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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既有蒙古各部的文化共性，也有与其他各部极大的差异性，形成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中所拥有的蒙古汗国时期的宫廷文化遗存。在此做一简单的探索。 一、鄂尔多斯蒙古族的三大文化特征 鄂尔多斯，由于成吉思汗征西夏留存了大量13世纪草原帝国的宫廷文化，又由于成吉思汗八白宫在15世纪中叶以来长期祭祀供奉在此，两次大的事件形成对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决定性的影响，形成了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三大特征，即具有成吉思汗的13世纪宫廷文化特征、具有成吉思汗帝王祭祀文化体系特征和古老的游牧民族文化特征。 二、鄂尔多斯蒙古族宫廷文化特征 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继承的主要是13世纪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汗国时期的宫廷文化，这一阶段的蒙古宫廷文化，不同于元代的宫廷文化，而是在蒙古宫廷大帐（斡耳朵）里的宫廷文化。主要以蒙古高原一直以来传承发展的游牧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也吸收了部分的辽金以来长期对草原民族采取不间断影响而形成的契丹女真元素的文化，以及成吉思汗西征南进产生出的中亚文化和中原文化对蒙古汗国影响的成分。同时，从蒙古高原辗转进入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八白宫和八白宫所具有的成吉思汗祭祀文化、成吉思汗重要将领的后裔为主组成的达尔扈特部的民俗文化中，也大量包含着13世纪的蒙古宫廷文化。蒙古宫廷文化先后两次集中进入鄂尔多斯的历史现象，成为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的灵魂和精髓。 三、鄂尔多斯蒙古族宫廷文化表现 （一）鄂尔多斯蒙古族衣食住行 鄂尔多斯蒙古族服饰主要有蒙古袍、蒙古坎肩、帽子、靴子。蒙古袍保留了历史上传统款式，无马蹄袖，色泽纯正，装饰较少，通体一致。鄂尔多斯蒙古坎肩中有一种古老的样式，称作“乌吉”，长可过膝，前后左右四开衩，开衩较高，通常直致腰间，腰部有一圈宽带饰较紧身，这是在早期游牧生活中流行的样式。鄂尔多斯蒙古靴子厚底、靴头如鱼头状圆尖且直伸、不上翘，这是比较典型的早期蒙古靴的特征。头饰类主要为蒙古族妇女头戴，虽然鄂尔多斯七旗头戴各异，但总体上是由连垂（西布格）、头套（阿日布其）、金银珠环三大部分组成。鄂尔多斯蒙古族服饰的款式、图案、颜色、装饰都体现出早期游牧蒙古宫廷文化的特征。 鄂尔多斯蒙古族饮食，主要有肉食品、奶食品和粮食品，普通饮食与一般的蒙古族饮食基本相同，体现在宫廷饮食文化方面的特点主要有：全羊宴，蒙古语称作“秀斯”或“乌查”。全羊宴是按照一只羊的七个部位卸成七大块，煮熟摆放在专用的条盘，犹如一只整羊端卧其中。食用全羊宴最重要的是需要举行一整套蒙古族礼仪：恭敬全羊入席、祝赞称颂全羊、请示长者卸肉、首敬祖先神灵、固定刀法分割、再献长者德吉、分享英雄肩胛、用刀削肉忌啃、吸食细条羊尾、酸奶肉汤稀饭、收拾肉骨归盘、举盘倒退出门。全羊宴，是蒙古族最高形式的宫廷礼仪饮食，表达着蒙古族感激天地神灵的恩赐，对草原厚爱的回报，对尊贵客人的敬意。 鄂尔多斯蒙古族居住，历史上主要以蒙古包为主，蒙古包有传统蒙古包、诺音蒙古包、祭祀蒙古包、沙柳蒙古包等。其中诺音蒙古包和祭祀蒙古包体现出来的是古代蒙古宫廷文化的特征。诺音，蒙古语意为：富有、贵族。诺音蒙古包，在鄂尔多斯一般是指盟旗札萨克王爷府内供奉圣祖成吉思汗、佛祖释迦牟尼、近代几世祖先的蒙古包，这是从成吉思汗时代称作“昔剌斡耳朵”（黄色蒙古包）的宫廷蒙古包延续而来的蒙古包。祭祀蒙古包，是专指成吉思汗八白宫的蒙古包，其样式和功能与普通蒙古包有明显区别。祭祀蒙古包的哈那片不是用沙柳编制的网格状，而是用木板制成的直壁形，而且，合围后不呈圆形，略做圆角四方形；乌尼杆也不用原型柳杆，而是采用精制的木杆；陶脑顶较大的区别是不留天窗，而在顶端安装一个塔顶装饰（甘迪尔）。鄂尔多斯蒙古包在宫廷文化特征方面体现出的主要是祭祀功能，与鄂尔多斯保存完整的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体系密不可分。 鄂尔多斯蒙古族行旅，以骑乘为主，骑乘对象又以马为主，部分地区辅以骑骆驼。骑马方式有：骑鞍马、骑走马、裸骑；骑骆驼方式有：骑备韂驼、骑驮鞍驼、裸骑。其中，骑走马，就是鄂尔多斯蒙古族中间最具宫廷特色的骑乘习俗。 走马，左右四蹄，前后顺走，如步而迈，故名走马。鄂尔多斯走马刨蹄嘶鸣间如雄鹰般精气神足，摆头甩尾间如勇士般昂首傲立。骑在马背，行走如飞，背稳鞍平，甚感舒适，是一种高贵优雅的享受。因为，走马驯驭的技术要求和标准非常高，首先要在成群的马匹中挑选出最适合的马匹进行驯驭，然后由草原上专门的骑手一对一的驯驭，驯驭的过程非常复杂，要经过吊控调教、沙袋压骑、顺跘练步、稳步健行等几个训练程序，关键性的是训练出整齐疾走的步伐，蹄腕灵活的甩翻，身形如燕的姿势，稳如泰山的背影。走马，在古代游牧社会属于宫廷贵族享受，13世纪成吉思汗草原帝国建立后，走马文化进入宫廷文化序列。 （二）鄂尔多斯蒙古族礼仪习俗 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礼仪习俗，在生产劳作、日常生活、家庭教育、婚丧嫁娶、歌舞艺术、信仰崇拜、节庆盛会、社交往来、游戏竞技等自然环境与人文社会中，无处不在地体现出游牧民族传统的礼仪习俗。在枚不胜举的民俗礼仪之中，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蒙古族婚礼、那达慕盛会、捉马驹节以及敖包祭祀、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体系等方面表现的最为集中、丰富、多彩。仅以鄂尔多斯婚礼在各种环节和对各种人事物的悠长深邃而又行云流水般的称颂祝赞为例，如在乘马娶亲、闭门迎婿、献羊祝酒、求名问庚、女家晚宴、新娘上马、迎新拜灶、放夜送客等，草原上三天三夜的婚礼环节上一系列的礼仪上进行的《骏马赞》、《弓箭赞》、《全羊赞》、《祝酒歌》、《送亲歌》等祝赞歌词里，时而以宇宙的时空对话，时而以汗王的口吻施语，时而描绘蒙古高原的山水，时而称颂征战的勇士，无不展示的是一场奢华多彩，激情浪漫的宫廷婚礼。鄂尔多斯蒙古族礼仪习俗，就是古老的游牧草原帝国宫廷礼仪习俗的荟萃。 （三）鄂尔多斯蒙古族历史研究 蒙古族历史上有三部史学巨著：《蒙古秘史》、《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其中《蒙古源流》和《蒙古黄金史》两部历史著作是由鄂尔多斯蒙古族编著。产生出如此重大历史研究成果无疑是与鄂尔多斯保留的宫廷文化的历史底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作用。 《蒙古源流》和《蒙古黄金史》列入蒙古历史巨著宝典，这主要得益于蒙古族13世纪宫廷文化两次规模化进入鄂尔多斯地区，鄂尔多斯部继承了蒙古帝国宫廷史学研究的传统和真谛，在史学研究领域鄂尔多斯蒙古族研究蒙古历史，著书立说形成了传统，其历史研究传统源远流长、人才辈出、代代相传，留下大量非常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和成果。 《蒙古源流》原名《额尔德尼——因托卜赤》，是蒙古三大史学著作之一。《蒙古源流》的作者是明末清初鄂尔多斯部蒙古贵族、成吉思汗嫡孙萨冈彻辰·洪·台吉，成书于1662年，清朝康熙元年。1766年蒙古喀尔喀部亲王成衮扎布，将《蒙古源流》的一部抄本进献乾隆皇帝，根据乾隆旨意，将《蒙古源流》译成满文，1790年前后又译成汉文，题书名为《饮定蒙古源流》，并收入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中。 《蒙古源流》的学术价值，从史学角度概括地说，在于它比较系统的和集中的记述了15～17世纪蒙古社会的概况，是一部明代蒙古的编年史，也是蒙古史著作中较早的一部从古至17世纪中叶的编年史，它的重要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一是提供了元末至清初蒙古大汗的完整系谱；二是详细记载了达延汗统一蒙古本部的过程；三是提供了达延汗诸子名号及其所属部落名称；四是真实而生动地描述了鄂尔多斯万户的历史；五是记录了格鲁派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历史；六是反映了北元时期蒙古社会组织、部落变迁、经济状况、阶级关系、思想意识、封建主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历史面貌。 《蒙古黄金史》，亦译称《蒙古黄金史纲》、《阿勒坦·托卜赤》。为别于无名氏的《黄金史纲》，俗称《大黄金史》，是蒙古族的编年史，鄂尔多斯蒙古族学者罗卜藏丹津著，成书于明末清初，是一部承上启下较为完整的古代蒙古史，书中记述了蒙古族从古代至明末清初的历史，书的前半部转录了《蒙古秘史》全书282节中的233节，补充了蒙古族兴起前后的一些历史和其他内容。后半部主要利用了无名氏的《黄金史纲》等书，对窝阔台之后至明末清初的蒙古史作了较为完备的记述和补充。是研究蒙古史，特别是明代蒙古史的重要著作。 （四）鄂尔多斯蒙古族歌舞艺术 鄂尔多斯蒙古族歌舞艺术，在蒙古族文化艺术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从韵律上分有长调和短调，鄂尔多斯长调民歌以宫廷“古如歌”为代表，悠扬、舒展、豪放，有穿透力、号召力。古如歌，是鄂尔多斯蒙古族传承的13世纪蒙古汗国宫廷“礼仪国歌”，在盛大庆典开始时所唱的长调歌曲，它是典型的蒙古民族宫廷艺术。如《成吉思汗两匹骏马》、《六十棵榆树》等，以成吉思汗文化为主题，表现出鄂尔多斯蒙古族对成吉思汗的怀念与留恋。短调民歌激情、热烈、欢快、奔放，有强大的感染力、震撼力。如《阿尔斯楞的眼睛》、《森吉德玛》、《黑缎子坎肩》、《敬酒歌》、《送亲歌》等，一般以爱情、故乡、草原为主题，民歌内容丰富，包括抒情、感叹、拟人、赞颂、鞭挞、讽刺、痛斥等多方面，曲调优美、语言流长、幽默活泼，流传面广，体现出游牧民族淳朴直爽、善良正直的性格和追求自然与人文的天人合一的艺术之美。 鄂尔多斯民间舞蹈是鄂尔多斯民间文化之精华，历史悠久，流传广泛，以它独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魅力，在蒙古族舞蹈中独树一帜，在中华民族舞蹈艺术之林久负盛名。 鄂尔多斯民间舞蹈反映了历史文化、民族团结、生产生活和爱情故事，它深深地根植于鄂尔多斯古老的文化和当今沸腾的牧民生活沃土之中。《筷子舞》雄健有力，节奏强烈，民族特色浓郁，给人以明快、欢乐的气氛。此外，细腻柔美的《盅碗舞》、节奏欢快的《筷子舞》、饱蘸激情的《鄂尔多斯舞》都以优美的舞姿、动听的音乐表现了蒙古族人民纯朴热情、剽悍勇敢的性格和热爱生活的美好追求。 （五）鄂尔多斯蒙古族祝赞颂词 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祝赞颂词，是蒙古族一种独特的传统民间说唱艺术，是鄂尔多斯蒙古族宫廷文化在民俗礼仪中的生动表现。 鄂尔多斯传统祝赞颂词内容丰富，曲调、韵律、语言流畅起伏、抒情幽默、质朴自然地保留着蒙古民族古老宫廷文化的特点，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在成吉思汗帝王祭祀文化体系的各类型祭祀活动、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敖包、民间民俗礼仪等活动中世代相传。鄂尔多斯传统祝赞颂词数量之大多达数百部，主要包括成吉思汗祭奠祭词、神灵祭奠祭词、婚礼祝赞词、祝福词、招福词、祝祷词、人物赞、物体颂、骏马赞、五畜赞等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这些祝赞词，都是通过民间艺人，草原上的“洪晋”来展现，展现了13世纪游牧草原多彩的宫廷民俗的文化特征。 （六）鄂尔多斯蒙古族信仰崇拜 鄂尔多斯蒙古族信仰崇拜，受到成吉思汗帝王祭祀文化体系的深刻影响，在民间依然大量表现出13世纪游牧草原民族宫廷文化的特征。 鄂尔多斯阿塔天神祭祀，是蒙古族最古老的祭祀形式。阿塔天神由鄂尔多斯哈塔斤人供奉祭祀，哈塔斤人与成吉思汗均属于具有汗的血统的同一祖先。成吉思汗时代哈塔斤人被带到鄂尔多斯地区，他们祭祀的阿塔天神，是哈塔斤人从遥远的故地，蒙古高原的阿尔泰山一带请来的，供奉在鄂尔多斯南部的乌审旗沙尔利格。 阿塔天神祭祀，属于萨满教的祭祀形式，他的供奉与成吉思汗八白室相似。有专司供奉、祭祀、毡包维护的一些人，称为“昭木”，供奉的具体对象，在古代是用毛毡制作的偶像，其形为人。阿塔天神的祭祀日期是固定的，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为“念德尔灯”祭祀；四月十五为春季奶食祭祀；五月初八为夏季年度大祭；九月初八为秋季整羊祭祀。初一、初八、十五的月祭。祭祀活动有一整套完备的规则，如在每年夏祭中，首先要举行净礼，然后诵读《阿塔天神祭文》、《乌尼根仓》、《那木德格仓》，要举行射箭替身活动（由骑马者快马加鞭将箭射向偶像式柴草替身，射中后焚烧）；迎旗仪式（黄色大旗仪式象征出征的勇士得胜归来）；命名“神畜”仪式（将家族或一家人最心爱的牲畜献给上天或先祖之灵享用的习俗）；拜天神宣读祈祷文，最后，要举行招福分享供物仪式。 鄂尔多斯黑慕日供奉祭祀，是从成吉思汗苏勒德演变而来的帝王祭祀圣物在民间供奉的一种形式。在鄂尔多斯草原上，蒙古族家家户户门前都竖立着黑慕日，是鄂尔多斯蒙古族家庭的标志。 鄂尔多斯“黑慕日”，蒙古语意为：禄马或禄马风旗，是天马的象征。黑慕日是由三叉铁矛、风马旗及神台三部分组成。通常在由石块、砖头砌成的神台左右立两根木杆，木杆顶端安三叉铁矛头，矛头底座为一圆盘，盘沿留一圈小孔，其上固定公马鬃制成的缨子。两杆中间悬挂印有骏马图案的蓝、红、白、黄、绿五色风马旗，牧民家每日清晨都要祭祀黑慕日。 黑慕日，是鄂尔多斯人精神的象征，是吉祥福禄和兴旺腾飞的象征，也是蒙古民族的家庭保护神，集中体现了蒙古民族古老的原始信仰崇拜文化的特点，突出展示了五色旗幡为代表的游牧民族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心灵与祝愿，同时，又激励着草原上的人们为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和美丽的家园不屈不挠、勇往直前！ 鄂尔多斯敖包祭祀具有宫廷文化的特征。在鄂尔多斯，敖包供奉和祭祀是全体蒙古族的信仰与崇拜，深入鄂尔多斯，可以看到敖包遍布草原大地，数以千计。但是，最具历史意义的是鄂尔多斯敖包文化中遗传着13世纪蒙古宫廷祭祀的文化传统。主要有：阿拉腾甘德尔敖包位于成吉思汗陵，是全体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敖包，也即蒙古族800年帝王家族供奉祭祀的敖包；十三呼日胡敖包：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中军万户集会敖包；伊克昭盟敖包位于伊金霍洛旗苏泊罕草原，是清代鄂尔多斯最大的官敖包，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在敖包祭祀活动中依然传承着帝王祭祀的传统习俗。诺颜敖包是鄂尔多斯各旗札萨克（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在各自封地建立的敖包。人物祭祀敖包：在鄂尔多斯还有成吉思汗胞弟哈撒尔敖包、成吉思汗的万户长木华黎敖包等体现草原帝王文化的敖包供奉祭祀。 （七）鄂尔多斯蒙古族七旗会盟 清代在鄂尔多斯实行盟旗制，成立了伊克昭盟（1649～2001年），下辖七旗，成吉思汗黄金家族首领出任盟、旗两级首领（扎萨克），每三年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七旗会盟”，会盟地点固定在鄂尔多斯左翼中旗（伊金霍洛旗）苏泊罕大草原的道劳岱山。会盟仪式表现的是蒙古汗国大呼拉尔（宫廷集会）盛会的规模和气势，要举行七旗骑兵阅兵仪式、七旗兵勇操演观摩、盟旗联席断事办公会议、推举盟旗要员出任活动等。七旗会盟，同时举行全盟最大的那达慕盛会，最长时间达3个月，少则半月，规模盛大，场面宏伟，游牧特色浓郁，是清代鄂尔多斯最隆重的草原盛会。 七旗会盟，除了朝廷派要员参加，就是鄂尔多斯蒙古族盟旗两级扎萨克，也即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虽然在清代蒙古社会失去了蒙古族自己独立的大汗管理体系，但是在伊克昭七旗会盟的盛大仪式上，依然可以透视出成吉思汗草原帝国的盛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依然在重温蒙古大汗的权利和等级地位的高贵与尊严。 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是以成吉思汗的蒙古汗国宫廷文化和帝王祭祀为核心形成的独特的游牧草原文化，又由于鄂尔多斯蒙古族肩负的守护、供奉和祭祀成吉思汗陵的特殊的历史使命，使得这样的文化数百年来极少程度地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从而成为当今保留最完整的13世纪宫廷文化，成为蒙古民族文化的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者：杨勇，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来源：《鄂尔多斯学研究》专刊，2015年第二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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