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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闻炒作，经不起推敲 2004年 9月以来，随着大型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在中央电视台的热播，神秘的成吉思汗陵再度引起关注。南方的《深圳商报》9月 7日登载的《历经770年至今了无痕迹，成吉思汗王陵之谜》一文中称，内蒙古博物馆馆长邵清隆认为，“成吉思汗陵应该就在当今蒙古国肯特山某个山坡的南侧”。此馆长判断，“成吉思汗墓葬距离地面至少有十几丈，其内部空间应该至少可以放进一个能容纳百余人的蒙古包，而且很有可能更大。”《北京青年报》10月 8日登载郑永秋、贝汉姆的报道，题为《发现至关重要的“灵庙”，日蒙联合考古队语出惊人，成吉思汗陵墓已被发现？》文中说：“在距离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约150英里的阿夫拉加市达尔根哈安村附近，发现一座建在四角形基座上的 13至 15世纪的灵庙遗址”。联合考古队负责人之一、日本新泻大学的白石典之助教授称：“距这个陵墓 7英里之内密布着各个时代的蒙古首领陵墓。种种迹象表明，这里应当便是传说已久的成吉思汗陵墓”。 真正的成吉思汗陵寝到底在哪里？七百多年来，中国和日本、美国、法国、伊朗等多国研究成吉思汗的专家，各引其据，各陈其理，均无确凿证据否定在中国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因此，想用常规思维如“叶落归根”、“厚葬深埋”、“种种迹象”、“应当便是”来做出“成吉思汗陵墓就在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的结论为时尚早。在此，笔者想提供一些新的资料和证据，供大家一起判断。 二、反向思维，只能在内蒙古 与笔者相识的很多资深专家说，成吉思汗的葬地虽然因为一直“无法请出金身”而有肯特山和鄂尔多斯两种说法。如上个世纪的 1915～ 1917年，两位著名教授张相文和屠寄在权威刊物《地学杂志》连续发表文章激烈辩论，“家喻户晓”，“并没有一个更权威的人出来为此作出结论”（见陈育宁“大汗安在”，《永远的牵挂》远方出版社 2004年第 27～28页）。但都承认，作为国家意志和民族公祭的成吉思汗陵寝“八白宫”，随黄金家族而移动，后来就确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抗日战争时，日本侵略者动用飞机、坦克进犯鄂尔多斯，有一阴谋就是劫掠成吉思汗陵。作为敌对国的中国政府、国共两党，携手保护、西迁成陵，争夺的会是一个假的吗？作为世界上以守护成吉思汗陵寝为唯一世代承袭职责的。由钦定的追随成吉思汗主要战将元勋的后代组成的，专司供奉、祭祀的守陵人“达尔哈特”，一直实行着最完备、最严格、最权威、最具蒙元特色的祭祀制度，只有他们会唱至今未能破译的神秘祭歌《十二首大歌》。这一特殊守灵群体，世代守在鄂尔多斯，而没有守在肯特山一带：允许汉译为“大汗、帝王陵寝”的“伊金霍洛”之地名。未定在肯特山而定在鄂尔多斯安放八白宫的地方，绝对不会随意，也不许随意。何故？因为 1924年以前，漠北蒙古也在中国境内，一国不允许二主，也不允许有两个帝王陵寝。据《成吉思汗祭典》一文指出：“成吉思汗祭祀，始于成吉思汗的第一位继承者--三子窝阔台大汗执政的时代，至其孙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元朝后，才钦定了祭祀仪式的时间、内容和程序”（见杨咏《鄂尔多斯文化》报 2000年 6月 25日第 3版）。元世祖忽必烈法定的成吉思汗四大祭典最大的一次，即农历三月二十一日的“查干 苏日克祭典”（又称“春季大奠”），就在“八白宫”举行。七百多年来，蒙古族一直把这个传统的祭奠活动坚持下来，说明它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蒙古族同志讲，思先祖，“八白室 ”至今存放着“成吉思汗生前使用过的弓箭、奶桶、马鞍、溜圆白骏马的画像”等（见杨咏“成吉思汗八白室”《鄂尔多斯文化》报 2001年 2月 20日第 3版），肯特山一带为什么没有？从上个世纪 40年代到 90年代，蒙古国的神职人员和文职人员先后来鄂尔多斯成陵拜谒，更说明什么？ 经查，清代《钦定理藩院则例》（卷六）就明确记载：“伊克昭盟境内向有成吉思汗园寝，其鄂尔多斯七旗，向设有看守园寝、承办祭祀之达尔哈特 500户，每年共出银五百两以供修理祭礼之用。”《蒙古游牧记》（卷六）称，蒙古语“伊克昭”汉意即大庙，“鄂尔多斯盟名伊克昭”。“因成吉思汗园寝得名”（见纳古单夫“伊克昭盟成吉思汗陵寝”，《内蒙古地名》1981年第 2期第 63页）。内蒙古伊克昭盟的最大昭庙当时叫王爱召，后被日军烧毁。1915年 4月（民国四年），中华民国大总统任命伊克昭盟盟长特古斯阿勒坦呼雅克图（成吉思汗三十代孙），补授“吉农”（即济农），接管成吉思汗祭祀的策命，就要求与“达尔哈特”（即达尔扈特）一起“保护”成吉思汗陵。试问，一位历史上的帝王陵寝，770年来黄金家族尊奉其神圣不可侵犯，专人世代保护，国家提供祭祀经费，世界上还有第二例吗？ 三、保守秘密是“策略考虑” 至于成吉思汗陵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为什么直到成吉思汗去世后 200多年才公开？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人说，“那是因为保密”。至今健在的成吉思汗 34代嫡孙、伊克昭盟盟长特古斯坦呼雅克图的曾孙、内蒙古政协原副主席奇忠义先生（蒙名：伊尔德尼博录特）说，内蒙古伊克昭盟的成吉思汗陵寝，忽必烈时代已经建立，但由于严守秘密，史无详载。对外界妄说的“在肯特山”不予辟谣，是出于策略考虑。因为“越往远说，越能保住近的；越宣扬假的，越有利于保住真的”。直到明代，“鄂尔多斯人，始以成吉思汗陵寝祭典”（见卓宏谋《蒙古鉴》第二卷）。到了清代，世事渐太平，才呈请理藩院，说明这里一向就有 500户专职守陵人，国家查实认可后，据此定制，并提供护陵经费。皇族后代萨冈彻辰·洪台吉既有官员身份，对皇家秘籍尽所阅览；又能从长辈处得到单传的皇族内消息，包括绝密一类的家谱。他有感于大蒙古帝国的陨落和大清帝国的兴起，在鄂尔多斯地区的伊可锡巴尔（大石砭）皇家之地写下了被誉为“蒙古历史文学双璧之一”的《蒙古源流》，第一次据实披露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和鄂尔多斯的特殊关系。他写斯书，选斯地，披露皇族秘事，应是很耐人寻味的。 四、内藏骨烬，不是衣冠冢 奇忠义先生曾任伊克昭盟郡王旗旗长、伊克昭盟副盟长，是 1954年 3月从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迎接成吉思汗灵柩返回鄂尔多斯的“内蒙古迎陵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审阅登载在 1984年 3月 31日《内蒙古大学报》上的成吉思汗银棺存入“八白宫”的目击者之一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负责人伊锦文先生的回忆文章，告诉笔者：“真实可信”。伊先生原文如下： “成吉思汗灵榇与大汗皇后灵榇皆以长方形银棺装置，外加铜锁锁着”；“1956年新建的成吉思汗陵园落成后，曾将大汗银棺开过一次……七层棺都开了，只见第七层棺内放着一个用香牛皮枕头裹着一幅成吉思汗的全家画像。皮枕内装有何物，因未打开过，至今仍是一个谜”。“据当地达尔哈特的负责人称：多年相传（皮枕内）是大汗的衣物包着大汗一块骨头”。这与著名元史专家、北京大学余大钧教授所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的记载完全相符。余教授书中称：“鸦片战争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先后来到鄂尔多斯地区进行活动，曾对成吉思汗陵园作过考察。据他们发表的报告说。他们所见到的成吉思汗陵园有两座毡帐，帐内有成吉思汗的银棺，内藏‘骨烬’”。 据现在移居香港的著名蒙元史专家纳古单夫先生查阅证实，早在 1875年，比利时传教士屋斯、尔林登二人游历成吉思汗陵寝的报告中就明文记载：“游历鄂尔多斯，曾见成吉思汗陵寝。其地有高仅数尺之丘陵，上建二庭……大汗神圣之遗骸，即藏入一复式帐幕内”（他们并绘有当时成吉思汗陵寝略图，载于 1875年 5月 18日《罗马教杂志》第 365期）。法国旅行家博宁，曾于 1896年游历鄂尔多斯，见到成吉思汗陵寝，在他回国后的报告中说“：另有大毡帐两所，相并而立，形似波古色，覆于陵寝之上。第二毡帐内，有红毡一方，而成吉思汗银棺即掩蔽其中，揭而去之，则银棺毕露，形如一大箱，内藏大汗之骨烬，外镂蔷薇之花纹。每届祭陵典礼之期，蒙古人自四方来顶礼者，络绎不绝，并将大汗遗留之纪念品，陈列于前，任人观览。此等纪念品，蒙古人称之为成吉思汗之博克多，犹言神圣之遗留物也”（见 1898年 2月 15日《巴黎杂志》，今见《内蒙古地名》1981年第 2期译文）。这也是 1982年国务院批准公布“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原因（见新华社“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光明日报》1982年 3月 12日第二版）。 2003年秋，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召开年会时，内蒙古政协原副主席、电影《鄂尔多斯风暴》编剧、著名蒙古族近代革命史学者云照光先生就说过，成吉思汗逝世时正值暑天，为保护遗体，不会用三个月或半年时间，靠神驼穿越大漠戈壁转运遗体，只会在距六盘山和黄河河套较近的鄂尔多斯风水宝地安葬。写于 1939年、现存于美国亚洲研究中心的《伊克昭盟志》第一次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元代将领突拔都随征记内容，证明了云照光先生的观点。这本 1935年掘自鄂尔多斯地区达拉特旗地下、藏在铁质小柜中的残缺蒙文纸书译成汉文，说“大汗出征突薨，因大汗××、 ×××（字迹残破，以×相代，下同）议举天葬。……丞相奉汗衣冠宝剑，薰沐置七宝箱内（原按：即当今之银棺），使神驼载运。拟葬××××。行大漠四十七日……，又行××日至平漠洼地，驼立不行，臣民以主喜悦，为营葬于洼地高原（原按：当系今伊金霍洛），设戍守护……四出觅宝剑。至百里外草地上寻获，就其地为置宝库（原按：即今内蒙古之苏勒定霍洛），四时享祭”（见纳古单夫“《伊克昭盟志》的成书与收藏”，1985年《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内部资料，第六册第 382页）。时任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负责人的奇忠义先生对笔者说，《伊克昭盟志》1942年曾铅印过 300册，但在国内各图书馆均未找到藏书。后来请蒙古族旅美学者官布扎布先生从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搞到该书的影印件寄回国内，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布资 5000元人民币购得。 据《内蒙古地方志》副主编姚思泰先生在贺兰山下的内蒙古阿拉善左旗调研。当地老年人讲，直至上个世纪，牧区老人去世，马、驼拉上，信步由缰，遗体滑落的地方和骆驼止步的地方，就是“久安之地”。此乃蒙古族的古老丧葬习俗。现在分析，成吉思汗及其后辈元代历朝帝王陵墓几百年来神秘莫测，是因为一些研究者陷入了比照汉族、满族帝王必须“入土为安”的土葬误区，古往今来的蒙古文史籍不土葬的记载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如出自黄金家族之手的蒙古文典籍《蒙古源流》（卷四）就记载着成吉思汗所以“不能请出金身，遂造永安之陵寝，并建天下奉戴之八白室”的理由，是因为蒙古族信仰升天为敬，不是入土为安。“研究成吉思汗、大蒙古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的《蒙古秘史》第 268节就写着“猪八年（丁亥，1227年），成吉思汗升天”（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465页）。而《蒙古源流》（卷四）说，当时“葬主之金身于阿勒台山阴，肯岱山阳，也客斡特克之地”（见萨冈彻辰著，道润梯步译校《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85页）。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蒙古族专家指出，“阿勒台山阴”即有泉水的山北，“肯岱山阳”即今代拉塔拉铅矿的山冈，又名阿尔巴斯山区，在鄂托克旗北、乌海市南；“也客斡特克”即大鄂托克旗一带，都在内蒙古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境内。连当时参与“大葬”的扶灵驭手吉鲁特巴特尔所在的部落“苏尼特”，现在也在内蒙古，至今有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的地名。当时吉鲁特巴特尔的祷词中就有“超生”、“升天”一类的词语：“既弃汝普国之大众，乃超生返往上界乎”（《蒙古流源·卷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83页）。 五、草原敦煌”，壁画新佐证 2003年 7月 16日，笔者与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会长奇朝鲁先生一起考察过鄂托克旗的“苏里格敖包”。敖包前矗立着高大的金属铸就的成吉思汗坐骑雕塑，石碑上用蒙汉文写着： “为纪念成吉思汗征占西夏途中祭奠军旗--苏勒德的祥瑞之地而修建的敖包。据史籍记载，公元 1226年成吉思汗第六次进攻西夏，从漠北蒙古大本营率军南下，进入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地区，与西夏军隔黄河对峙，制定了灭西夏的军事大计。1227年成吉思汗行军至苏里格地区时。西夏已被蒙古大军团团包围，总攻时机已成熟。进行决战誓师，取得了胜利。为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大版图的元朝帝国奠定了基础。为纪念这一祥瑞之地，在祭奠军旗的地方修建蒙古敖包，至今祭祀不断，代代相传。”落款是“鄂托克旗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我们由此判定，“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地区”就是成吉思汗“制定灭西夏的军事大计”的总指挥部所在地和大军出发地。 令人高兴的是，内蒙古考古研究者找到了成吉思汗病逝后“升天为敬”的最新考古证据。元代蒙古族的丧葬（天葬）习俗和成吉思汗及后妃、四子受祭的历史场景，均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地区元代的“百眼窑石窟”（又名“阿尔寨石窟”）的壁画中，得到了艺术的保留和近似真实的记载。 据内蒙古文化厅文物处处长王大方夫妇和鄂托克旗文物所所长巴图吉日嘎拉先生《百眼窑石窟的营建年代及壁画主要内容初论--兼述成吉思汗在百眼窑地区活动》一文考证（见李逸友、魏坚主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年版第 573～574页；《草原敦煌--阿尔寨石窟探秘》第 34～36页），他们在百眼窑石窟第 28窟主龛右侧的上方，发现了《元代蒙古族丧葬图》，长 50厘米，宽 35厘米，“右角绘白色蒙古包两座，左侧绘寺庙一间，宫殿一间。宫中绘一妇人，垂头作痛哭状，绘三人立一棺后”，应是随成吉思汗西征的也遂皇后哭大汗仙逝。“三人身后，绘有方形墓圹，其中伏卧一尸，有四只白鹤用嘴将尸体衔起，墓圹右角跪僧一人为死者念经超度”；“白鹤衔尸升天的画面，构图十分奇妙，反映了蒙古人对灵魂升天的崇拜和向往”。在此石窟其他处，“还发现有秃鹫（密宗中的神鸟）啄尸的天葬图”在第31窟门内左侧，他们又发现了《元代成吉思汗及后妃、四子受祭图》，长 120厘米，宽 50厘米，壁画场面浩大，计有大小人物百余个，是“石窟中人物最多的一幅”。“正中坐于白色高台之上的八人，为同一家庭成员，他们受到了蒙古贵族和广大民众的崇拜与祭祀，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初步认定他们应当是成吉思汗及其三位夫人和四个儿子”。在画面上排列的次序为：“左起第三人为成吉思汗，其左侧为正夫人孛儿帖·兀真皇后；其右侧第一人为也速干皇后；右侧第二人为忽兰皇后。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从左至右依次是：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当时随成吉思汗西征的也遂皇后，则画“在白色高台下，位于突出位置”，“头戴固姑冠，应为主祭人”。专家们认为，“百眼窑石窟是成吉思汗戎马生涯遗留的一处至今既有地名可考，又有准确地点可寻的故址”，“百眼窑石窟及其周围地区，曾经是成吉思汗养伤疗疾并与西夏作战的前沿。为了纪念他，其后人在百眼窑石窟绘制了祭祀成吉思汗及其家庭成员的壁画”。这些壁画的绘制时间，早在 1981年考古学家田广金先生就在《百眼窑石窟》一文中认定：“从整体看其时代可能为元代或稍晚些”。 被誉为“草原敦煌”的阿尔寨石窟壁画的内容和地址不但与《蒙古秘史》第 264节、 265节记载相符，而且专家和国家对辨认取得共识，意义不同凡响， 2003年已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六、天骄后裔，揭历史面纱 根据《新浪》、《搜狐》、《新华》、《人民》等国内外网站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等上百家媒体转发、摘发、介绍的消息称，中国科学院元史专家史为民先生回答记者采访时曾说，内蒙古的“成陵”是“衣冠冢’’，“类似于敖包（蒙古人祭祀先人的场所），并非埋葬地”，“只是安奉衣冠，未有尸骨”（见内蒙古新经济研究会、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草原敦煌--阿尔寨石窟探秘》，潘照东主编，第 141页）。现在看，他的结论下早了。无论守灵的达尔哈特负责人，还是成吉思汗后裔奇忠义先生都说，内蒙古成吉思汗陵寝银棺中的香牛皮枕头内，不但有“骨烬”，而且有一团驼绒毛。从网上查到的《成吉思汗逝世与葬地之谜》一文的最新介绍，和达尔哈特后裔、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胡尔查副研究员在 2004年鄂尔多斯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观点完全一致，都说：“古代蒙古人信奉萨满教。 认为人去世了，灵与肉就分离了。 因此，要用绒毛放在其鼻口处试试是否呼吸，并用此吸附逝者的灵魂”；“成吉思汗弥留之际， 就是按此教规，以一绺白色公驼的顶鬃放于其鼻孔，后作为成吉思汗英灵的附着物，装入银制灵柩的”（资料出处同上，见第 134页）。奇忠义先生家世袭“济农”，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中唯他们有权续写《金册》。过去每年农历正月初一（汉族春节，蒙古族叫白节），达尔哈特负责人要首先到奇忠义家中祭祖念经，共同祭祀，这些特权本有文书作证，但“文化大革命”中被抄了。好在“文化革命”结束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家谱得以公开，正式出版了《蒙古世系》、奇忠义自传《末代王爷》两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粗线条的脉络（相关内容见高文德、蔡志纯编纂的前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版第 32页；后书见新华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07、208页）。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内蒙古鄂尔多斯保存的“八白宫”银棺，不是“未有尸骨”，而是确有尸骨；不但有文证、人证，而且有物证。这些都有力地证明，成吉思汗葬地和陵寝在中国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 作者：郝诚之，内蒙古沙产业草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原载《鄂尔多斯学研究》2005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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