其遗址分布范围基本上是东北到岱海地区，南至陕北地区、晋中地区，西北到黄河北岸的沿河地区，而广袤的鄂尔多斯西部、北部地区非常罕见，仅见一些零星的遗物分布。遗址地貌上，这些新石器遗址主要以鄂尔多斯东南部的丘陵、山前缓平地带为主，广阔而平坦的草原和平原地带目前则甚为少见。三是时代分布特征，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时代特征，也就是距今12000～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中期文化几乎不见，而距今4000年前及以后的文化也非常罕见。然而距今6000～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末期早段文化的遗迹则相对较多。这一规律与中国北方的气候变化是相吻合的，即气候干冷时文化发展缓慢，古人迁徙到比较适宜的区域生活；气候温暖湿润时则由其他地区迁徙回来。研究表明，距今10000～8500年前，气候以湿润为主，但在距今10000～9500年前，曾出现了一次干冷事件[5]。在距今9100～7400年前，鄂尔多斯高原的植被是典型草原，气候是偏干偏冷的。在距今7400～5000年前，为全新世增温期，气候波动较为剧烈，但整体是趋于湿润的。距今6000～5000年前，气候温暖湿润，地上是以乔木为主的森林草原。距今5000～4100年前，气候暖湿，植被的覆盖率较高，生长的植被为以松、栎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而到了距今4100～2400年前，气候趋于干旱，总体上属于温凉干旱半湿润的气候类型，植被是偏干的森林[6]。
注释： [1]政协伊金霍洛旗委员会：《伊金霍洛史迹拾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7，第3页。 [2]吴新智：《人类起源研究回顾与中国古人类学展望》，《地球科学进展》2001年第5期。 [3]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水洞沟——1980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序言”第Ⅱ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803页。
[5]苏志珠、董光荣、李小强、陈慧中：《晚冰期以来毛乌素沙漠环境特征的湖沼相沉积记录》，《中国沙漠》1999年第19卷第2期。 [6]王琫瑜、宋长青、孙湘君：《内蒙古土默特平原北部全新世古环境变迁》，《地理学报》1997年第52卷第5期。 来源：尚二平、杨勇主编，甄自明编著《鄂托克旗史迹拾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 |
蒙公网安备1506030200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