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辩证唯物论的时空观是地方学研究当代性与世界性的哲学依据。 与建设、北京精神的挖掘与概括”三个方面开展研究工作。经过探索和研究,终从浩瀚的北京文化中提炼出“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来概括北京精神。另一方面,随着环渤海湾经济圈和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北京学的研究范围也从原北京市的市域扩大到天津、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秦皇岛等地区。 鄂尔多斯学 在其建立之后的前7年,主要是研究汉匈文化融合、蒙汉文化融合,与此同时,还深入研究了鄂尔多斯的自然资源、历史、经济、社会、政法、科技、教育、医疗、民俗宗教、成陵祭祀、当代人物,并精心编写出《鄂尔多斯大辞典》、《鄂尔多斯学概论》和“鄂尔多斯学研究丛书”近70部;进入2012年后,面对世界经济下滑的影响,一方面,通过“课题”调研客观分析科学判断经济运行态势,提出继续创造辉煌的思路;另一方面,把老子文化、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融合起来,研究穿越鄂尔多斯所在时空的客观规律,已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二、研究地方学当代性与世界性的意义 研究地方学当代性与世界性,不仅有重要的时代意义,而且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第一,研究地方学的当代性与世界性,具有传承过去,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作用。中华文明时间久远,空间宽泛。中国曾与古希腊、古印度、古巴比伦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并留给后人丰厚的传统文化。地方学研究先人留下的传统文化,在于传承传统文化之魂,立足当代文化(先进文化)之实,面向未来文化(大融合、大繁荣)之势。 第二,研究地方学的当代性与世界性,可以用当代地域的稳定和谐发展,促进全国的稳定和谐发展,进而推动世界的友好发展、包容发展。唯物辩证法认为,全局由局部组成,整体由部分相加。同理,“和平与发展”这个当代世界形势的主题(主流)也是由当代世界各国的稳定和谐发展、合作共赢发展所组成,而各国的稳定和谐发展,又是由该国各地域的稳定和谐发展构成。因此,地方学通过研究地域的稳定和谐发展,就可以促进全国的稳定和谐发展,进而推动世界的友好发展、包容发展。 第三,研究地方学的当代性与世界性,可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使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在与当代世界的优秀文化融合中得到更大发展、更大繁荣。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华各族人民的共同精神品和价值追求把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精辟地概括成“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要我们在地方学研究中遵循、坚持这个核心价值观,并积极吸收外国科学管理、先进技术、创新精神等优秀文化,就会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使地方学在世界大放光彩。 第四,研究地方学的当代性与世界性,可以开拓我们正确判断地区发展形势的新视野、新境界。唯物辩证法“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告诉我们,世界发展同中国发展相联系,中国发展又同中国各地发展分不开。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在把握世界和中国发展趋势中,才能正确判断地区发展形势,从而推动地区稳定持续发展。 第五,研究地方学的当代性与世界性,可以使地方学更好地为当代重建陆地、海洋“丝路”服务。中华民族历来愿意同其他国家民族友好相处,并注重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早在西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就奉命带丝绸、茶叶、牛羊等物资,走平原、翻高山、渡黄河、过绿洲、穿沙漠、越戈壁,两次分别出使今新疆伊犁、和田、若羌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伊朗、印度等地,这种陆地活动空间的扩大,不仅加强了中原和西域的联系,而且促进了汉朝同中亚、西亚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明朝郑和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公元1433年(宣宗宣德年间),七次(一说八次)带丝绸、瓷器、铜铁器、金银等物资,率舰队下“西洋”,他们“云帆高涨,昼夜星驰”,战狂澜、歼海盗,历28年,经菲律宾、越南、泰国、印尼(苏门答腊、爪哇)、斯里兰卡、印度、伊朗等30余国,驶程远至非洲东岸索马里、肯尼亚,并带回珍珠、珊瑚等宝物。这种海洋活动空间的扩大,不仅比意大利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比葡萄牙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而且密切了明朝和南亚、非洲的联系,促进了明朝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党的十八大后,中共中央为了推动中国同中亚各地以及南亚、西南亚、非洲、东欧各国的合作发展、和平发展、包容发展,提出重建陆地、海上“丝路”,这就为地方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时、空。 三、地方学研究走向世界的思考 (一)地方学研究要走向世界,必须在研究的综合性和理论性上有突破。目前我国的地方学只所以未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其原因除起步晚、研究时间短外,就是研究内容缺乏综合性、理论性。缺乏综合性研究表现为:有的通过史志典籍研究历史文化;有的通过考古发现研究民族民俗;有的通过媒体报道研究经济社会,而未能以地域(地区)文化为基础,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文明的整体研究。缺乏理论性研究表现为:有些研究还停留在对事物表面的、片面的、现象的感性认识阶段,而未能达到对事物内部的、全面的、本质的理性认识阶段。一个地方学缺乏综合性自然不完整,缺乏理论性必定不深刻。一个不完整、不深刻的地方学当然既没有活力,也没有对实践的指导力,这种地方学,不要说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就是在当地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二)地方学研究要走向世界,必须在研究队伍上有突破。研究队伍的突破是指把现存的众多各类专业人才整合为综合性人才队伍,并注意三个问题:一是选择好地方学研究的创新型带头人,没有这种带头人,就不会出创新成果;二是要老中青三结合。因为老年人了解“地方”历史的来龙去脉,熟悉“地方”发展的经验教训,这有利于增强地方学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中青年思想开放、观察敏捷、敢想敢干,这有利于增强地方学的创新力和生命力;三是要把发挥本土专家学者作用与发挥外地专家学者作用结合起来。本土专家学者对“地情”了如指掌,但往往因熟视无睹,易产生漏洞;外地专家学者易发现本土人忽略的问题,这就能够弥补本土专家学者的不足。 (三)地方学研究要走向世界,必须在建立、健全运行制度、机制上有突破。地方学研究在制度、机制上的突破主要是:一要在一般性研究基础上,确立科学的研究项目或研究课题,并成立相应研究小组,以便对项目或课题进行系统地、全面地研究;二要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制定必要的奖惩办法,做到奖勤罚懒,奖优惩劣,从而积极推动地方学研究。 (四)地方学研究要走向世界,必须在创新上有突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地方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实践无止境,创新无终点。地方学要走向世界,就必须遵循并坚持“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规律。 (五)地方学研究要走向世界,必须在研究两条“丝路”上有突破。两条“丝路”的建立虽然发生在历史上的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有着不同原因和不同方式,但我们只要坚持与时俱进思想路线,遵循“求同存异”实践原则,就能发现相同结果,并从相同结果中得到新启示,这就是: 第一,汉朝建立的陆地“丝路”,虽具有一定的战争性质,但其结果则是,既沟通了中原与西域、中亚各国之间政治上的互相了解,又推动了双方经济、文化上的互通有无(汉朝的养蚕业、漆器、铁器和冶铁技术、工艺品等传入西方,西域的汗血马、骆驼、鸵鸟、葡萄、核桃、石榴、芝麻等传入汉朝,双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刻、杂技等也互相影响);不仅形成了较长时间和较大空间上的和平发展环境,而且为当代陆地“丝路”的重建开辟了道路。 第二,明朝建立的海上“丝路”,虽含有“显示国威”、“宣扬强大”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因素则是将人类从事生产生活活动空间由大陆扩大到海洋,通过海洋进行贸易活动。特别是郑和随行人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不仅为当时人们了解西洋各国情况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而且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第三,当代,我国重建陆地、海上“丝路”面临诸多挑战。面对美、日、菲、越的各种挑战,在主场(我国作为东道主召开会议或论坛)、客场(我国被邀请参加别国召开的会议或论坛)、不在场(别国召开我国未参加的会议或论坛)的不同空间,我国虽然有不同策略(如:主场正面阐述和谐发展思路;客场据理相争和平、安全发展环境;不在场针锋相对提出反对意见),但总是遵循着“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这个“不变”就是:我国重建陆地“丝路”旨在同陆上“丝路”沿途国家、地区,在人文方面继续搞好交流;在经济方面坚持合作发展;在能源及其他商品方面扩大互通有无;海洋是联结我国与南亚、非洲、欧洲各国的“桥梁”,大海可海纳百川,大海有包容精神。我国重建海上“丝路”意在同海上“丝路”所及南海领域,在维护“亚太安全”、“海洋安全”的大局下,坚持“主权属我”的前提,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海洋空间资源(石油、天然气等)的和平合作开发,以共同发展海洋经济;对于海上“丝路”所及其他国家、地区,则是在共同维护海洋安宁秩序的同时,共同保护海洋生态,并在发展船舶业、制造业等方面互帮助、共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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