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马骑士》——阿斯哈牧人的城市化感受　　前 言

 　　 进入21世纪，城市化成为又一全球性潮流。拥有21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12%的鄂尔多斯市，自然也裹在了这个滚滚巨流中前行。在此背景下，少数民族如何既能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特色又能融入城市化行列中去？这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地处黄土高原的鄂尔多斯市是我国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之一。全市总面积8.68万平方公里，其中毛乌素、库布其两大沙漠和丘陵沟壑、干旱硬梁地区各占总面积的48%，真正宜农、宜居的土地只有4%。“土地贫瘠、十年九旱、灾害连年”是这里农牧业环境的写照。境内有21个民族，总人口194.07万，其中蒙古族17.7万，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
  　　由于环境条件所限，鄂尔多斯农牧民居住的非常分散，平均每平方公里仅有23人。为了改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鄂尔多斯市于本世纪初年开始把大量分散的农牧民从沙化、水土流失严重的原居住地转移出来，一部分迁移到宜农、宜居的沿河地段，继续从事农牧业生产；一部分迁移到城镇里，并帮助他们建新居，搞技能培训，之后推荐到城镇里的二、三产业中就业。
  　　鄂尔多斯市2000年的农牧区人口为93万人，到目前有55万人左右。十多年时间里，转移出近40万人。以鄂尔多斯市8个旗区之一的杭锦旗为例，2007年开始对禁止开发区实行人畜整体退出，退出的草牧场实行封禁保护，建设生态自然恢复区。5年累计投入资金3.2亿元，共计搬迁转移农牧民3723户、9403人。建成生态自然恢复区7964平方公里，涉及5个苏木、镇，15个嘎查、村。旗里给每个转移户在城镇提供一套住房；每个转移农牧民每年补助4000元；进行岗前培训，帮助就业；提供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这些惠民政策措施，成为农牧民进城的动力因素。生态移民工程的推进，加快了禁止开发区的生态恢复步伐，提高了转移农牧民收入，改善了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现代史学认为历史分官方历史和民间历史，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接近事实真相的历史版本。我们在电视上、大会上、饭桌上听事情的进展后，更需要走乡间，倾听百姓的心声。多少个计划、规划、战略纷纷成为过眼烟云，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而百姓口碑却流传着，传承着，百姓心里有杆公平秤。
  　　为了记述民间版本的蒙古族牧民的城市化过程，我写了这本书。书里写的阿斯哈村，是黄河岸边一个蒙古族聚居的行政村。近1000个蒙古族、汉族农牧民共同居住着，蒙汉人口比例基本相当。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村里的人就开始通过招工、招干、当兵、考学、婚姻等途径零星进城，但是数量很少。2007年是个标志性年份。政府在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实行禁牧休牧，村里占总面积九成的沙漠草原属于划定的禁牧区。那里的100多户牧民被转移到黄河畔仅占总面积一成的河滩地上，从事农耕和舍饲养殖。有50多户牧民进了城。城市优越的条件吸引了人们。现代教育的普及提供了在城市生活的意识和技巧。年轻人一马当先。老年人怀着矛盾的心境随大流，无奈道：全这样了，又不是我们一家的事情；进城吧，受了一辈子苦了，再不能受苦了。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人们抱着淘厕所也要进城的最低期望，那以后因为吃饱穿暖了的缘故，进城的期望变高了。20世纪那些通过传统渠道进城的牧人后代，有不少人在城里公共事业部门工作，成为村人羡慕的参照。后来的人们认为，进城扫街淘厕所搬砖头，何苦受那份罪呢？他们认为那样没有意思。但是，城里严峻的就业形势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哪有那么多的好事等着他们做呢，城里人还做不上好营生呢。但是，人没有留下干坐着，得挣饭吃呀。他们劳动技能缺乏，只能从事技术含量很低的苦、累、脏、差、险的活儿，工资报酬很低。克扣和拖欠工资现象还不时发生。几年下来，中老年人多在城郊养奶牛制售奶制品，年轻人当司机，开餐馆，当餐厅歌手等，这些是他们的主要职业选择。他们暂时还难以真正融入城镇。值得注意的是，在城里没能就业，仅仅依靠过去的老底子，加上退牧的补助过生活的人家也不少。
  　　文化转型不是小事，自然会有新旧文化的冲突。这是第二盆冷水。城市主流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对进城牧人来说是个全新的谜语。文化焦虑是进城牧人始终挥之不去的心魔。牧民进了城镇，如同水滴渗入沙漠，传统文化特点很可能就失去了。城镇里生活，以汉语为主要交流手段，母语的使用受到了环境的影响。纯粹的蒙古人社区还没有。楼房前不便悬挂竖立禄马风旗，没有地方煨桑（在祭坛上烧地柏等香木叶），礼俗生活实在不方便。中老年人的这种文化缺憾感更多些。他们诉说在城里太孤单，没有个说话的人。不缺吃不缺穿，儿子媳妇孝顺，但是就是觉得憋闷，闹得整天无言无语。他们眼见民族特点在迅速弱化或者变异，担心民族文化消失。在这些阿斯哈人看来，城市化在吞噬民族文化。这大概也是所有农村文化面临的现代化困惑。但是年轻人更注重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现代化的熏染。什么文化不文化的，先红火好了再说。
  　　公道说来，政府也在支持少数民族保留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但是文化的力量毕竟形似柔和实则强大。文化润物细无声地决定着走向。
  　　为什么牧民在城里的感受还不理想呢？是牧民矫情吗？我觉得除了所有的移民自然存在的生存焦虑外，还有传统文化隔断问题引发的民族文化心理感受可能被忽略了，或者没能真正引起注意。牧民的文化心理因素没有纳入人们的视野。回顾历史，为什么有那么多与迁徙相关的忧愁、焦虑、悲苦等文化心理以民间文艺形式流传下来？说明那是刻骨铭心的群体记忆。我们有什么理由视而不见呢？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人似乎被物化了。有人认为进城的农牧民只要能够有吃有住就算是城里人了，事情远不是那样的。人是活的，是有感情、有理性的复杂多面体。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精神衰退、身体患病，这是文化断裂后的多见症状。文化心理的调适是获取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条件。在闹市的喧嚣中，牧民的感受如何？适应的心境怎样？我们的当政者应该有这方面的意识和工作内容。据说一个刚住上楼房的农民给一位做调查研究工作的厅长反映：（住上楼房后）觉得不如平房带劲，老是觉得有人在头上撒尿。厅长笑着开导：你不也给楼下的人头上撒尿吗？扯平了，应该这样想嘛。这话以笑话段子的形式流传，意在表现那个农民的可笑，但是其中蕴含的迁徙文化心理却没有引起重视吧。谁没有老家？谁没有出生地的怀恋？谁没有儿时小屋的回忆？这些就是我们人类的怀旧文化需求，是根的留恋，一种不灭的文化回忆。令人欣慰的是，最近决策层提出了重视老百姓乡愁的理念，说明文化心理问题开始纳入政府的视野。
  　　阿斯哈村多数进城的人抱定好马不吃回头草，牙掉了和血吞，胳膊断了在袖筒里藏着的想法，不让外人看出来还有烦心事，反正不回去了。不过他们根据自己的条件预留了一个“安全门”，就是老家的户口和土地。他们兼顾故乡的农田，或者以雁行的方式自己经营，或者承包出去。他们说土地牧场不能丢掉，咱们两头占着。跨黄河、沙漠，兼营农牧，过去几十年来他们切身感受到“骡子”的杂交优势。这是多元经营、适度中庸以及辩证思维在他们生活领域的表现。两头不能落空，这是他们的一种风险防范模式。
 　　 从百年历史角度看，阿斯哈村蒙古人过去是被农耕文化挤迫着实行文化躲避和生产转型；现在则被城市文化所吸引，在政府的推动下半推半就地开始了城市化。享受现代生活的冲动胜过了其他的想法。从游牧转为亦牧亦农，阿斯哈人差不多用了半个世纪。城镇化进程比这个快多了。
 　　 2011年，我写了《在鄂尔多斯北边——阿斯哈村田野杂记》，记述了该村百余年来的社会文化变迁，也涉及到了城市化的一些端倪。这本《双头马骑士——阿斯哈村牧人的城市化感受》则侧重记述在城镇文化环境中牧民的生存状态，包括建立新的社会人际关系，应对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策略以及经历的文化心理冲突、心理感受、调适方法和总体心理感觉等；对他们实行的城乡双居生计模式也做了记录。
 　　 在资料收集和具体写作中，我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那么我的田野在哪里？我觉得就在我的周围，我的老乡之间。我摆酒请客，听他们述说自己的故事；去他们家里看望，共同回忆儿时的趣事，听他们讲述生活际遇；在婚礼场合向他们了解各种事情，在参与中做到深度感受。这些就是我的资料收集方法，我觉得比开会调研更能够听到真话和鲜活的故事。我想做到质性调查，也就是典型调查，希图以微历史反映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我写了各种类型的牧人及其后代，有干部、牧民、知识分子；有老年、中年、青年；有男人、女人；有主动进城的，也有被动进城的，还有在城畔窥探的；有境况好的，也有差的；有死了的人，更多的是活着的人；总的说来都是些普通人。他们的生活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代的微历史。他们都是我知根知底的老乡、同学、朋友，有的还是亲戚。在生活史分析中，我希望做到客观、真实，对被写对象负责；把握客观记述为主，价值判断谨慎的原则；做到情景深描，但是绝不添油加醋，或者东拉西扯进行典型形象的“塑造”。书中人物的真实姓名一律隐去，但是我的资料，也就是所谓田野调查记录是原原本本记载着真实的姓名与资料来源的，书中不一一列出。
  　　有人问我，你写作依据的理论是什么？我说生活就是理论的土壤，我只从生活事实里归纳提炼观点；或者我宁可如实深描事情和人，而不硬性做什么理论构架。我的总结归纳，可能粗浅，或许偏颇，但都是我自己的想法，所以少了固定套路，多了自在和随性。我只让生活现实说话，说理少点，故事多点。这是我个人的喜好，并不是对理论的成见。记录牧民的生活和心态，发现牧民在城镇化中的创造性应对智慧，探讨牧民城镇化道路，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还有人问我，你为什么用讲故事形式做这类文章？这算是什么体裁？说人类学的民族志吧，不大像；说纪实散文吧，又有些不同。的确不是经院式的民族志，只能说是文化人类学和散文随笔的跨文体表现形式。以散文式的语言记述，以散文的特点编排结构，避免行文的沉闷，笔调的枯燥和结构的呆板，体现生活本身的生动特色。人类学的好多著作都是不拘一格的。谁能说林耀华先生以小说形式写成的《金翼》不是人类学的经典？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以随笔形式写成的《忧郁的热带》不也是人类学的世界名著！文体不是主要问题，关键看写作的人有没有驾驭的能力，这正是我所忐忑不安的。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妻子帮助收集了很多生活事例。我的好多朋友也提供了帮助。德利和、孟克等朋友经常和我一块参与观察，提供资料，做生活史分析。特别幸运的是本书被选为2013～2014年度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研究项目之一，得到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多方面的襄助。奇朝鲁、陈育宁和何知文先生对选题的确定和具体写作给予了支持和鼓励。成初稿后，奇朝鲁、杨勇、潘洁先生审阅全书，提出很多中肯的修改建议。这些帮助给我写作带来的激励和推动是巨大的，却也令我感到压力，不敢偷懒，只能尽力。能为鄂尔多斯学研究提供一份贴近现实生活的鲜活资料，为在城市化路途上跋涉的普通牧人留下记录，为象牙之塔里的学者大家提供些事例样本，则此心足矣。

　　作者2015年1月9日于鄂尔多斯·康巴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