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克昭盟现在改称鄂尔多斯市了，但我仍喜欢称它为伊盟。因为上世纪1960年9月至1980年8月，我在那儿的东胜城整整生活了二十年。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对它太有感情了。在那片热土上，我结识了许多英才俊彦。有全国各地的，也有本乡本土的。他们或是我的师长、领导，或是朋友、知交，或是同事、学生。我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教益、启示，关怀、帮助，友情、鼓励，没有这些，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安然度过这二十年。在许多人中，最使我铭记难忘的当首推吴占东。他对我的帮助是无形的，却令我感到实实在在。他的言语是温和亲切的，令我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我与他素昧平生，相识后却有一脉心灵感应，足可信赖。在众多领导人中，他是最令我敬重、服膺的一位。占东同志去世已经二十二年了，我一直怀念不已。常想与他畅谈数日，把这二十二年中我的所思所想，好好倾吐一番。
我与占东同志相识，是在1961年夏初，约我到伊盟东胜八、九个月后。经过秋、冬、春三个季节，我初步领略并适应了塞外沙原的气候、水土。本地人可能无所谓，对我，其实已是一个大变化。记得1960年9月1日下午，我们乘坐的学生专列从上海出发时，人人都穿着单衣。虽然挥汗如雨的炎夏已过，但暑热未消。专列上全是奔赴北方各省区的高校毕业生。列车先是特慢，逢站就停。过了山东，变成特快，9月4日到达北京。内蒙古驻京办事处早已有人在车站迎候。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到内蒙古的毕业生有七十余人，吃、住全顺顺当当安排好。第二天就组织我们参观游览。故宫、北海、天安门广场游完，又组织我们参观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会堂、宴会厅和几个地方厅。看得大家啧啧称羡惊叹，更具体真切地感受到内蒙古对我们的欢迎和重视。7日到达呼和浩特，浩浩荡荡住进呼市宾馆，等候分配。傍晚，同学们上街漫步。不一会儿，穿布拉吉（连衣裙）的女同学就跑了回来，连说好冷好冷。原来这儿昼夜温差大，是大陆性气候，从南方来此，哪里知道？睡到半夜，许多同学口干舌燥，起来喝水，又领略了什么叫气候干燥。这些，跟江南的气候湿润相比，差异太大了。第二天，王再天副主席接见，人事厅介绍内蒙古概况和分配方案，大家心里宽慰了许多。以后几天就在宾馆等候盟市来人接引我们到各地去。再出发时，已是9月10日以后了。我和一位同班同学、两位数学系的同学共四人，被分在伊盟。来接引的人是伊盟一中的政工干部。他身披棉袄，对我们说，到了包头，已是晚上，你们要跟好我，别走丢了。我们问他，你穿着棉袄，那里很冷吧？他说，早晚有点凉，得穿棉袄。我们听了都有点惊心和纳罕。到了包头，黑灯瞎火，果然要紧跟才行。他雇了几辆三轮车，把我们拉到伊盟驻包招待所住下。床位不够，两人合挤一床。临睡前，我多了个心眼，把被子摊开，在昏黄的灯光下，捉住了几个大虱子。合睡的同学问我，你怎么知道有虱子？我说，小时候看书知道的。
第二天乘汽车去东胜。在黄河渡口见了滔滔黄水，漫漫黄沙，心中不由升起一种苍凉寥落的感觉。路过达拉特旗树林召，竟未觉出这是旗府所在地。到东胜后，有人问起达旗，我说，没有经过啊！又一想，曾经过一个村庄，难道那就是达旗吗？用江南的标准看，达旗树林召镇，可不就是一个村庄吗？以后，进沟、爬坡，在沙坝子吃午饭。下午4时才到东胜。临时住进盟一中学生宿舍。又守候了一两天，文教处来人招呼我去听候分配。我被分到了文教处下属的一所伊克昭盟干部业余大学。人事科长对我说，本来要把我分在伊盟一中，可是接引我们的那位政工干部路上看了我的档案，不要右派，就把我退回文教处了。处里研究决定，改派业余大学。科长向我介绍了业大的情况，让我去找业大某某报到。于是我就成了业大教师。其实，我并不在乎去一中或去业大。有一份工作，还让我教课，我已经大喜过望了。当时只给我发生活费，每月29元。两个月后，科长又找我谈话。说华东师范大学来函，已取消了你的留校察看处分。所以改发工资，每月50.50元。这已足够我生活了。每月还可以给老母亲寄去10元。
这时已到冬季。我那点衣服根本不能御寒。请同学从上海给我买了一件棉大衣寄来。后来单位分到一张皮袄票，照顾给了我，我就有了真正御寒的衣服。但是我没有吊面子。白茬皮袄穿上后，再把解放初期买的早已穿旧了的列宁装套在外面，也就挺像回事了。
业大上课在一早一晚。冬季早上上课要摸黑走路，下课天色才亮了。晚上更不用说，黑地里去，黑地里回。那时东胜也没有几盏路灯，进入僻街小巷则完全是一片暗黑。一路上踩着冰雪，顶着寒风，咯吱咯吱走着，其况味在南方是想象不出来的。不过，这些都好说，最难熬的是饥饿。来内蒙古前，一直是吃三顿饭。在大学时还不限量（国家日益困难，我们离校后的第二天，吃饭要凭票供应，也限量了）。到东胜后，改了。一天两顿，且是杂粮。菜里少油无荤，看见有几块土豆都能喜不自禁。有时不吃也不觉饿，一吃那点饭，反倒饿得心里发慌，但对工作一点也不敢马虎，有什么脏活（如掏厕所粪坑）、累活（如下乡买菜，我挑担子），总要抢在革命群众前面干。备课备得仔细、周到；讲课讲得生动、带劲。所以，领导和同事对我还算满意，学员们则普通对我有好评。不过，不到半年，脑力、体力都透支了。身体衰颓下来。躺下不想坐起来，坐着不想起来。走路也慢吞吞，快不起来。说句不怕羞的话，虽然是正当年的年轻人，竟然连一点兴奋都没有。课下，有学员见到我对我说：“赵老师，你脸色不好看，快去看看医生吧！”一个人说了，我还不信；连着好几次，都有人对我这样说，不由我不信自己有病了，便去医院就诊。医生给我略一检查，稍作询问，就开了诊断：浮肿。处方是糠麸饼若干，奶粉一斤。看了诊断我倒放心了，原来并非有什么疾病，而是饥饿所致。想想大家都在受饿，只有忍着、熬着。第二年春天，业大种了些瓜菜土豆，秋天每人分了半麻袋。食堂也可以买两个菜，情况就大为好转了。期间，我的老母亲宁可自己受饿，省下粮食，换成三斤全国粮票，给我寄来。每当饿得实在难受时，便用半斤粮票、5元人民币，到高价食堂买一份饭菜补充一下。就这样，慢慢熬过来了。
生活上还有一些事情，从不习惯到适应，也是一个改造和考验的过程。例如洗澡这件事，南方北方差别就挺大。民间故事很多，不说了。当时在东胜城里就找不着可以洗澡的地方。虽然有个浴池，过年过节才营业。来的那年就是一直等到过年了，才洗上个澡。进了浴池，先在池里尽情地浸泡，享受着温热湿润的空气。过了好一阵，觉着干缩了的肌肤舒展了、松弛了、饱满了，就像木耳、海参被水发开了似的，惬意极了。洗浴能使人在身体和精神上感到如此舒畅，这一回可是有了真切的体会。想到在南方时可以随时随意洗澡，却没有觉得有什么珍贵之外，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现在知道了，能吃饱，能洗澡，就是幸福！
以上这些情况是我初到伊盟时的经历和体会。恐怕也正是吴占东同志对我感兴趣的节点。
1961年夏初，伊盟干部业余大学跟文教处搬在一个大院内工作，人称文教大院。一日，副处长俄尼斯派人叫我到他办公室谈话。我立即奉召前往。进屋一看，还有一人坐在那儿。俄处长让我坐下，介绍说，这位是盟委宣传部部长吴占东同志。今天找你来聊聊，没有别的什么事。我听了放心不少，但仍不免嘀咕。心想，这是领导的领导，要找我聊聊，究竟是怎么回事？吴占东端坐着，很有一股威势，但却面含笑意地对我说开了话，问我是哪里人，什么学校毕业，何时工作，家庭情况，来东胜后的感受等等。他声音不大，语速和缓。问问答答，我也渐渐放松下来。老吴谈话时不失领导身份，但毫无官腔，更没有高调。虽是初次见面，已足可使我感到他的包容和宽厚，感到在那个时代罕有的人情味和亲和力。我成了“右派”后，还没有一位领导如此对待过我，更不用说领导的领导了。这不仅使我心中漾开了感情的涟漪，而且产生了特别新异的感觉。后来我了解到，俄尼斯与吴占东是好朋友。俄在文教处当然了解我的情况。跟吴说了，引起吴的兴趣，这才有了见一见我的意思。后来我更明白，吴虽已是高层领导，其实还很年轻，只比我大一岁。是延安民族学院出身，算得上是一位年轻的老革命。他根正苗红，政治资本雄厚，不用装腔作势吓唬人。所以他葆有人性之善与美。他跟陈毅、廖承志、胡耀邦等革命前辈一样，无处不显露一种平等、友爱的态度，朴实、宽广的胸怀。跟那种满口革命言词，一副可憎面目，时刻要跟人斗、斗、斗，总想把别人置于死地，以显示自己“革命”的极“左”分子或曰投机分子是迥然不同的。
1962年3月，伊盟盟委下发通知，摘掉我右派分子的帽子，宣称“今后以同志相称”。但因整个政治氛围依然如故，我不过成了“摘帽右派”而已。吴占东曾对我说：“给你摘帽子，是组织上对你的肯定和关心。要知道，现在还有很多右派并未摘帽子呢。”这话很使我肠热。划我右派时，是班上的党员同学觉得我可恶，又为了完成指标任务，硬捏上几条罪名划成的。有一位同班同学在五十年后的2008年与我取得联系时，特别急切而好奇地问我：“你是怎么划成右派的？”可见不光我自己毫无思想准备，不知道何以就成了右派，就是同班同学，也有毫不了解我何以就成了右派的。现在伊盟党组织认为我改造得还好，为我摘掉右派帽子，一切都顺理成章。我终于省悟，一定要跟党员、党组织搞好关系才能有前途。后来我又彻悟，划右派是毛泽东搞的，摘帽子是刘少奇搞的。没有刘少奇大刮“翻案风”，我头上的帽子也摘不掉。我不仅应该感谢干部业余大学的党组织和领导，感谢文教处的党组织和领导，感谢吴占东同志，而且更要感谢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同理，1979年初我获改正，就应该感谢邓小平、胡耀邦同志。头上没有帽子，处境便大有区别。很快我就当了业大语文教研组组长，又被评为先进教师，出席了全盟先进教师代表大会，并且在会上讲了一堂观摩教学课。“四清”时还能当队员。第二期更了不得，当了工作队秘书和工作组组长。当然，这种状况很快就过去了。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并且要大家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后，有无帽子差别就又不大了。1972年我调到伊克昭盟师范学校当教师，教导主任某某就当众说：“赵训张不能当班主任。”学生实习，我也不能当领队。尽管遇上问题，领队的老师总要请我想办法、出主意，那领队的名义却是绝不可给我的。至于当代表，当先进，那就更不可能了。这种状况直到进入历史新时期，结束了充满错误和灾难的时代，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1964年冬初至1965年夏末，我在达拉特旗参加“四清”。此时吴占东已是副盟长，担任我所在的分团的政委。春末夏初，他到我所在的工作队检查工作。一日晚饭后，天色尚早，他竟找到我，跟我在村边路旁漫步聊天。行行重行行，累了就席地而坐。除了谈乡村习俗、民间风情，也谈一些宏观形势，但最使我难忘的是他饶有兴趣地跟我谈论起一些汉字的不同写法。如“烟”写成“煙”，“线”写成“線”，“蟹”写成“蠏”，“脅”写成“脇”等等。这使我不禁惊讶，而且对他不能不高看一眼了。从他的话题轻松、有趣而广泛，我看到了吴占东的聪明才智和情趣爱好。他能如此随意地、不拘形迹地与我聊天，绝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这种朋友般的、相当亲近的交谈，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情境下，对他这种身份的人来说，绝对是大忌。而他却不管不顾，这岂是一个难得所能形容？时至今日，回顾老吴这种行为的潜质，仍令人深感可贵和不胜钦佩。
在与吴占东交往的过程中，最难忘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
“文革”狂飙骤起之时，我是终日惴惴，忧虑不安，充满困惑。不知这狂风烈火要让人们怎么遭殃。接受反“右”的教训，这回一定夹着尾巴，俯首帖耳，当好顺民。一切只用眼看、耳听，切莫乱说。要说，就说顺风话，随大流，遛壕壕。什么傲气、傲骨，人格、自尊，独立思考、反向思维，统统收起。随着运动深入，渐渐发现这次运动与以往的大有不同。矛头所向，直指当权派。群众也要遭殃的，但那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造反派的目标是大大小小握有实权的各级领导人。最顶层的目标后来也明朗化了，那就是刘少奇。这一场天下大乱，闹得昏天黑地。艰苦奋斗几十年的党和血与火中诞生的政权，几乎要毁于一旦。真有“自朕得之，自朕失之，又何憾焉”之慨。被运动起来的群众，互相生死相搏，都以“真正老王麻子”自居。夺权后尝到甜头，就更加非要把当权派打下去不可。“五类分子”、“九种人”经过运动初期的打击，后来除了圈禁、关押者外，劳动的劳动，逍遥的逍遥。我和单位里的其他几位老右则成了“待诏”派。谁叫为谁“捞毛”（效劳、帮忙之意）。没人叫时，就学毛著，背语录和“老三篇”。后来真就顺背如流了。总之，时时处处作顺民，装孙子。以为，只要人们觉得你低贱、没出息，自然不会嫉恨你，不会看中你，你也就可以免祸了。事实证明，这都是自作聪明、自欺欺人。一些“革命群众”为了表现革命性，到时候还是贴出大标语，“把老右派赵训张揪出来示众！”就把我扫进牛棚，由管教队管起来。不过，这是到了1968年才发生的事。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全年，我在吴占东领导下，还是很有过一番“表现”的。
1966年下半年，两派形成。在文教“八八战斗队”头头的动员下，我不再超然，加入了这个组织。在社会上，“八八”属于“联委”一派。支持的当权派是暴（彦巴图）、杨（达赖）、康（骏）、李（正东）、吴（占东）。我加入“八八”后，也就是“联委”的人了。不久就被召进“联委”大院参与文字撰写工作。或向上反映情况，或揭批对立面行为，常常深夜才能回家。有时彻夜撰写，第二天才能回家休息。
1967年8月，已在北京上访的吴占东让我赶赴北京，参加缮写上访材料。到了北京，先找到联系人，再由联系人把我领到吴占东住处。住处就在文化部大院。吴占东领着杨啸一班人已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材料写就，只等用毛笔誊写好，就可送出。我就是来用毛笔誊写材料的。
文化部大院很大。前后好几进，左右院落多。有食堂，有浴室。住在里面，几天不出去也无妨。这大院有前门，有后门。不管从哪个门进来，总要左拐右拐，穿过一个屋子，又进一个院子，七弯八绕才到我们住的房间。不知当年是哪位王侯将相的府邸。在文化部大院的日子里，我除了抄写材料，也参加讨论。常常白天黑夜地忙碌。老吴对我们的工作很放心也很放手，也很会为我们鼓劲加油。工作之余，还带我们去颐和园、玉渊潭等处游憩。好几次在餐馆吃饭，都是他掏腰包付账。平时在房内工作，他的烟、茶，大家可以随便享用，他从不计较，这一段北京之行，与吴占东朝夕相处，不仅关系亲近了，而且对他的品质、为人也了解得更深切了。九月下旬，任务完成，我回到东胜。
但是，过了不久，十月下旬，我又接到通知，让我到呼和浩特参加两派谈判时我方的资料工作。此前，吴已从北京到达呼市。他住在内蒙古医学院学生宿舍楼的一间房间内，是个保密的住处。我抵呼后则与谈判代表一起住在呼市宾馆东楼二楼北端。吴占东对此颇有顾虑，建议我住到别处去，我却坚持与谈判代表住在一起。一是为了方便，二是觉得参加谈判的资料工作，光明正大，不必躲躲藏藏。后来果然一直平安无事。其间发生过一件意外之事，他人并不知道。那是谈判中期的某日晚饭后，大家都在休息或外出了。我在二楼中厅阳台上闲看院内景色。转身进楼时，忽听楼下有人喊叫“右派分子！”我立即转身再至阳台往下探望，却不见人影。那喊叫的人不敢直面对我，隐退了。我很气闷，又很自豪，觉得喊叫之人太胆怯了。我怕老吴为我担心，便未向他汇报。但我也考虑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此后不得不更加小心行事。
我在资料组的工作干得还是认真仔细、尽心尽力的。说不上什么贡献，付出了不少辛劳则是真的。谈判结束后，随代表们一起返回东胜。行至达旗境内离树林召还有十来里路时，吉普车前桥折断，车辆失控，一头栽下路坡。幸好被积雪拥住，无人受伤，只是惊吓了一场。先行的车辆久候我们不至，返回查看，才把我们拉至旅馆住下。第二天乘班车回到东胜。
此次两派谈判其实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大势所趋，强调联合，不再是此前的一派胜利，一派判负了。但实际上仍然是一派掌权，一派受压，谈判结束不久，对方就在上上下下某些势力的支持下，用武力把“联委”打垮。“联委”的头头和站在“联委”一边的当权派，统统抓去实行“群众专政”，不断地用各种形式批斗。吴占东自在其中。开始了苦难的历程。我被编进“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不久就被同派的“革命群众”揪出来，扫进牛鬼蛇神堆中。直到1969年夏天才“解放”出来。那时揪“内人党”闹得一片混乱。后来也基本停歇了。吴占东被扣了很多帽子。除了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外，还有“内人党党魁”的罪名。他在何时“解放”，何时复位掌权，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解放”以后，不是下乡劳动，就是下乡工作，后来干脆送进“五七干校”劳动。盖房、放羊、挖草坯、抬电杆、担水、装车等等。总之，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什么活重就干什么活。一直到1972年初夏才再回东胜，到伊克昭盟师范学校当了教师。
这时吴占东已恢复工作，我去看过他几次。有一次去已是快过春节之时。临别时吴问我过年准备得怎样？我说，没有什么准备的。又问，有肉没有？我说，就供应的那一点。老吴立刻对夫人李洁珠说：“拿几斤肉给赵训张。”我连忙辞谢：“快别！哪能这样！”我想，只有下级给上级进贡的，哪有下级白拿上级赠与的？赶快道别走了，绝不敢半推就，腆着脸等李洁珠给我拿来肉才走。跟老吴交往这么多年，我没给他送过一丁点东西。二十多年前，老吴来呼市治病。有一天，他与李洁珠同来看我，我临时想起应该给老吴一点什么东西作个纪念，便送了一本关于徐悲鸿的书。那时，也没有相机，不然也可以照几张相片留念的。到现在我手头没有一张吴占东的照片。工作照、单人照或者合影都没有。这是一件无法弥补的憾事。
我调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工作，虽不是由于老吴的举荐，但也由于他的成全。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和支持，我是来不了呼市的。
1979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成立。为了充实科研队伍，社科院除了参加全国统一招考科研人员外，又从各盟市商调一些急需的人才。有朋友向院人事部门推荐了我。社科院负责人事工作的领导在1980年3月到伊盟考察了解被推荐的人选，并约我面谈了一次。当即让我填表。说：“只要单位放行，领导盖章，就可以来社科院报到。”填表时我问这位领导，我曾是右派分子，现在已改正，要不要填写此事？她说：“这事没关系，不用考虑。”我听了这话心里特别亮堂，特别欣慰。就想，到底是内蒙古来的干部，有气派，有度量。不像伊盟的某些干部那么抠掐、小气。我碰到过一些伊盟的干部，恨不得我一辈子都比他低下，被他捏在手里。就说这次调动工作，教育处的领导大都同意了，偏就有那么一位副处长死活不放我走。举的理由许多不合逻辑，有些更是可笑之至。其真实用意只有他自己知道。弄到最后，他说要请示吴盟长。吴占东此时已是盟长。我同意他请示。隔天，他通知我到处里办手续，说吴盟长已同意了。其实，此前我早已与吴占东说过此事。吴开始不太乐意。后来仔细考虑，同意我走。且在去呼市时见了社科院书记兼院长、吴的入党介绍人浩帆。吴从呼市回东胜后，还特地到我家谈了会见浩帆之事。所以，如果没有吴占东的慨允，那副处长一关就会把我卡死。吴同意我来呼市，真是为我设身处地想了一番。这就是宽厚，就是与人为善。我是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回忆这事的经过的。几年后，老吴已是盟委书记。一次见面时，老吴对我说，他曾想把我再弄回伊盟，重用一下，后来考虑到种种具体问题，加上又不太了解我的想法，就没有实行。老吴这样说时，我看出，他心里有着些许遗憾。而我，真的是除了感谢，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古人云，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我这个人，一般领导对我大都不太喜欢。我说话太真，太直，骨子里还那么傲气。水平不高的人还真难以理解我，我也不会买这些人的账。我不能搞政治，也不能走仕途，只有教学和科研，面对的是学生和学术，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我才能比较适应。吴占东若是官僚，势利眼，庸常之辈，绝不会跟我如此交往，建立感情的。
1979年初，华东师范大学给伊盟盟委和伊克昭盟师范学校寄来了为我改正错划右派的通知。据我所知，在伊盟这是第一份改正通知。伊盟师范的一位政工干部当时对这份通知很有些不满。他认为，他还没有对我作出评审，怎么倒给我改正了？这种思想状态，印证了我的推断：有些人就是觉得我应该被他捏着，由他来主宰我的命运。通知中提到了给我恢复工资待遇的事，建议与资历相仿的人相等。我有一位同班同学，正与我同在伊盟师范学校任教。他的工资当时是20级，72元。这个参照系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我与同样其他两位“右”友便一同去走访盟委统战部负责此类工作的科长。这位科长正在下象棋，似听非听地听我们陈述。当我们说到应恢复20级，72元时，那科长头也不抬，迅即否定：“那不行！我才21级！”我们一见此状，知道再说无用。让这样的人搞统战工作，简直开玩笑。回来还是找直接领导教育处谈吧。教育处当时掌有对教师的人事权，解决此事合理合法。但他们并不专擅，还是向盟委写了请示报告。盟委开办公会议时，授权教育处解决。教育处这才决定把我们三人的工资恢复为20级。岂知执行后却引起盟人事处的抗议。官司打到盟长吴占东那里。在吴的调处下，人事处不再抗诉，教育处表示今后加强通气，此事才算终结。人事处为何插一杠子引起争端？其中原因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打倒“四人帮”以后，吴占东还关心过我的婚姻状况。按说这时离我和妻子张毅仙1963年结婚过去十三四年了。这时才关心，可能是老吴觉得我婚姻也许会影响我的前途了。在一次谈话中，他不无惋惜地问我：“你怎么娶了个张‘崩楼’的女儿？”我赶紧解释，我的妻子张毅仙是伊金霍洛旗张友路的女儿，不是达拉特旗土匪头子张“崩楼”的女儿。接着我又介绍了张友路和张毅仙的情况，以及我与张毅仙婚恋的经过。张友路在解放前曾担任伊旗盟政会会计科长多年。绥远省和平解放，他也算起义人员。但他不愿再出山担任公职，只想弄好家中的一间药铺和几亩田地，过过闲散自在的平民生活。这种态度为当局不悦，加上他又得罪了某个重要干部，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便以反革命罪枪毙了。张毅仙当时只是个九岁的儿童。后来初中毕业，竟因这一家庭原因未能进入高中求学。1958年就下乡插队去了。后来因为缺教师，她的表现又好，就被录用为乡村小学教师。1960年又被调进东胜县实验小学教高年级语文。业余大学借用实验小学的教室上课，小学的领导带头，许多教师都报名到业大来学习文化。张毅仙上的是高中班。我教语文，由此认识了她。1962年我摘帽后，考虑结婚之事，便选中了张毅仙。一边请人说项，一边不断写信。起初她是断然拒绝的。她认为她已出身不好，再找一个右派，政治上绝不能考虑；其次，我是南方人，生活习惯肯定不一样，不好相处；最后，我比她大十岁年龄差距过大，也不合适。但是，由于她从我教课时的表现，了解了我的学识、人品，我又不懈地写信给她，交流思想感情，她终于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最重要的是，1962～1963年那一段时间，政治氛围有所松缓。跟我结合，未见得便是大逆不道之事。再说，我黑，她也不白。一些所谓政治条件好的人，未必看得上她。而我们俩在一起，则谁也不会嫌弃谁。所以这事后来就成了。我在摘帽前，是从不考虑结婚的。虽然并无明文规定右派不可结婚，但哪一个女子愿意与成为贱民（且不说性质上是敌我矛盾）的右派结婚呢？已经结婚的还纷纷离婚或动员离婚呢！所以，曾有好心人很有把握地要为我介绍对象时，我都谢绝了。当时的现实就是如此严酷。张毅仙最终属意于我，决意与我结合我不仅欣慰，而且也对她很是赞佩。吴占东听我介绍后，再没有说什么。的确，他还能说什么呢？或是或否都不好说。
时间到了1983年，一则迟到的平反通知，寄到了张毅仙姐妹们手中。她们的父亲张友路被平反了。同时还给了一个职工指标，可以安排一个子女工作。又给了300元补助费，聊慰子女们多年来的悲苦之心。据清查冤假错案的工作人员介绍，档案中没有任何关于张友路案情的材料。即并无拘捕、审讯、判决等手续及材料。他是在“镇反”浪潮中顺带拉出去枪毙的，毙了就毙了，冤了就冤了，家属子女苦了就苦了，谁敢质疑、申诉、翻案？果有此事，行事者必将获罪无疑。如果没有历史的大转折，没有党中央决心为许多人洗刷沉冤，千千万万人的冤情，铁定一沉到底了。这个结果我是否向老吴说过，已记不清了。总之，一切均已无碍。过去的就过去了。人们在欢快地迎接未来。新中国已摆脱曾有的各种灾难，奔向充满希望的前方，这才是最重要的。
张毅仙在“文革”前坚持学习，已修完内蒙古师范学院函授中文本科全部课程，成绩优秀。但因政治形势紧张，有一门课未考试，也未颁发毕业证。当时，觉得这无关紧要。后来在“文革”中“知识越多越反动”、“书读得越多越愚蠢”、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之类论调，成了舆论导向。甚至暗自庆幸只有初中学历，没有拿到函授本科毕业证。谁也没有想到，十几年后，人人都在为弄到张高学历的毕业证而各显神通，如痴如狂！张毅仙在将近20年后才得知可以补发毕业证书。于是赶紧备齐相关材料，报了上去，办事人员审查了她的材料后，称赞说：“申请补发毕业证的人，数你提交的材料最齐全。但是，由于此时补发毕业证已成泛滥之势，上面正在对此进行复查。定了一个杠杠，哪一年以前补发的本科毕业证确认有效，哪一年以后补发的只能确认为大专。”张毅仙申请补发时，补发工作已近尾声。不管你材料多齐全，成绩多优秀，只能获得一张大专毕业证。不过，这只能影响她的工资和职称，却无法影响她的教学资格与成绩。她在呼市一中、三中，都担任高三毕业班的语文教师，受到学生和学校的好评。在三中时，毕业班高考语文成绩仅次于呼二中。学校给她发了一张特制的大奖状和几百元奖金。她能有这样的成绩，是她不懈努力、坚持进修、教学相长的结果，再没有人说她与我的结合不好了，大多改成赞赏的口吻。张毅仙很要强，很努力。但是，多年的辛劳使她早早患上了高血压症，1988年1月终因脑梗塞病倒，至今已22年。随着病情的发展，全瘫在床也已12年。因为有我精心护理，病情也就相对稳定。大家都说张毅仙有福气，又说我是模范丈夫。其实，这都是因为我们是相濡以沫的患难夫妻。命运早就把我俩紧密结合在一起，深厚的爱使我们永远互相扶持，不离不弃。这似乎有点伟大，但也确实平凡。有朋友要约请记者采访我们，我表示真诚感谢，但坚决辞却。
1979年初，我被错划为右派的事得到改正。不久，吴占东就关心我入党之事。我们交谈时，他分析了我多年来的表现，对我多有肯定和鼓励，说我已够入党条件。对此，我衷心感激。但我总觉得我的个性有很大的缺陷，不懂人情世故，说话太真太直，不适合加入政治组织。所以，老吴的好意和关怀，在我这儿就像电脑死机了一样，没有响应。其实，要说入党，本来是我年轻时就曾有过的强烈愿望。1949年9月3日我在镇江青年训练班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7月参加工作，当年冬季参与了土地改革工作。翌年就向当地刚建立的党组织送交了入党申请书。但未获批准。1956年8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后，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入党之念便渐渐淡漠了。后来成了右派分子，连团籍都被开除了。此后几十年，我一直遵从党的领导，积极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却再也没有入党的奢望了。进入新时期后，我周围的同事几乎都成了党员。我仍然燃不起曾有过的政治火焰。想想刚解放时我热切地阅读刘少奇的《论党》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两本书时的心情，真是恍若隔世。我逐渐确认这样一种状况对我最合适：只要能理解我，肯定我，就足够了。其余皆非我所求。对老吴感激之余，我又深感抱歉。这种歉意，至今未消。
差不多同时，吴占东找我去说事。原来是曾在伊盟担任领导，后调内蒙古党委担任组织部长的李振华同志去世了。吴占东等伊盟领导与李振华是老战友，要送些挽联、悼文或诗词去悼念，让我帮忙写一写。我应允后，老吴便在某日约请一些伊盟的老同志座谈，以便我了解李振华的行状。我很快便填了一首词，调寄踏莎行，送给老吴。老吴后来给我看请别人拟的诗稿，我才知道应命撰稿的不只我一个。老吴告诉我，最后用的是我的那首词。总算没有白忙。
1978年，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老吴参加了那次大会。回来后，我去拜访。他不仅对我讲了大会的详情，还说了许多动人的细节。末了，把好些会议资料让我带回家细读。里面有许多科学家报国的故事，使我激动、感奋不已。很快，伊盟也召开全盟文教、卫生、科技代表大会，为吴占东起草报告的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振奋异常，只想把我对历史的转折、科学的春天所思所想好好写进报告，便洋洋洒洒写了一通。看着文稿，心中得意非凡。不料送给会议组织者之后，立即遭到否决。并且派了一位官员指导我怎么写。我真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么好的内容，这么多可以振聋发聩的思想，怎么就不能用呢？官员讲话早就程式化、八股化了。难道不能趁此机会改一改？吴占东讲话向来不落俗套，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言不烦，常有新意。此稿老吴未看，下面就毙掉它了，我心中很是愤懑。此时开会在即，想推也推不掉。只好按照官方意图，大一、二、三、四，小1、2、3、4地重写了一稿。过去我也写过奉命文章，任别人修改，我毫无意见，因为都是官话，并无自己的心血。此次撰稿，真把心血耗上，以为在作贡献，不料全然弄错。心中那份痛惜、难受就别提了。几经思索之后，才慢慢释然。我不怪别人，只怪自己不从实际出发。应该想到，当时禁锢未除，戒心仍在。就像某种人在坛子里长大，你把坛子砸破，让他伸展手脚，他也伸展不了。蜷曲惯了，以为那是正常。四肢伸开，手舞足蹈，反被认为怪异。我把用心写就的第一稿保存下来，敝帚自珍，权作纪念吧。被通过的第二稿，当然是官样文章了。我对它是完全无所谓的。三十年后的今天来看那第一稿，已不足为奇。但在当时，一些提法和论述足令人们感到出格，至少是太不符合官样文章的规范了。老吴念着我的第二稿，未必知道曾有过第一稿。我则至今未能忘怀，当年没有与他就第一稿的内容作一些交流和探讨。
吴占东是蒙古族，从小在牧区长大。但受过汉文化的广泛熏陶，特别是在革命队伍里受过充分的革命教育。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民族观，早已达到相当完善的境界。他最大的优长之处是能广泛团结各色人等，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为革命尽责尽力。他周围聚拢许多不同民族、不同籍贯、不同职业、不同程度、不同习性、不同年龄的干部和群众。关系较近的人，更能得到他的关心和帮助。一旦有事，可调用之人很多。加上他知人善任，因而常常能顺利完成，解决问题。我曾想，吴占东简直大有战国四公子之遗风。又确信，他品德高尚，不谋私利，泱泱大度，思虑全面，有领袖群伦的气度与风范，是一位可以干大事业的人才，是当之无愧的伊盟的人杰。只可惜，天不假年，没能让他进一步施展抱负与才能，作出更大的贡献。
1987年春末，有人来通知我，说吴占东病重，正在内蒙古医院高干病房抢救，让我赶快去看一看。这消息真使我如闻雷霆。赶到病房时，里里外外正有好多人来探视。我进房后，李洁珠忙向老吴说：“老吴，你看谁来了？”吴占东当时双目闭着，听声后睁开，看着我说：“赵训张！”李洁珠见状很高兴，说：“认得，认得！一点也不糊涂。”老吴身上插着好多管线，旁边开着好多监护仪器。云照光说：“就看有没有奇迹发生了！”可见老吴当时虽然意识清醒，实际已快处于弥留状态了。三天后，邬丽生等来我家，告诉我老吴已去世的消息。并请我妻张毅仙为老吴赶制一身寿衣。说着将衣料拿出来。张毅仙当时高血压相当严重，经常头晕目眩。实际已是小中风经常发作。此时二话不说，立即动手裁制，很快做好让她们拿走。又过了几天，接到通知，老吴的遗体送回东胜火化。迁送那天，布赫、奇文祥、云照光等人都到医院送行。送行的人们站成几行，长长一列，哀哀送别。这位伊盟人民的好儿子，伊盟大地上的英杰，大家的好领导，好朋友，最后回到他深爱的故土去了！伊盟为老吴举行追悼会前，我发去唁电。后又乘坐暴彦巴图的便车同去东胜，参加追悼会。眼见伊盟各族各界干部群众的代表坐满了会场悼念老吴，寄托哀思，心中无比感动。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老吴将一片真情交付别人，别人就会用一片真情回报老吴。吴占东的伟岸形象将永远立于伊盟大地之上，永远留驻在爱他的人们心中。
2009年4月8日急就；4月18日校毕；7月5日改定
作者：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北漂”伊盟，先后在伊盟业余学校、师范学校任教。1980年调内蒙古社科院，任研究员
|
蒙公网安备1506030200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