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特色

        编者按：北京皇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座跨越千年时空使用的“皇城”。在北京都城的多民族文化融合中，蒙古族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学研究基地相关研究成果，使我们开阔眼界，拓展思维。因此，我们在相关文章中节选北京都城与蒙元文化融合的部分，以飨读者。

        中国古代建筑中具有中轴线的历史十分悠久。据辽宁省考古发掘报告，1979年5月，在辽宁省西部与内蒙古接壤的喀喇沁左翼蒙古自治县东山嘴，发现了5000年前红山文化的大型祭祀建筑遗址。这是一处用大石块砌筑的成组建筑遗址，呈南圆北方、中心两侧对称的形制。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中对大型祭祀建筑遗址有这样的介绍：“这组石建筑基址，在建筑石材加工、砌筑技术上相当讲究，尤其是在总体布局上，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的主次之分，南北方圆对应，表现出引人注意的特点。这种具有我国传统特色的建筑群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还是首次发现”。①这种建筑布局思想一直影响中国几千年大型祭祀、宫廷建筑的历史，今天我们看到的天坛建筑布局、紫禁城建筑布局、十三陵建筑布局以及一些标准的四合院、寺庙道观等建筑布局都有中轴明显、左右对称的特点。孔子认为“不偏为中”。我们常说的中国的“中”，就是一个长方形再加上一竖。这一竖不能写偏了，写偏了“中”字就不好看了，一定要在长方形的正中。中心、中正的思想和观念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最显著的文化特征，也是中华大一统思想和文化的基础和核心。

       北京中轴线有着鲜明的文化特色。首先，体现了多民族文化融合，表现在元大都中轴线规划设计上，体现了西北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一种完美结合。今日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元大都城的缔造者是忽必烈，设计者是刘秉忠。刘秉忠能设计并主持建造大都城与忽必烈确定以燕京为都和“尊用汉法”的历史背景有很重要关系。忽必烈是从西北草原来到北京的蒙古民族。蒙古草原文化的特点是游牧，逐水草而居，心胸开阔，豪迈，不拘一格。忽必烈来到北京，仍然保留着蒙古民族文化特点。他首选居住地是今北海琼华岛，当时是金中都城北部的郊野行宫，周边有大片湿地和水源。建大都城的时候，根据忽必烈选择的居住地，大都城规划将今日西城区大片水域，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中海、北海、什刹海留在城内。水是城市的魂，有水源、河流的城市才有灵气和脉络。北京城内水域称“海”也是蒙古民族对水域的称呼。在规划营建大都城的时候，忽必烈选择的居住地也就自然成为大都城的核心区域和景观。蒙古民族对生态环境的追求使新的都城规划将大片水域留在城内，使城市内不仅有充足的水源，还有了灵动和舒展的空间。灵动就是水的流动。空间就是水面上开阔的空间。北京有著名的“燕京八景”，其中“银锭观山”讲的就是城市舒展的空间，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城市的生态环境，城市的通风廊道，这对三面环山、一面向阳、坐落在盆地中间的城市来讲，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也是北京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经典案例。元大都城的规划和布局设计者是刘秉忠，他是中原人，汉族，出生地在今河北邢台，一生做过道士、僧人，精通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周易、八卦等学说，在辅佐忽必列定都燕京和修建大都城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都城规划设计上，他首先考虑到忽必烈欣赏的琼华岛和周边水域，同时又结合《周礼·考工记》描绘的都城蓝图，充分运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中国道家思想，使新的城市规划体现天人合一，追求自然环境与人居和谐。他的具体做法是：在元代海子水域最东岸确定一条自北而南的中轴线，将城市分成东、西对称的空间布局，将琼华岛和大片水域完整的保留在城的西部，做到既满足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理念，又符合农耕民族左（东）为阳（日出东方），右（西）为阴（月落西方）；左为木，右为水的阴阳学说。

       中原农耕文化与西北草原游牧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农耕文化更追求凝聚、向心、中正，讲究南北中正面向太阳的同时形成左右对称的审美文化。刘秉忠对北京城市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将草原文化的个性与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双赢。刘秉忠确定的城市中轴线，使城市朝向清晰，方向明确，一座城市分左右，分阴阳，与中华大文化和谐地融为一体，由此，北京人要纪念他，北京的学者要加强对他的研究，应该像对待他的学生郭守敬那样，在西城区修建一座纪念馆。

        其次，北京中轴线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演替。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从民国北京城到今日北京城，中轴线经过七百多年的历史积淀，已经形成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混搭”。从永定门到正阳门，展现的是民国时期的北京城市风貌；从毛主席纪念堂到天安门，展现的是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风貌；从天安门后面开始到地安门展现的是明清帝王都城风貌；从地安门到钟鼓楼，展现的是中国北方城市风貌。

        民国是皇权退却，人权上升的历史时期，也是北京近现代城市社会的开始。中轴线上正阳门城楼、箭楼在民国初年进行了改造，不仅缓解了前门东、西车站的交通和繁华商业街的人流通行，更主要的是削弱了封建制度的禁忌，开拓了社会发展的新风。在正阳门改造后，前门外大街得到进一步发展，驰名京华的老字号涌现，东侧的鲜鱼口、西侧的大栅栏成为民国时期中轴线左、右呼应的两条商业街。进入民国，北京城市现代化渐入，“大清门”改为“中华门”，适应现代城市交通需要，正阳门城楼两侧开豁口，箭楼在装饰上引入新式建筑风格、建筑材料（装饰正阳门箭楼箭窗遮檐、栏杆使用了水泥，在箭楼装饰上引进了西洋图案等），进一步增加了北京中轴线的文化内容，以至今日前门外大街改造依然保持民国时期的建筑风貌。

        新中国成立后，对天安门广场的改造是继民国皇权下降、人权上升后又一次大变革，突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城市文化。改造后的天安门进一步突出，中轴线上的皇宫建筑文化重心后退，紫禁城成片的红墙黄琉璃瓦成为后院，却得到完整保护。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修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天安门以及广场的改造，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的矗立，集中展现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城市新风貌；中轴线上的国旗杆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和城台两侧的标语、毛主席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包括毛主席纪念堂，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财富，北京中轴线天安门广场段在新中国又增加了新的文化内涵。

        紫禁城的完整保护和遗存，在当今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建设中也是罕见的。很多古代国家的皇宫不是区域减少，就是传统建筑无存。在北京漫步在中轴线紫禁城区域，你仿佛进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空间。这里是大一统封建皇权统治理念和统治秩序的完美展现。在明、清封建社会中，紫禁城是天上人间的建筑，展现的是“惟我独尊”的封建皇权思想和文化。

        城市干道汇集钟鼓楼，以钟鼓楼为城市中心是中国古代城市的一个特点，有别于西方城市中心是广场或教堂的建筑特点。钟鼓楼是岁时建筑，也就是说是为市民服务的，位于城市中心区域。中国北方城市，特别是明朝初年，朱元璋接受谋士朱升的建议“高垒墙，广积粮，缓称王”，攻下一城，修建一城池，在西北边塞修建多个中心城市和卫城，并且城中建钟鼓楼，战时报警，和平时期报时。北京旧城的钟鼓楼更有特点，是帝王都城，展现是一前一后，鼓楼在前，钟楼在后，建筑体量大，而且完全脱离宗教色彩，成为市民有序活动的中心。

        一条北京中轴线，体现了中华文化精髓，积淀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文化内涵十分厚重，文化特色十分鲜明，文化轨迹十分清晰，这在当今世界文化遗产中是罕见的。北京中轴线不仅有天地之中的文化特色，更加突出“天、地、人”三者和谐的文化特点。也就是说北京中轴线不仅居北京城市之中，中华地势之中，还是天上人间之中。更为可贵的是经过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孕育、滋养，七百多年全国首都城市文化的积淀，北京中轴线更加闪耀的是优秀的人文气质和人文思想，汇聚着优秀的民族文化智慧，可以说是人类独一无二的一条线性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①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注：本文节选自《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积淀与特色》）

        作者：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