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地方学学科体系探索的思考——以厦门学研究为例

    中国地方学方兴未艾，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其概念与范畴、标准与方法、学科体系框架等等都还在探索当中。三年来，我们在完成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课题《厦门学导论》的过程中，企图努力以厦门学作为切入点，在建构中国特色的地方学有所探索。在探索中，我们对中国地方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有一些不成熟的思考。借此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20周年的良辰吉日，遵北京学张宝秀所长之嘱，将很不成熟的思考，抛砖引玉，求教地方学联席会各位方家。供批评批判，指点迷津。
    一、概念与范畴——关于城市地方学和区域地方学

    张宝秀老师在《地方学学科新认识与北京学研究新进展》一文中提出：“地方学的研究框架，无论是城市地方学还是区域地方学，都应该是时间纵向与空间横向相结合。城市地方学侧重挖掘城市的文化传统，传承城市的历史文脉，强化城市的文化认同，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区域、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是文化，人是文化的载体。地方学研究一定要有文化的视角，地域的视角”（见《地方学研究》第2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P61）。她在这里提出了城市和区域两种不同的地方学。一般人们都会把它理解为例如厦门学和闽南学的不同。但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在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只有60％的情况下，如果扣除了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大多数城市无论空间还是人口，乡镇远大于城市。那么这些以城市命名的地方学，归属于城市地方学？还是乡村地方学？还是城乡综合的行政区域地方学？

    以厦门为例，厦门前几年就宣布自己2000平方公里的空间，和400多万人口全部城市化了。但是40年前厦门的城区不过几十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三十几万。而郊区和农村的人口60多万，是城市人口的两倍。空间更是城区的数十倍。我们的地方文化研究是立足于城市还是立足于乡村呢？厦门比较好解决，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已经席卷了大多数的乡镇。是城市引领了农村，城市文化携带着经济和市场的力量改造着农民转变为市民。当然农民也把他们许多民俗和文化带入了城市。但是对于相当多的城市来讲，他们的农村可能永远也不可能变成城区（事实上厦门相当大的山区空间，也是永远不可能成为城市的街区）。

    正是这样的现实才有乡村振兴的提出。而乡村振兴，那就必须从乡村的文化研究开始。因此中国更为广阔的乡村空间的地方学，是否应该是乡村地方学呢？那些乡村远大于城区的城市的地方学，是否应该是兼顾着城市和乡村两种文化传统的综合性行政区域地方学？如果不把我们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空间范畴、时间范畴、内涵范畴搞得清清楚楚，我们就不可能是一个严谨的学科。

    社会科学的历史，就是概念与范畴发展的历史。如果概念没有搞清楚，决定概念的范畴没有搞清楚，也没有取得共识，就漫无边际地去研讨，我们的讨论就会失去方向指引。没有规范的学科范畴，我们就会偏离学科研究的轨道，就可能出现“鸡同鸭讲”的现象。这种情况在过去的研究中也是很常见的。所以，讨论文化、讨论文化学科，首先要关注概念，关注范畴。

    文化学科的概念由三个范畴所确定：空间范畴、时间范畴、内涵范畴。厘清这三个范畴，才能明晰概念。三个范畴从不同方位明确了研究对象的边界。人们就可以在彼此认同的范畴之内讨论问题，学术的研究才可能一步步深入。

    二、站在巨人的肩膀——学术史研究是地方学研究的前提

    任何一门学科，都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能够完善起来的。它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学科的发展，既是一个时代的学者对其前辈已有成果的全面继承，又是这一个时代的学者，对其前辈已有成就的突破。

    历代方志和古人志记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史料和早期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以观民风”的官方编撰，如明清两代各地大量的府志、县志等，也有地方官员、文人雅士、乡野耆老的奏章文书、志书、笔记、游记与文集，如宋代洪迈的《夷坚记》、赵汝适的《诸蕃记》，明代何乔远的《闽书》、张夑的《东西洋考》，清代施琅的《靖海纪事》、丁日昌《抚闽奏稿》、陈盛韶《问俗录》、苏廷玉《温陵盛事》等等。著述者既有热心乡土的当地人，也有外来的视野，其中以游宦闽南者居多。

    这其中就包含了不少相关厦门的资料和文章。如清代乾隆年间薛起凤主纂《鹭江志》，道光十九年周凯主纂的《鹭江志》；明代池显方《晃岩集》、阮旻锡《夕阳寮诗稿》、蔡献臣《清白堂稿》、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卢若腾《方舆互考》，清代吕世宜《爱吾庐汇刻》、林树梅《啸云诗文抄》，（清）黄鸿翔1878年撰《英人侵占厦门海后滩官地》的手抄本等等。

    其次，厦门的名胜古迹，有诸多碑刻、楹联、民间传说掌故，如戚继光、俞大猷、南居益等人的摩崖石刻。这些未见诸史料的资料也是厦门文化研究丰富的资源。

    再次，台湾、东南亚，乃至欧、美、日等国家，也有大量闽南文化的资料。如荷兰的莱顿大学，就有大量荷治台湾时期和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的相关郑芝龙、郑成功及闽南、厦门的资料。而最早的南音曲本则被收藏在日本和英国的博物馆中。

    此外，在国家的档案馆中也有许多关于厦门、闽南、台湾、东南亚华侨的档案史料。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日进行厦门学研究重要而宝贵的资源。

    厦门文化的研究源于闽南文化的研究。而现代闽南文化的研究又始于20世纪20年代厦门大学的林语堂、张星烺、陈万里、顾颉刚教授等人；继之有林惠祥、郑德坤、谢云生、庄为玑、陈泗东、陈国强等前辈。台湾、新加坡、菲律宾也有不少学者投入其中。他们的不懈努力为闽南文化和厦门学的建立打下了深厚基础。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是今天开展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在建构厦门学学科体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照系。当然，毋庸讳言，时代的局限是任何个人无法超越的。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存在诸多不足和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站在今天社会人文学科已经达到的高度，客观、公正地评价各家各派的学说，继承其经得起考验的、有创见的成果，扬弃其偏见与疏漏。唯其如此，我们的闽南学、厦门学研究，才能既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又能不为前人的陈说、偏见所左右。

    三、学科构建的起点——独具特色的概念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概念和术语，这些概念和术语有的是被系统地阐释过，有的则是长期以来相沿成习，约定俗成的，它们都具有稳定的内涵和明确的指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门学问能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是否稳定明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对厦门城市、文化的研究中也涉及一些基本概念，如厦门、厦门人、厦门话、厦门文化等，这四个概念是构成厦门学研究对象最重要的基本概念。但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些基本的概念尚缺乏系统的论述和界定，使其缺乏稳定的明确指代。尤其是厦门从同安的嘉禾里到永宁卫的中左所；从郑成功的大本营思明州到施琅水师提督府治所、两岸对渡正口和福建通洋正口；鸦片战争以后又成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成为闽南民众下南洋的出发港，和回唐山的归来地；民国后又从同安析为思明县，然后成立局限于厦门岛西南几十平方公里的厦门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步步从海岛小城扩展为管辖六个区面积一千九百多平方公里的海湾型城市。每一次变动都造成厦门地理空间的变更，都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成为新厦门人。如今厦门五百多万人口，2/3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几十年定居厦门的新厦门人。这就造成一些基本概念的含混不清。例如厦门的公交车上，常有海沧人、同安人，问他上哪去，他会说去厦门。外地人听了会莫名其妙，这里不就是厦门吗？

    所谓中心城市，其地理空间或大或小，但是它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越它的地理空间。从郑成功开始，闽南的漳州、泉州，甚至龙岩、莆田，有一段相当的时间包括台湾，都是以厦门马首是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厦门失去了走向海洋的诸多条件。又由于始终处于对台斗争的最前线，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机会。这一切都使厦门的海洋理念、海域意识大大淡化，也使得厦门地理空间的影响力大大减弱。直到改革开放，厦门才又拉开了走向海洋的大门。厦门地理空间转变为“地方”以后的文化影响力才慢慢重新焕发出超越空间的力量。但也远远没有达到历史曾经达到的高度。

    厦门学要研究的正是厦门城市这一“空间”是如何慢慢扩展，又如何转变为充满文化力量的“地方”；这个“地方”又如何焕发出超越“空间”的力量。

    厦门城市由小到大，由蒙昧到文明，由落后到先进，这些才是我们要关注和研究的。所以我们讲的厦门，是一个城市的概念，所要开展的是城市地方学的研究。

    总之，厦门在郑成功之前只是厦门岛地理空间的概念，在郑成功之后则是一个具有超越厦门地理空间力量的“地方”、城市。其地理空间的范畴，是随着厦门历史进程屡有变迁的从厦门城到厦门市的行政辖区。

    谁是厦门人？是专指祖居厦门三代以上的人吗？讲厦门话，就是思明区中山路老市区讲的话才是厦门话吗？同安话、集美话、海沧话不是厦门话吗？这些基本概念的模糊性和随意性必然使厦门学的研究缺乏最基本的科学性。所以厘清和统一相关的基本概念，即所谓“正名”，是当务之急。对厦门学的构建来说，只有做好概念研究，才能够明确研究的对象，框定研究的边界，确立学术讨论的基本前提。

    四、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从自然空间到文化地方的过程研究是地方学学科体系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他还提出，必须有长时段、全局性、动态性的历史思维。

    张宝秀老师认为：“地方（place）不同于空间（space），空间被赋予文化意义的过程就是空间变为地方的过程。地方学就是……研究某一空间变为某一地方的历史进程，揭示其地域综合体的发展规律，科学分析地方的形成机制，对地方的未来作出判断。”这是一个精彩的论断。空间被赋予文化意义的过程就是空间变为地方的过程，这一历史过程的研究正是地方学研究的基础。地方学研究必须遵循长时段、全局性、动态性的历史思维来进行过程研究。

    当然，文化的过程研究不等同于历史研究。刘登翰先生说：“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最大的区别在于，历史是实证的，文化是诠释的。历史通过实证，证明它的存在，而文化通过诠释完成一种建构；当然，文化的建构也必须有实证作为基础和背景。这只是就其研究方法的不同而言。不过西方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所谓‘真实’的历史并不存在，所有历史都是历史研究者眼中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也是一种建构。中国历史以帝王为中心，从三皇五帝开篇，秦汉晋唐，宋元明清，一路数下来。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别样？这个诠释系统就是建构。历史的建构，也是一种文化”（刘登翰《闽南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见《闽南文化的当代性与世界性》，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5年，P136）。

    因此，过程研究是从文化的视野对文化生命过程的建构。研究着重的不仅是这一文化生长变迁的历史文象，更是其背景和文脉。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选取的历史事实是为了要说明：在什么环境中，发生了什么变化，特别是创造创新什么，又因为什么有如此的创造。不能说明的资料都可以弃去，而相关的则必须保留。这就是建构。

    五、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重新认识中国地方文化，才可能有中国的研究方法

    方法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关键。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学科体系需要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从探索新的、构建基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国系统思维的方法开始。

    自从闽南民系及其文化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在搜集闽南史料、发现和解决学术问题等方面，都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各个学科从它们各自的视野和学科任务出发对闽南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经验、方法和视角都是今天建设闽南学、厦门学研究方法体系应该加以重视和借鉴的。但是需要清醒地认识，过去的这些方法都是在西方分科治学的理念上派生的方法，是西医的方法；我们在新时代当然还要继续学习应用这些方法，但更需要建构闽南学、厦门学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这一方法体系必须源于中国传统的综合系统思维体系，有如中医的方法，需要把闽南文化、厦门文化视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因为我们研究的闽南文化、厦门文化不是僵死的、过去的文化，而是今天依然活生生地脉动着、生长着、发展着的文化。

    要充分、深刻地认识：文化即人，而且是活着的人。文化是和人一样无时无刻脉动着的生命体，有生命的发展规律。

    其一，他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生命，那种把人的一只手砍下来单独研究的方法；或者以解剖尸体的认识来理解生命，不可能有正确的结论。

    其二，凡有生命的东西，都会有新陈代谢，都会有生老病衰，也都会有死亡和再生。这是不可抗逆的生命规律。生命是有周期的，生命个体的生命周期虽然各有不同，但总是有生有死，绝不会万寿无疆。生命的延续，靠的是繁衍后代，才能生生不息。

    文化也是如此。以中国戏曲为例，谁见过戏曲呢？戏曲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只见过京剧、越剧、歌仔戏……。就好像我们没有见过人，只有见过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但是京剧诞生至今才二百多年，越剧、歌仔戏更不过百年。然而中国戏曲自唐宋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从宋金院本、南戏到元杂剧，到明传奇，再到清以后的地方戏曲，中国戏曲传衍了好几代。元杂剧曾是多么辉煌，关汉卿被誉为与莎士比亚同样伟大的戏剧家。然而，今天谁还看到元杂剧？除了案头的剧本，当时的唱腔无人听过。从剧种来讲，元杂剧已经消亡，但是，它的生命基因还留存在后来的诸多剧种如京剧、越剧、歌仔戏等等当代戏曲中。

    闽南戏曲的传衍也是如此。800年前闽南人创造了“乞冬戏”，500年前创造了“泉潮雅调”“潮泉腔”，200年前创造了高甲戏，100年前创造了歌仔戏。虽说一代有一代的戏曲剧种，但其文化基因却在代代创新的剧种中传留下来，所以永生。

    我们也一样，每一个人都会死，但他生下了孩子；他的孩子也会死，但他也生下了儿子，因此家族不断的繁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生就断子绝孙。中国人正在慢慢理解老祖宗对于生命的认识。

    文化与人一样，没有万寿无疆，只有生生不息，也因为生生不息，才有文化的永恒。任何文化都必须不断地接受、吸收其他文化，美美与共创新、创造才能生生不息。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立场。

    当我们深刻认识文化的生命规律，就应当将厦门文化视为一个系统、开放、动态发展的有机生命体。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厦门学研究方法的建立，可以尝试将这一生命体的研究归结为六个基本问题：在哪里，哪里来，有什么，是什么，怎么样，哪里去？

    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分科治学方法的基础上，在厦门学的建构中探索综合系统治学和思维的研究方法，探索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地方学学科学科，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地方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大会的讲话》：“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作者：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