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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的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正式提出“中国学”概念以来，全球中国学研究方兴未艾、高潮迭起。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贺信中指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学正成为热门学科，中国学研究人员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黄金时代。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正快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成为现实课题。中国不仅是被观察、解读的对象，还在积极主动进行着自我宣介。而从外国的角度看，中国模式的成功让人无法忽视，但既有的西方理论难以真正解释中国的发展逻辑，西方的话语也难以恰当地讲好中国故事，解码中国、汲取经验成为一种刚需。如果说百年前的汉学热，多是西方人对异域文化进行居高临下的审视，那么今天的中国学热，则是一种更为平等深入的探究。此时，地方学有必要与中国学专家一起共同努力，将中国学研究引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发展不仅体现为物质财富的增加、经济格局的重塑，也必然意味着文化事业的繁荣兴盛、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与日俱增。让世界读懂今天的中国，需要宏大叙事，也离不开成千上万的地方学的微观表达。 在中国学视野下，以鄂尔多斯学为例，地方学因时代而立、因作为而兴、因交流而跃、因个性而美、因文化而强。由此可见，地方学发展的动力源于历史推动、作用发挥、频繁交流、个性凸显和文化底蕴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所致。   2002年9月16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宣告成立，标志着“鄂尔多斯学”诞生，实现了鄂尔多斯地区“地方学研究”零的突破。“鄂尔多斯学”之所以诞生于2002年，简言之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推动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鄂尔多斯地区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化，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变化的原因在哪？一系列问题需要解码说明，于是乎“鄂尔多斯学”就应运而生。“鄂尔多斯学”问世充分说明了“需求是存在的土壤”这个世界性普遍道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22年来，鄂尔多斯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第一阶段经过15年努力奋斗，获评鄂尔多斯市民政局等级认定为AAAA级社会类社科研究机构，2023年被鄂尔多斯市民政局等级认定为AAAAA级社会类社科研究机构，目前承担自治区《南京知青在草原》重点课题，鄂尔多斯市《七十五年发展历程》，鄂托克旗《阿尔寨石窟及周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考古和历史调查研究》等课题。历史发展需要地方学，地方学存在与发展需要历史环境。地方学只有顺应历史发展才能获得如鱼得水的发展背景。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后，为鄂尔多斯地区梳理了历史文化发展脉络，通过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召开不同类型研讨会、座谈会，印刷出版分门别类的研究报告和著作，特别是《鄂尔多斯大辞典》《鄂尔多斯学概论》等著作的出版发行，彰显出了“鄂尔多斯学”的魅力和影响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更加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2035的鄂尔多斯》问世标志着研究会在转型发展、利用建党百年这个历史时刻，组织50多位专家学者专访500多位领导、劳模、专家，完成了120多万字、300多幅图的《红色鄂尔多斯》《绿色鄂尔多斯》《文化鄂尔多斯》《发展鄂尔多斯》《幸福鄂尔多斯》五部著作；党的二十大后，组织近百位专家开始研究《踔厉奋发鄂尔多斯》《文明城市鄂尔多斯》《共同富裕鄂尔多斯》《能源暖城鄂尔多斯》《沙海绿洲鄂尔多斯》《温暖世界鄂尔多斯》等中国式现代化鄂尔多斯新篇章系列著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组织市内外40多位专家学者承担市委宣传部委托的《沧桑鄂尔多斯》《辉煌鄂尔多斯》《记忆鄂尔多斯》等重大课题。从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实践而言，围绕地方发展尽显地方学作用是地方学得以不断进步的“活水源头”，也是地方学能够团结带领一大批专家学者踔厉奋发的“动力引擎”，更是地方学与地方发展有机结合的“桥梁纽带”。  三、交流活动力 2005 年9 月16 日，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牵头，与江苏扬州文化研究会、福建泉州学研究所、浙江温州学研究中心、广东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所、安徽徽学研究会 6 个地方学研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这个非实体性的学术联盟的诞生，是地方学的一个重大突破，是一项顺应时代潮流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前瞻性举措。它创造了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鼓励和促进多样性学术风格和多元的研究方法，为各地方学研究团体提供了一个相互联络、合作与展示的平台。联席会制定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章程》，并推选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担任首届执行主席单位。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带领下，通过联席会的方式，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方学研究机构以及国际地方学研究团体和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发挥聚集效应，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有组织地开展学术交流、沟通信息、共享成果。 2008 年11 月，由北京学研究所接力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为中国地方学联席会第二届执行主席单位，凭借首都的强大优势及号召力，更重要的是使命感的驱动，不断拓宽思路、提升交流品位、丰富合作项目，学术活动日趋活跃，研究成果逐年增多，进一步扩大联席会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如今联席会成员单位已从早期12 家发展到近百家。联席会经常举办全国性或国际性地方学研讨会，出版多部研讨会论文集。每年编印4 期《地方学研究信息》会刊，已编印74期。最近组建学术委员会，编写出版《地方学研究》八辑。还积极与国际地方学及地方文化研究机构加强合作、交流，共同探讨地方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力推动地方学的进展。   四、个性彰显力 从鄂尔多斯历史演进过程中各民族融合文化的特点分析，各民族虽然也存在过冲突和矛盾，但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同根同源的文化自觉，增进了各民族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的精神基因。和合共生的伦理取向孕育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与文化，正是在和合共生的伦理取向影响下，和谐与团结一直是民族交往的主流，“秦直道”“昭君出塞”“文姬归汉”“胡汉和亲”“十二连城会盟”“参天可汗道”等以和合共生的伦理取向化解矛盾、消弭分歧，激发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绵延不绝的内生动力，巩固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统一，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安民利民始终是贯穿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价值归宿，民为邦本始终是中华民族高扬的价值取向。 中华儿女历来心怀国家、心系民族，尤其是在抵御外敌之时，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迸发出不竭的力量，激励着中华儿女奋勇向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它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中华儿女紧紧联系在一起，构筑起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钢铁长城，使得中华民族不管是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还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都能屹立不倒、繁荣昌盛。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正是这种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使得统一、融合、团结，始终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综上可见，同根同源的融合文化、和合共生的伦理取向、安民利民的价值归宿、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天下一统的政治理念等，为今日鄂尔多斯融合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脉与思想根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鄂尔多斯各族人民群众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多元一体格局不断得到增强。深厚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激发出对自己家园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荣誉感，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鼓舞下，各族人民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为改变家乡面貌、建设美好幸福家园手挽手肩并肩、同甘共苦、休戚与共、命运与共、奋斗与共。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通、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在长期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中形成了巨大的共同性，凝结成紧密的新型人文共同体。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族人民群众基于共同历史记忆基础上的中华文化认同，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得到强化，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爱人民高度统一，中华民族日益成为包容性更大、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五、文化厚重力 鄂尔多斯是中国北方民族长期生息繁衍的地方，又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要地。七万年前，萨拉乌苏人使用旧石器留下了不朽的“河套文化”；战国时期，秦昭襄王在鄂尔多斯东部（今准格尔旗）修建了一条南北走向的长城；秦统一后修筑的南起云阳县甘泉山（今陕西省淳化县），北达九原郡（今包头市），全程1800里的“秦直道”，纵贯鄂尔多斯南北，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曾沿着秦直道遍游鄂尔多斯，《史记》有翔实记载；匈奴冒顿单于在秦汉时期曾建立国家管辖过鄂尔多斯地区，并在杭锦旗阿门其日格阿鲁柴登埋下了惊世奇宝匈奴“金冠”；公元前三十三年（西汉竟宁元年），宫女王嫱（王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出塞后途经鄂尔多斯草原，汉元帝号昭君为“宁胡阏氏”“胡汉和亲”成为千古佳话，今达拉特旗昭君镇的百姓仍年年祭拜黄河边上的昭君坟冢；魏晋南北朝时，鄂尔多斯地区生存的各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公元407年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了“十六国”之一的大夏国，建都统万城，在今乌审旗巴图湾无定河对岸；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北巡古榆林（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同突厥首领启民可汗及所属各族各部酋长3.5万人举行盛大宴会同庆各族友好交往，后人将此次古榆林大会称之为古代民族团结的盛会；公元1205年（南宋宁宗开禧元年）至公元1227年（南宋理宗宝化三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5次途经鄂尔多斯，他盛赞过这里茂密的森林和美丽的草原，叹其为“花角金鹿栖息之所，戴胜鸟儿孵化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翁享乐之邦”，并留有“我死后可葬之地”的夙愿；1227年后，鄂尔多斯部就按照传统的祭奠日期和规模程序将祭祀成吉思汗的活动一代一代流传下来，而今，鄂尔多斯成为蒙古族传统礼仪保持最完整的一个地方；蒙古族曾有过辉煌历史，中外专家共识研究蒙古史有三部史书必读，其中两部就由鄂尔多斯人撰写：一部是萨冈彻辰在1662年完成的《蒙古源流》，另一部是罗卜藏丹津（1649－1736年）完成的《黄金史》（《蒙古黄金史》）；16世纪末，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广泛传播，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鄂尔多斯部吉农博硕克图亲自主持建成了鄂尔多斯地区第一座喇嘛庙——王爱召；清代后期，移民垦殖使鄂尔多斯地区再次出现各民族交融的局面；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区位，孕育了韵味奇特，古朴典雅的民族文化，民间广泛流传的蒙汉调（蒙曲汉词）和蒙古族“古如歌”共同构成鄂尔多斯歌舞的海洋……从远古一路走来，人们不难看到，在鄂尔多斯多民族共生共存的历史上，生活最长久和最稳定的是蒙古族，鄂尔多斯达尔扈特人由于承担着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宫”和祭祀成吉思汗的神圣历史使命，成为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最主要载体，也最忠实地继承了以成吉思汗文化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其内涵集中表现在“恪守信仰、敬天爱地、开放包容、坚韧不拔、团结一心”等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综上从鄂尔多斯学创立、中兴到强盛，从鄂尔多斯由贫穷进入绿富同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地方学发展动力概莫能外兼因时代而立、因作为而兴、因交流而跃、因个性而美、因文化而强；地方学强势则助力地方发展，地方学混乱则制约地方发展，地方学缺位则影响地方发展。反之，地方快速发展时急需地方学提供理论支撑，地方发展迟滞时疏忽地方学的作用，地方发展停顿时地方学就会销声匿迹。 文章来源：《鄂尔多斯日报·学会研究》2024年11月28日第7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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