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远古中华地域文化的发展概貌

        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始终流淌着地域文化之水。地域文化在数千年流淌中经历并非千篇一律。它曾作为源流，滋润中华文化之河源远不断而流；它也作为水珠，伴随中华文化之河默默无闻而淌；它还作为巨流，簇拥中华文化之河汹涌澎拜而泻。这一切构成中华文化中地域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其间，中华地域文化呈现着独立发展与从属发展的基本特征，展示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地域文化，其独立发展期与从属发展期的区别在于，前者指文化发展主体的独立性和内容的完整性，包括远古、夏商周、春秋战国与三国晋南北朝和五代宋夏辽金等发展时期；后者指文化发展主体的从属性和内容的部分性，包括秦汉、隋唐、元明清与民国等发展时期。这里仅就远古时期中华地域文化的发展历程加以阐述。

        远古时期中国尚处氏族社会，无论是就中华文化而言，还是就中华地域文化而言，都还处在发展的滥觞期。此间，中华民族处于多元发展阶段，先人们繁衍生息在祖国各个不同的地域中，为开创中华文化不懈地创造着。因此，此间的中华文化还处在地域文化发展阶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远古”是中华地域文化独立发展的时期。

        远古时期我国诸多地域，分布着大量人类遗存，留下当时祖先生存发展的文化元素，形成多源头的中华文化现象。这些处于不同生存地域、各自繁衍生息、各具文化特征的文化现象，构成中华文化中最古老的地域文化样式。

        一、远古地域文化表现

        （一）时间表现。远古地域文化经历了旧、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除发现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人等早期遗存外，还发现距今二、三十万年前的广东“马坝人”、湖北“长阳人”、贵州“桐梓人”、山西“许家窑人”、“丁村人”等中期遗存，及距今50000年至20000年前的晚期遗存，包括华南广西“柳江人”、“麒麟人”；内蒙和宁夏“河套人”；西南四川“资阳人”；华东江苏“下草湾人”；华北山西“峙峪人”、北京“山顶洞人”；台湾“左镇人”等。其他诸如河南安阳；云南丽江、路南；四川双源；辽宁喀左、凌源；台湾台东；及青藏高原等地，都有“新人”遗迹。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进入母系氏族繁荣阶段和父系氏族阶段，发现的此间遗址达六七千处之多。

        （二）地域表现。远古地域文化，到新石器时代发展为八大处。尽管它们在时间上有先后、规模上有大小、水平上有高低，但却各有特点，自成体系。

        1、中原氏族文化区。为仰韶和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地域。前者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东至河南、河北、山东东部，南达汉水中游，北到河套地区和宁夏，西及渭河上游以至洮河流域，距今五六千年，处母系氏族繁荣阶段；后者在豫、晋南和冀南部分地区，距今4000年左右，处父系氏族阶段。

        2、黄河下游山东氏族文化区。这里密布大汶口和山东龙山文化遗存。其基本围绕泰山，自成体系。前者在今山东和苏北部分地区，发展到皖北、豫东和辽东半岛，距今6000年-4000年左右，早期处母系氏族繁荣阶段，中、晚期处父系氏族阶段；后者以山东为主，遍及河南、河北、江苏等部分地区和辽东半岛一带，距今4000年左右。

        3、江汉、三峡氏族文化区。这里经历很长时间，自成体系，包括渝鄂长江三峡地区、鄂西南和湘北大溪文化，距今4500年；长江北岸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距今约4500年；江汉地区青龙泉三期文化（湖北龙山文化），距今4500年。其间可能有继承关系，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处母系氏族阶段；青龙泉三期文化处父系氏族阶段。

        4、长江下游氏族文化区。长江下游江南区，分布着别于中原的河姆渡、马家滨和良渚文化。前者在宁绍平原东部，可能跨海峡至舟山群岛，距今约六七千年，与仰韶文化早期相当，处母系氏族繁荣阶段。后二者密布太湖地区，马家滨文化与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当，处母系氏族繁荣阶段；良渚文化是马家滨文化的继续，与河南龙山文化相当，处父系氏族阶段。

        5、华南氏族文化区。在江西、广西、广东、福建和台湾，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不同于中原，自成系统，大体分为早、晚两期。前者有明显的地域性，后者以江西修水“山背文化”、广西马背“石峡文化”、福建闽侯“昙石山文化”和台湾“风鼻头遗址文化”为代表。

        6、甘、青氏族文化区。以马家窑和齐家文化为代表。前者主要在甘、青一带，以洮河、大夏河和湟水中下游为中心，东至渭河上游，西到河西走廊，南达四川和海南藏族自治州东南的黄河沿岸，北入宁夏回族自治区，距今4500年左右，处母系氏族阶段；后者作为地域相当的文化类型，迟于马家窑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

        7、东北氏族文化区。遗存较为丰富，在辽宁、吉林、黑龙江都有发现。有地方特点，不同于北方草原氏族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其中，红山文化在吉林哲理木盟南半部，辽宁昭乌达盟、朝阳、锦州地区和河北燕山山地；富河文化迟于红山文化，其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在昭乌达盟西拉木伦河以北，辽、吉两省都有发现。

        8、北方草原氏族文化区。从东北起，经内蒙、宁夏、新疆，分布以细石器为共同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青海、西藏也有发现。其经济生活，因自然条件差异有所不同，与中原氏族文化差异更大。

        （三）主体表现。此间曾出现很多原始氏族，《史记》载：“黄帝时万诸侯”，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数以千计 。其形成发展孕育了中华地域文化的创造主体。随原始氏族发展，形成规模更大的部落联盟。“华夏”、“东夷”、“苗蛮”，是其中的三大部落联盟。

        1、“华夏”。“华夏”是中原氏族文化区的族称，素敬炎黄为始祖。炎黄活动相当广泛。《淮南子》讲昔日神农炎帝治理天下，其地域南至五岭以南，北至日没之处，东至日出之处，西至甘肃三危山。《史记》讲黄帝往来迁徙无稳定地域，东到大海，登览山东郞邪丸山、东岳泰山。西到甘肃平凉空桐山，登临鸡头山峰。南到长江，登湖南熊耳山、湘山。向北追逐到匈奴古称荤粥所在山西、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内蒙古西部一带，在涿鹿山主峰釜山合符，在山下构筑都邑。远古有“三皇五帝”之说。黄帝之上的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大禹继位于虞舜，创建夏王朝，华夏民族便步入文明社会。经商、周社会，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主义国家，开创了中华文化的新天地。 

        2、“东夷”。《尚书正义》把华夏周边之民，统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夷”。“东夷”，是生活在华夏东方之民，主要代表人物是太昊和少昊。太昊氏族主要在豫东、鲁西南和皖北及其周围地域，崇山一带也有迹可寻。少昊氏族在山东中部，北起济、潍、淄流域，南至沂沭，西起汶、泗流域，东至淮海海滨。东夷创造出独立于中原华夏之外的文化。

        3、“苗蛮”。指远古相对中原华夏的南方氏族部落。南蛮中，古籍所载最多的是“三苗”，又称“有苗”、“苗民”。三苗地域大致在两湖中间，北涉河南南部，东及江西鄱阳湖一带，江汉平原是其活动中心地域。

        二、远古地域文化特征

        远古地域文化个性鲜明，诸如新石器时代所形成的八大氏族文化区，不仅不同地域的氏族文化各具特色，就是相同地域而不同时期的文化类型也风格有异。

        （一）仰韶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为中原氏族文化区的文化类型。仰韶文化先民在原始聚落中定居生活；主要使用磨制石器工具，如斧、铲、刀、锛、凿等；主要经济部门是锄耕农业，农作物有粟和蔬菜、家畜饲养业；制陶业处手制阶段，以磨光红陶和彩陶为其特征；出现原始绘画、雕塑艺术和刻画符号。河南龙山文化进入发达锄耕农业阶段，制陶中轮制和黑陶比重很大。

        （二）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为黄河下游山东氏族文化区的文化类型。大汶口文化石器制作精致，一般有棱角，整齐，通体磨光；制陶以手制为主，陶色复杂，红、灰、黑、白色共存，晚期出现白陶，代表性器物为背壶；饰品、原始雕刻工艺品精致，骨、牙雕嵌工艺品尤为特色；出现图形文字。山东龙山文化继承前者，处军事民主制时期。生产工具较前进步，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刀、石镰、石镞、骨矛和骨渔叉等。农业进入发达锄耕阶段；陶器以轮制居多，黑色薄而光的蛋壳陶突出。

        （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与湖北龙山文化。为江汉、三峡氏族文化区的文化类型。大溪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有打制和磨制的石锄、斧、凿、刮削器、石镞和骨矛等。江汉地域原始先民使用磨光的石斧、有孔石铲、石刀和石镰。大溪遗址等地出土的陶器，其中盂簋类器、盘豆类器都有高、低圈两种；支座、圈座、器盖的形制富于变化；器物上压印有点、圆圈、方格等几何图形，彩绘的陶索纹从早期到晚期自成系列。屈家岭遗址出土的陶器，细泥薄胎光面，彩绘纹样中圆点和罗网点纹的变化都有规律可循。江汉地域春秋楚墓中出土的陶器组合中颇有特色的高颈壶和楚式鬲，可溯源到青龙泉三期文化（湖北龙山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四）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与良渚文化。为长江下游氏族文化区的文化类型。河姆渡特点明显，夹炭黑陶是当时一个重要特点，陶器组合中缺乏鼎、豆，使用炊具多为有字母的圆底釜，水器为带流的盉。磨制石器发达，骨、木器制作进步，出土大量骨耜和带榫卯的木构件。尤其玉质和象牙饰品，磨制精细程度，往往超过生产工具，具有相当高水平。良渚是马家滨的继续。其磨制工具精致而锋利，种类繁多。陶器也具黑陶特征，较山东龙山黑陶表里一致，属多薄胎素面平底器，鼎足作鬼脸形而言，良渚黑陶灰胎黑衣，器壁较厚，器底带圈足，多鱼鳍形、扁方形和T字形。三种文化遗存中，都发现大量稻谷遗址，证明六七千年前，这里已从事耜耕农业，创出别于中原的稻作文化。

        （五）华南氏族文化区早期与晚期文化。早期文化地域性很明显，大量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共存；普遍使用器形简单的绳纹粗陶；采集狩猎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珠江三角洲西樵山遗址中，发现大量打制石器和磨制石斧、石刀等。陶器粗质，饰绳纹，火候较低。晚期文化以江西修水山背文化、广东马坝石峡文化、福建闽侯昙石山文化和台湾风鼻山文化为代表。使用工具主要是磨光石器。原始农业已产生，普遍种水稻。不少遗址还出土火候较高的几何印纹硬陶。

        （六）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为甘、青氏族文化区的文化类型。马家窑文化以原始农业为主，饲养猪狗等家畜。磨制石器工具占主要部分，有少数细石器并存。陶器采用泥条盘筑手制而成，有泥质陶和类沙陶两种，陶器纹饰有条纹、垂幛纹、圆点纹等。齐家文化原始农业较前者发达，还经营畜牧业。武威娘娘台、临夏大河庄和秦魏家遗址中，都发现铜器，表明其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有占卜习俗，大河庄遗址出土20余块卜骨中，有一块羊骨上的灼痕多达24处。

        （七）红山文化与富河文化。为东北氏族文化区的相关文化类型。红山文化发现较多的磨制掘土石器、石刀、磨盘、磨棒，此间已处定居原始农业阶段。富河文化迟于红山文化，有关遗址中除发现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外，发现压印“之”字纹（弧线纹）的夹砂陶罐和大量细石器共存，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

        （八）北方草原氏族文化区文化。以细石器为共同特征。大都使用玛瑙、燧石等石料，用间接打片法或压制法加工而成的细小石器，器形一般有镞、尖状器、刮削器等。经济生活因自然条件差异有所不同，有的经营畜牧狩猎，有的牧农结合和兼营狩猎。

        三、远古地域文化成就

        远古地域文化成就辉煌。这从“华夏”、“东夷”、“苗蛮”等部落联盟，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便可略见一斑。

        （一）“华夏”时期。

        1、衣、食、住、行、商。《通鉴外纪》载：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淮南子》载：“神农乃教民播种五谷。”西安半坡发现粟和菜子。《新语》载：“黄帝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周易》载：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路史》载：黄帝“制金刀，立五币，设九棘之利，而为轻重之法。”

        2、原始科技。《周书》载：“神农耕而陶。”《史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仰韶文化多处遗址发现铜片，还有青铜刀。《帝王世纪》载：神农氏“尝味草、水，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后汉书》载：“星官之书，自黄帝始。”《世本》载：“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拎伦造律吕，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

        3、文字、礼乐。《说文序》载：“黄帝之史仓颉”“之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商君书》载：“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尚书大传》载：“黄帝始”“礼文法度，兴事创业。”《管子》载：“昔者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16支竖吹骨笛，能发出宫、商、角、和、徵、羽、变宫等七声音阶，发音准确，音质良好，反映当时人们已掌握一定乐理知识。

        （二）“东夷”时期。东夷所在海岱地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是二昊这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在物质上的反映。从出土文物看，二昊创造的东夷文化已达到很高水平。

        1、农业生产。东夷除有各种用于耕地及加工食物的石制工具，还有铜器。山东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分别发现铜锥形器和残铜条、铜渣，与《拾遗记》：少昊“一曰金天氏亦曰金穷氏”，“少昊以金德王”等载相印证。遗址中发现储藏粮食的大型窖穴，可见其粮食产量颇高。西吴寺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水井，与《淮南子》所载：“伯益作井”相印证。这可减少环境对东夷居住地域的限制。

        2、渔猎、畜牧。东夷一直与渔猎、畜牧密切相关，二昊对此有很多发明创造。《补史记三皇本纪》载：太昊“结网罟以教佃渔。”《路史》载：太昊“豢育牺牲，服牛乘马，草提皮蒙，引重致远，以利天下，而下服度。”《山海经》载：“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古史考》载：“黄帝作车，少皞略加牛。”表明二昊已发明渔网弓箭，懂得运用畜力。

        3、手工业。从海岱地域出土陶器、玉器、象牙器等手工品，及很多陶片上所带有的细密布纹看，东夷发展水平，决不低于同期华夏部落。尤其陶器中的蛋壳陶，可谓东夷文化一大特色，制作精美，技术高超，处中华史前文化领先地位。陶片上布纹的细密程度，已和现代农村妇女用腰机织的粗布相当。

         4、原始科技。东夷在建筑、航海、医学等领域都达到较高水平，最为突出的是天文历法。《汉书》载：“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可见太昊与四季节气有关。《路史》载：少昊“法度量，调气律，行二十有八宿”。可见少昊最早确定星宿，为天文学定星座和定星位作出贡献。

        5、精神文化。很多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多处遗址发现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就是一种文字，“它们和商代甲骨文及商周青铜文一脉相承”，是汉字的来源之一。东夷是我国礼乐文化重要来源之一，《拾遗记》有太昊伏羲“立礼教以导文，造干戈以饰武”和“丝桑为瑟，均土为埙”等记载。山东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发现有笛柄杯，可吹出四个不同乐音，音质颇好，是迄今发现的中华民族唯一的陶制横吹管乐器，证明东夷音乐水平的发达程度。

        （三）“苗蛮”时期。苗蛮在农业、手工业、原始科技等方面均有很高成就。诸如大溪文化阶段就出现大型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耕聚落遗址。湖南玉蟾洞遗址距今约20000年左右水稻壳的发现，说明这里是迄今为止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发现最早的稻谷生产地域。石家河文化多处遗址中，发现很多墓地有大量猪头和猪下颌骨作为随葬品，也说明苗蛮畜牧业已发展到一定水平。江汉地域考古发现有石器、陶器、骨器等各种手工作坊，说明苗蛮已有专业化和规模化的手工生产活动。三苗纺织工具中也出现适于纺蚕丝及其他柔软纤维的薄巧纺轮，说明其很早懂得缫丝纺纱。很多出土陶器上有刻符，可能是表达信息的文字符号。在原始科技领域，三苗也已掌握冶铜技术，并不比华夏和东夷落后。江汉地域也是我国铜矿聚集区，罗家柏岭遗址中就发现铜器残片。

（作者简介  刘开美，男，湖北省宜昌市社科联原副主席、湖北省社科院宜昌分院原副院长、湖北省三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

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内蒙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委会委员、研究员。从事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化学研究。彭美春，女，原湖

北省宜昌市力帝集团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