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是世代留传下来的且有特点的精神、物质、制度等社会因素的统称,是相对于现代或当代而言的文化概念。鄂尔多斯传统文化渊源流长、积淀深厚。在鄂尔多斯大地上曾经有众多民族(或部落)繁衍生息,在绵联不绝的历史长河中世代留传下来了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鲜明的文化遗产。如大家所知道的“河套人”的河套文化、朱开沟文化、青铜文化、匈奴文化、秦汉边塞文化、阿尔寨石窟文化、西夏文化、蒙元文化、成吉思汗文化、蒙古族文化等等,都为鄂尔多斯文化奠定了历史底蕴。从15世纪中叶起,蒙古鄂尔多斯部陆续入住并长期驻牧于此地。因此对鄂尔多斯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众多民族多元文化相互冲撞、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历经500多年的积淀,培育出了以独具特色的鄂尔多斯蒙古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的新形态。鄂尔多斯这些传统文化构成鄂尔多斯学的基本内涵和鄂尔多斯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鄂尔多斯蒙古传统文化,是鄂尔多斯传统文化中最能体现地域和民族特色的部分。系统深入地研究其历史渊源、基本形态、基本要素、基本特点以及新时代传承现状、创新路径、发展前景等,对全面认识鄂尔多斯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鄂尔多斯蒙古传统文化渊源流长,可追溯到成吉思汗时代,从蒙古民族和鄂尔多斯部的形成,直到鄂尔多斯部入驻河套500多年来的流传过程。从文化形态上,以草原游牧文化为基本形态,承受农耕文化和城市文化的渗透,处在与农牧结合文化和城市文化交汇并存状态。在文化要素上,有鄂尔多斯蒙古语方言、风俗节庆、宗教信仰、婚庆礼仪、丧葬禁忌、民间歌舞艺术、口头传说、文史名著、鄂尔多斯历法、竞技娱乐、蒙医蒙药、游牧生产技能、生产生活资料制作技术等多元素,几乎都在鄂尔多斯文化中得以完整保留并成为蒙古民族文化的典型标本。鄂尔多斯蒙古传统文化,具有草原文化基本特质,又因鄂尔多斯部肩负使命的特殊性、地理环境的天然封闭性、长期聚居群体的稳定性等影响,致使鄂尔多斯蒙古文化又具有自然地域性、包容吸收性和自我传承性等鲜明的特点。 对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研究,可以说从藏传佛教和中原农耕文明传入鄂尔多斯起逐渐兴盛。从16世纪中叶到17~18世纪,鄂尔多斯的通晓蒙古、汉、藏文字的上层知识分子开始校勘编著典章著作,如《白史》(《十善福经白史》)、《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大黄册》(《古代蒙古诸汗源流大黄册》)等都出在这一时期。特别是《蒙古源流》是一部鄂尔多斯蒙古人创作的“流传最广、刊译最多、声誉最著名的作品”,与蒙古族其余两大历史名著(《蒙古秘史》、《蒙古黄金史》)齐名。这两大名著出自鄂尔多斯,足以说明这里有传承研究的文化传统,进而推动了鄂尔多斯的编撰蒙古文史著述的高潮。鸦片战争后,在鄂尔多斯地区,如著名的洋教士、学者田清波所从事的学术调查和研究活动,客观上起到了向世界传播和交流鄂尔多斯蒙古传统文化的作用。20世纪初叶,国内学术界著名学者张相文和著名蒙古史学家屠寄关于成吉思汗葬地的学术争论,虽然没有最后的结论,从此这一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陆续有许多较有影响的蒙汉文研究文章发表,而且与成吉思汗密切相关的鄂尔多斯也为世人所注目。新中国建立以后,对成吉思汗的研究和评价也进入一个新阶段。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后,提出“成吉思汗文化”概念,积极推动对成吉思汗文化的研究,出版《成吉思汗文人丛书》,举办三届成吉思汗文化论坛。同时,对成吉思汗文化和鄂尔多斯蒙古传统文化相联系的有关问题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各路专家学者对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编辑出版了大量图书和音视作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 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厚今薄古。因为历史不能割断,任何现实的存在都不是任意的,是以传统为根基的。只能以历史唯物主义去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构建和谐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奠基于传统文化深厚的根基之上,追求和谐渗透和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保护、传承、创新传统文化的全过程。 当代鄂尔多斯文化,处于传统与现代相互依存、并行不悖的现状,诚然也面临着既要尊重多样性又要恪守统一性,既要加速现代化又要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两难选择。用新时代的新视野,观察分析、研究认识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过程,也就是保护传承和与时俱进地改造创新的过程。鄂尔多斯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宝贵的人文资源和精神财富,是建设鄂尔多斯和谐文化的底蕴。我们的鄂尔多斯学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引领,正确认识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吸取其和谐思想内涵,弘扬其开放包容风格,体现其改革创新精神,唤发其新的生机活力,形成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使其真正成为支撑鄂尔多斯人的生存发展、生活幸福的持久的精神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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