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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地方学作为一门新型的社会综合学科，准确研究定位，直接关系到这个学科的持续发展。本文从地方与地域的构成特点出发，从有利于地方学系统发展的角度，围绕地方学的构建和研究切入的方式问题，开展了地方学理论构建和研究方式问题的探讨。 【关键词】 地方学 概念定位 研究方式 理论建设
我国疆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多元，地方文化丰富多彩，共同汇聚成了无比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地方学和地方文化研究在我国有着优良的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化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越来越受到政府和民间的重视，以地名命名的多种地方学研究事业方兴未艾。然而地方学作为一门新型学科，它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于地方学的定位和切入方式问题，仍然是地方学研究理论建设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内容。 一、相对准确地为地方学定位，给地方学健康有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一门学说的命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准确的称谓地方学，不仅是给这个学说一个适当的研究定位，而且还将影响到这个学说的走向和未来发展，甚至直接决定这个学说的成长命运。慎重思考和准确判断地方学研究，显得十分重要。 我国历来都十分看重命名问题，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据《左传》记载，申繻在总结先秦时期命名思想基础上，还建立起了人名命名的基本理论。他认为，人的命名要遵循“以名生为信”、“以德名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即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五种要求，提出“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帛”为国君之子命名的六种避讳。这个理论对后世的命名问题产生了极大影响。地方学作为一门初生儿似的新型学说，如何给予这个学说准确的称谓，以便为地方学的发生发展带来吉祥，应该成为地方学的创立者们思考研讨的首要任务。这样讨论，是因为新型的地方学的命名还有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一方面，当今称谓的地方学容易将本是系统的文化区域进行断裂性的研究。“地方”是相对于“中央”的各级行政区划的统称，带有相当强烈的人文因素影响。这种影响往往将同一特质的文化现象分割开来，使不同特性的地域人为割裂并均衡地组合起来，组建出一个个带有人为意志倾向的新的“地方”，如此一来，这种形式的“地方”，不仅不利于新型的地方学构建，纵然刻意的建立其自己的“地方学”，也可能因为先天性破碎性的地方组合特点，使得地方学研究在学说系统建设方面存在先天缺陷。自然，这样构建的地方学学说难有良好的成长空间，不利于地方学的研究。当然，在那些拥有广阔同质性地域的地方，由于人为的行政区划小于特定的地域环境范围，在这些地方构建起来的地方学具有这个区域的重要特征，宽广的草原地区的鄂尔多斯学研究，广阔的沙漠地区形成的伊斯兰教文化系统研究，以及浩渺的海洋地区开展的海洋地方文化研究，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另一方面，当今称谓的地方学难以解决一个地方是否都能构成一门地方学的问题。人们说，“人间处处皆学问”。但是，由于地方有大小层级之分，有优劣等次之别，这种地方差异性特点，或多或少会成为地方学构建方面的理论上的一种自然缺陷，不少地方因为这样的问题不能有效地推进地方性学说研究，造成地方学研究的不均衡性特点，可能出现一些地方学研究的缺损，这种指导思想会不自觉地带来抑制地方学学说全面发展的问题。第三，当今称谓的地方学在研讨上存在有效资源难以统筹的问题。地方学作为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其本身表现为人才资源不足，经费来源欠缺问题，相反，由于人们对地方学既定俗称的地方化理解，地方学在创立和研究方面，同一地域不同地方的人力财力难以统筹起来，学术管理方面不能有效地协调聚合，不同地方的地方学研究各辟蹊径，研究的领域存在同一地域的问题重复研究。这种现状，既不利于地方学的创立，也不利于地方学的发展。出现以上问题，不仅在于人们对“地方”这个概念的把握，也存在这个概念的指代容易形成误区。当今不少人认为地方学是与人为的行政区划的地方为同一概念，与准确的称谓界定地方学有着直接的关联。 研究对象是界定一门学问或学科的重要依据。也是一门学科赖以构建的主体和核心。地方学是以特定地方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不少学者自从地方学呱呱坠地已经做了大量的探索。20世纪60年代，国外就兴起了“地区学”，我国开始称为地方学（或地域学）。20世纪80年代，地方学概念逐步在学者中形成。但是，在研究问题上，不少专家学者也并没有停留在人为的“地方”的思维上。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会长奇朝鲁先生认为，“每个地方（包括国家、地区、城市等）都有自己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等可供研究的东西，都可以有传统意义上的各个学科知识诠释”，“一个地方构成‘学’要具备‘四有’，即有自身独特特征的研究对象，有自成体系的研究内容，有其自身发展脉络和规律，有相应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等，可称为地方学的四要素”，这一论述说明，地方学是把研究某一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区域作为自身的研究内容，实际上是把有某种共同文化背景的“地域”视作地方学的研究范围。其实，当今不断创立的诸如“北京学”、“泉州学”、“上海学”等等，它们虽然以“地方”作为本学说的研究对象，但是，从一座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分析，它往往体现了一个区域的文化现象，只不过城市成了一个特定地域文化的缩影。由此可见，我们当今称谓的地方学的地方，它既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地方管理的概念，也是一个特定区域的集合体。也就是说，当今地方学实际研究，多数是以地域为研究对象。因此，地方学学说称谓，如果以地域学来命名，不仅有利于学说的创立，也更便利于学说的发展，这是因为地域学表述要比地方学称谓更加确切。 二、地方学研究内容的确定，要致力于这个学说系统的全面构建 一门学说如果研究内容缺少系统性，严格意义上不能构成学说。一个地方要构建地方学，最重要的是要有系统化的研究对象。 一是这个地方具备系统的环境。地方学作为一门新型学科，关于它的研究内容问题，当前主要有两种思考。一种观点认为，要将一个地方从古至今的综合体作为研究对象。这种观点虽然与史志研究方式存在差异，但是，其字里行间显现出它们之间很大的血缘关联。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把行政区划之地方与地方学的地方等同起来，致使它的研究范围多与行政区划叠加，研究内容也容易侧重于行政区划内的有关内容，其特点表现为研究管理便于组织，学术的行政性地方化色彩比较浓厚，成果的运用方面也比较容易操作。但是，由于这种研究难以把具有共同特征的地域性文化系统进行统筹，其地方学系统化水平相对降低。另一种观点是把某一领域或某几个方面作为地方学的研究对象，把特色和个性作为地方学的研究重点，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这种思考，突出把一个地域的人文特点作为自身的研究目标，解决了过去或现有因行政区划因素，人为地把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地域构成的同质性文化割裂开来对地方学研究形成不利的影响，有利于地方学的系统构建，理论性相对较高，针对性也更强，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地方学的特点。然而，这种定位容易出现不同地方对同一地域地方学研究队伍建设、组织管理等诸多方面难协调问题。当然，从概念上讲，地方与地域本身有许多交叉重叠的方面，只是因为地域概念本相对于地方概念表现出环境特点上的一定恒定性特征，对人们各个方面的影响相对更自然、更深远、更系统，这种特点恰恰是构建一门学说所必需的要素。 二是立足地方学系统化的思考。从当前研究来观察，地方学的研究内容较多的呈现出地域性研究的特点，研究管理模式多呈现地方化形式，这种现象，既为有效解决新型的地方学研究现实问题，也是为了让地方学始终保持健康的发展势头的一种选择。内蒙古立足于本自治区致力于横跨多个省区的草原文化学研究，陕西省新近提出的囊括陕西关中地区多个地市的关学研究，一级岭南学研究，它们都是立足当地，登高望远，系统化研究地方学，既是推进地方学研究的积极实践，也是提升地方学研究水平的有益尝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这种方式值得学界关注。特别是鄂尔多斯地区，通过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广大专家学者多年的积极探索，创立了具有浓重地方特色和很高品位的鄂尔多斯学，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成为当今地方学研究的引领者，更是应该全面推广。 三是借鉴研讨已有的地方学研究思路。智慧的中国人祖先关于地方学思想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据史书记载和现有的考古文物证实，“中国”的概念约在三千年前就已经出现。到了秦朝，“中国”泛指我国各族人民共有的疆域的全部领土。1983年出土的西周文物就记有“余其宅兹中或”，这里的“中”就是“居天下之中”的意思，“或”就是“国”，当时意指“城”。远古时期，“中国”有的指京师，有的指帝王所在的都城，有的指华夏族和汉族所在的地区，也有的指我国华夏族所建的国家在黄河流域一带，以为黄河流域为天下之中称“中国”。古时候，“中国”与“中土”、“中原”、“中夏”、“中华”，都是中国人民对自己祖国的共同称谓。随着“中国”地域概念的固定下来，“中”的思想深刻地根植于中国人的心中，并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崇尚“中”的哲学观念在人们中逐步形成。因此，以倡导“中庸”为主要内容的地方化学说儒学随之出现，并逐步从一个影响一定区域的学说成为千百年来统治国人的国学。“中”的哲学思想慢慢变成影响华夏民族发展的重要思想，并渗透到方方面面。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地方学的思考还有很多。我们的祖先早已经发现相同或相似的地域对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总结出了不少具有地方学思想的许多观点。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可谓最早关于地域文化对人产生的深刻影响的重要论述。刘禹锡的《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诗句，也从地域文化的角度阐述了相似的地域与对这个区域人的发展产生的重要作用。在民间，也不乏这样的认知。“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就是人们从地域、环境和生活在这个地域的人的角度，诉说出了自然环境不同、地理气候不同、人文历史不同，呈现的生存方式不同、思想观念不同、文化性格特征不同等关联特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研究地方学时加以思考的。 三、改进地方学研究方法，切实把有利于学说的发展作为地方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我国有56个民族。不同民族依靠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灿烂文化，并构筑起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丰碑，共同创造了5000年的文明历史，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遗产。中华文化精深而又博大。然而，这些只不过是数千年来华夏子孙创造的文化精髓，数量上可谓沧海一粟，实际上，不知道有多少的优良文化因子已经遗失。在当今文化极大的繁荣时代，如何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有效地把各个地方的优良文化发掘出来，保存下来，传承下来，已经成为当今蓬勃兴起的地方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地方学是相对于国学提出来的文化概念。在我国，国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以20世纪大儒马一浮先生“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泰和宜山会语》）为代表，认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广义的国学，以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于2008年高瞻远瞩地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为代表，认为“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其实，晚清“国粹派”先驱邓实，在1906年《国粹学报》第19期《国学讲习记》一文中，提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这个概念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特点。胡适指出，“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简称‘国学’。即举凡研究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都是国学，包括哲学、法律、宗教、艺术、文学、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礼仪、制度、工艺、服饰等等，都属于国学范畴。在国学研究方面，笔者比较赞同广义的国学概念的定位， 关于地方学的概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北京师范大学萧放认为“地方学顾名思义是对特定地域空间内的生态环境、经济方式、社会构成、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的学问”；北京联合大学朱永杰认为，“地方学是一门研究某一区域自然和人文环境共同组成的区域综合体的形成、演化规律的学科”；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会袁树森认为，“地方学是以地方文化为主要内容，从中选取某个事象作为课题，进行学术研究，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服务的一个新兴的学科”，等等，他们都从自身的角度给地方学确定了研究对象。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他们的观点有的与国学的广义概念相近，有的与国学狭义概念互通，说明地方学研究不少学者表现出更多的借用了国学研究的思考方式。但是，由于国学与地方学各自研究的范围大小的差异，两者如果都踏上相同的路径，地方学的研究之路就可能在曲折中前行。因此，为地方学确定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就显得重要了。笔者认为，由于地域文化的自身所赋予的特性，研究地方学以狭义的定义思考指导学术研究会更有利于地方学构建与发展。袁树森的地方学观点就有这样的特征。一方面，这样的方式能使地方学研究有效地成为国学研究的重要补充。地方学研究的地域相对于国学在地域范围上要小得多，内容对象要单纯得多，要研究这个地域的地方学，选择某一有个性特色的方面切入，不仅有利于当地地方学自身的建设，同时也有利于填补国学研究的某些不足与空白。另一方面，有利于地方的地方学建设人才的充分利用。当前，我国在地方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构建起了诸如“温州学”、“南海学”、“湖湘学”等诸多地方学系统，“杭州学”甚至创立了包括“西湖学”、“西溪学”、“运河（河道）学”、“钱塘江学”、“良渚学”、“湘湖（白马湖）学”等分支学科，他们所研究的地方学领域十分庞大，成果丰硕，这些大多得益于这些地方的专家学者大多都出自于当地的文化理论核心骨干。杭州文新街道的樊家权先生，通过10年努力，拍下楹联1800多副，并汇集编成手抄本《钱塘楹联集锦》。如今，他的创作已被纳入《杭州全书》体系中，并于今年10月正式出书。第三，有利于地方学研究开发利用。一个地域形成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体系，从一个有个性的文化侧面入手进行研讨，开展精耕细作，不仅有利于地方学出成果，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成果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巴山文化研究注重从大巴山地区居民多为湖广移民的特点出发，通过多年的总结，发现巴山人在思想上具有明义、慎行、重情、好学、崇教、乐施、奉廉、善交、尚实等特点，同时也存在好斗、好讼、自恋等不足。我们通过研究，有效地把这些思想运用到指导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开展了爱家乡、整作风、治环境、促经济的活动，较好地解决了政治教育缺少针对性，个人素质得不到提高，区域环境难以有效治理，经济建设上不了水平的问题。关于巴山文化建设，大巴山地区的铁路部门更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一方面他们根据大巴山实际，总结出“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奉献铁路、服务人民”的“巴山精神”，另一方面，他们把这些精神产品运用到生产生活之中，收到了积极成效。西安铁路局开展了“弘扬巴山精神，做新时代火车头”，“传承巴山精神，青春奉献铁路”等教育活动，还开展了“比巴山差在哪，向巴山学什么”主题讨论活动，这些举措，为培育奉献、创业、拼搏、自强的理念铁路人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参考文献 ①奇朝鲁，《鄂尔多斯日报》，《地方学四要素》，2013年4月20日 ②萧放，《地方文化研究的三个维度》，《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 ③朱永杰，《地方学学科属性探讨》，《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 ④袁树森，《地方学与地方志的关系》，《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 ⑤南柯舟，《国学概念内涵外延分疏史略》
作者：（陕西）巴山文化研究会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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