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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年前即1945年春天，塞外的美好季节，城川寨子以北是 林带，靠边是沙漠、沙蒿林。东西都是 林、草场，水多、鸟多、野生动物多，是一块生态丰富的原始湿地、草地，是没有被破坏的宝地。在这美好的季节，延安民族学院从定边搬到了鄂尔多斯鄂托克旗南部的城川寨，它与陕北为邻，东有无定河——滴哨沟湾，乌审抗日根据地。西有召皇草原、三段地抗日根据地，南为国民党安边县和十一旅统治区，北、西正是蒙古王公、蒙古武装的驻扎地。党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使教学与实际相结合，与少数民族聚居区接近，更多地培养蒙、回抗日干部，1944年春决定把延安大学下属的民族学院搬迁到陕甘宁边区，接近回、蒙民族地区的三边地区定边城。从延安搬迁时，我们20多人在王铎、宋群老师的带领下正在乌审旗和靖边县交界地掌高图完成一件特殊的生活任务，以解决延安大学吃、穿、教学方面的困难。得到通知，大家都想回延安看一看，因为在延安学习、生活、生产、工作了6个年头，建立了深厚的、永远难忘的感情，再回延安看看延河水、清凉山、文化沟、桥儿沟，吃上几天小米子，再从延安到定边。上边不同意，决定从掌高图直接去定边。我们经过尔林川、滴哨沟湾、里坑荅、城川进入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白泥井，行军两天到达民族学院新址定边城。定边是三边——靖边、安边的中心，驻有三边地委、三边专署、三边军分区、警备第三旅、三边公学等机关、学校。民院隶属三边公学，但是独立存在，仍叫民族学院。一年后为了接近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族，决定把民族学院搬迁到鄂托克旗南部的城川寨子。城川东西一道大川，有古老的旧寨子（又叫烂寨子），我们住的是新寨子，是天主教教区，寨子里有洋堂，有外国神父办的小学校，城川同时是我们的伊盟党、政、军、学所在地。对外称陕甘宁边区驻伊盟办事处，内部是党的伊盟工委，有地方部队保安三营，警三旅的步兵营。民族学院是个大单位，人多、知识分子多、老干部多，一到城川就使寨子里热闹起来，唱歌、打球、跳舞、开会，使寨子沸腾起来了。更重要的是接近了伊盟蒙古族聚居地区。经过宣传，一大批青少年从四面八方来寨子学习了，还专为乌审旗抗日武装办了一个军事班，中、下级军官来民族学院军事班学习、深造，人更多了。同时有支很强的、素质很高的教职员队伍，教学质量是高的。从延安又调来彭达、章孟男、周厚雪、李庆生、戈壁舟、李士发等同志，担任院领导和老师、医生。就在这个大的好的环境下，吴占东、俄尼斯等一批蒙古娃娃到民院学习了。老民院学生是一班生，其余都是二班、三班、四班生。一班生很快就调到前线了，年小的留下也陆续担任了学校教育干事、图书管理员、老师，有的派到敌占区搞地下工作，有的到三段地工委、西乌审抗日联合会工作了。学院的骨干就是伊盟本地的青少年了。
学习是速成的，政治、文化、军事、时事、蒙汉文都开课。大家学习很努力，吴占东是一个学习积极、运动抢先、品德双优的学生，很快掌握了文化知识，政治上进步很快。为了改善生活，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王铎同志带领大家在北沙梁捉刺猬，在 滩拉网捉兔子，吴占东都是积极分子。捉兔子、狩猎兔子，后来成为他的终身爱好。当时是没有禁猎兔子等小动物的禁令的。
我在1945年秋去了西乌审旗，先搞收公粮、废保（甲）政权，后到了西乌审保安部队警卫连担任政治教官（实际上是支部书记、政工干部，在这个1943年起义的部队，党、政不公开）。李振华同志除担任抗联副主任外，主要精力在西乌审部队司令部担任秘书（实际上是政委、党的负责人）。司令员是王悦丰（阿拉宾巴雅尔）。在乌拉尔林打完仗后，宣布我牺牲了，实际上我从部队派到木肯淖地下区委工作了。后又调到鄂托克旗阿拉庙、吉拉、召皇（现叫珠和）、陶葫芦滩、西桌子山等地做地下工作。吴占东他们一直在民族学院学习，后来国民党发动了内战，学院撤出城川到了靖边、吴旗，1948年和三边地委干训班合并，民族学院结束了8年的教学活动，教职学员都走上了工作岗位。民族学院前后培养了400多名少数民族精英、骨干，有国家领导人，一大批省部级领导，100多名地、盟、市级干部，牺牲了不少好同志。民族学院教学硕果累累，是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最高学府。吴占东、奇文祥、俄尼斯、郝瑞堂等几十位鄂尔多斯籍学子从民院走出去，在不同的岗位上为解放伊盟（鄂尔多斯），为建设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吴占东同志一直没有离开过故乡鄂尔多斯，走遍了鄂尔多斯的所有地方，他去北京参加过团校学习，从一般干部到盟委一把手，42年来在故乡的土地上辛勤耕耘，默默贡献，是一位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忠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实于祖国的鄂尔多斯高原的共产主义战士、鄂尔多斯人民的好儿子。
我和占东相处40多年，在城川寨子认识到1987年遗体告别，漫长的时间里，虽不在一起工作，但经常见面、叙谈。1962年我主动要求到伊盟分区工作时，他在盟委宣传部工作，住得很近，经常在会议上碰面，在家里热闹、谈心，尤其是有他夫人李洁珠更增加一层亲切感，她和我们家、和我夫人贺梅是姐妹，是非常好的朋友。1950年我在骑兵五师、伊盟军分区工作时，最早奇文祥和占东在盟团委工作，我在部队做青年、宣传、文化工作，又是伊盟团委的常委，经常来往。我主持内蒙古文化、文联、宣传部工作时，他是伊盟宣传部长、盟长，工作来往多。洁珠先在伊盟文工团工作，后在伊盟文化局工作，和我又是上下级关系，是更深一层的朋友关系了。
70年代末期我和杨啸、宝力高去伊盟调研，洁珠、占东从东胜陪到鄂前旗召皇（珠和）在占东家住了几天，又到城川、阿拉庙、吉拉、大庙、乌兰去调研，看看“文革”后的农牧区情况，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文化发展的情况，宝力高每到一地就拉起他的马头琴，招来不少观众，唱歌、拉话，很好做调研工作。一路歌声、一路叙谈、一路友情，生活在一起，过了几天非常快乐的日子。占东对农牧区的建设、对农牧民的生活，非常关心。半路上有乌审旗委书记熊占元（阿勒腾桑）参加我们的调研队伍，老朋友们在一起无话不说，非常开心。洁珠对城川牧民业余演出队和文化基地非常关心，一路和作家杨啸、艺术家宝力高谈心、谈文艺创作、文艺演出，作为文化局长十分关心农牧民的文化生活、精神文明建设。回到东胜后就分手了，再见面就是在伊盟党史研讨会上、全区宣传工作、文化工作、文联全委会上。
不幸的是，因为“文革”的摧残，吴占东、李洁珠得了一些不好治的病，洁珠只知照顾占东，未进行治疗，占东走后，她才发现肾病严重，以至发展成为尿毒症。在未下禁令前，占东爱打猎，野鸡、兔子是主要猎物，他还做得一手熏兔肉，大家聚在一起，边吃、边喝、边谈，谈的内容东南西北都有，最多的是参加革命时的黄金岁月，对鄂尔多斯的新旧对比，鄂尔多斯的巨大变化，也谈些对大事、对一些人的看法，遗憾的是很少谈治病的问题。这些活动俄尼斯同志大部分都参加，大家的思想是一致的，对极“左”派、捏造事实、开脱罪责、造谣诬陷别人、抬高自己或排除他的仕途阻力而不择手段打击别人的人，很讨厌，很气愤，对一些革命老前辈，如在伊盟战斗、工作几十年的赵通儒、高增培、田万生、韩是今、周仁山、高平、曹动之、徐子猷、白汉臣、王悦丰、马富刚、马良诚、薛向晨、刘雄仁、阎耀先、云北峰、金汉文、郭建勋、朱邦仁、云祥生等老同志，十分赞扬，念念不忘。
还有在伊盟短期战斗、生活、工作过的宋群、薛向晨、王铎、刘景平、彭达、陈乐山、周吉、浩帆、任其久、陈浩、云成烈、赵戈锐、黄静波、戈壁舟、李庆生、周厚雪、李士发等等老领导、老同志、老朋友、老同学，我们也常常念叨。还有英勇牺牲了的同学李世昌、秦子华、雷明利、王老命、特布新、邓发财、奇志民、赵生荣、刘守忠、贡格、郎哈岱、奇英德等英烈们。越谈越激动。有时对个别人看法不一样，对一些文件看法不一样，争论的面红耳赤，过一会儿就心平气和地谈古论今了。总之在一起时，嘴停不下来，可惜没有录音，不然又是一部生动的、鲜活的回忆录。
占东病重后，很难工作了，只要稍好一些，他不顾劝告又到盟委上班，处理繁杂的工作去了。“文革”后他用力最大的工作是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重新安排工作，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很复杂的、政策性很强的。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处理“文革”遗留的问题，对那些打、砸、抢、烧、杀的坏人，包括他很熟悉的人，绝不宽容，一律严惩，对所谓“站错队”的人、年轻人，绝大多数“造反派”，他认为这些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人，动机好但错了，一律不追究，不批评，分配工作，一视同仁。对坏人他是不留情的。在经济建设上，占东引进了日本资金、机器，在东胜开办了鄂尔多斯羊绒衫厂这一改革开放的大项目上是有重大贡献的。他特别关注农牧业的发展和农牧民的生活，经常下乡督促检查工作。文化、教育事业是他的老本行，教学质量提高，文化体制恢复和健全了，宣传方面的广播、电视、报刊、理论、精神文明建设都抓得很紧，从盟长岗位到盟委书记，他团结一班人，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使伊盟的工作全面发展，蒸蒸日上，工作成就在全自治区也是榜上有名的。因为不注意休息，积劳成疾，病情逐渐加重，有病乱求医，中西蒙医全看了，药吃了不少，不见好转，洁珠陪他到北京求医治疗，为了少花钱，多次去北京都住在四合套院子的小旅馆，有一次干脆住在朋友家的东小房，很冷，但不花钱，自己做点饭充饥。几次去北京治疗，有时做点气功，我都去看望，在这样不好的条件下治病是很不利的，住医院他又不去，怕花大钱。按说一个伊盟的一把手，住宾馆、住医院，条件好点对治病是大有好处的，但多次劝说，洁珠也说服，就是怕多花钱而听不进我们的忠言。虽然病重，但还是有点耽误了，实在不行了，住进内蒙古医院就再也没有出来。
1987年身体好一点，占东被选为内蒙古政协委员，他和洁珠一起来呼市开会，知心朋友去军区招待所看他，谈笑风生，一屋子人乐呵呵的气氛特别好，看不出他是个病人。按规定他最少应当是政协常委，因党员名额超过比例多了，放到1988年换届时解决这个问题，不幸的是他没有等到换届，就走了，永远地离开我们了。1987年夏天，在东胜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我和夫人贺梅专程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占东夫人李洁珠陪我们参加仪式，她已有病了，很悲伤地和我们一同向占东做最后的告别，我们都流泪了。几十年的战友、同志、朋友之情，真是难舍难离。
吴占东革命几十年，他只有一个信仰，就是共产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他用毕生的精力为信仰而奋斗，为祖国的建设、为鄂尔多斯美好的明天、为民族团结而奋斗。占东同志，你的遗志必定会实现，你的丰功伟绩、光辉形象将永垂不朽。
吴占东、李洁珠夫妇是民族团结的楷模，是和谐相处几十年的模范夫妻，是共同为信仰而奋斗终生的好伴侣。鄂尔多斯已经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生态美好、团结和谐美丽的宜居城市了，正在党的领导下，为完成“十二五”规划而阔步前进。占东、洁珠，安息吧，你们的精神、你们的亲切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今天是清明节，向你们遥致哀思，向你们三鞠躬！
2011年4月5日写于呼和浩特
作者：吴占东同志的老战友。历任伊克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内蒙古自治区文联主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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