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北方民族的文化瑰宝——鄂尔多斯青铜器

        从19世纪末叶开始，陆续出土于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因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最具特征而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它是相当于春秋至西汉时期（约公元前 8～2 世纪）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代表性器物之一，是以狄—匈奴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畜牧民族的物质遗存，其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延续时间长、分布地域广。由于其与欧亚草原民族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对“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研究，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术课题。“鄂尔多斯青铜器”多为实用器，按用途可分为兵器和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及车马器四大类，以短剑、铜刀、鹤嘴斧、棍棒头、各类动物纹饰牌、饰件、扣饰等为主，尤以大量动物纹装饰最具特征。动物纹的种类有虎、豹、狼、狐狸、野猪、鹿、马、羊、牛、骆驼、刺猬、飞禽等，多采用圆雕、浮雕、透雕等装饰手法，内容丰富，造型生动，工艺娴熟，以其复杂巧妙的图案构思、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优美的造型而享誉海内外。

  虎、鹿交媾形青铜饰件

        1972年，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了一套由黄金制成的冠饰，重约1 400克，金碧辉煌，融铸造、锻压、锤打、抽丝等先进技术于一身，制作非常精美。金冠的上部是一只昂首傲立、展翅欲翔的雄鹰，脚下半圆形球体上浮雕一周狼噬咬盘角羊的图案。下部冠带由三条半圆形图案带组成，主体部分为绳索纹，相互连接部的两端分别铸造浮雕的虎、马、羊图案，造型生动、逼真，栩栩如生。整套冠饰显示出一派威猛的雄鹰高高在上，鸟瞰草原上虎狼咬噬马羊的生动画面，寓意着佩戴者翔游太空，俯视草原，统领大地的豪迈气概。它是战国时期活动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早期北方民族部落首领的头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惟一一套“胡冠” 实物，稀世罕见，弥足珍贵。  

虎牛咬斗纹金饰牌

        早期北方民族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日常生活中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个人的能力与智慧，去面对大自然无情的肆虐，虎、狼等凶猛动物的袭击以及邻人的劫掠。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不仅锻炼出他们强壮的体魄，彪悍的性格和独立不羁的品质，而且也造就了比农耕民族对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一大自然法则更为深邃的理解和崇尚。“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各类猛兽以及食肉动物捕获食草动物造型图案的大量出现，便是最好的例证。

        同样出土于杭锦旗阿鲁柴登的虎牛咬斗纹金饰牌，呈长方形，中央浮雕一只呈匍伏状的牛，四肢平伸，上下两侧各有两只头头相向的猛虎，分别死死噬咬着牛的颈部和腰部，牛虽然完全受制于猛虎，但仍在拼死抗争，尖利的犄角分别穿透了两侧猛虎的耳朵。饰牌直观上反映的是大草原上司空见惯的猛虎捕杀野牛的生动情景，但透过这个逼真画面的背后，还寄予着更加深邃的含义。饰牌中的虎，应取意于天上的昴星团，是匈奴族的族星，牛则取意于黄道十二宫的金牛宫，由于昴星团位于金牛宫中，因此，群虎（四虎）噬牛所要展现的，就应当是匈奴单于称雄草原、独步天庭的宏伟欲望。

鹰形金冠

        “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动物造型，绝大多数都非常的写实，形态逼真，造型生动，反映了制作者丰富的生活阅历、敏锐的观察能力和高超的再现能力。特别是浮雕动物在平面与立面关系的处理技艺上，更是有独到之处，使浮雕的图案，能最大限度地展现出立体的效果。出土于准格尔旗西沟畔匈奴贵族墓地的虎豕咬斗纹金饰牌，主体图案为浅浮雕的猛虎与野猪缠绕咬斗的场面，猛虎在下，腹部着地，前肢极力撑起上躯，昂头张口狠狠咬住野猪的后大腿根，后肢翻转朝天蹬踏野猪，虎尾下垂经裆部由后向前弯卷至背部；野猪在上，虽处于劣势，但仍死死咬着猛虎的一条后肢，奋力反抗，双方厮杀的难解难分。该饰牌造型生动，不仅神态栩栩如生，而且所塑造的后肢翻转的浪漫主义风格，堪称草原文化艺术的精华之作。所谓后肢反转的造型，实际上取材于动物搏斗翻滚时的精彩瞬间造型，同样是现实生活场景的高度再现，因此这种看起来似乎不合常规的姿态，恰恰是艺术表现境界更为生动、凝练的升华。

       “鄂尔多斯青铜器”既是与当时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形影不离的必需品，同时也是饱含他们智慧、思想、意识、艺术的物质载体。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形成了生产、生活必需品特有的类别和形态，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他们独特的胸襟和情操。因此，早期北方民族在打造这些赖以提高自己生存质量的金属制品的同时，也同时注入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艺术灵感，在这些小小的方寸天地里，倾诉着自己丰富的情怀，凝固着他们粗犷、古朴、奔放情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不仅记载着北方大草原上的和风疾雨，也铭刻着这块土地上的征战厮杀，既透射着前面所见弱肉强食的腥风血雨，还洋溢着如下祥和安宁的温馨愉悦。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锈蚀斑斑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向世人昭示着的是中国早期北方民族的另一面意境。

双禽交颈纹青铜饰牌

        这件双禽交颈纹青铜饰牌，画面是宁静的湖面上，两只天鹅交颈相偎，尽情享受着太阳的温暖，品味着对方的绵绵爱意。这充满温馨、浪漫情调的传神之作，使人们忘记了大草原上弱肉强食的腥风血雨和北方戈壁的风雪严寒，抒发着人们热爱生活的强烈情怀。而这些双虎、双鹿交媾和母羊哺乳小羊造型的青铜饰件，造型优美、栩栩如生，它们既是草原自然景观的真实再现，更是游牧民族生殖崇拜、祖先崇拜、乞盼牲畜兴旺以及反哺情结的深深寄托。

        “鄂尔多斯青铜器”动物纹艺术的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所处社会进程的影响。战国晚期大量流行的写实性的动物搏噬纹，如虎豕咬斗纹、虎牛咬斗纹等，应该是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畜牧民族，处于势头凶猛、独步风云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而汉武帝以后，饱受动乱之苦的北方草原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阶段，漫步在草原上、掩映在树丛中成双成对的鹿、马、牛、驼等动物造型，则寄寓了北方游牧民族企盼稳定、祥和社会的迫切心情。

        以造型生动、特征鲜明、寓意深刻著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纯朴、豪放、生机盎然的北国草原风，宛如诠释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历史优美画卷中的一部精美篇章。一件件饱含生动、奔放、野性、彪悍个性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生动地再现了两千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一景一幕，透过“鄂尔多斯青铜器”这支独放异彩的奇葩，人们不仅对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文明有了全新的了解，同时对于古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也有了全面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