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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进入21世纪，伴随着鄂尔多斯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变化，所产生的“鄂尔多斯现象”，在国内外引起高度关注和瞩目时，一门以鄂尔多斯地区为对象，集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学、民俗学、生态学、宗教学以及文学艺术，进行综合系统研究的学问——鄂尔多斯学应运而生。2002年9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拉开了鄂尔多斯地方学研究的帷幕。从此，这门新兴的学术研究便登上了中国学术界的大舞台。8年来，在没有当代地方学研究方法可供借鉴的情况下，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自信心，注重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本着服务地区、服务社会的宗旨，借社会之力，组织本会成员，坚持立足于发展的战略高度和学术研究的创新思维，对鄂尔多斯的历史、民族、经济、文化、生态、民俗、社会建设等方面，力求进行了全方位、多学科、宽领域、广角度的研究，积累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并积极参与了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为推动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得到了政府、学界和社会的高度肯定和赞许。这一产生于中国西部新生的文化现象，不仅为继续深化鄂尔多斯学自身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推动当今时代开展中国地方学研究，提供了可资研讨的例证，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鄂尔多斯学作为一门地方学，它不是该地区的百科全书。要作为一个专门的学问去研究，就必须紧紧抓住长期在该地形成的独特内容和特征，对其自身的体系和历来对它研究的成果积累，以与时俱进的时代新观念、新思想，注重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时代的对接，着力综合研究揭示其规律性，发挥引导决策、实现服务本地区的社会变革与发展，提高公民素质，打造和谐社会的目的。鉴于这样的创新思维，回顾8年来的工作历程，我认为开拓鄂尔多斯地方学研究的方法及成果是多方面的，在此，仅以个人的感受，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简要谈以下几点。 第一，摒弃传统史学观，致力于还原鄂尔多斯地区历史文化的本质面貌。 鄂尔多斯地区在古代有新秦中、河南地、河套之称谓。它拥有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水草丰美，宜农宜牧，既是孕育中国北方众多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根据地之一，又是控扼陕西、山西，进入中原关中的战略要地。鄂尔多斯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历代中原王朝与北方众多游牧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持续冲突与交融的前沿，展现出了一部悲壮雄浑、波澜壮阔的史诗进程。为推动华夏及汉族共同体的形成；对古代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对中国统一稳定的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共同缔造博大精深、多彩璀璨的中华民族文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自古以来，在中国，一直把历代编修的《史记》和二十四史尊为正统的历史经典。而历代中原封建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实行的以“化内”与“化外”之分的“夷夏之别”歧视传统，对中国史学界在整体上识史、辨史、治史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尚未得到彻底的根除。就以具有悠久历史的鄂尔多斯地区而言，长期以来，被蒙上了一层鲜为人知的神秘面纱，而不被大家所了解。显然，打破这一被动局面，科学准确地展示鄂尔多斯区域的历史沿革，阐述民族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演变，论证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发展，就自然成为开展鄂尔多斯地方学研究的一项首要的基础性任务。为此，在陈育宁先生所著的《鄂尔多斯史论集》及伊克昭盟地方志研究成果积累的基础上，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自觉担当起这项重任，以个人所长或合作攻坚的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就4000多年前的“朱开沟文化”、成陵历史沿革、成吉思汗祭祀、敖包、苏鲁锭等民俗文化、草原青铜文明、昭君文化、阿尔寨石窟文化、鄂尔多斯古代生态、河套人及萨拉乌素文化、鄂尔多斯草原文化、西口文化等重要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和出版了一批论文与专著，运用最新的考古成果和散佚的史实记载，对鄂尔多斯是中国草原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是孕育鄂尔多斯青铜器的摇篮，并由此引发了以游牧为主的北方民族与以农为主的中原民族的分野，推动北方众多游牧民族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大舞台。导致鄂尔多斯是中国北方民族关系演变最典型的地区等重大历史现象，进行了剖析和论证。期间还分别参与了中国•秦直道及草原文化研讨会、中国•鄂尔多斯萨拉乌素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内蒙古第二、第三届草原文化研讨会等大型学术会议，展示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学术交流。其中，在2002年7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与内蒙古新经济研究会合作出版的《草原敦煌——阿尔寨石窟探秘》专著和组织的研讨，为阿尔寨石窟增补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外，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6位专家编著的《鄂尔多斯史话》，在2007年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举办的第二届鄂尔多斯国际文化节上，作为鄂尔多斯市政府礼品之一，赠送给了参会的贵宾们，扩大了宣传鄂尔多斯的渠道，而声播远扬。 通过上述对鄂尔多斯历史文化还原其本质面貌的探索与研究，一个鲜活的历史悠久、底蕴丰厚、文化多元融合的鄂尔多斯形象呈现在了当今的时代，提升了鄂尔多斯的知名度和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大大激发了鄂尔多斯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的自豪感和责任心。鄂尔多斯文化资源厚重和别具一格的地域、民族特色的揭示，为鄂尔多斯地方学研究，首先打开了一扇展示其魅力、风采和力量的窗口。 第二，揭示地域文化的独特内涵，大力弘扬鄂尔多斯精神。 鄂尔多斯文化在华夏文化中属于黄河文明体系，其源头为“河套文化”。据最新研究成果的发布，“河套人”是距今7—14万年前的古人类，具有世界性的影响。而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又造就了鄂尔多斯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共同活动的历史舞台。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起源于中原的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在冲突与和睦的交替中，进行了长达数千年的碰撞与交融。由多民族共同培育的鄂尔多斯文化，成为一种多元交融、多样统一、别具一格的地域和民族文化形态。其胸襟开放的特质，显示出了兼容并蓄的大度和融汇百川的气象，从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在这文化再生和创造力活跃的驱动与熏陶下，长期以来，渗透到了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域人民群众的个性之中，影响着这个群体的思维模式和行为特征不断地趋同化，凝结成了敢于创新、敢于标新立异、敢于争先的群体性格。这三个“敢于”，实际上就是鄂尔多斯文化的精神内核，即鄂尔多斯精神。这些对鄂尔多斯文化内涵的理性揭示，基本上就是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的部分成员总结提炼的。其深刻的阐述，为鄂尔多斯地区为什么自上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一系列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超前行为，诸如“百母百仔”畜牧增产运动、以乌审召为代表，持续了几十年英雄辈出，坚持治理沙漠，绿化家园的壮举、坚持实行“三种五小”、（包括“小流域治理”）的生态建设、率先在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农村包产到户和牧区草畜双承包生产责任制、率先以补偿贸易的形式建设中国最先进的外向型羊绒生产企业、及时组建羊绒、煤炭、化工三大集团，将资源优势转换为商品经济优势、全面实行退耕还林，发展现代农业生产，在牧区实行禁牧，草原休养生息等等重大决策的成功实施，推动鄂尔多斯实现高速发展，作出了解惑的回答。 由此，人们对产生于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鄂尔多斯现象”，在其背后的文化支撑，有了深刻的了解。从而弘扬鄂尔多斯精神，为经济建设提供观念更新和智力支持，在鄂尔多斯形成了共识。如今的鄂尔多斯精神，已演化成为鄂尔多斯人战胜自我、推进文明、实现跨越的强大动力。近些年来，鄂尔多斯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可持续发展成果有目共睹，激励人心。建设一个富裕、文明、和谐的鄂尔多斯正在不断地跃进，就在这跃进中，鄂尔多斯精神将不断在与时俱进中升华，而广为传播。 第三，把握地域民族文化传统优势，推出“成吉思汗文化”研究的理论创新。 在古代，鄂尔多斯地区是集中众多北方民族你来我往，展示各自力量和风采的历史平台。但自13世纪初叶，成吉思汗率蒙古铁骑进驻鄂尔多斯灭西夏，为建立元朝统一中国作了重要的战略铺垫之后，成吉思汗的威名就与鄂尔多斯紧紧相连。到15世纪中叶，蒙古族鄂尔多斯部落将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室迁入河套驻牧，也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传统在这个地区扎根延续。鄂尔多斯部进入河套（后改称为鄂尔多斯）之后的500多年间，特别是在明清之际，蒙古民族文化经历了一段繁荣期，集北方草原文化之大成的蒙古民族文化传统在鄂尔多斯这方绿洲得到了最完整的保留与弘扬，成为了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标本，掌控着鄂尔多斯地区文化的主流。如今也自然成为原生态鄂尔多斯学的重要标志以及自成体系的重要特征和内容。 在当今世界掀起的“文化热”中，对成吉思汗这位世界伟人的评价十分高涨。处于这样一个新的时期，创立鄂尔多斯学奠基人之一的陈育宁先生及时提出了“成吉思汗文化”这一全新的创新理论。并指出：“对成吉思汗文化的研究，就是对成吉思汗的思想、行为所引发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及其诸因素衍生关系的研究，对其发展脉络及其影响的研究”。“成吉思汗文化”命题的提出，不仅引领了一个理论的确立，抢占了对成吉思汗研究新的制高点，而且，将鄂尔多斯地方学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地域文化的民族性、唯一性等方面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拓宽了鄂尔多斯地方学研究的领域。 为了打造成吉思汗文化品牌，推动鄂尔多斯文化走向世界，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与企业东联集团合作，筹划《成吉思汗文化丛书》的出版发行，已有《成吉思汗文化论集》、《蒙古历史长卷》（206米长卷油画）等专著和画册问世。同时，还与成陵所在地的伊金霍洛旗党委、政府合作，举办“成吉思汗文化论坛”，为做大做强成吉思汗文化品牌，推动伊金霍洛旗建成蒙元文化研究中心，带动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彰显了鄂尔多斯地方学研究的品牌效应。 第四，注重为区域建设和发展服务，为构建“鄂尔多斯模式”做出了贡献。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自成立之初起，一直坚持人才队伍建设，既立足于本地，又广纳社会各界术有专攻的贤达人士，组成了一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专家队伍。只要检索2002年至今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刊及鄂尔多斯学研究丛书，一批针对鄂尔多斯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生态建设、沙产业实施、文化产业、城市建设、教育等领域研究发表的论文及专著硕果颇丰，其中既有专题研讨，也有对某些行业发展战略的建言献策。同时，应各级政府、企业的邀请，鄂尔多斯研究会的一些专家学者，经常参与经济、文化、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决策咨询，对城市规划及城市文化景观打造的设计进行论证，成为鄂尔多斯跨越式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由研究鄂尔多斯地方学产生的这一文化现象，成为了“鄂尔多斯现象”与时俱进新的延续与补充，也是构建“鄂尔多斯模式”不可缺失的必要内容与动力。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鄂尔多斯成为由中央推出的全国改革开放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成功探索的18个先进典型之一，“鄂尔多斯模式”作为中国特色发展战略在西部成功的例证之一，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和社会各界强烈的关注。 此时，我们冷静地回顾与思考会发现，“鄂尔多斯模式”的形成，是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在经历了鄂尔多斯由快速发展到跨越式发展的一段过程中，由实践到理性的总结，然后再实践，经反复修正发展方向和不断的积累中而逐步成型。这一过程与鄂尔多斯学的产生与发展之路基本吻合，尤其是深入开展这门地方学研究的开拓历程与“鄂尔多斯模式”的形成紧紧相连，命运与共。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鄂尔多斯学的出现，是鄂尔多斯模式发展的一个产物，是鄂尔多斯模式的重要标志之一。鄂尔多斯模式又是鄂尔多斯学研究和宣传的重要内容之一”。 鄂尔多斯地方学研究将伴随“鄂尔多斯模式”再经风雨，不断创新，攀登新的高峰。回想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困难重重，如果比喻是一次悲壮的起航，那么如今更加信心百倍，自信一定会登上辉煌的彼岸。 作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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