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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在奇·朝鲁先生的倡议下，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组建了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开始创建一门新型的地方学——鄂尔多斯学。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和鄂尔多斯学坚持20年不断创新前行，深入探讨鄂尔多斯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参与了国内地方学的交流，对于地方学建设作出了贡献，这些成绩的确是来之不易。
20年来，我有幸受奇·朝鲁先生的邀请，参加了研究会和地方学创建的活动，使我曾经在鄂尔多斯有过亲身经历和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认识和研究鄂尔多斯的机会。这是我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我深感有收获，很充实，更加热爱和感恩鄂尔多斯。人们在回顾和总结创建鄂尔多斯学这一新事物的经验时，提出了很多因素，如倡议者的贡献，确定的办会宗旨和活动机制，发挥专家队伍的作用，领导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对外交流与借鉴等等，这都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和鄂尔多斯学能够立得住、走得稳、不断发展创新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完全赞同的。
在这里，我想作为补充，从学术思想的角度谈一点自己的想法。正如鄂尔多斯学的倡导者、首任会长奇·朝鲁先生所概括的：“鄂尔多斯学的提出和创建，是对鄂尔多斯人文资源的丰富性、独特性给予了新的认识和评价；是对鄂尔多斯地域及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和文化体系的一个新概括，建立起一个新的知识架构”（奇·朝鲁《鄂尔多斯学与地方学》2013年）。这是对鄂尔多斯学的一个基本定位。
对于鄂尔多斯学的具体研究内容，在研究会成立之前，我在与奇·朝鲁先生沟通想法时，曾提出如下6点：1.历史悠久，积淀丰厚，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最早的开发和组成部分；2.是历史上北方多民族共同活动的舞台，是民族汇聚、交往最集中的地区，是研究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典型；3.在一个地区内集中体现了蒙古族民族经济与文化的基本内容、形态和特征；4.是一个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和生态重建曲折历程的典型；5.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一个缩影；6.对外开放及国内外产生的深远影响（2002年3月22日陈育宁写给奇·朝鲁同志的信《关于建立鄂尔多斯学的初步建议》）。
十年过去了，经过研究会专家深入的探讨，在2012年出版的由奇·朝鲁和我主编的《鄂尔多斯学概论》中，将鄂尔多斯学的主要内涵概括为特色鲜明的6个方面：1.较完整地保留了蒙古族的传统文化；2.保留了蒙古族独具特色的祭祀文化：3.生态演进的历史经验；4.传承文化的深厚传统；5.创造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奇迹；6.敢为人先的鄂尔多斯精神。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适逢党的十八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鄂尔多斯学的内涵与外延与时俱进，又有了新的扩展。奇海林会长提出，鄂尔多斯学的研究对象要具有思想体系（“学魂”或“学脉”）、知识体系（“要素”或“载体”）、话语体系（“应用”或“表现”）三个特点。“随着地方发展实践的需求，地方学的发展与深化是历史必然。”要“始终沿着自己确定的研究对象，立足当地实践、深入细致研究、成果应用得当，而且不断与时俱进”（奇海林《鄂尔多斯学的研究对象》2021年）。我们相信，鄂尔多斯学面对新时期的新实践，一定会做出新的概括和提炼。
20年来对鄂尔多斯学内涵的不断探索，有不少新拓展，而就大的方面来讲，大体围绕三个领域：一个是鄂尔多斯的历史，一个是鄂尔多斯的民族，还有一个是鄂尔多斯的现实发展。
为这三个领域的研究确立一个基本观点，或者说一个指导思想，是鄂尔多斯学重要的学术基础。鄂尔多斯学之所以20年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且愈益扩展和丰富，功能越来越明显，与鄂尔多斯学立“学”的思想基础，即对研究的主要问题认识的观点、认识的角度、认识的方法关系极大，或者说，与鄂尔多斯学的认知观是否正确关系极大。我用了“认知观”这样一个概念，主要想说明的是，有一个正确的学术指导思想和基本观点至关重要，从起步时就不能含糊，它应该是鄂尔多斯学内涵的核心，是“学”的灵魂或立足之本。
从三个研究领域来看，我们所坚持的基本学术观点是：
第一，中华民族历史观。鄂尔多斯历史的基本特征是各民族相互交融和共同开发。从某种意义上讲，鄂尔多斯学的起步是从研究鄂尔多斯历史开始的。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看待这个地区的历史，是认识鄂尔多斯的出发点、总观点。根据多年来众多专家对地方历史研究的成果，在鄂尔多斯学创建之初，就非常明确地认定，依据大量的历史记载、考古实物证明，鄂尔多斯地区“从旧石器晚期开始，这里就是我国北方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又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时最早的开发和组成部分，此后一直是历史上北方多民族共同活动的舞台，是民族汇聚、交往最集中的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陈育宁《关于鄂尔多斯学》2002年11月）。这种各民族交往交流、你来我往，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从未间断，特别是中原中华传统经济文化对这一地区产生巨大吸引力和辐射力，因之成了多民族不断聚集之地。这些先后出现在鄂尔多斯的众多民族，或长或短、或多或少参与了这个地区的开发，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城镇交通、工商贸易、边塞工事及各类文化的汇集及地域文化的形成，他们共同开发了鄂尔多斯，共同创造了鄂尔多斯的文明。也正因为如此，鄂尔多斯地区的各民族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从来都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事实决定了，多民族相互交融共同开发是鄂尔多斯历史的基本脉络。鄂尔多斯的历史“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由于社会经济的根本原因，结成了密切联系、互相依存的民族关系。这种民族关系，形成了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聚集力量，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稳定的基本因素”（陈育宁《鄂尔多斯地区民族关系的历史考察》1983年）。这种民族关系建立在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高度认同的基础上，历经考验，牢不可破，成为不断创造中华文明的内在动力。这是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基本内涵，也是我们研究和认识鄂尔多斯历史要把握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结论。
20年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发表的众多历史研究成果，所立的项目课题，所举行的学术研讨会议，凡涉及地区历史的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基本观点展开的。这个基本观点为我们认识鄂尔多斯地区多民族历史打下了牢固基础，也给社会宣传和普及定下了基调，使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入人心，增强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自信心。这是研究会的任务和职责，也是鄂尔多斯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这个基本观点，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指导思想的要求， 也更加明确了鄂尔多斯学正确的学术导向。
第二，多元一体民族观。鄂尔多斯蒙古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十四五世纪蒙古部落进入鄂尔多斯地区，此后有着特殊使命的鄂尔多斯部长驻于此，一直到现在，他们经历了从古代民族到现代民族的演进，成了在鄂尔多斯时间久、人数多、保留继承蒙古族传统文化多、对鄂尔多斯开发贡献大的少数民族。因此，鄂尔多斯学理所应当地将鄂尔多斯蒙古历史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且成为鄂尔多斯学的一个主要特征。
我们不难发现，鄂尔多斯蒙古在这个与中原近在咫尺、又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之中，发展壮大的一条基本轨迹是既积极吸收中原先进文化及周边民族的文化元素，又力求保留本民族文化的许多传统，他们在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相互吸收，逐步强大，为开发建设鄂尔多斯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鄂尔多斯蒙古历史文化所呈现出的诸多特点，说明它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体，它蕴含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元素，又以自身特殊的形态表现出来，成为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中的组成部分。
过去我们在民族研究方面较多地注重少数民族个体研究，完成了从民族识别到各民族历史文化语言的调查，这是完全必要的，为全面了解我国多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各民族的发展进步和民族研究的扩大深入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观点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更加科学明确的民族观，既深入发掘和剖析鄂尔多斯蒙古历史道路和文化资源的来龙去脉、演变规律、表现形态，更注重运用历史的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把共同性与差异性、多元与一体、全局与局部紧密结合起来，把鄂尔多斯蒙古的演进置于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大背景及发展趋势中去认识。特别意识到，我们不能局限于对一个民族地区、对一个民族的微观研究，更不能过分强调个体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更要看到，在我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能够脱离统一多民族国家而独立存在，“多元”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孤立的，他们都是在相互交融汇合中既成为大家庭的一员，又形成了适合于本民族社会生活需要的文化形态。坚持多元一体民族观指导下的民族研究，使我们具有了历史的宏观发展眼光，厘清了各民族历史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渊源关系，从而使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及中华文化的认识更加客观全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鄂尔多斯地区正是这样一个具有鲜明多元一体格局特征的典型地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中央民族工作会上进一步指出，要处理好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民族关系重大问题的深刻阐释。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研究和认识差异，是为了更清晰地看到共同性是如何聚集和日益增强的，是如何成为历史主流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内在逻辑是从差异性认同到共同性认同，从多元认同到一体认同，从自在认同到自觉认同，这也完全符合人们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逻辑。千条万条小河汇成了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没有对一条一条小河的了解，就不可能对大江大河有一个宏观的认识。这正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所在。
第三，区域协调发展观。鄂尔多斯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鄂尔多斯各民族共同利益、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要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坚持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特别强调，关键是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地方；自治地方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是各族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这是我们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大原则、大前提。
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做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咨询和智库工作，也即研究会提出的“知识体系＋应用服务”的办会要求。对鄂尔多斯这个民族地区来讲，研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不同民族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有所不同，因此，对于不同民族的具体发展方式是必要的研究内容，也需要有特殊政策措施的支持。但更重要的基础和基本出发点应是鄂尔多斯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是探索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解决地区发展中的全局和战略问题。这个地区各个民族包括蒙古民族的发展进步，都是和整个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整个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带动各民族的发展，也是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鄂尔多斯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生态恶化走向绿色大市，由贫困走向富裕，开创了资源转换新发展模式，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示范和新经验，鄂尔多斯地区各族人民都是这一历史巨变的受益者。在这个转型变化过程中，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作为亲历者、见证者，抓住不同发展阶段涉及全局的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建议方案，诸如生态重建、二次创业、脱贫致富、小康达标、城镇建设、文化创意、产业转型、黄河“几”字弯高质量发展等问题，作为立项支持和研讨的重点，力求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做好服务咨询工作。
在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基础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可能仍然是现代化建设中难度比较大的问题。从总体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关键在于民族地区不能‘掉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帮助应兼顾地区因素与民族因素，同时要逐步向更多考虑地域因素转变，努力做到该地域各民族群众共同受益。民族地区在发展中存在的大多数问题是地区性的共性问题，而不是某个民族的单独问题”（陈育宁《从“多元一体格局”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8年）。在新的形势下，研究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问题，首先要着眼于全国的大局和自己的地位，着眼于本地区的战略选择和统筹协调，这是提升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的主要途径，也是研究者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学术范畴的民族地区地方学研究，也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这是符合民族地区历史和国情的指导思想，也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建会20年来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的主要原因，是鄂尔多斯学的最大学术收获。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能够做到这一点，与研究会的创办者、鄂尔多斯学的首倡者、首任会长奇·朝鲁深入学习和理解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对鄂尔多斯地域文化有深厚感情、对家乡建设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善于集思广益的办会艺术是分不开的。
鄂尔多斯学进入了第二个20年。未来的20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我国将于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并迎接新中国成立100周年。鄂尔多斯学对于地区的建设发展负有使命，必将大有可为。我们期待着鄂尔多斯学守正创新，不断用自己的新成果在鄂尔多斯大地上谱写出新的华章。
作者：宁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荣誉会长
来源：《鄂尔多斯学研究》专刊，2022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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