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从创立至今，已经走过了15年的发展历程，在这15年里，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作为一个地方学研究机构，在诸多方面颇多收获，特别是在地方学的研究和联络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这些成绩，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许多专家在论文及研究会的年度总结里已经多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我想选择一个视角，即从智库建设的角度，对研究会在这方面的发展和介入做一些分析。许多地方可能分析得不够到位，还望该方面的专家指正。 俞可平在《“智库”的影响力从何而来》一文里指出，思想库，即智库。智库是指由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研究机构，它是现代决策体制的产物。在知识经济时代，它对社会生活的作用，特别是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正在变得更加重要。在现代社会，智库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它为社会提出新的思想观点和价值目标，引导公众舆论和社会走向；它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参谋，影响政府的政策；它把学者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的政策产品，是沟通政治和学术的桥梁；它及时反映和汇集社会各种意见和需求，起着利益表达的作用。［1］也有专家指出，智库也称“思想库”，即智囊机构、智囊团，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对于智库的分类有很多方法，例如从服务的层级上可以将智库分为国际层面、国家层面，以及地方层面的智库。［2］无论怎样分类，随着社会的多元化，智库建设越来越引起国家重视，我们需要借鉴国际的经验，加强对智库建设的扶持，推动智库的持续发展。《21世纪经济报道》说：以前曾有文章指出，如何成为思想库？在中国，已经成为国内一些研究机构的理想与追求。思想库，不是纯粹的学术机构，而是以公共政策的研究分析为己任、以影响公共政策决策和选择为目标的非盈利性、非官方性的公益性公共研究组织。现在这种趋势愈发明显，在思想碎片化的时代，许多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利用自媒体，在公共政策决策和选择方面发声，有效地促进了政府决策的完善和治理方式的改进，也促进了政府部门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在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健全制度保障体系。因此，研究我国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建设问题，有利于完善“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的理论体系建设，更能为党和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科学的智策支持。上述《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意见》还指出，智库建设将统筹整合现有优质资源，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须、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上述《意见》特别强调，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建立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在这里，简单对中美的智库作一下对比。美国思想库五花八门、数量众多，据统计有1835家，但是其中确实对公共决策发挥影响的大约有300余家。美国智库可以粗略分为以下四种类别：即政府背景型和半政府背景型智库、大学背景型智库、独立的民间研究机构、党派背景型智库。美国智库机构主要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等。中国号称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拥有智库数量达到435家。以前中国的智库大多是政府背景，近年来也有独立的民间研究机构大量涌现出来，但是对公共决策发挥影响的智库似乎不太多。另外在2016年12月30日举行的首届中国——东盟企业家论坛智库分论坛上，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夏林介绍，目前全国挂牌的智库有2000家，真正活跃的不到300家。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数据统计，全世界有6610家智库，美国占1830家，全球最多。在全世界150家顶级智库排名中，中国只占了7家。［3］英国和印度智库数量也不少，其位列中国之后，分别拥有288家和280家。《人民日报》刊登《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百年品牌》文章称，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既需要智库不断增强对策研究和决策咨询能力，努力推出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又需要政府和社会为智库发展营造有利条件和适宜环境。但文章称，“目前，在我国各类智库中，党政部门主管的智库数量较多，社会智库数量较少”“中国智库索引”中，党政部门智库和高校智库合计310个，社会智库只有34个。所以中国智库在发展上，还应该尽快加大推进政府购买咨询服务的力度，应该推动地方型智库的建设，应该支持民间智库的建立，这样才能集中力量，深入研究，让智库在社会发展中大有作为。现在政府机构为了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加强了对智库机构的重视，2007年，天津滨海新区及其行政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美国兰德公司展开一系列技术上的前瞻研究，形成了一个名为《天津滨海新区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面临的新兴技术机遇》的研究报告，制定和实施一项战略性的远景规划，以通过技术创新达到经济的增长。这是我国政府部门向国外智库购买决策咨询服务的具体实例。［4］智库发展面临的问题也不少，除了是当前政府向社会购买决策咨询服务还没有制度化和常态化，政府问责不完善，政府依法主动发布信息不及时，税收方面优惠少等原因，社会智库发展还受制于其他原因，国务院参事汤敏认为：政府还不习惯听民间智库的声音；民间的企业家还不习惯于拿钱出来办智库；民间智库在获取资源信息方面有一定难度。［5］但是随着我国智库的发展，特别是政府问责制度的建立，智库自身合理进行定位，相关制度的保障和引导，智库咨询会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的欢迎。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如何利用国家支持智库建设，促进自身的发展，这是一个大的课题。 一是应该充分利用现有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研究会既要承揽地方党委、政府交办的以及实际工作部门委托的长远性、前瞻性的战略和规划，也要承揽地方党委、政府交办的以及实际工作部门委托交办的临时性的项目。要鼓励研究人员进行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用理论和项目解决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遇到的现实问题，而不是一味就理论论理论，就项目做项目。 二是建立分类专家库，指定专人专门开展项目对接工作，要按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购买者—承接者—使用者”的三元分析框架建立渠道。要多和相关部门进行对接，不但要对接重点研究课题，还要对接一般的研究课题，就这些课题怎么运作、运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运作后的完善机制等，要建立全方位的长效跟踪体系。专人对接引进项目后，要让一个或几个专家专门组成课题组，就某一项目进行跟踪，推动项目的尽快落地和完成。 三是要建立大量的储备课题，这些课题当时可能用不着，但是在以后能用得着。筹备课题要在实用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等到相关部门需要这方面的课题时，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或者是以此为依托开展研究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拿出成果，这样不但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可以受到委托部门的认可和肯定。 四是建立人才队伍引进机制，让高端、高精、高水平的人才能够成为驻会专家，或者让能够承担项目及课题的专家经常到会交流，通过他们带动一批有知识、有见识、有思想的年轻队伍开展相关项目与课题研究，发挥拉动效应。 五是经常开各种论坛、讲座、联谊会等活动，团结更多的专业人才，听取他们对研究会工作的建议，帮助他们寻找发挥所长的课题与项目。 六是顺应社会的发展，结合现有人员及其专长，成立专门的部门，在地方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等方面开展工作，招手编纂家谱、企业志、校园故事、社区图书，让研究会成为接地气、有潜力、受欢迎的民间研究机构。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经过十五年的发展，地方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人们经常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承前我们要谦虚好学，启后我们要不断进步；在继往上我们有了一个好的基础，但开来还需要有大的手笔。发展无止境，开拓正当时，过去研究会充分调动了内部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回应外部的需求，从而创造出丰硕的成果，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以后要集思广益，众志成城，不断提升研究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要建立百年鄂尔多斯学，要在现在的基础上，以更加全面的知识体系，以更加得力的人才储备、以更加开阔的视野，以更加有为的态势，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内外主要地方学机构及专家的经验和方法，向更深的研究领域不断迈进！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智库”的影响力从何而来》，《北京日报》2009年10月26日。 ［2］王智源：《地方新型智库建设与发展的思考》，《安徽日报》，2016年2月22日。 ［3］《智库活跃数不足15%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未带动社会智库发展》，《21世纪经济报道》，2017年1月4日。 ［4］文少保：《我国政府向智库购买决策咨询服务的价值、困境与路径选择》，《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5］《高端智库产品将纳入政府采购》，《新京报》，2015年1月24日。 作者：张冷习，鄂尔多斯博源集团企业文化部主编，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来源：杨勇主编，《探索 收获 展望——鄂尔多斯学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
蒙公网安备1506030200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