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鄂尔多斯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繁花似锦。对鄂尔多斯文化的界说又见仁见智,正如同对什么是“文化”一样,学术界也众说纷纭。这可以从一个侧面体现文化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也说明本来文化就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概念,在当今世界“文化”又是一个热门话题。就拿鄂尔多斯市来说,也确实需要我们对鄂尔多斯文化展开深入的讨论研究,逐步形成一个较为科学的共识,以便于在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和谐为一中起到应有的指导实践取向的作用。 (一) 笔者认为,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历史进程中,人自身自然的文明化以及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恩格斯曾说:“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①”。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文化就是人自身从“不自由”迈向“自由”,由“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文明化过程。文化使人类脱离动物界,具备了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能力,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存。也就是说,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需求必然产生相应的生存方式 ,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就是使人类不断进步的文化。 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鄂尔多斯文化,是指鄂尔多斯地区的蒙汉各族人民以及历史上曾经生存繁衍在这里的各民族在自身文明化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由物质和精神(或者说物质结构和信息结构)构成的世界中,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构成了这个世界中的基本关系。因此,从概念上人们又把文化明确划分为物质与精神两大门类。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民族观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发展中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人们共同体②”。伴随着民族形成过程的必然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文化形成的过程。民族是文化的载体,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该民族群体长期劳动创造的成果。“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以自然为基础的③”。自然,包括人自身以及地理环境,我们常说的天地人,又是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所以,鄂尔多斯文化就是以鄂尔多斯自然地理环境为“前提性因素”,以鄂尔多斯的“民族”为载体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类型。自古以来,鄂尔多斯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多民族活动的舞台。不同的文化形态表现为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生存方式对应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各民族在这个自然环境中生息繁衍的生存方式包括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在历史进程中交流、冲撞、融汇而共同创造出来的多姿多彩文化,必然具备区别各种文化类型的两个最基本要素,即民族性和地域性,这又是文化多样性的本因。 鄂尔多斯地区人类进化史,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可追溯到生存于“沙日乌素高勒”(蒙古鄂尔多斯语音译,常写作萨拉乌素)流域的古“鄂尔多斯人”。仅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看,直至十五世纪中叶蒙古鄂尔多斯部入驻该地区前,其间又有众多民族曾在这里生存发展直至消失。自鄂尔多斯蒙古部落入主该地区后,这个群体较稳定地聚集在这里。这个地区逐渐被称为鄂尔多斯,也已经有五百多年了。从此后,这里就成了以蒙古族为主体,逐渐以汉族为多数,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人民共存共荣的地区。我们应该立足于文化人类学规律,即从文化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要素出发,去追寻鄂尔多斯文化的发展脉络,去研讨鄂尔多斯文化构成其及人文内涵。 (二) 远的不说,就拿上一个千年的历史文化来看,鄂尔多斯文化是比较长期而稳定地聚集在这里的蒙汉两个民族群体为主创造的。当然也吸收融合了一些曾在这里创造过辉煌的已经消失了的民族(或族群共同体)的文明成果,鄂尔多斯文化从而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代中叶鄂尔多斯蒙古人进入以来这五百多年里,鄂尔多斯地区更是中原农耕民族(主要是汉族)和北方草原民族(主要是蒙古族)交往活动频繁的地区,是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结合部。汉族和蒙古族在这里长期杂居相处,往来频繁,在共同的生存需求驱动下,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就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汇中发展,蒙汉民族在生产方式以及风俗、习惯、观念、意识形态乃至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交往和融合,使这个地区逐渐形成了以蒙古文化为主线的鄂尔多斯文化。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化的民族特征以相对稳定使得作为民族的人们共同体,也相对稳定。尽管在这五百多年里,经历了自然生态恶化和社会演变的复杂历程,但鄂尔多斯蒙古人较集中地聚居在这里没有散落,鄂尔多斯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理历史单元延续下来,蒙古传统文化不但没有受到强烈冲击而消散,还曾进入了相对繁盛时期。 从13世纪初就开始的蒙古“鄂尔多斯部”对成吉思汗的守护、祭祀一直绵延不断。16世纪后相继出现了鄂尔多斯蒙古人撰写的《十善福事经典白史》、《大黄史》、《蒙古源流》、《黄金史》等一批蒙古文经典史学著作;蒙古族鄂尔多斯民歌、音乐、舞蹈以及诗词等文学艺术争奇斗艳;反映蒙古族生产、生活、思维方式的赞词、祝词、格言、谚语以及竞技体育、游戏等民间遗产至今广泛流传,多姿多彩。还有独具鄂尔多斯蒙古特色的方言、地名、人名以及蒙汉合璧的“漫瀚调”等等。对成吉思汗的崇拜祭祀,尽管历经几百年风云变幻,始终由鄂尔多斯蒙古族守护着、传承着;对成吉思汗及其那个时代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以及流传至今的英雄崇拜、名人赞颂、研究传承构成成吉思汗文化,也一直较完整地得以保留并发扬着。鄂尔多斯地区以及蒙汉各族人民作为鄂尔多斯文化的载体,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成为与时俱进的新时代文化创造者和弘扬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多民族大家庭进入了平等和睦、团结进步的历史时期,鄂尔多斯文化异彩纷呈。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使鄂尔多斯文化从形式到内容、从内涵到外延,从理论到实践,进入了百家共鸣、繁花似锦的新时期。共同文化特点是构成民族共同体的最基本特征。长期生息繁衍在鄂尔多斯地区的鄂尔多斯蒙古人成为一种类型的文化群体,与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相应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成为独具地域和民族特色的鄂尔多斯蒙古文化。可以说他是“我国北方民族文化中一颗璀璨明珠,成为蒙古草原文化中的杰出代表④”,也是鄂尔多斯文化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主要体现。 (三) 如果说,中华文化是由草原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三大源头汇流并存而形成的话,鄂尔多斯文化可以归为内蒙古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内蒙古草原文化的地域概念上看,鄂尔多斯地区属于中国北方草原这一地理范围之内。草原文化从其基本特征上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中国北方草原和以蒙古族等草原民族为载体的一种文化类型。鄂尔多斯地区曾是中国北方许多草原民族活动的舞台,这些民族作为草原文化的主体曾经在这里创造了不同的历史文化,表现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先后有过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等民族文化。进入蒙元时期就形成了主要由蒙古族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形态。由于蒙古族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实际上成为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传承者,蒙古族文化是草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十五世纪中叶鄂尔多斯蒙古部入主鄂尔多斯地区以后,在传承草原蒙古文化的同时借鉴、融汇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以及从陕北、晋西北流传过来的农耕文化的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鄂尔多斯文化。草原文化所具有的崇拜自然、崇尚开拓、开放兼容等许多特征以及活性精神元素在鄂尔多斯文化中体现的最为显著。因此说,鄂尔多斯文化,是构成中华文化三大源头之一的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诸多专家学者所认可的。 (四) 鄂尔多斯文化的人文内涵突出体现在他的亲和力、向心力和创造力之中。这也是我们研究、传承、弘扬鄂尔多斯文化必须把握的精神内核。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又塑造人。鄂尔多斯文化是生息繁衍在鄂尔多斯这块土地上的人创造的。鄂尔多斯自然地理环境制约着人的生存方式必须符合自然规律,也就是只有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才能生存下去。于是就有了力求使天地人谐和为一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有了鄂尔多斯文化。自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鄂尔多斯的自然环境由于人类不合自然规律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而总体上趋于不断恶化。不论是劳动人民从事农耕业还是畜牧业,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而使人自身的生存愈来愈显得艰难。不论是汉族还是蒙古族,生存在这样一个自然、社会环境中,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必然锻造和锤炼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中具有较强的亲和力方可去共同面对大自然,面对共同的生存需要。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亲和力的形成就是由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所决定的。尽管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过不同的生产关系,但属于鄂尔多斯地区这一特殊地自然理环境和生产条件(实际也就是草原生态和草原畜牧业)下的劳动人民生息繁衍、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共同相互往来的经济联系。这种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经济联系的相互依赖性,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相互依赖性铸就了鄂尔多斯文化的亲和力。没有鄂尔多斯文化的亲和力,鄂尔多斯各民族的共同生存、生产、生活和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鄂尔多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需要这种亲和力。当今世界,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和睦统一是多民族祖国大家庭兴盛的根本保证,以人为本,和谐为一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这些都需要弘扬鄂尔多斯文化亲和力。当今世界,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和睦统一是祖国各民族大家庭兴盛的根本保证,以人为本和谐为一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这些都需要弘扬鄂尔多斯文化亲和力。历史一再证明,鄂尔多斯文化的亲和力总是大于耗散力,使鄂尔多斯各族人民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量去万众一心谋生存求发展,共同推动历史前进。 向心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本力量,这也是鄂尔多斯文化生产力的精神基础。正如有的专家所言,“大爱”是鄂尔多斯文化向心力的核心。这种“大爱”包括爱国、爱家、爱大自然、爱护人等等。自古以来鄂尔多斯就一直是众多民族活动的地方。“从秦汉开始,鄂尔多斯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始形成的最早组成部分⑤”。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联系和依赖,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形成为一种向心力,才逐步形成了蒙汉各民族组成的国家统一体。“鄂尔多斯地区正处于这种密切联系的交叉点上,所以这一特点也就表现得十分明显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统治者采取不同社会政治经济政策,既有向心力也有离心力,但由劳动人民之间共同经济利益所决定的维护统一和团结的历史趋势是不可逆变的,所形成的内聚的向心力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稳定的基本因素。就拿近代鄂尔多斯历史上出现的“独贵龙”反洋教斗争来说,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独贵龙”运动,充分体现了“爱国”为核心的向心力战胜了离心力。20世纪初外蒙古封建王公在帝俄策动支持下,推举哲布尊丹巴活佛宣布“独立”,给伊克昭盟发出两次“檄文”,进行分裂煽动。当时的伊克昭盟盟长召集各旗扎萨克会议形成“十三条质问”,严正表明:“我蒙二百年来既为中华领土,环球各国共见共闻”,表现了心向祖国,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坚定立场。抗日战争时期,在“成陵西迁”问题上,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鄂尔多斯王公上层到老百姓,所体现出来的各族人民维护爱国统一的立场更是大家所知道的。这些足以说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向心力,是鄂尔多斯文化最核心的人文内涵。以“大爱”为圆心的向心力战胜离心力表现在鄂尔多斯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凝聚鄂尔多斯文化精神的持久而强大的作用力。 鄂尔多斯文化的创造力是从自身产生的一种强大动力。鄂尔多斯文化在其传承演进中发展更新需要这种创造力,鄂尔多斯文化成为推动鄂尔多斯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也正是这种创造力。无论是从文化的共性还是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去解读鄂尔多斯文化,我们都可以感悟到这一点。传统文化是前人创造的宝贵遗产,我们学习它,挖掘、整理、研究它的目的在于传承和发展,也就是不断创造的过程。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中,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继承和发展鄂尔多斯文化更需要这种创造力,才可使其成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强大支撑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鄂尔多斯各族人民的伟大实践和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五) 1.挖掘和展示鄂尔多斯文化,要把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突出培育和增强亲和力、向心力、创造力。 在鄂尔多斯市经济加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中,鄂尔多斯文化不仅是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推动和提升,而且也是实现经济加速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之一和不可缺失的支撑力量,也是鄂尔多斯综合实力的重要成因和显赫标志,同时也标志着鄂尔多斯市和各族干部群众的发展高度和文明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鄂尔多斯文化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领域中的双重效能,使经济和文化相互依存,互动互促,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搞经济,其实是在搞文化了,经济的竞争其实是文化的竞争。不管你意识到没有意识到,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事物总是那样发展的,这就是规律。我们研究鄂尔多斯文化,就是在探索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之间的这种客观存在的内在规律,就是要有意识地自觉地去掌握规律,运用规律,从而使我们从事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都以人为本去全面协调发展,使人与自然和谐为一可持续发展。进入21世纪的“十五”期间,鄂尔多斯市的GDP、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以及其它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显示出了鄂尔多斯市在全自治区、全国的位次都已跨上历史新高度。人们在回顾和展望中归纳出许多令人信服的理由和原因。笔者以为,如果从鄂尔多斯文化的角度来说,透过现象看本质,是鄂尔多斯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之间的内在发展规律在起作用。鄂尔多斯文化底蕴深厚、与时俱进。鄂尔多斯这个地方和人是鄂尔多斯文化的载体。鄂尔多斯的事业是荷载鄂尔多斯文化的人干出来的,是执政者、决策者、执行者、操作者们或说是广大劳动者们,在鄂尔多斯自然环境和社会实践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努力探索和认识自然演变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社会进步规律并自觉或不自觉地顺应和运用这些规律的结果。鄂尔多斯文化亲和力、向心力、创造力,是鄂尔多斯“三化”(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化)互动、走进前列,不断创造辉煌的动力源。我们研究、弘扬鄂尔多斯文化的目的和归宿就在于,进一步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珍惜和培育、传承和增强鄂尔多斯文化亲和力、向心力、创造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集中发展,和谐发展。 2.继承和发展鄂尔多斯文化,要整合资源,集聚力量,实施鄂尔多斯文化品牌战略。 鄂尔多斯文化是与鄂尔多斯自然资源同等重要的宝贵人文资源。不同的是,自然资源有不可再生的耗竭性,人文资源有可传承的永续性。人又是人文资源中最可宝贵的资源。这里所说的整合资源,就是既要整合文化资源,更要整合人才资源,也就是整合人文资源。资源整合的过程就是力量集聚的过程。鄂尔多斯文化资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与时俱进。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和方法,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鄂尔多斯文化进行一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合。面对大市场,建设大文化,我们要在放胆借用国际国内鄂尔多斯文化研究者之“脑”的同时更注重发挥本土 专家学者所具备的对鄂尔多斯的了解多和情感深之优势,整合和集聚五湖四海之力。要真正把握住鄂尔多斯文化中具有“唯一性”的精华,打造鄂尔多斯文化品牌。诸如鄂尔多斯歌舞文化、民俗文化、成吉思汗文化、祭祀文化、企业文化、生态文化中最具个性的精粹,都可以打造成为精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对鄂尔多斯文化随便抓一把都可以成为自治区乃至全国第一。这话一方面说明鄂尔多斯文化的丰富度,是品位高、储量大的“富矿”;另一方面说明抓和不抓大不一样,怎么抓更有说道。这几年鄂尔多斯市市委政府提出“大文化”的战略意图,开展“文化建设年”活动,组织专家学者研讨鄂尔多斯文化的“唯一性”以及在鄂尔多斯跨越式发展中突出特色,发挥优势等等,都表明了决策层的决心和行动,也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也为落实“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要求,开创了新局面,积累了新经验。只要决策层都形成这样的共识并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大家都在共同目标下齐心协力地干起来,就一定能使鄂尔多斯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建设”搞得更快更好,创造更加辉煌的成就。 3.弘扬和繁荣鄂尔多斯文化,要继续深化改革体制,开拓创新机制,繁荣和发展适应“三个率先”要求的鄂尔多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鄂尔多斯市在“十一五”期间要“率先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率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这是一个非常宏伟而具体、十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鄂尔多斯市委政府在“十一五发展纲要”和“发展规划”中都做出了宏观而又明确、超前而又务实的布署安排。鄂尔多斯文化作为与鄂尔多斯经济、政治、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必须紧紧围绕“三个率先”来谋划和实施,适应和服务于“三个率先”的要求。这就势必要求我们去突破影响和阻碍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问题时特别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这对我们鄂尔多斯来说,具有更现实更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要。改革要从鄂尔多斯市的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地看到二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在鄂尔多斯市是非常有成效的。然而文化体制改革可以说动作不大,成效甚微。文化事业还沉溺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泥潭中,文化产业举步维艰,受体制禁锢而难有起色。强调“公益性”保“大锅饭”,依赖政府忽略市场,改革难以深化。机构设置和职责分工不适应“大文化”建设的要求,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相脱节。只有清除体制障碍才会有机制的创新。必须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解决体制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三个率先”要求的题中之义。市委政府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战略布署,有待于真抓实干,落到实处了。 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文化生产力解放和发展过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文化建设的两个基本形式。文化产业,就是按照经济法则和方式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和营销。由于文化自身特殊的意识形态属性,或者说是属于精神生产和精神消费领域,使得文化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营销,必须对产业规律和文化规律有正确认识并使二者有机结合。这也正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难点之一。由于体制障碍和认识上的片面性,导致文化产业在实践中频频遭遇误区。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被“全球化”、“市场化”搞得头昏眼花而淡化、消泯、摈弃文化的地域和民族特征,导致产业畸形发育。文化的民族性和开放性是辩证统一关系。文化的真正价值和魅力在于民族性和开放性的辩证统一。有人惊呼:我们正在一锹一锹埋葬自己的文化。这正是对文化事业偏离正道和文化产业畸形发育的警告。最显而易见的如淡化、轻视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节日而去崇尚“洋节”的事了。如果自己淡化和消泯了自己的文化个性和特征,不知道拿什么去面对开放的世界。要知道,任何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要锐意强化和大力提升自己的个性与优势,才能面向世界。我们坚信,即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亲和力、向心力、创造力,在与现代工业文明和当代信息社会的碰撞中,能够体现出宽广的开放性和亲和的契合性,可以成为具有强大创造精神和时代品格的文化精品。体制不顺,机制不活,限制了文化实现产业化的通经和文化产品对市场的有效占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无从谈起。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和国家关于发展和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结合鄂尔多斯的实际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是当务之急。只要我们能把认识和行动统一起来,说的和做的一致起来,挖掘鄂尔多斯文化潜力,展示鄂尔多斯文化魅力,也就大有希望,会大见成效。 (2006年5月15日)
注: ①包海山:《我们最喜爱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名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陈育宁:《民族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同② ④陈育宁:《鄂尔多斯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⑤同④ ⑥同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