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学的研究对象_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网站

鄂尔多斯学应该研究什么，不应当研究什么？这是鄂尔多斯学作为一门学问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鄂尔多斯学应该系统规范研究好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不需要系统规范研究？这是鄂尔多斯学作为一门学问必须回答的第二个问题。以上所述这两个基本问题，实质上就是鄂尔多斯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本文从三个方面围绕鄂尔多斯学的研究对象给予回答，以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鄂尔多斯学研究者的观点

鄂尔多斯学的创立者奇·朝鲁先生曾于2009年在《鄂尔多斯学与地方学（代序）》中说，“鄂尔多斯学是以地区历史、文化、经济、民族、生态环境及其互促联动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是研究‘鄂尔多斯现象’产生、发展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具有强烈的为区域发展服务的意识，其出发点和归宿就是面对鄂尔多斯历史与现实去探索规律。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的发展规律，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和谐发展规律等，以人为本，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在《浅论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一文中，奇·朝鲁先生提出，鄂尔多斯学，就是以鄂尔多斯地方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在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具有地方学的基本属性。在研究内容上，主要以鄂尔多斯从历史到现实的那些具有自身特色、自成体系、有自身发展规律的社会文化现象、经济现象、生态现象为研究内容。对此进行综合性研究，突出其地域特色，从知识上系统归纳，从认识上加以升华，从规律上深入探讨，从理论上概括提高，使之成为鄂尔多斯最具价值的精神财富和科学知识。早在2014年《浅论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一文中，奇·朝鲁先生就提出，研究对象是界定一门学问或学科的重要依据，也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主体和核心。说地方学是以特定地方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就是说其全部研究内容和体系都是围绕这个对象构筑并展开的。一个地方构成“学”要具备“四有”，即有自身特征的研究对象，有自成体系的研究内容，有其自身发展脉络和规律，有相应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等，可称为地方学的四要素。[1]从上述说法中可见，鄂尔多斯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关鄂尔多斯地区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内在规律。之所以研究这些内在规律，目的旨在升华鄂尔多斯地区最具价值的精神财富和科学知识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地区有序发展服务。

郝诚之先生在《以战略眼光看鄂尔多斯学研究》一文中提出，鄂尔多斯学研究必须确立有时代感的战略重点。一是交叉纵横，“五跨”研究。把单一研究变为跨学科、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甚至跨国的综合研究。二是居高临下，战略整合。要站在内蒙古看鄂尔多斯，也要站在中国看鄂尔多斯，从喜马拉雅山顶上看问题更好。看鄂尔多斯的历史贡献，看他的爱国情结，看他的变革勇气，看他的厚积薄发，看他的多元互补，研究鄂尔多斯如何从“资源富集带”转变为“经济隆起带”，为“黄河金腰带”上的鄂尔多斯早日成为西部大开发的示范区做理论准备。三是转化成果，服务决策。要总结规律，找到与时俱进、持续发展的增长点和制高点、竞争力和震慑力。四是盯住前沿，打造亮点。1.要把鄂尔多斯的发展放在区域经济和“西部重点经济区”的盘子里来研究，打出个性、打出特殊重要性来。2.大旅游的发展要靠大交通、大历史、大文化。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应在大研究、研究“大”上发挥特殊的中坚作用。3.鄂尔多斯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多样、多元、多彩 ”。[2]

陈育宁先生在《鄂尔多斯模式与鄂尔多斯学》一文中提出，作为一门地方学，鄂尔多斯学就是以鄂尔多斯为研究对象，主要以那些具有自身特色、自成体系、有自身发展规律的社会文化现象、经济现象为研究重点，也就是把具有地域和民族的特殊性、甚至唯一性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加以理性概括，成为一门有专门知识和理论的学问，构成“学”。[3]

杨勇先生在《鄂尔多斯学的构建与研究特征》一文中提出，鄂尔多斯学就是研究鄂尔多斯地方的一门学问，这个地方的学问包括了这个地方自然与人文的各个方面。鄂尔多斯学研究的内容，选取有鄂尔多斯特色的六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历史文化，第二方面是地方文化，第三方面是祭祀文化，第四方面就是地方经济的发展，第五方面是生态文明的发展，第六方面是关于鄂尔多斯精神的研究。[4]

潘照东先生在《关于鄂尔多斯学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提出，首先，鄂尔多斯学属于地方学的范畴，其研究范围以鄂尔多斯地区为研究对象，以现在鄂尔多斯市行政辖区为主体，涉及相邻的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有关地区。其次，鄂尔多斯学的研究内容包括鄂尔多斯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及其生态环境的变迁，人类文明的形成及其演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特点及其演变，地区、民族文化、艺术的特点及其演变，政权更替、行政区划及其变迁，军事组织、战争及其历史影响，宗教活动及其演变，重要人物及其事迹，现代化建设及其发展，考古与文献，国内外研究动态及其比较。第三，鄂尔多斯学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方面的研究重点，是蒙古族鄂尔多斯部的历史、文化，以成吉思汗祭祀为代表的蒙古族祭祀文化。最后，鄂尔多斯学现实问题研究的重点，是鄂尔多斯模式及其创新、发展。[5]

姚鸿起先生在《关于鄂尔多斯学对象、特点和方法的思考》一文中提出，鄂尔多斯学是研究“鄂尔多斯现象”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鄂尔多斯现象”就是鄂尔多斯人通过各种活动（主要是生产活动、政治活动、科学试验活动）对鄂尔多斯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等认识与改造的结果。“鄂尔多斯现象”的产生、发展，经过史前、原始、青铜器、铁器到近现代，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各种现象之间还是体现着一定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这些内在联系或客观规律主要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的规律；民族和睦团结，社会稳定发展的规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运行的规律等。[6]

阿云嘎先生在《试论鄂尔多斯学研究中对几个关系的把握》一文中提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最后落脚点应该是研究鄂尔多斯人独特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要深化鄂尔多斯学研究，首先必须确定若干个研究重点题目，大家集中力量去突破它。而这些重点题目应该具备以下两个特点：首先必须是关系到研究全局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旦被突破，其他好多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其次最好是热点问题，比如有些问题一直没有定论，虽经长时间的争论但至今没有结果，要是这种问题一旦被突破，就能够大大促进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深化。[7]

奇忠义先生在《建立鄂尔多斯学的历史背景和意义》一文中提出，“鄂尔多斯学”的研究是新时期鄂尔多斯文化发展的必然，“鄂尔多斯学”的研究同样要以地域性、多学科、综合性为特征，深入地进行，创造性地多出精品。[8]

二、关于地方学研究对象的观点

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何一民教授在《城市地方学研究的三大视野和三个层面》一文中提出，成都学就是以成都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是研究成都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过程、特点和规律的一门交叉学科。从成都特殊的城市地位和学科的性质特点以及研究方法上看，成都学研究和学科构建，应具备三大视野和重视三个层面的工作。三大视野包括成都学研究的历史视野、全球视野和战略视野。何先生所说的历史视野，并非是将成都学研究等同于成都历史研究，而是认为从事成都学研究的学者，在研究与成都学相关的各种问题时，应该具备历史的眼光，应该站在与未来的交汇点进行思考与研究。何先生所说的全球视野首先在于研究者视野的国际化，成都学研究的“国际化”则是用全球的眼光来看待成都历史的发展和当今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分析其发展对于世界的意义。成都学虽然是以研究成都为主，但成都的发展与崛起并非是孤立的，而是中国乃至世界多元经济、文化交汇的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成都学研究也应当放眼于世界。何先生所谓战略的视野，就要有全局意识、长远的眼光。作为城市研究的成都学，不仅是一个学科的建设，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构建不仅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而且需要多学科研究者共同努力和配合，构建成都学这一远大目标，就要求研究者有着战略的视野。同时，成都学研究者在对相关课题进行研究时，也要具备战略意识和长远的眼光。何先生认为，成都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成都学研究既是基础理论研究，也是应用研究，此外还应该高度重视普及工作。因而成都学研究和建设要注意三个层面的工作，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应用研究，三是普及研究推广。[9]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张佐友教授在《关于北京学研究对象的思考》一文中提出，建立一门新的学科，首要的问题是确立研究对象。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才能取得作为一门学科的资格，才能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对研究对象的科学表述，不能太急，需要一个长期探索过程。对于北京学而言，至少需要准确认识这样八个关系。城与人的关系，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个性与共性的关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现象、规律和力的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生产力、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应该把北京这个大都市视为一个系统，把北京学对北京的研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北京这个系统是由北京人、北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交通、基础设施、园林等要素或子系统按照一定结合方式有机结合起来的。这些要素都有专门的学科研究它们。北京学也研究它们，但不是研究它们的全部，而仅仅研究建立合理的系统结构对这些要素有什么要求，各要素怎样满足这个要求。北京学侧重于研究这个系统的结构，研究各要素怎样在质态上、量态上、时间上、空间上有机结合起来，以获得大于各要素的特殊功能简单相加之和的整体功能，即1+1>2的功能。因此，北京学的研究，不是全面研究各个要素，即不是着重研究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而是着重研究系统的结构。因此，北京学的研究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特点。这样，北京学就与其他学科区分开了。北京这个系统，毫不例外，它也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运行。这些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国内环境、国际环境。北京学要研究北京这个系统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以提出优化环境的建议。对北京这个系统要进行静态考察，提出当前改善要素，优化结构以提高整体功能的对策，对北京这个系统还要进行动态考察，以揭示出北京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为策划北京的未来，保证北京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10]

张新斌在《中原学是理论自信的体现》一文中提出，中原学属于地方学的研究范畴，其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最重要的问题涉及以下若干层面：一是中原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中原学的概念、特点、研究对象与方法等。二是中原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如中原地区的文明演进规律研究等。三是中原学的历史问题研究。如中原地区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的形成等。四是中原学的文化精神研究。中原地区的元典文化及其贡献等。五是中原学的现实问题研究。[11]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教授宋朝丽和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汪振军在《构建中原学基本理论体系探析》一文中提出，“中原学”主要研究中原地区综合活动，研究对象涉及历史、地理、民俗、管理等多个领域，每个领域都有独立的研究范式，如历史学者从史学研究范式研究中原文明的生成，管理学者从管理科学范式研究中原地区的管理制度演变，不可能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原学是一门“软”科学，研究范式具有多样性。从应用程度来看，中原学是在社会发展中产生的，是通过系统的研究，为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提供实际解决方案，不仅要关注“是什么”，更要关注“怎么做”，因此它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中原学”研究中原地区各要素组成的区域综合体的生成、演变和发展，分析其生成基础、发展特点和演变规律，为中原地区的战略发展提供应用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成果。“中原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原地区的人口、资源、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以及区域综合体的发展基础、生成规律和特点。在此基础上，对“中原学”的研究，可以沿三条主轴线展开：一是以时间为轴线展开纵向研究；二是以空间为轴线展开横向研究；三是以问题为轴线展开立体研究。[12]

陈桂炳在《加强泉州学研究刍议》一文中提出，泉州学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泉州学的研究对象是泉州的历史文化。能否准确的认识泉州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地位，对于泉州学的构建和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泉州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大传统文化和小传统文化。[13]在《泉州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一文中，陈桂炳提出，台湾“中研院”院士李亦园教授1999年10月在“海峡两岸泉州学研讨会”演讲中开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开门见山地回答了“泉州学能成立吗？”这个亟待明确的问题。李教授说，10年前我第一次返回家乡时，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中就有人问我：“研究泉州可以成为泉州学吗？”我当时的回答是肯定的，今天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还是肯定的。一般方志的撰写大都属于编纂、记述、刊录、登载，而较少进入“研究”的范畴。而“泉州学”之有别于“泉州志”的地方，就在于“泉州学”的基本立场是在从事研究的，像一门学科一样是以研究为最终目的。所谓“研究”，不仅在最高的层次上要有理论的指导，要有假设、求证的过程，要讲究信度、效度等等，而且在实践的历程上要有宽广的视野，要有客观而价值中立的态度，要有摆脱固有框架而不受束缚能有创意的想法，更要有对当代文化学的基本修养，藉以搜集适宜的文化资料以阐释文化意义，因为无论如何，“泉州学”的基本精神即在辨明泉州文化是特色。[14]

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张宝秀教授在《地方学的设立标准和学科内涵》一文中提出，美国文化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空间被赋予文化意义的过程就是空间变为地方的过程。地方学的宗旨，就是要研究某一空间变为某一地方的过程，深入挖掘其地方性及这种地方性形成的过程、发展规律、地域特点和动力机制等，在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对地方的“未来”做出判断，从而为地方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生态发展等提供理论支持。学科是学术的分类。地方学是一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交叉学科，其发展还不够成熟，在教育部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还没有独立设置的“地方学”，我们讨论其学科属性、内涵外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不断完善学科建设，是必要的。但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并无实际意义。笔者认为，各地地方学的建立，不必设定严格的标准，不必等待学科的完全成熟，只要当地有一定地域文化研究的基础和成果、有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有研究的需要，就可以开展地方学研究，在条件具备时可成立地方学研究机构。从内涵上看，现代地方学是研究地方的综合性学科，把某个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区域甚至国家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将其作为人文、自然要素共同构成的地域综合体进行综合性研究。与其他研究地方的单一学科相比，地方学研究的要素，都有着地方性、综合性、历史性和地域文化的视角。从外延上看，具体研究对象理论上包括该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社会等。但地方学不同于地方志，不仅对地方情况进行记述，更重要的是将其作为一个有机综合体进行研究，研究某一地域各种组成要素的地方性特色、发生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探究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实际上，目前各地的地方学研究领域大多侧重研究历史文化，有的只重点研究其中的某一方面。[15]

陈海忠在《地方学兴起的历史背景》一文中提出，文化多样性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要重视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当人们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到“他者”的文化后，更容易发现具有悠久传统的本土文化的可贵。因此，地方学兴起可视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学在此背景下实现了跨界发展。例如客家学、潮学研究兴起之初，学者们都强调以客家人、潮州人的活动为中心，跳出民族国家的框架，以跨国、跨区域的视野研究特定人群的海外拓展及其与本土社会的互动等。[16]

仝建平在《地方学研究有三忌》一文中提出，地方学以某一地域为研究空间，多数以政区命名，如晋学、鄂尔多斯学、潮学；有的以城市及辖区命名，如北京学、长安学、洛阳学；有的以名胜古迹及周边地区命名，如泰山学；有的以地理区域命名，如岭南学。其中的敦煌学、徽学本以研究文书得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与扩展，已经升级为综合研究当地文化历史的学问。地方学主要指区域古代的文化历史，也可以扩展至区域现当代的文化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探讨。但地方学的研究内容也不应该无所不包，研究区域的古代应包括方方面面，而研究现当代应侧重精神、观念层面。[17]

林健在《玉门学作为地方学的研究意义初探》一文中提出，并非每个行政区域都需要建立自己的地方学。特定地理单元之所以能够孕育富有研究意义的地方学，必然要求其具备其他地方难以企及的独有价值，即特殊性。这种价值通常需要依托于地域特征明显的物质实体或抽象事物，例如敦煌学依托的洞窟文物。唯有特色鲜明的元素才能使得地理单元具有独立构建地方学的必要性。玉门学的价值依托物主要包括承载历史意象的玉门关与聚合现代符号的玉门油田，二者作为纽带联结了玉门时空范围内的大量特色元素。地方学不是一个地理单元内部所有学科的简单整合，而要求跨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从而能够使用一致的研究方法构建独特而系统的研究体系。客观上，这就要求研究对象具有多样性与交互性。地理单元的规模大小和历史长短决定其潜在研究对象的多样性，但规模与历史的跨度却有可能削弱研究对象的交互性，从而降低建立综合性地方学的可行性。就玉门而言，其恰到好处的规模与历史特征造就了性质优良的研究对象，进而为提出具有共通性的研究方法打下了基础。[18]

王熙梅在《从对象学看上海学》一文中提出，“上海学”，顾名思义它的研究对象是上海，但是并非凡是研究上海各种问题都是“上海学”。上海和其他事物一样，是由多层次、多侧面构成的完整统一体，而这个统一体又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因此，人们可以从不同层次、侧面、历史阶段来研究上海，如可以研究上海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民俗等，可以研究上海的历史。但这些分门别类的研究，还不是“上海学”，即使把这些分门别类的研究加起来也不是“上海学”，因为总体不等于各局部机械相加之和。“上海学”是从整体上来研究上海的一门学科，这类似社会学从整体上研究社会。虽然分门别类研究上海，不是“上海学”，但从不同层次、侧面、阶段研究上海，对“上海学”的发展是有重大推进作用的。“上海学”不仅不排斥对上海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而且需要这种研究，正如哲学的发展需要各门学科发展一样。同样，对上海的分门别类的研究，也需要“上海学”，因为缺乏总体观念是不容易认识、把握局部的。“上海学”尚处在草创时期，还不可能有自己的范畴体系，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随着认识的深化，“上海学”一定会逐步形成自己的范畴体系。“上海学”是从整体上来研究上海，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高度结合的学科。开展“上海学”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整体研究的自觉性，有利于寻求上海发展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19]

《上海学》主编周武认为，在我们当今的学界，上海学通常被当做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一门内涵跟外延极其浩瀚深广的学问。因为它方兴未艾，所以可以开拓的研究空间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浩瀚深广，所以不是任何一个机构或者个人所能够穷尽。[20]

刘开美在《关于地方学构建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中提出，地方学是一门以特定地域为特征的、以历史文化研究为主线的、应用性的、诸多学科交叉的文化学科。一句话，地方学就是地域文化学。按照这种理解界定地方学的基本内涵，表明构建地方学就是要立足特定地域，挖掘历史文化资源，运用多学科理论综合交叉研究的系统成果，为发展文化产业尤其是旅游文化产业服务。要把握地方学的研究外延，就要明确地方学研究所应包括的范围，所应完成的任务和所应达到的目的。以长江三峡学的研究为例，作为历史文化类的学科，其研究大体上都会经历资料挖掘整理研究，对历史文化资料进行解读鉴赏研究，以历史文化资料为素材进行多学科拓展研究，开展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以及对历史文化研究史的研究等过程。这一研究历程，就是认识学科规律，明确基本内涵，把握研究外延，形成研究思路，构成理论体系的过程。因此，地方学就其研究外延而言，应该包括地域文化挖掘整理研究，地域文化评价鉴赏研究，地域文化学科拓展研究，地域文化开放展示研究，地域文化研究史研究等五个主要方面，从而构成地方学研究的基本外延。[21]

李强在《关于创立温州学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什么是温州学，温州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什么，这是创立温州学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温州学创立之初，虽然难以对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也不宜急于对其研究对象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是，温州学作为一门学科，应该确定其内在涵义的基本轮廓和研究对象的大体范围。温州学应该是一门主要研究温州文化，研究温州人和温州人精神，研究温州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揭示温州经济和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综合性地方学科。对温州已有的研究，为创立温州学初步奠定了基础。多年来，不少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温州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现有的研究资源和学术成果还是分散的、零碎的，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创立温州学，就是要整合现有的各种研究资源和学术成果，变分散的为整体的，变零碎的为系统的，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22]

综上可见，各地地方学研究表现出不少共同的发展趋势，如研究对象和内容不断拓展与深化，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有机结合，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有机结合，地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与地方学研究有机结合，本土力量研究与外埠力量有机结合，国内外研究力量有机结合，人文社科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有机结合，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等。纵观中外地方学研究成果，仍然存在着知识体系碎片化、过分注重问题导向、侧重应用服务和缺乏构建学科体系等问题。

三、本文的观点

毛泽东曾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学科的对象。”

地方学是一门以某个具体地方为视角的综合性学科，国内国外都有成功的研究案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学发展有了长足进步，它以地方“五大建设”“四个全面”为时代和学科背景，以探寻地方科学发展为目标，以挖掘、揭示地方发展规律为学术宗旨，探究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整体联系和地方与国家、世界发展的特点、进程和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各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23]中国的地方学研究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当时对《春秋》的研究就有了“齐学”和“鲁学”之分。宋元时期的湖湘学派、浙东学派，明清时期的常州学派，都是历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地方学术流派。徽学、藏学、敦煌学是近代以来中国三大地方显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省份大部分都提出了以本省或本区域为研究对象的新地方学，比较有名的有“北京学”“上海学”“广州学”“关学”“徽学”“皖学”等。而西方地方学起源于20世纪早期人文地理学界发起的“区域主义”运动。1963年，美国学者马纳斯·查特杰明确提出了“地区学”，如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首尔学、东京学、伦敦学、罗马学等。本文综合中外地方学或地区学研究者关于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等的研究成果，形成如下认识。

任何一个学科、学问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实践的需要，另一方面表现为增进知识的需要。地方学正是基于上述两种需要而产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地方学与所有学科、学问一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所谓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或学问研究内容、范围的高度概括。它确定学科或学问研究的内容、范围、方向等问题。确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或学问研究的起点。只有确立了科学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科学的学科、学问体系。任一学科或学问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或学问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区别。

现代社会中，构成一门学科或学问的基本范畴，是由该学科、学问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涵所决定的。换言之，学科、学问的基本范畴要多层面多角度反映、阐述和揭示该研究对象和学科内涵。唯有如此，这个学科或学问的基本范畴才有生命力，进而这个学科、学问才能确立。鄂尔多斯学基本范畴的选择与设定当然也必须遵循这一基本原则。

现代地方学就是在方志学基础之上，整合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在思维科学指导下，将分门别类的研究成果，从分散综合为整体，将零碎整合为系统，形成指导地方发展的宏观学问或学科。

从鄂尔多斯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它有三个特点。即思想体系是“学魂”或“学脉”，知识体系是“要素”或“载体”，话语体系是“应用”或“表现”。

思想体系即“学魂”，或者说“学脉”，贯穿于鄂尔多斯学始终，是鄂尔多斯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基础和支撑。之所以说，“学脉”如此重要，是因为不同的理论产生于具体、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有其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鄂尔多斯学产生在21世纪初，是鄂尔多斯现代化建设条件下的一门新兴学问。鄂尔多斯学要致力于我国传统思想体系与前苏联思想体系和西方思想体系的传承、吸收与创新，致力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会贯通，致力于用符合我国国情和内蒙古区情的特色实践与文化对古今中外思想体系进行系统化、概念化的现代重建，努力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鄂尔多斯学思想体系。具体来说，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鄂尔多斯学思想体系的灵魂。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才能保证鄂尔多斯学思想体系的正确性质。其次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鄂尔多斯融合文化作为鄂尔多斯学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以此保证鄂尔多斯学思想体系的民族性、民间性。再次要以欧俄美日印阿文化思想作为鄂尔多斯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从而保证鄂尔多斯学思想体系的国际性。

知识体系即“要素”或“载体”，鄂尔多斯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问或学科，就因为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近现代社会实践告诉人们，任何一种文明的核心都是知识体系，知识体系的价值在于其解释客观存在的能力，特别是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作为一门学问或学科，如不能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清晰地解释自身，让世人来认识你。鄂尔多斯学的知识体系应当以鄂尔多斯的传统文化内容为基础，涵盖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传统理论形态，同时立足当代鄂尔多斯发展实践，形成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的现代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对海内外的发展理论、概念、话语要有分析研究、有鉴别欣赏，逐渐超越片面借鉴前苏联和现代西方学科门类划分和知识体系架构的局面，逐渐形成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鄂尔多斯实践的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

话语体系即“应用”或“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24]话语体系源于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知识体系是话语体系的基础，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在国内外两个循环、两个大局相互促进的发展背景下，地方发展的话语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在全球化大趋势下提升与“他者”的沟通能力，获取他人的认同，实现合作共赢，确实需要我们付出艰辛努力，积极推进鄂尔多斯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争夺鄂尔多斯融合文化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权的重要路径。只有以更加开放性的态度阐释传统“鄂尔多斯学”的现代内涵，同时打造有足够影响力的当代鄂尔多斯学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才能向中外传出鄂尔多斯的声音、内蒙古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因此，本文认为，随着地方发展实践的需求，地方学的发展与深化是历史必然。当然，地方学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远离研究对象，或偏离研究对象，困境中徘徊甚至自生自灭也不是什么罕见之事。纵观欣欣向荣的地方学，或历史悠久，或后起之秀，外在表现不外乎硕果累累、作用非凡、人才辈出、蒸蒸日上，究其原因，都是始终沿着自己确定的研究对象，立足当地实践、深入细致研究、成果应用得当，而且不断与时俱进。

注释：

［1］奇·朝鲁：《鄂尔多斯学与地方学（代序）》，陈育宁：《我与鄂尔多斯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鄂尔多斯学研究专刊》2014年

［2］郝诚之：《以战略眼光看鄂尔多斯学研究》，《鄂尔多斯学研究》2004第4期

［3］陈育宁：《鄂尔多斯模式与鄂尔多斯学》，《鄂尔多斯学研究》2007年第4期

［4］杨勇：《鄂尔多斯学的构建与研究特征》，《鄂尔多斯学研究》2009年第1期

［5］潘照东：《关于鄂尔多斯学的若干思考》，《鄂尔多斯学研究》2014年第3期

［6］姚鸿起：《关于鄂尔多斯学对象、特点和方法的思考》，《鄂尔多斯学研究》2004年第4期

［7］阿云嘎：《试论鄂尔多斯学研究中对几个关系的把握》，《鄂尔多斯学研究》2002年第1期

［8］奇忠义：《建立鄂尔多斯学的历史背景和意义》，《鄂尔多斯学研究》2002年第1期

［9］何一民：《城市地方学研究的三大视野和三个层面——以成都学研究为例》，《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一期

［10］张佐友：《关于北京学研究对象的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3月第17卷第1期

［11］张新斌：《中原学是理论自信的体现》，《河南日报》2018年11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