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学的由来_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网站

问世于2002年9月16日的“鄂尔多斯学”，不知不觉就要迎来20岁生日，总结学问征程，理清学术关系，构建学术体系、发挥话语作用、吸取教训经验，找寻运行规律，把准发展动力，推动前进趋势，更好服务社会，无疑是吾辈不可推卸的历史性责任。

鄂尔多斯学与其他地方学同出一辙，既有地方学的共性，又有其独特个性，属于祖国地方学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某种地方学的诞生或出现，总要经过“自发”即碎片化阶段，“自觉”即理性化阶段，“自为”即成熟化阶段，“无为”即退化阶段，“退位”即销声匿迹消失阶段。

鄂尔多斯学的出现既是当地人们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奇事，也曾在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引起一定程度的争论。经过近20年研究与服务过程中的历练，鄂尔多斯学日臻显露其轮毂框架，逐步趋向系统规范。

作为后来研究鄂尔多斯学的学者，面对前辈的丰硕成果，面对世人的众说纷纭，经过两年多的阅读，经过几多交流交锋，经过多番理性思索，现将鄂尔多斯学的由来归纳为五个因素综合发酵而成的观点公开刊发，旨在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时代催生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变革时代呼唤变革思想，伟大愿景呼唤伟大理论，社会发展需要催生人文实用学问。当今世界正处在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定的变局期，正步入大调整、大变革、大转折的前奏期，全球治理体系频现失序、失焦、失灵危险，治理赤字加速膨胀；丛林法则恶性回潮、地缘政治博弈趋于白热，强国欺压弱国、大国霸凌小国、富国剥削穷国司空见惯；零和博弈、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狭隘思想沉渣泛起；生态危机、环境危机、资源危机叠加演变，人类社会停滞、倒退、毁灭风险陡升，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类正在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变局，孕育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积极回应时代要求，以提升原创能力为出发点，不做国外理论的“搬运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守正出新，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希望大家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我国理论工作者应该把文章写在中国的大地上。

改革开放以来，鄂尔多斯因资源优势，因团结奋进，因市场需求，因穷则思变，因抢抓机遇，地区面貌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一切学问、学术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答时代的呼唤，研究时代的问题，才能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为什么鄂尔多斯学出现在2002年呢？或者说为什么鄂尔多斯撤盟设市伊始偏就出现了一个“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呢？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首任主任陈育宁先生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我在2002年初解释鄂尔多斯学这个名称时提出，鄂尔多斯学是以鄂尔多斯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鄂尔多斯学这个概念不属于目前我国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所界定的学科范畴。而鄂尔多斯学则是以鄂尔多斯的历史、文化、经济、自然环境变迁等众多领域为研究对象，它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门地方性的综合学问，这门学问里包含了不同学科，不同的学科里又包含了若干鄂尔多斯学的子系统。比如研究鄂尔多斯历史时，必然涉及蒙古史，这部分内容在人文社科的学科规范中，是属于历史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专门史的内容，在专门史中又是属于民族史的范围。作为鄂尔多斯学这个概念，显然和规范学科中的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概念不属于一个范畴。‘鄂尔多斯学’的概念应该怎样去理解呢？鄂尔多斯学就是以鄂尔多斯为研究对象，主要是以那些具有自身特色、自成体系、有自身发展规律的社会文化现象、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把这些研究的问题加以概括提炼，成为一门有专业知识和理论方法的学问，构成‘学’。”“鄂尔多斯学是以一个特定的地区为研究对象，但仅这一点是不能构成一种专门的地方学问的，因为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民俗、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可研究的内容，但是不能说每个地区的研究都是一门‘学’。要形成一个专门的学问，必然要有它一些特殊的内容，有它自身的体系，有它自身的规律性的东西，还有历来对它研究成果的积累所形成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每个地区都有自身专门的研究，但不一定都能概括成一门‘学’。”“构成一门专门的地方学，应该有其独具特色的基本内涵。鄂尔多斯学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是什么呢？第一，鄂尔多斯较完整地保留了蒙古族最基本的传统文化，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标本。第二，鄂尔多斯保留了蒙古族最完整、最丰富、最有特征的祭祀文化。第三，鄂尔多斯有着研究和传承地区文化的深厚传统。第四，改革开放以来，鄂尔多斯走出了一条资源转换促进发展的成功道路，构成了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新内容。”1

地方学发展变化的实践一再证明，不同时代有着不同问题，不同问题需要不同的解决办法，而各有特色的方法几乎全部来自于不同学问、学术的解答，不同学问、学术就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2

伟大导师马克思认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文军先生说过：“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了满足现实的认知需要，回应时代所面对的问题。”3鄂尔多斯人在改革开放这个伟大时代不仅创造出绿富同兴、城乡一体化、民族团结如石榴籽一样等多个人间奇迹，“三次创业”实现三次转型升级发展，团结奋进、战胜自我、推进文明、实现跨越、走进前列，而且始终立于时代潮头的风口浪尖之中，创造出远近闻名的“鄂尔多斯模式”，创立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鄂尔多斯学”。“鄂尔多斯模式”与“鄂尔多斯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支撑着鄂尔多斯市的现代化建设实践，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得到长足发展，实现了富裕和文明相互促进、双双飞跃。

二、社会有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学问因社会发展需求而创立，学科因知识分门别类而产生。理论是时代前进的最强音，学问是时代进步的强动力，学问和理论最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呼声，最能够集中一个地方的民意，最能够引领一个时代的民情，最能够促进人们为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

鄂尔多斯学问世以来，可谓一路凯歌。究其原因，关键在于立足鄂尔多斯、研究鄂尔多斯、服务鄂尔多斯，即社会有用，而且是召之即来、来之能用、用之能赢。首先表现在立足本地、研究问题、发挥智库功能。《鄂尔多斯大辞典》《鄂尔多斯学研究成果丛书》《经济腾飞路》《2035的鄂尔多斯》等对新接触鄂尔多斯者而言，可谓古今大全，对常年工作在鄂尔多斯者来说，也是手头必备之工具书。在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交互促进的新时代，鄂尔多斯利用能源资源优势，在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焕发出特有的发展进步活力，而作为鄂尔多斯市改革开放发展繁荣的重要知识支撑和思想来源，鄂尔多斯学为这种发展进步提供了独特而直接的文化营养和历史推动力。其次是梳理史脉、多元一体、做到古为今用。鄂尔多斯学一起步，就高起点、高水平、高标准涉足历史遗产，罗列史脉、梳理世故、总结过往。从萨拉乌苏流域“河套文化”起航，盘点了各类长城；从秦直道上的故事整理，到匈奴单于的鹰顶“金冠”；从“宁胡阏氏”透析昭君坟茔的往事，到“十六国”与统万城遗址的深耕；从隋炀帝同启民可汗的盛大宴会，到成吉思汗打马途经鄂尔多斯；从“阿尔寨”“百眼井”传奇故事，到“古如歌”雄浑古朴的天籁之音；从藏传佛教进入王爱召，到《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的梳理；从康熙大帝走过的“老井沙”，到“走西口”和“黑界地”；从“独贵龙”反帝反封建，到党恩沐浴伊克昭盟；从伊克昭盟的“牧区大寨”乌审召，到鄂尔多斯三次创业“温暖全世界”；从绿色大市工业强市，到绿富同兴现代草原名城；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到民生幸福康居城。一路走来，鄂尔多斯沧海桑田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你来我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交流交往交融中共同创造了辉煌历史、共同发展了农牧业经济、共同繁荣了中华文化、共同推翻了“三座大山”、共同弘扬中华精神、共同建设现代化家园。再次是全面系统、构建学科、逐步引领风尚。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创始人奇·朝鲁先生在《鄂尔多斯学与地方学》中提出：“1.鄂尔多斯学是地方学。地方学，就是一个地区长期形成的有自己独特特征、自成体系、有自身规律的专门学问；是把国内某一地区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除了涉及该地区的地理、历史、人文、民族等之外，揭示该地区在现阶段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方式等诸多方面所呈现的特点；地方学是一门交叉科学、综合科学。地域性和综合性是其显著特点之一。2.鄂尔多斯学是以地区历史、文化、经济、民族、生态环境及其互促联动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是研究‘鄂尔多斯现象’产生、发展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具有强烈的为区域发展服务的意识，其出发点和归宿就是面对鄂尔多斯历史与现实去探索规律，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和谐发展规律等，以人为本，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3.鄂尔多斯学有独具特色的基本内涵。如具有独特的资源禀赋（地质矿产、生态环境、文化积淀），特殊的经济社会变革追求，易于凝聚的团队精神、地区性格和开放意识等。4.鄂尔多斯学以人为本，研究鄂尔多斯人及其人文精神，注重鄂尔多斯亲和力、向心力、创造力的传承和弘扬，历久弥新，与时俱进。具有宣扬知识、揭示规律、凝聚精神的功能，发挥引导决策、服务经济建设、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5.鄂尔多斯学是以鄂尔多斯为品牌标志，注重历史与现实、传统与时代对接，打造地域文化国际品牌，是在独有传统智慧基础上构建新区域新文化的诸多学科的集大成者。6.要以世界的全国的科学的眼光去看去研究鄂尔多斯学。确立地方学要有世界的眼光和大中华的胸怀。正如有关专家所言，用战略眼光看鄂尔多斯学研究，要采取跨学科、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调查与分析、形式逻辑分析与辩证逻辑分析、分期与分类研究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4第四是开放办学、交流借鉴、美誉传播。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鄂尔多斯学因交流互鉴闻名于学界，成立后的第三个年头，就联合温州学等6家地方学研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并担任首届主席方单位，用研讨会和《地方学研究》辑刊、《地方学研究信息》等多种形式将各方联接在一起，互鉴互学。以鄂尔多斯学为例，多年来，在学术研究交流实践中，突出了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将地方学交流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联系方式，既有周边地方学之间的联系，也有跨省跨地区地方学之间的交流，更有跨国地方学之间的交流；二是将地方学学术交流演化成为一种合作方式，如鄂尔多斯学与察哈尔文化研究会之间，通过彼此之间合作研究区域民族文化机制的建立，各自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实现了合作共赢。三是将地方学学术交流常态化为一种研究方式，地方学研究者多数是老先生、老专家，他们时间充裕，各地专家只要相聚一起，有说不完的观点交流，论据切磋，他们无所顾忌、针锋相对，他们直言不讳、慷慨陈词，总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魄。第五是研究立学、服务促学、培育厚学。奇·朝鲁老先生们创办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之初，就确立了鄂尔多斯学研究“立足学术、服务建设、创新机制、着眼发展”的社会功能定位。用奇·朝鲁先生的话来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近20年来举办的各类论坛研讨会，几乎都是以鄂尔多斯学和鄂尔多斯文化为主题的。如鄂尔多斯学学术研讨会、两届鄂尔多斯文化学术研讨会、三届成吉思汗文化论坛、两届阿尔寨文化论坛、《鄂尔多斯大辞典》编纂研讨会以及鄂尔多斯文化塑市、城市规划建设、魅力鄂尔多斯、转型发展等多次研讨活动，都是以鄂尔多斯学与鄂尔多斯文化的关系问题为切入点，多方位、多视角地进行了深入研讨。再如，编辑出版的《鄂尔多斯学研究文选》《鄂尔多斯文化论文集》《鄂尔多斯学概论》等。近年来，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先后出版《温暖世界骄子情怀》《经济腾飞路》《伊金霍洛旗改革开放40年》《律动的康巴什》《绿色乌审》《强旗富民准格尔》《红色鄂尔多斯》《绿色鄂尔多斯》《发展鄂尔多斯》《文化鄂尔多斯》《幸福鄂尔多斯》等。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在夯实其研究服务中，开始厚植学科建设，为节俭、高雅、时尚庆祝研究会成立20周年，研究会委托南开大学博士生翟媛课题组梳理出《回望鄂尔多斯学》，委托杨勇课题组正在编撰《鄂尔多斯学名家实录》，委托奇海林课题组正在完成《简明鄂尔多斯学》和《鄂尔多斯简史》等献礼项目。同时，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承担了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联《沿黄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智库联盟》，积极组织内蒙古沿黄7盟市的相关专家学者有序研究“‘几’字弯与阳光农业”大课题。通过项目带动老中青专家、本土与周边学者近百人，投入“‘几’字弯阳光农业”“‘几’字弯阳光牧业”“‘几’字弯阳光林业”“‘几’字弯阳光渔业”等调查研究。

学问、学科的形成既与知识的分类密切相关，也与知识生产的高度专业化密切相关。学问、学科构成了知识生产的结构，规定着学术生产的理念、方法、目标和流程。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学问、学科、学术既是理解和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也在有意无意之间重新分割了这个世界，重新构成了这个世界。学问、学术在研究中为世人所接受，学问、学术在交流中不断深化、不断提升，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三、贤士作为

时代对于人们而言可遇而不可求，时代总会将历史机遇留给那些有思想准备的智者。古人云：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杰出人才的难得在于珍贵，即在关键时刻发挥超凡作用，如灯明发挥指引作用，塔高发挥远照功效。

奇·朝鲁、夏日、陈育宁等老先生勇于担当历史责任，对鄂尔多斯学的孕育和成型发挥了催生和助产无人替代的历史性作用。老先生们把握住思维创造理论创新的机遇，既完成了学问、学术奠基人、创作者的角色，也巧妙地承担了鄂尔多斯学学问、学术传播者园丁角色的华丽转身。正如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潘洁先生所言：“立市之初，自治区主要领导来鄂尔多斯视察，看了城乡实情，听了官员汇报，认为鄂尔多斯的改革发展已经步入‘快车道’，可以同原本居于领先地位的呼和浩特、包头交替领先了。也就是说，这里鄂尔多斯正在发生质变。一些长期在这里任职的党政领导、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也在回忆、思考、研究：这块土地上的奇迹是怎样产生的？这群人的创造潜能在哪里？如何衔接历史与未来、经济和文化？还有，如何把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条理化，让各级决策、施政更加理性化，使广大群众的综合素质与生活水平同步提高，这些领导、专家虽然已退休或将退休，但不甘心把一腔抱负、满腹经纶带回家里，若干年后，再带回坟墓；他们决心把大半生所学、所积累的知识与技能向地方奉献，为人民所用。恰在此时，土生土长并长期担任旗、盟党政领导的蒙古族第一代大学生奇·朝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提出了建立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的愿望，很短时间，数十名学有专长的志同道合者聚在他的身边。他还联络了时任宁夏大学校长的陈育宁、全国政协常委的夏日（二位都在鄂尔多斯工作过很长时间）以及在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担任过重要职务的领导同志。于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于2002年9月16日正式宣告成立了。”5对于奇·朝鲁等三位老先生的作用，杨勇先生在研究会成立15年时，也有过一个概括，“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是15年前由奇·朝鲁同志从伊克昭盟副盟长、巡视员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创办的一个民间社会组织。在创办之初陈育宁教授给予了理念上的支持与依据，夏日主席给予了精神上的鼓励与信心，周围的诸多老同志给予了创业式的鼓励和参战般的期盼，从鄂尔多斯走出去的老领导和盟委行署的领导更是赞美有加、大力支持。”6

从现在的角度复原“鄂尔多斯学”创立时的实际，完全可以有这样的概括。

以奇·朝鲁为代表的老先生们站位改革开放时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汇学问之秘，融学科贯通，构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匹配的区域性学问——鄂尔多斯学。鄂尔多斯学聚焦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鄂尔多斯的影响，聚焦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如何在鄂尔多斯更好落地，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鄂尔多斯区域实践。

老先生们以高度的修养自觉和理论自信，既有脚踏巴拉尔草原的定力，也有永远牵挂鄂尔多斯的情怀，更有放眼世界的实践经验和远大理想，把握鄂尔多斯经验，研究鄂尔多斯问题，凝练鄂尔多斯方法，淬炼鄂尔多斯思想硕果。将自在的研究，提升到学问、学术的地步，从星星之火，汇聚成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焰，且能够让这团滚烫的烈焰形成为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学术体系。

老先生们在创立鄂尔多斯学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令人钦佩。记得任继愈先辈曾经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我从事教育这么多年，深感全国上下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没有放在足够重视的地位上，这是很危险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么立竿见影。正因为这样，所以大家更要及早引起注意。”7对照鄂尔多斯学近20年的奋斗历程，恰好说明，发展中的鄂尔多斯所缺少的不是知识和信息，而是思想和智慧。市场经济条件下，鄂尔多斯人善于运作，重视实干，重视“术”，这是不错的。当今鄂尔多斯的大发展，需要有“术”，要运用好政策策略，但更需要有“道”、有“理”，需要战略性思想家。可以坦白地说，鄂尔多斯只有超越“术”的层面，实现战略性思想家和实干家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生态优先，创新发展、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奇·朝鲁等老先生们的大胆创新是鄂尔多斯历史上的一次扛鼎之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8

四、学术争鸣

鄂尔多斯学是一门学问。学问本身有生命，真正的学问人视学问如生命，学问研究自由和学问人心灵自由是学问有生命的前提条件。在这里，本文想强调的是，学问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学问研究的自由是学术研究自由的生命。学问研究即学术研究，学问研究是要创造新知的，学问研究就是要讲出人所不知、人所未讲的东西，前人或时人已经讲过的东西，你扯开再大的嗓门重复，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同时学问研究一开始也不会有现成的东西摆在那儿供你使用，全得靠你自己去挖掘、去发现。鄂尔多斯学就是这样一门学问。鄂尔多斯学研究必须标新立异、卓尔不群，最好能别具慧眼、独树一帜，起码也得发掘点新材料，提出点新观点，否则就不能算是学术研究成果。《鄂尔多斯大辞典》《鄂尔多斯学概论》就是独树一帜的研究成果，用史无前例、从未有过、独领风骚、独占鳌头这样的词语毫不过分，而且是恰如其分。

人类社会的实践证明，创造新知是学术、学问研究的终极目标和神圣使命，也是学术、学问的生命之所在。学术、学问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学术、学问创新一旦终止，学术、学问也就随即停滞、窒息、死亡。学术、学问犹如生物有机体，新陈代谢一旦停止，生命也就随之终止。对于鄂尔多斯学这门学问来说如此，对于以往学术、学问而言也都是这样。古希腊哲人的学说、学问、中国诸子百家的经典之所以历久弥新，恰恰在于它们的不断创新：它们在当年是全新的精神产品，它们在此后乃至今天依然是启迪新思想的宝贵源泉（思想可以产生思想）和做出新诠释（这也是一种创新）的丰富资源。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坦言：学术、学问创新是学术、学问的生命。

学术、学问创新当然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诸如自由而宽松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必要的经济支持，健全的信息资料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是，学问人要保持内心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不墨守成规，不迷信古人、洋人和权威，不在乎权力和金钱，不随风赶潮追时髦，不做某些利益集团的传声筒或代言人。由此可见，学术、学问创新并非高不可攀，关键是学问人得有诚心正意、持之以恒，强化精神气质和心理境界，夯实知识基础、治学经验和才气。学术、学问创新最好以问题为中心，善于捕捉和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并设法解决它，捕捉和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前者既需要对全局的透彻把握，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而后者多半只不过是程序性的事情。

学术、学问研究过程中，有人或囿于狭隘的视野，或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提不出、找不准有价值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结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事倍功半。有人或出于利益的诱惑，或受到时尚的裹挟，没完没了地研究那些毫无意义的伪命题、假问题，虽说博得了一时的彩头、赢了一些实惠，但是着实生命短暂，旋即沦为明日黄花。有人动辄热衷构造洋洋大观的体系，喜好编织眼花缭乱的范畴之网，这种潮流在黑格尔时代就已经过时了，在今日学科精细划分、构建中国学术体系的情况下只会吃力不讨好。当然，这决不意味我们反对在适当的时机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也不意味不需要范式和方法的创造。但是，这样的历史机遇毕竟是不多见的。而且并不是每个有才华的学问人一生都能有幸碰得上的。创新是学术、学问的生命，遗憾的是，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实状况却阻碍学术、学问创新，窒息学术、学问生命。且不说在学术界近年剽窃抄袭者如过江之鲫，更为触目惊心、贻害无穷的是泡沫学术漫天飞，垃圾学术遍地堆。学术、学问研究不再是为了追求真知和创新思想，而是变成了评职称、捞外快、加官晋爵的敲门砖——这是学术、学问的畸形化。好在时间老人是只筛子，能够把那些平庸和质劣的东西筛掉，使之逐渐坠入遗忘的深渊。好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着学问研究实践的深入，金子总是要光芒四射，学问就如金子一样，研究愈深、成果愈明、大道至简，方可深入人心，汇聚成磅礴力量。

立足鄂尔多斯这片生机勃勃的北方沃土，鄂尔多斯学出现在我国改革开放轰轰烈烈的发展时代，鄂尔多斯学有领导经验丰富且年富力强者和学富五车历尽沧桑者的有机结合，鄂尔多斯学迎来了构建中国学科体系的历史性机遇，鄂尔多斯学在祖国地方学大花园中盛开的婀娜多姿、如痴如醉。鄂尔多斯学没有因依靠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而生存发展，而是充分利用了交叉科学和综合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的良好环境下，鄂尔多斯学未止步于从跨学科、交叉学科发展为综合性学科，而是沿着其本来的内在逻辑，提升为具有整体性的独立学科。

五、学界繁荣

我国学界当下的状况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即全面进入存量改革与增量中国化互动的变革时期。伴随市场经济的活跃繁荣，拒绝深刻、瓦解崇高、调侃经典，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主流化等现象有之；淡漠生活、淡化主题、善恶美丑不分，颠覆原有价值理念、标榜以反主流研究现象有之；媚洋、贪大、求奢，追求搜奇猎艳，热衷于渲染社会与人性阴暗面等现象有之；娱乐至上、市场为王，造假抄袭、空话连篇，毫无价值的“独特”著述有之；而争风于名利场，热衷于政绩事功，不惜粗制滥造赶工献礼，行业内时有风气颓败的泛滥现象有之；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折损着学问、学术创作的质量；更有理论研究失语、缺位，浮泛表扬远多于尖锐批评而导致良莠莫辨的失范现象形成了不良循环效应……凡此种种，都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侵蚀着思想产品、理论作品铸魂、塑人的应有之义，也成为导致学问、学术产品“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现象的顽症所在。

有识之士们一针见血地提出，我们的学界缺乏科学精神，具体到人文研究，科学精神就是立足客观事实，依照理性要求，求真务实；按照基本逻辑规则梳理思想，表达见解。还有学者提出，我们的学界缺乏独立思考、追求思想进步的精神。坦率地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文研究就是低水平的重复。重复古人，重复洋人，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说自己半懂不懂、似懂非懂的话。动辄某某古人说什么，某某洋人说什么，就是没有我自己深思熟虑后说什么。

学界的浮躁对地方学的影响特别严重，换个地名，换个数字，换个年代，就成为另一个地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此类现象，举不胜举。鄂尔多斯学诞生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尽管学界议论纷纷，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说三道四的司空见惯，说这说那的随处可遇，但研究会的掌门人始终坚定不移地引领专家学者立足鄂尔多斯，研究鄂尔多斯，服务鄂尔多斯，在披荆斩棘的征途中历经栉风沐雨后，走出一条地方学研究的“悲壮之路”。

2005年，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倡议，温州学、泉州学、潮州学、扬州学、徽学等地方学研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担任首届执行主席方单位。从此，我国地方学研究进入交流交往合作时代，2008年，北京学成为第二任执行主席方。2019年，北京学研究基地与韩国首尔学和日本富士学等地方学研究机构合作，共同在北京成功举办“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蒙古、加拿大、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提交论文70篇，特别是中、韩、日三方共同努力推进东亚地方学的研究，三方进一步地将地方学发展成为对全亚洲地区振兴和不同地方研究的学科领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发挥着地方学学科的理论作用。

地方学专家李殿光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地域文化为标志的软实力，已经成为一个地方发展的巨大动力。一个地方的文化产业，与当地独有的历史文化价值有紧密的关系，这种特有的文化价值是带动一个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潜在动力。9而鄂尔多斯本土专家柴银蛇认为，一切经济行为的终点都是文化，经济发展是以货币流通的方式换来非货币的文化成果。底蕴深厚、富有特色的地方学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和主导性资源。首先，地方学能有力地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其次，地方学的创新有力地推动地方经济创新；第三，地方学内在的精神力量是有效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的正能量；第四，地方学是促成消费形态转移的推动力量。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不可阻挡的新趋势，决定着区域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引导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转型，推动着人和环境的结合与互动。研究地方学，并非“迎合”潮流，也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探究地方学内在发展演变规律的基础上，科学把握地方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充分挖掘地方学文化资源的价值，发展文化生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10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这个伟大时代的发展需要地方学建言献策，而地方学也应该在改革开放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得到从未有过的极大繁荣。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鄂尔多斯学因时代而立、因作为而兴、因交流而跃、因文化而盛。

　　注释：

1.陈育宁：《我与鄂尔多斯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33页。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4页。

3.文军：《增强社会工作学科的理论自觉》，《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0日。

4.奇·朝鲁：《鄂尔多斯学与地方学（代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5.潘洁：《鄂尔多斯学与鄂尔多斯的崛起》，北京，学苑出版社，2021年，第119－120页。

6.杨勇：《努力开创地方学研究与实践的坚实阵地》，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第70－71页。

7.任继愈：《国史讲座：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经验》，《决策与信息》，2010年第7期，第64－70页。

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9.李殿光：《探析地方社团组织在当地经济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与展望》，北京，学苑出版社，2021年，第89页。

10.柴银蛇：《地方学价值及对地方经济社会贡献分析》，北京，学苑出版社，2021年，第44－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