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视角与追求：中国地方学的兴起

　　内容提要 1980年以来，中国地方学方兴未艾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有其时代原因和学术背景。地方学是一门对特定区域综合体的形态、性质、功能、结构要素及其结构过程进行研究，并为该区域综合体的良好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学问。要注重从地方性、关联性与过程性的视角进行研究，并将立足地方、研究地方、服务地方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
关键词地方学地方性关联性结构过程

        一、中国地方学的兴起及其成因
        1980年以来中国地方学方兴未艾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据潘洁2008年的“初步统计”，“地方学研究会、所、基地、中心已达23家”。①迄今为止，已经提出专名的地方学有北京学、上海学、香港学、澳门学、台北学、闽南学、晋学、武汉学、南京学、西安学、青岛学、开封学、温州学、鄂尔多斯学、扬州学、泉州学、洛阳学、三峡学、广州学等。此外还有未以地名命名但也颇有影响的地方文化研究，如齐鲁文化研究、三秦文化研究、楚文化研究、吴越文化研究等。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地方学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地方学研究组织不断得到建设，地方学研究的队伍保持着日益壮大的态势。
       中国地方学研究的兴起有其时代原因和学术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地方谋求经济、文化发展和地位的强烈诉求。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变迁，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地区间的竞争也日益加大。如何实现本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从而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各类指标排名中占据优势地位，成为许多地方的强烈诉求。在这种诉求之下，就必须好好地认识地方、理解地方、发现地方的各种资源，以服务于地方。如此以地方为研究对象的地方学便有了生存的契机。
        第二，全球化引发对差异性、地方性的关注。“全球化”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典型特征，“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是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伴随着跨越空间和时间距离的交通、通讯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伴随着从休闲到工作到战争等各种情况下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迁移而出现的，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环境保护、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个领域加强联系和影响的过程。”②全球化在加强了世界各地有机联系、使世界文明进步的同时，也毁灭了文化的多样性，使世界趋向同质化，并引发广泛的认同危机和归属焦虑。有鉴于此，不同社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开始了“逐异”的过程。由于异质往往存在于地方性之中，因此寻求地方性、从地方发现发掘特殊性进而对抗同质化和认同感的缺失，是与全球化同样深刻的历史进程。学术界，尤其是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区域社会史、民俗学等，都努力为寻异、存异做着自己的贡献。全球化引发对差异性和地方性的广泛关注，正是地方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我国素有关注地方、记述地方、研究地方的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有职方氏之设，“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厉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③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里”④，自《尚书·禹贡》以及《山海经》按地域记述各方之地理、物产、贡赋、风土人情等开始，我国历史上因为对地方关注而形成的地理书不胜枚举，周处《风土记》、宗懔《荆楚岁时记》、李绰《秦中岁时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等都是其中的著名者。近年来对于地方史的研究也深受学者重视，多省市纷纷编写自己的通史和专史，成果卓著。
        此外，中国还有悠久的地方志传统。地方志作为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书籍文献，是一地之百科全书。中国地方志素以起源早、持续久、类型全、数量多而闻名。仅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⑤就收录1949年以前历代地方志共8264种，11万余卷。《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⑥所收更多达8577种，包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岛屿志等不同类型的方志以及具有地方志性质资料的志料、采访册、调查记等。直到今天，官方仍然设置编纂地方志的专门机构，不定期编纂出版多种地方志书。
        尽管地方史、地方志与地方学并非同一概念，但彼此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比如一些地方学就是以地方史为核心研究领域，地方志则不仅为地方学研究提供了综合性的基础资料，其撰写体例、内容分类以及“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也为思考地方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和学术取向提供了重要参考。地方学研究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中国重视地方记述和研究的学术传统在当下的延续。
        第四，国内外地方学以及国内不同地方学机构之间的相互影响。地方学的兴起并不局限于国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证明全球化引发对差异性、地方性的关注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在西方，大学教育中早就有伦敦学（London Studies）和罗马学（Rome Studies）的设置，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则迅速兴起了东京学、大阪学、名古屋学、横滨学。⑦在韩国，近年来地方学研究十分繁盛，已先后出现湖南学、首尔学、忠北学、釜山学、仁川学、江源学、京畿学、蔚山学、大邱庆北学、济州学等多种以地命名的地方学，并有设在大学或直属地方政府的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全南大学湖南学研究院、首尔市立大学首尔学研究所、仁川市立大学的仁川学研究所、新逻大学的釜山学中心以及江源发展院江源学研究中心、京畿文化财团京畿学研究室、忠北发展研究院忠北学研究所、大邱庆北研究院大邱庆北学中心、蔚山发展研究院蔚山学研究中心、济州发展研究院济州学研究中心，等等。⑧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下，国外地方学对国内地方学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它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发展地方学的氛围和信心，另一方面则给予直接的启发，比如北京学的响亮提出以及北京学研究所的成立就受到汉城学（即后来的首尔学）的直接影响。⑨而在国内，不同地方学相互激发的现象更加普遍，比如严洪昌就坦承自己是在“上海学、温州学的启发下适时提出了建立武汉学的构想”。⑩2012年邱昶在《把广州城置放于学术的层面——建立“广州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首次系统阐述建立、开展“广州学”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时，也提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城市地方学。{11}广东省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执行主任涂成林同样认为，在国内外地方学研究“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情况下，广州作为“超大型城市”“没有提出与城市实力相匹配的‘广州学’研究”，是“非常令人遗憾的”，{12}可见广州学的提出也受到其他地方学的深刻影响。
　　当然，地方学的兴起还得益于一些学者和地方文化研究者的提倡和坚持。每种地方学都有其首倡者和支持者，正是由于他们的坚持，地方学才一步步发展，不断壮大，并形成不同地方学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地方学学者正在日益形成新的学术共同体。
        二、什么是地方？什么是地方学？
       （一）什么是地方
        根据《现代汉语大词典》，地方的读音有两个，即[dìfāng]和[dìfang]，读音不同，含义也有差异。地方[dìfāng] 有如下几个含义，即（1）中央下属的各级行政区划的统称（跟“中央”相对应）。（2）军队指军队以外的部门、团体等。（3）本地，当地。地方[dìfang] 则指：（1）某一区域；空间的一部分；部位。（2）部分。
　　那么地方学中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呢？对此，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提供十分有益的启发。比如美国地理学家怀特（J.Wright）认为“地方”是附着主观性的区域。加拿大学家雷尔夫（E.Relph）认为“地方”是人类和自然次序的融合，是人类经验的中心，充满了人们生活世界的经验和情感。英国地理学家阿格纽（Agnew）认为“地方”的三个要素是场所、区位和地方感知。{13}可见，地方学里的“地方”与区域相关，是“地方[dìfang]”的第一种解释。不过，地方并非指自然的物理空间，而是包含着人文要素、融进了人的活动和人的情感的，各具形态、性质和功能的综合体。
　　由于地方尺度大小不同，故而理论上可以有面向各种尺度地方的地方学。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村落，均可以作为地方学的研究对象。而划分地方的标准或曰界定地方空间范围的标准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依据地理因素的相关性，可以依据文化传统的相似性，可以依据历史上的习惯界定，可以依据行政区划，当然也可以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就现存地方学而言，尽管有一些超越行政区划的地方学，比如闽南学、三峡学等，但“地方”更与一个省级或市级的行政区划单位相吻合，比如北京学、上海学、南京学、温州学、鄂尔多斯学、广州学等等，均是如此。这种现象反映了行政区划对于地方学研究形成的重要性。
　　关于什么是地方学，已有一些学者进行积极探索，如仝建平、张有智认为“地方学，顾名思义，笼统来讲就是研究某一地区的学问”。{14}萧放将其定义为“是对特定地域空间内的生态环境、经济方式、社会构成、文化传统与文化现象的诸方面进行综合研究的学问”{15}；张宝秀认为：“现代地方学是研究地方的综合性学科，把某个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区域甚至国家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将其作为人文、自然要素共同构成的地域综合体进行综合性研究。”{16}尽管在地方学的性质以及研究内容的表述上有差别，但学者一般都强调地方学是对特定地域的综合研究。笔者赞同这种认识，并愿意将地方学定义为：一门对特定区域综合体的形态、性质、功能、结构要素及其结构过程进行研究，并为该区域综合体的良好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学问。
　　三、立足地方、研究地方、服务地方：地方学的学术追求
        1998年1月，经北京市政府编制办公室批准，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成立后，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欣然题词“立足北京研究北京服务北京”，这十二个字在北京学成立之初即精准地确定了北京学的研究宗旨，并一直发挥着引导作用。如果我们将其中的“北京”二字换成“地方”，即立足地方、研究地方、服务地方，则可以用来概括地方学的学术追求。
        （一）立足地方
      “立足地方”强调以某一地方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将地方作为本体加以研究。立足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方学的倡导者和研究者往往是对该地方更有感情、获得研究资料更为方便的当地学者，研究机构也往往设立在当地，比如专门从事北京学研究的北京学研究所设在北京联合大学，专门从事鄂尔多斯学研究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设在鄂尔多斯，专门从事广州学研究的广东省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设在广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学研究只能由在地学者来进行。这主要是因为：
        其一，学术乃天下公器，只要一个人有志于地方学研究，无论他身居何方，都可以从事地方学研究。
        其二，虽然地方在空间分布上是固定的，但是地方上的人是活动的，而地方是经由人的活动才得以形成的，因此，研究活动的人是如何作用于地方并为地方所塑造，是地方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人的活动是完全可以超越地方的，甚至是可以超越国际的，因此，对于人的研究，尤其是一部分人的研究，在地学者未必更有优势。
       其三，从研究资料上讲，由于研究资料的可流动性和不同人对待研究资料重视程度不同，关于地方的资料未必就在该地方，敦煌学的研究者主要并不来自敦煌本地，就很能说明问题。
        其四，在地学者对地方学的研究采取的多是内部视角，地方是自观的地方，因此容易出现“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的情况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憾。{17}因此，对于处于关系网络中的地方的科学研究来说，仅有在地学者的参与是不够的。地方学研究需要自观和他观、内观和外观的结合，需要在地学者与外地学者的交流和联动。
       （二）研究地方
      “研究地方”强调用科学精神和合适方法寻求地方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种种条件，对该地方的“形态、性质、功能、结构要素及其结构过程”进行共时和历时的比较、分析和归纳，力求准确把握其形态、性质、功能和结构要素，阐明其结构过程并对何以如此加以解释。
       科学精神就是求真求实精神，是实事求是地呈现和解释现象的态度和追求。在研究地方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秉持科学精神。其一，要对个人的主观性保持足够的警惕，尽量排除个人情感对于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的干扰。其二，要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尽量排除外界力量尤其是权力的不良影响。其三，要保持学术研究的纯洁性，尽量排除功利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功利不仅是指研究者的私人利益，也指具有一定公共性的地方利益。研究者为了一己之私而牺牲真实性往往容易被人们所鄙弃，若为的是地方利益则容易被宽容。然而，为了地方利益而不顾事实甚至扭曲事实的研究同样是违反科学精神的，必须反对，否则地方学将难以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
        任何学问都需要运用合理的方法。张妙弟等北京学学者曾对北京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索，认为包括历史对比法、区域比较法、时空结合法、系统法和综合法，{18}这样的探索对于理解地方学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不过，在当前地方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候，研究也可以以问题为导向，在方法使用上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只要便于发现问题并科学地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可以拿来使用。而经过长期的实践，地方学研究或许能够发展出适合自己甚至能够惠及其他学科的重要方法。
      地方学研究要寻求地方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种种条件，要理解地方并阐释地方，这决定了地方学不是资料之学，不会满足于对该地方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的泛泛描述和简单罗列。但同时又决定了地方学研究必须用开放的态度搜集、整理和运用资料，无论资料的文类和载体形式，无论产生资料的时间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资料的生产者是在地者还是他方人，无论资料储存于国内还是国外，都应该纳入视野，愈全愈好，多多益善。
       （三）服务地方
      “服务地方”强调地方学要经世致用，要为地方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服务地方决定了地方学不完全是以求真为旨归的、价值中立的学问，而是既求真又向善的学问，它要求地方学研究者有社会担当，有明确的价值立场，有自觉的服务意识，能够为地方发展出谋划策，成为政府决策的智库。
        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地方学正是以立足地方、研究地方、服务地方作为学术取向的，比如北京学研究者均主张北京学应是“资治”、“辅政”之学{19}，晋学研究者认为，“以研究晋国史起家，进而研究先秦时期三晋地区的历史文化，又下延至以后各个时代的山西区域社会”的晋学，“以后发展的直接目标就是通过研究山西地区（先秦时代可以适当放宽，包括三晋地区）的历史和社会，为山西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文化支持，为山西省委、省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历史依据和现实参考”。{20}三峡学的研究者也主张“研究过程及研究成果可与区域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特点与创新文化结合起来，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增强其成果的应用价值。”{21}
       服务地方的学术追求使得地方学不仅是过去学、现在学，还是未来学，它虽站在当下，却既要顾后又要瞻前，要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联结，这使地方学与向后看的地方史以及“略古详今”、注重当下的地方志有了明显的区分。地方学研究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前瞻性，关注地方难题并在鲜明的价值立场上提出解决方案，是地方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服务地方的学术追求使地方学容易成为被地方政府需要的学问，从而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并因此得到发展。但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学也容易受到权力的污染，学术独立性更容易受到干扰，也就需要研究者有更坚定的科学精神，求真理，说真话。
       四、注重地方性、关联性与过程性：地方学应有的研究视角
       （一）注重地方性的发现
        地方性是一个具有特定自然地理条件的区域经人的长期活动而逐渐形成的根本属性。发现地方性，是地方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有学者甚至认为，地方学的宗旨“就是要研究某一空间变为某一地方的过程，深入挖掘其地方性及这种地方性形成的过程、发展规律、地域特点和动力机制等，在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对地方的‘未来’做出判断，从而为地方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生态发展等提供理论支持。”{22}
        发现地方性，不仅是地方学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是地方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地方性首先是个性，是差异性，是多样性，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与其他地方相比不同的特殊性。但地方性又不完全是个性，不同的地方也会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不同地方的地方性总是表现为同质性与差异性的共存。因此，将发现和呈现地方性作为研究视角，势必让研究者关心这个地方的地方性到底是什么（或者说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这个地方与其他地方到底有什么同与不同、这样的同质性与差异性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等一系列地方学的核心问题，从而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将地方学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和系统。
        （二）注重多种关联性的研究
        虽然一个地方可以为作为地方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存在，但这个地方在现实世界上的存在却不是独立的，而是处在各种各样的关系联结而成的网络中。因此，如果不将“关系”纳入视野，就不能对地方有真正的了解，地方学研究很难深入下去。大致而言，地方学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多种关联性的研究。
       1.地方与全局的关系研究
       地方总是处于全局之中，处于整体之中，地方是全局和整体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框架，每一个地方，都深受国家政策和宏大历史进程的影响。而伴随着国际交往的密切，尤其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一个地方与世界、国家整体的联系日益增强，这决定了只有将地方置于整体、全局当中，超越地方看地方，才能看清地方在全局中的地位，才能对地方之地方性的形成以及地方发展的脉络和逻辑有更好地理解。历史学者程美宝曾指出：“要了解像广东这类‘边缘’地区近代地方文化的发展，只有跨越地方，跨越国界，跨越以抽象的中国文化为中心的视角，才不致对焦错误。”{23}应该说，这样的主张并不仅仅适用于“像广东这类‘边缘’地区”，而具有更为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地方学研究有必要关注一个地方是如何受到整体的影响，又是如何回应这种影响的。
      2.地方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关系研究
       一个地方不仅与国家有关系，亦与其他地方因为地缘、资源、移民、历史文化传统等关系而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联系，这意味着一个地方地方性的形成、地位的确立、功能的发挥，总是受着其他地方的影响。司马迁早就发现了这种地方间的关联性，比如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他就提到郑卫地区的风俗本来“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24}对地方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关系研究，侧重于对地方间建立关系的因缘、路径、过程和影响进行研究。这里，寻找与特定地方具有相关性的地方成为展开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3.地方内部不同“小地方”之间及其与该地方之间的关系研究
       “地方”有着不同的尺度，在一个尺度大小确定的“地方”下面，往往还有诸多更小的“地方”，比如北京学研究的北京是行政区划的北京市，在它的下面，现有16个区县，每个区县下面又有数量不同的街道办事处、乡镇，而每个街道办事处、乡镇之下又有不同的居委会或村落。{25}而地方内部尺度不同、层级不同的诸多“小地方”之间及其上下层级的互动，正是这个地方地方性的表现和重要来源。比如位于现北京门头沟区的琉璃渠村，背靠九龙山，面临永定河，依山傍水，从元代起朝廷即在此设琉璃局。作为国家政治中心，北京需要营造大量的宫廷建筑、礼仪建筑和园林建筑等，在传统的审美习惯和礼制秩序中，这些建筑需要大量的琉璃产品。琉璃渠村应运而生。如今，琉璃渠村仍在生产琉璃，为大量古建筑的当下维修提供材料。“琉璃渠村”的存在，一方面源于北京的首都特性，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北京的首都特性。
      4.地方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
        地方的存在首先是以占据地面上一部分区域为前提和基础，但地方若成为一个区域综合体，则是多种要素在历史进程中彼此不断发生关系并互相作用的结果。地方作为一个综合体，包含多种结构要素。这些要素在中国古代地方志中已有很好的提炼和表述。中国地方志编纂起源早，但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志书体例则肇始于明代永乐十年（1412年）颁布《修志凡例》，根据该凡例，志书平列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郭、乡镇、土产、贡赋、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绩、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25门。{26}永乐十六年又颁布《纂修志书凡例》，对原颁《凡例》稍加修订，对门目略作调整，设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田地、税粮、课程、税钞、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27门。{27}这些门目各有所指，涵盖了一个地方的结构要素。今天的研究者对于地方结构要素的提炼和表述与传统社会不同，更愿意使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概念，但上述分类仍然可以为我们今天认识地方的结构要素提供借鉴。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要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相互联系中构成了一个活色生香的地方综合体。地方学研究必须揭示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了解这个地方综合体。当然，为了更好、更准确地把握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对各个结构要素本身有好的研究，而且需要认识到不同的结构要素对于地方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
        （三）注重对结构过程的研究
      “地方”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综合体，无论其形态、性质、功能和结构要素均是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地方的变化过程就是结构要素随着时间、条件的不断变化并持续交互作用的过程，就是结构要素的结构和再结构过程。注重结构过程研究，是将历时的视角植入地方学研究之中。这种研究视角有益于我们理解当下的“地方”是如何形成的，其未来又可能怎样去发展。
        对结构过程可以采取回溯分析的方法来进行，将特定地方的当下存在状态作为初始状态，并分析其结构要素，由此一步步向前探索，寻找到它及其结构要素的起始点和关键转折点（如果有的话），然后再从这个起始点一步步梳理下来，关注不同历史时期尤其是关键转折点上结构要素的不同构成及其互动作用，就可以对地方的结构过程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则可以继续探寻结构过程的环境和原因，从而发现地方性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
      对特定地方结构过程的回溯分析也可以从内部更小尺度的地方入手。比如天坛公园是当前北京的一个“小地方”，有其当下的名称、形态、性质、功能和结构要素，但天坛的当下是其历史发展的结果。将天坛的当下作为初始状态，向过去寻找它的起始点和关键转折点，可以发现天坛公园的前身至少在元代已经出现，由于明代建都北京得以重建。重建以来，它的名称发生了从天地坛到天坛到天坛公园的转变，转变的关键时间是永乐年间、嘉靖十三年和1918年；它的形态则在永乐年间、嘉靖年间、乾隆年间、1900年、20世纪70年代等时期发生了重要变化；它的功能自开放为公园后从祭祀转变为多重功能；它的性质则由国家祭祀场所转变为公共活动空间和世界文化遗产。当然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天坛也有不变的方面。{28}总之，通过全面搜集关于天坛的各种资料，可以发现天坛的地方性，以及它如何一步步发展到如今的历史脉络、条件和原因。
        此外，对历史时期结构过程的深度探究，有助于对地方未来发展的预测。因为历史时期结构过程的结果正是当下形态，而当下形态则是未来发展的基础。了解来龙是预知去脉的前提，当然，要科学预测地方去脉，还必须将其放置于整体的生态环境中来考察。
      结语
        当前中国地方学正在蓬勃发展，可以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地方提出自己的地方学并建立相应的机构，并在发现、呈现、解释地方性以及服务地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方面做出独特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不同地方学的学者一方面注重本地地方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问题，同时加强不同地方学之间的交流沟通，并思考具有一般意义的地方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那么地方学的美好未来就是可以期待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以本体论看待地方学的，而区域社会史家将区域（或曰地方）社会史作为方法论的认识，启发地方学研究者也可以将地方学研究视为认识中国“大历史”的重要途径{29}，当然，这已是另外的话题。

参考文献
①潘洁：《地方学的定位及其社会历史功能》，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地方文化与地方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2008年版，第59页。
②张勃：《存异：民俗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重要功能——从其作为地方文化向度的思考》，《北京学研究文集2008》，同心出版社2008年版。
③《周礼》，《十三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91页。
④[宋]司马光：《河南志序》，[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⑥金恩辉、胡述兆：《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
⑦严昌洪、汤蕾：《国内外城市地方学研究综述》，《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49页。
⑧参见（韩）李奎泰：《韩国地方学研究趋势的变化和发展》，《北京学研究2014》拟刊稿。
⑨参见张妙弟：《北京学研究十年回顾与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75页。张宝秀：《北京学理论研究的历程与展望》，《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79页。
当然，中国地方学的发展也对国外地方学开始产生影响，比如2012年开始由首尔学研究所、仁川学研究院、釜山学研究中心、大邱庆北学研究中心、湖南学研究院、济州学研究中心等多家单位联合召开“地域学论坛”，就受到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这一组织方式的启发。
{10}严昌洪、汤蕾：《国内外城市地方学研究综述》，《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47页。
{11}参见《许多城市早已有地方学专家提议建立“广州学”》，《羊城晚报》2012年8月29日，转引自http：//news.ycwb.com/2012-08/29/content_393
6112.htm。
{12}涂成林：《关于“广州学”学科建构的几点思考》，《2014广州学与城市学地方学学术报告会论文集》（2014年12月18－19日），第58页。
{13}这方面的系统梳理可以参见成志芬、张宝秀：《地方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的“地方”和“地方性”视角》，载《论地方学建设与发展——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2013年。
{14}仝建平、张有智：《关于地方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28页。
{15}萧放：《地方文化研究的三个维度》，《民族艺术》2012年第2期，第48页。
{16}张宝秀：《地方学的设立标准和学科内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25日04版。
{1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93-94页。
{18}张妙弟、张景秋、张宝秀、卢培元：《北京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7-8页。
{19}马万昌：《对北京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19-20页。
{20}仝建平、张有智：《关于地方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30页。
{21}李俊：《从三峡、三峡文化到长江三峡学》，《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3期，第164页。
{22}张宝秀：《地方学的设立标准和学科内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25日04版。
{23}程美宝：《地方史、地方性、地方性知识——走出梁启超的新史学片断》，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8页。
{24}[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264页。
{25}上述确定“地方”的方式是根据行政区划制度，当然也可以根据其他的方式。
{26}[明]李世芳修，叶文等纂：万历《寿昌县志》，卷首，明万历十二年刻本。
{27}永乐十六年颁降“纂修志书凡例”，载[明]吴宗器纂修：正德《莘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本。
{28}张勃：《天坛小历史和中国大历史》，载王岗主编：《北京史学论丛2013》，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300-316页。
{29}赵世瑜：《叙说：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兼及12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载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