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记忆——怀念父亲吴占东

        一、对父亲最早的印象
        当我两岁时，爷爷奶奶抱着我回到老家，即现在的鄂托克前旗城川苏木呼和陶老亥嘎查哈日伊日格小队。父亲在家里排行老大，爷爷奶奶很疼爱他，但他十四岁就离家去延安中央民族学院上学。父亲有我们三个儿子，我是他的小儿子。劳苦一生的爷爷奶奶总想身边有个孙子，之前我大哥在老家爷爷奶奶身边住了半年多的时间，我大哥回到东胜后爷爷奶奶便把我抱回老家放在身边，圆了带孙子享天伦之乐的愿望。那时候牧区的交通十分不便，父母因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和我。只记得我九岁那年父亲和母亲突然从东胜回到老家，爷爷和奶奶以及家里人喜出望外，大家非常高兴。
        那是初秋的一天。说来也怪，那天从早到晚喜鹊就在门前的树上叫个不停，奶奶喜滋滋地对爷爷说今天肯定有什么喜事，你看喜鹊叫的。傍晚，果然一辆吉普车由远而近直接开到门前，从车上走下来很有气势的两个城里人。从他们对爷爷奶奶的问候中我突然意识到：天哪，这两个人原来就是我的爸爸妈妈。这是我回到老家后七年来第一次见到父母亲，心情很激动，也很害怕。
        说实话，我长到九岁，对父母亲没有什么概念。看着他们，我只是感到陌生、不自在，不敢主动靠前。我偷偷打量着父亲，只觉得父亲身材很魁梧，圈脸胡，浓眉毛，飘飘洒洒的天生大卷发，和我心中模糊的父亲形象怎么也不搭界。
        父亲是个孝顺的儿子，对爷爷奶奶特别的关心和孝顺，叮嘱他们：“岁数大了，不要干重活、累活，要注意身体。”父亲是旧社会苦水里泡大的牧民出身的领导干部，不怕吃苦，踏实肯干。每天总是早早地起来到菜园子里劳动，松土，锄地，施肥，浇水。把菜园子的活全部做完后还挑着一担水回家。喝完早茶后父亲领着母亲和我来到草棚和羊圈给我们讲述山羊和绵羊的生活习性，以及传统畜牧业中牧羊人餐风饮露、萍踪浪迹的悲苦生活。
        父亲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善良宽厚，贴近群众，受人尊敬。听说父亲母亲回来了，附近的四邻八舍的亲朋好友纷纷赶到爷爷奶奶家，看望阔别多年的父亲和母亲。也许是因为离乡太久了，父亲一见到乡亲们到家里做客，很高兴，很快和大家融为一体，问长问短，和大家拉起了家常，屋子里温馨话语就像流不完的水，扯不断的线。有的聊政策落实，有的唠儿女婚事，一会儿谈种草栽树，一会儿说驴马牛羊。每当说到种草栽树时，父亲仿佛闻到了青草嫩叶的芳香，心情特别舒畅；每当回忆起童年趣事，父亲就像说书那样妙语连珠，绘声绘色，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父亲的幽默诙谐和慈祥的笑容，至今铭刻在我的心中。
        二、突击语言关
        因为要上初中，1970年我回到东胜。回到东胜就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遇到最大的困难和问题是语言文字。东胜的人多数是汉族，讲的是汉语，用的是汉字汉文。而我呢，从小在牧区长大，说的是蒙语，小学念的是纯蒙文，日常生活中用的都是蒙语和蒙文，纯粹不识一个汉字。汉话倒是会说一些，但榆林的乡音很浓，要我说汉语，就像老牛吃草——吞吞吐吐。尤其是一来东胜直接就上初中，全是汉文教材、汉语授课，刚开始老师讲课基本听不懂，课本纯粹看不懂，同学们在一起说话时讲的汉语也听不明白。记得有一次上语文课时，老师在课堂上提问，要我用汉语回答。因为过分紧张，一张嘴满口榆林老乡的土言土语，逗得老师同学都放声大笑。面对这个场面，我羞得脸颊绯红，恨不得钻到课桌下痛哭一场。
        人们说，人是最有灵气的动物，这话一点不假。人受到刺激，要做到不消沉是很难得的。从此，我每天放学回家总是低着头，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甚至多次想离开东胜，回到牧区老家上学。我的一举一动很快被父母亲察觉，记得有一天放学我又低着头回家，刚一进家门就被父亲叫住，对我说：“小兵，你停一下，我有话对你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走路老是低着头，是不是在牧区待久了，对这里的语言文化不能适应？如果是这样，我建议你从学习普通话做起，努力学习汉语汉文。如果学习遇到困难，就应当知难而进，勇往直前，切不可半途而废、垂头丧气。”
        这是我们父子间几十年中父亲唯一一次和我正式谈话。父亲的一番话，虽然语气温和，用词简单，但每字每句都蕴含了慈父爱心与渴望信任，闪烁着天下父母的良苦用心。想着，想着，我心里十分羞惭，非常后悔。我自问：遇到难题就垂头丧气，不是男儿所为。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突破语言障碍这一难关。此后，在父母亲的帮助指导下，我鼓足了勇气，每天放学回家后坚持学习普通话，用普通话对话，用普通话朗读课文，用汉文练习写字、做作业。经过几个月勤学、苦练，不但汉话发音比以前准确，而且汉语文的自学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同学碰见我，都说“吴滨，你真的变了，汉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的语言关过了，但父亲在家里一直用蒙语和我交流。家里只有我和父亲用蒙语说话，平时习惯了，也没有觉得什么，但现在想起来才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
        三、骑车闯祸
        1973年，发生了我一生中最难忘但又有连带关系的两件事：一是学会了骑自行车，实现了从骑马到骑自行车的跨越，也是从牧民转变为城里人的标志吧，激动万分；另一件事是刚学会骑自行车就不小心撞翻了一个老妇人，闯了祸，吓破了胆。
        记得那些年东胜街头几乎看不到汽车，骑自行车的人也是稀少。人们把自行车当成了“宝贝”，都称它为“四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谁家要是拥有“四大件”，谁家就是富裕人家。尤其是我，因为从小在牧区长大，只会骑马、骑驴、骑羊，从未见过自行车是什么样，所以进城后看到自行车就觉得特别新奇、特别羡慕。于是就童心萌发，非要把骑自行车学会不可。
        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向父亲提出骑车要求，父亲一听十分高兴，不但表示同意，而且马上从凉房里推出一辆母亲骑过的苏制女式倒蹬闸旧式自行车，笑嘻嘻对我说：“学习自行车，就像你在牧区训生马驹，要知其性，掌握要领，不怕摔跤，多骑多练，功到自然成。”父亲的话音一落，我已兴高采烈地推着自行车直奔体育场。我照着父亲说的方法反复骑，不停地练，口渴了，喝口水，腿酸了，捶捶腿，摔倒了，爬起来。就这样，上气不接下气苦练了两个多小时，最后终于能在跑道上连续绕行好几圈。这时候，我既高兴，又激动，推着车一路小跑回到家里，像打了胜仗似的，进门就向父亲汇报：“我学会骑车了！”父亲看到我如此激动，似乎有点不高兴。他沉默了一会儿，温和而关切地对我说：“生马驹驯服了是好事，跑快了照样会摔跤。”
        真是“父言如山”。一天，我骑车上街路过了一个小巷，突然从巷口走出一位60多岁的小脚老太太。由于骑车技术还不熟练，慌乱中我的自行车后轮将对方擦倒在地。我忙把老太太从地上扶起来，上上下下查看了一遍，发现衣服、裤子没有擦破，只是小腿有轻微擦伤。我就对她说：“还好吧，要不要到医院看看？”没想到老太太一听“好”字，突然很生气，一把揪住我的衣服非要见家里大人不可。一看这个势头，我心里真有些害怕，挣脱老太太的手，一溜烟跑到副食第三门市部，掏出身上仅有的几毛钱买回两个混糖饼送给老太太压惊，谁知老太太根本不领这个情。无奈之下，我只好唯命是从，将老太太领到家里，心里害怕极了，心想肯定挨骂受批评了。正好父母亲都在家。听完老太太倾诉后，母亲蹲下身子把伤口又仔细看了一遍，没有发现大问题，这才松了一口气。尽管如此，父亲看到老太太情绪还没有调整过来，就转身向母亲使了个眼色，母亲立刻跑到街上买回一篮子鸡蛋，送给老太太调养身体。随后父亲母亲领着我一同把老太太一路护送到盟一中后面她的家中。老太太的家离城区很远，记得是过了水库还爬过一个山圪垯。一路上父亲母亲亲切地和老太太拉家常，亲热得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到了她家，父亲对她们家人一再表示：“这次自行车碰了老人家，完全是我儿子骑车太快造成。虽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也给老太太造成了惊吓，责任都在我们一方。”听完父亲这番话，老太太全家都十分感动。临行时，不但把我们送出大门，并且嘴里不停地念叨，今天遇到了好人！
        四、下乡上学
        1974年，我从伊盟一中毕业，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填写志愿书时，我突然想起爷爷奶奶曾经说过，新召后大梁草原有多么多么辽阔，水草有多么多么丰美，环境有多么多么幽静，于是，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到鄂托克旗后大梁新召公社插队劳动。没有想到的是，动身那天，父亲身体不适，却非要亲自送我不可。记得那时候，伊盟公路十分糟糕，整整颠簸一天才到新召公社红旗大队队部。喝了茶吃了饭，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匆匆离去，临行时，他对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用蒙语不停地嘱托大队干部，不要因为我老吴是盟里干部，就放松对我的管教。要严加管教，多参加劳动，接受牧民的再教育，和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1976年8月，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去天津轻工学院上学。那时候父亲已经彻底平反复职，但是身体十分虚弱，工作很忙很忙。那天，我正愁怎么坐车到乌海赶火车时，正巧父亲要去乌海市开会，于是先到新召红旗大队接上我，不顾旅途劳累，连夜把我送到乌海火车站。 检票进站后，我和父亲站在站台上，目光相遇，心灵相通。我的两个哥哥学习都比我好，但他们上大学的愿望都让“文化大革命”给耽误了。虽然基层推荐我上的北京大学让父亲换成天津轻工学院，我心里多少有过一丝不快，但当时我们都为自己能赶上人生新的旅途而高兴。火车开动后，我透过车窗看到父亲远去的背影，就回想起他饱经风霜，忍辱负重的坎坷人生；回想起他温馨慈爱，无怨无悔的恤子之心……我的眼睛一下子收紧了，热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落下。

              吴滨：吴占东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