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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时期处于中国的奴隶社会。在夏朝建立之前，地处中原地带的氏族就融合成“华夏”民族。而“夏商周都是自黄帝下来一直平行存在的三个集团”，“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关系{1}。”夏族在豫西、晋南最早崛起，由大禹建起夏朝，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进入了文明社会，从此开启了华夏民族的一统天下。与此同时，商族在偏东方向兴起，考古界初步认定以“漳河类型为中心的河北磁县下七垣文化的主体就是先商文化”{2}；而周族则在偏西方向崛起，其地望在夏朝时大致处于关中西部、陇东一带{3}。经商代夏、周代商，华夏一统经历了三朝更替，所沿袭的都是“早期国家的联邦或邦联”结构类型。总的来看，在这一类型中，尽管表面上天子是“天下共主”，但实际上天子对天下的控制权实在有限，而各诸侯国事实上却都是具有相当大独立性的政治实体。这表明，作为王朝，夏商周虽然显示出一定的统一性和集权性，但就国家的结构而言，分散性和松散性仍然是其最本质、最富特色的特征{4}。因为确定这种松散性的国家结构类型，是由当时以宗族分封、异族藩属为纽带，以封国、方国为架构的宗主制度决定的。正是这种制度导致夏商周所属列国，在其发展中具有自主权，而使得夏商周也是中华地域文化独立发展的时期。 一、夏商周时期的地望与列国 进入夏商周，无论是其地望还是其文化圈，都是以往所不可比拟的。《尚书·禹贡》中就有“九州”说。这是目前最早记载疆域地理的古文献，有学者称之为“祖国最早的区域规划书”。但学术界对其成文时间有不同看法，有西周初期、春秋、战国、西汉等诸多说法。孟世凯先生认为，无论何种说法都有根据，但绝不会是大禹抗洪治水后所规划出来的“九州”，更不可能说是夏代流传于后世之作。如果按《禹贡》中所规划的“九州”疆域来看，今天我国的疆域则基本上都在其中。因此，他认为九州疆域概念是西周以后才有可能逐渐形成的{5}。那么，应该怎样认识夏朝的疆域呢？孟世凯先生认为，从后世记载中得知，夏朝自禹至桀，主要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势力所及从今天全国行政区划来看，东起山东、江苏；东南达到浙江；西到甘肃、陕西；西南至重庆、四川；北自河北至山西等地。通过近几十年这些地区的考古发现也与古文献的记载基本吻合。因为夏朝与各地的氏族、方国仍保留着更多的联盟形式，因此其疆域四至很难说得清楚{6}。对于商朝的疆域，孟世凯先生认为从直接归于王朝统治的封地层面上理解，商朝疆域最大也就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不会比夏朝的大多少。但自中期以后商朝的疆域则有了较大的发展。考虑到商王势力所及地区和有商文化遗存的地方，其疆域便东达今山东一带；南部已跨过长江到达五岭以南的广大地域；西部已扩展到今四川一带；北部已达肃慎、燕、亳，即以今长白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以及今河北北部和中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中南部和山西北部一部分。到商朝晚期，可以说其疆域已经具有现在全国版图的2/3{7}。到了西周时期，周室与其主要封国占据着陕西、河南、山东、河北一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其周边甚至中原腹地，分布着泛称蛮、夷、戎、狄的诸多民族，在战争与经济、政治、文化等交往中，彼此接近、交通、融合{8}。这一切反映了西周文化圈地域范围的辽阔。 在夏商周广袤的大地上，诸多封国、方国、藩国星罗棋布。《左传·哀公七年》记：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形容夏朝时的氏族、部落多至上万；《逸周书·殷祝》载：“汤放桀而归亳，三千诸侯大会”，讲商朝时诸侯数量大减到三千；《史记·殷本纪》曰：武王伐纣“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说西周时的列国再减为八百{9}。这一切说明夏商周经过上千年的历史演变，列国间的融合不断加剧，列国的数量大为减少。尽管如此，列国的数量依然可观。仅就西周而言，其封国的类型就有姬国王室子弟、姻亲、功臣、古帝王后、殷后和重要方国等六种{10}。在众多封国中主要的有鲁国、齐国、燕国、晋国、卫国、郑国、宋国等；在蛮、夷、戎、狄诸族中有西、北部的鬼方、 狁、犬戎，东北部的肃慎、山戎、东胡，东部的徐夷、淮夷，南部的吴、越、巴、楚、蜀等{11}。 二、夏商周时期的地域文化 夏商周时期，如此众多的列国，生活在这片大地上，自然形成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这里仅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四川三星堆文化、始于西周初年的《诗》文化为例，就夏商周地域文化加以叙述，以略见其“斑”。 （一）二里头遗址。固然二里头文化是夏朝文化的标志性类型，但作为文化称谓之源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其原本就是一种地域文化的样式。商周的本源性文化也是如此。道理很简单，如前所述，无论是夏朝，还是商周，都是华夏族地望内同时存在的“族邦”成员，只是经过历史的演变，而相继登上“族邦王”的宝座。因此其文化也就相应地由华夏族地望内同时存在的地域文化样式，而先后演变为王朝文化的类型。就地域文化层面而言，偃师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以来经过多次发掘，发现该遗址为南北1.5公里，东西2.5公里，其中发现了厚达3米左右的二里头文化堆积层共四期。在遗址中发掘出铸铜用的陶范、坩埚残片、铜渣和少量的青铜器、屋基、窖穴、水井、窖址和大量石器、骨器、蚌器、陶器以及一些玉器和铜器，还发现了宫殿遗址{12}。作为地域文化的样式，偃师二里头遗址文化显然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只是旧时代的痕迹依然还很深。 （二）三星堆文化。四川三星堆遗址反映了商朝时古蜀国的文化。三星堆遗址所在的广汉，地处四川盆地腹心地带，距成都北约30多公里，归德阳市管辖；而三星堆遗址所在南兴镇（原称中兴乡），距广汉市区西约8公里，村中月亮湾旁有三个小丘，当地称为“三星堆”。孟世凯先生认为，甲骨文中的“蜀”，指的就是以四川广安三星堆遗址为中心的古蜀国。它是商朝中后期在西部疆土中的一个大诸侯国。自商王武丁至武乙、文丁时期，约150年，古蜀国至少有几代的若干人在商朝廷中供“叶王事”职，而五代商王也派过若干官员到蜀中办事。因此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国文化是名副其实的商朝地域文化样式。三星堆遗址文化博大精深、文物丰富多彩。在发掘的文物中，有诸如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的金枚、金面罩等金器；平顶人头像、戴冠人头像、跪坐人、金面罩铜质圆顶和平顶人头像、龙虎尊、三牛六鸟尊、四羊四鸟尊、神树、孔雀、鸟、公鸡等青铜器；璋、琮、璧、佩、瑗、戈、剑、斧、斤、凿等玉器，还有石器、陶器，都很有特色{13}。作为古蜀文化的代表，三星堆遗址反映了其在与中原文化相互影响中，既吸收了商朝的文化类型，又创造发展了自己的特色，从一个层面上展示了商朝地域文化的风采。 （三）《诗》。始于西周初年的《诗》文化，以其中国古代诗歌首座高峰的地位，展现了西周地域文化的风貌。《诗》中反映的地域，仅就《国风》而言，据考证《秦》、《王》、《豳》，约在今陕西省和河南、甘肃两省的一部分；《唐》，约在今山西省；《魏》，约在今山西、河南两省交接地带；《邶》、《鄘》、《卫》、《郑》、《陈》、《桧》，约在今河北省的西南部与河南省；《齐》、《曹》，在今山东省；《周南》、《召南》中的《汝坟》、《汉广》、《江有汜》诸篇，约在今河南省南部和湖北省北部。这表明，占《诗》中一半以上的诗歌是反映古代中原地区的作品，其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主，最南当在长江以北{14}。反映诸侯国乐曲的《国风》，多采自其辖地域的民间，文学价值极高，是《诗》之精华所在。致使《诗》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被后世尊为《诗经》。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西周地域文化在诗歌文化方面的成果铸就了《诗》，而《诗》则通过诗歌这一侧面，反映了西周地域文化发展的状况，展示了西周地域文化的风采。 参考文献 {1}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68-70页，199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3}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夏史与夏代文明》，第184-185页，2007年4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4}{8}{10}{11}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136页，第237页，第126页，第227-244页，2007年4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5}{6}{7}{9}{13}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商史与商代文明》，第24页，第25页，第25-34页，第180页，第200-209页，2007年4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12}{14}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古时期》（第三卷上），第210页，第6-7页， 1994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湖北省宜昌市社科联原副主席、湖北省三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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