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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以不可抗拒的态势席卷社会各个层面，不留一点犄角旮旯。阿斯哈村的人们，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类是20世纪进城的，多数在城里站稳了脚跟的人；第二类是最近十来年在政府推动和引导下进城的牧民，他们还在城乡之间来回游动，过着城乡两栖生活；再就是守候在家，密切注视动向的乡土派，他们关注城里老乡的动静，默默打主意，属于潜在的进城者。
对进城者而言，城镇新环境意味着新的生存发展机遇，更高品质的生活；也意味着挑战甚至是陷阱。适应新环境，需要做好充分的文化准备，这是必备条件。文化准备，包括受教育程度、生活技能、态度（心理预期）和文化传统性格的调适等。有的人受教育程度不高，却怀揣着进城“捡馅饼”的期望，带着浓厚的游牧文化胎记进城，结果呢，短不下碰钉子，甚至被城市反吐出来。实现从游牧人到城里人的转变，过上稳定的城市生活，有时候得花费一辈子，甚至是几辈子的时间。
第一章 探路问俗
——进城“捡馅饼”抑或掉入“陷阱”？
阿斯哈村谚语：十里风俗不同，肠肚花花各异。
笔者的小学同学赛音来东胜了，自然得相伴着走串在东胜的几个老乡家。他正在打算进城，此行可谓是一次前期摸底。吃、喝、醉了几天，话也说了个痛快，重点是围绕城市到底怎样？进城好还是原地不动好？
我说，你也看了、听了，眼见为实嘛，咱们阿斯哈村谚语云：搬一回穷三年，意思和“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相同。出来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可是真的一进城就顶如上天堂了？那可不一定。你会碰见各种各样的人，各地方的人，各民族的人；除了可能发生的生计困难，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形成的摩擦冲突以及眼花缭乱的欲望陷阱也是需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他心事重重地回去了。我也把几天来的所说所听所看好好地回味了一通，过滤了一遍。
一
从古以来就有走胡地随胡礼的说法。十里风俗不同，肠肚各有其花花道。阿斯哈村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说，外地人可不是咱本地人，意思是不好共事，难以相处。这就涉及到文化移入过程中的接触、冲突和适应问题。那么外地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呢？
以前，外地人以为我们还在茹毛饮血，还在酒气里晕晕乎乎。20世纪80年代初，有北京人问我：你们那儿有树吗？你们那儿还骑着马上班？听说你们那地方让自己的媳妇亲密接待客人，是真的吗？在遭遇北京人的“名问”之后，我感受到什么是最低、最矮——我们是贫穷的西部地区，是最穷的地方，地方最小，没有一点可以自豪的东西。
随着交流的深入和扩大，外地人对我们有点了解了，但还不怎么入眼。我的一个同学的儿子和一个南方姑娘恋爱。女方父母看上了后生，但是看不下内蒙古，非要叫女婿去南方发展。
我的另一个同学老吴的大儿子是博士，娶了一个上海姑娘。本来老吴是汉族，亲家母却老说他是蒙古人。她搞不清内蒙古还有汉族人。老吴说孙子五岁多了，认不得他。我说，你得常去上海看孙子，不然亲家会说“蒙古人”不亲孙子了。他哈哈大笑说，管他的呢，就叫他们说成是蒙古人吧，算我胡汉和亲么。看来，有的外地人甚至不知道内蒙古和蒙古族的区别，把内蒙古的汉族也当作蒙古族，似乎认为内蒙古是荒蛮之地，未及开化。
再看邻近地区的人是怎么看鄂尔多斯的。以前，伊克昭盟穷，吃不饱，自然羡慕巴彦淖尔盟富裕，科学种田水平高，吃白面，待人大气。1990年夏天，我参加一个全区的会议，后套的一位旗委书记在大巴车上当着众人打趣道：噢，伊克昭盟老乡！过去准格尔旗的汉子卖海红果子，有人戏说：哎，把你那海红果子尝上两个哇？汉子窘迫道：不能不能不能，那是我老婆数见的！引得一车人哈哈大笑。我们作为“卖海红子人”的老乡，有些不好意思。伊盟带队的领导更新翻造说：那说明我们伊盟人有商品意识，会做买卖么。虽如此挽回了些面子，但是总觉得我们穷，没有一呼百应的底气和实力，只能躲在避风旮旯沉默着。真的是没有两个银钱走不在人前，有钱人家娃娃会说话，没钱的老汉力气大。伊盟人在大庭广众场合，不会长篇大论，不善挥斥方遒，只能附和着说“对的”，“是咧”，算是三等捧哏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十多年来，鄂尔多斯人发达了，反过来觉得邻近地区的人没钱，都来给鄂尔多斯打开工了。据说原来在自治区开会，伊盟人是坐在最后边的，后来排在前头了，发言更是优先。我开了几次全区部门会议，台签好像是按照气象预报的序列排列，心里还略有不舒服。看来人这个东西是容易惯坏的。还听说鄂尔多斯人把外地卖车、卖服装、卖奢侈品、卖房子的都惯得一股劲提价。对，我们这里产生过《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等伟大史册，但那是几百年前呀！现在因为坐在炭疙瘩上的先天优势，要开豪车住别墅，放出豪言要把好车和漂亮车模一块带回来，再还有什么出息呢！据说一位在东部地区任职的鄂尔多斯籍领导告诉去看望他的老乡，东部地区的人骑着破自行车上下班，但是不一定羡慕你的豪车好房。看来人家有定力，有自信，因为有厚实的文化底蕴。鄂尔多斯人沉不住气，估计还是因为文化贫瘠。世事又一次难料，自前几年鄂尔多斯发生民间借贷危机和房地产严重过剩后，外地人极为关注，纷纷要听鄂尔多斯的房地产泡沫和民间借贷风波故事。开会也要你介绍这个，听了以后就说这个会可讨论好了。鄂尔多斯人现在的确在经历着经济危机，也是一场心理危机、信任危机。真是鼻子比脸大了。
鄂尔多斯人是怎样看自己的呢？文化人总结道，鄂尔多斯文化是中华文明三大源头之一的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多元交融，有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精神，变异性强，创造性也强；具有充满活力、富于创造、自立自强、突出自我的品格；奔放豪爽、雄浑宽广、刚毅强悍的性格，勤劳淳朴、热情好客、虔诚质朴、与人为善的品德。但是民间自然不可能是这种文绉绉的说法，一般鄂尔多斯人给自己的总结是厚道、实在、憨厚。这些年发达起来后加了一个近乎奢靡的所谓“大气”。我的一个年轻同事去上海看世博会，在特色餐厅吃饭，看见有两个男子点了一桌子菜，摆两瓶茅台，在那么多食客中很是惹眼，说话间多夹带“求也挛不成”（口头粗语，意为什么也干不成）。他据此推知是东胜人，一问，果然是。那两人热情相邀喝酒，说：咱东胜人就是这样的嘛！周围的人多是奇怪的眼神。传说前两年，某富婆去上海烫发，一天之内飞机往返，如同在本市上街做头发，得意则忘形，土话叫沉不住气失范。没几年，辩证法的大棒抡了过来，让人们沉重地记起了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的古朴道理，鄂尔多斯人被打回原形，失意了，有真跳楼的，有以跳楼来讨债的，有玩失踪的，形形色色，人性的丑恶和原本掩藏的软肋大大展示暴露了一通。当然，如同以前经历的各类风暴一样，经过此番大浪淘沙，真金子还会放光的，鄂尔多斯人应该不会失去自信力，就算是上了一堂市场经济的现实案例教学课吧，只是学费的确贵得很。
在鄂尔多斯地域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一种是以准格尔旗、达拉特旗等东部地区为代表的普通文化形态。经过二三百年农耕文化，蒙古人的比例也就是2%～6%的样子。它们的前世虽然与蒙古民族文化血脉相连，但今生却已彻底变异，少有原生文化的性格和特征。社会上基本不用蒙古语交流，习惯也是汉族的居多。
鄂尔多斯西部地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以鄂尔多斯西部的沿黄河农耕地带为主的次生文化形态，接受农耕文化也有一百多年历史，蒙古族居民多数会熟练使用蒙汉两种语言交流，保存着深厚的原生蒙古族文化根基，但已受到现代文明强烈的侵蚀和冲击，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和转型之中，俗称“二混子”文化形态。另一种是以西部牧区为代表的原生文化形态，基本上还保持着原始的风貌，接受汉文化少，蒙古族的习俗、语言保留得比较完整。但这种文化形态存在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从城镇情形来说，西部城镇中的蒙古族多数会操蒙汉两种语言，日常生活多表现蒙古族文化象征符号，如悬挂竖立禄马旗，设祭台，蒙古族文化氛围较浓。即使在东胜地区的来自西部地区的蒙古人，因为多半接受过蒙古文教育，过年节就贴蒙古文对联。有一年，我因为没来得及买蒙古文对联，贴了汉文对联。我的表姐夫来拜年，说他专看贴蒙古文对联的人家，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家，语气中有些许的不认同。更有牧区来的人家还要在楼房窗前树立禄马旗，那是城里最典型的蒙古族人家。成吉思汗像几乎是蒙古人家都要摆放悬挂的文化符号。
所以即使同是蒙古人，文化的差异也会导致言行和为人的不同风格。我的一个同事是鄂尔多斯东部地区的蒙古族，认为西部蒙古人说话随意，想起什么就说什么，说话和做事艺术性不够。而西部蒙古人认为，因为汉化程度较深，东部地区蒙古人容易得到主流文化的肯定和接纳，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容易占得先机，得到好处。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里说准格尔旗人很自豪地宣称：（我们）纳林、沙圪堵（准格尔旗的两个地名，民国时期商家多集中于此）也走得不想走咧，绥远、包头算个甚咧！既讽刺这些人坐井观天，但也表明了他们很有自信，自视甚高。文化差异导致利益获取机会的不均等，自然加大了文化冲突的可能性。
城市的蒙古人也有同情牧民的，但那是有限的同情：可以让其在家吃饭，可以帮忙办事，但是不愿意你在沙发上蜷着躺下解乏，如同在他们自己家的炕上那样；孩子和老婆闻不惯他浑身的腥气，羊粪味，还有鞋子里漏出的沙粒，更讨厌随地吐痰，随手掐灭烟头，或者烟头掉落，把人家地毯烧出小窟窿。农村牧区人实在，相信国家的提倡，报纸宣传，好哄，但是潜规则盛行，和显规则是两回事。凡是强势文化，都是可以利用自己制定的规则，左右弱势文化。老实憨厚，似乎就属于不发达的品质。我的一个老乡，祖籍是鄂尔多斯西部的，他出生在东部，私下他和我热烈地认老乡。在喝烧酒的场合，我热情地引他为老乡，他却以眼神制止我。大概是因为人多，他觉得翻他的老底子不好看。看来他还是羞于认同老家。文化还是嫌贫爱富的，“高地优势”处处顽强发挥着作用。有人在说到上级没批准什么项目，就说上面信不过咱们这穿袍子的，意思是还有待证明自己的能力，取信于上级。
即使是在一个旗里也有文化的差异。沿黄河地区的一般的农牧民，人们认为他们也比较精干。沙漠里的人形象地说，今天叫一个沿河蒙古人在梁外蒙古人家的地下铺了褥子睡下，明天他就要圈地占房。文化似乎天生就携带着进攻、进取、进占的因子。
那么，鄂尔多斯人眼里的外地人是什么样的？对大城市人我们惯常用“小气”、“耍嘴皮子”等来评价，可能是鄂尔多斯人视精细为小气，以注意保健为怕死，把人家讲究营养当作矫情。鄂尔多斯人的憨厚实在倒不是虚说。前两年我和妻子游西安，在一个小街上买橘子，我们没有零钱，大票子找不开，那个小贩一二毛钱都不让，宁可不卖给你。回到鄂尔多斯后，有次我们在伊旗的蔬菜市场买菜，挂人家二毛，人家也不要了。二人想起西安买橘子的经历，慨叹了一回，这就是区别。以大地方人的看法说，这似乎就是胡适之先生当年所讽刺的中国人“凡事差不多就行了”的模糊文化性格表现，在他看来是有碍走向现代文明的痼疾；还有专家认为这种模糊文化是腐败产生的文化原因之一。而我们鄂尔多斯人则美其名曰大气、豪放、实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孰对孰错？只能以双刃剑的道理来解释了。
亲戚朋友来往，鄂尔多斯人也是以热情好客著称的。阿斯哈人说，即使穷得叮当响也要迎着客人笑容满面，掉过头去愁容满脸，要给客人好印象。过日子不得不仔细，请人不得不大方。对精细、精准的算计看不惯，认为“一根羊毛也要剋八瓣，太没意思！”民间流行的一个老段子说，伊盟人去外地串亲戚，两个人是姑舅弟兄。外地的姑舅（内蒙古西部方言，意为姑表兄弟）热情异常，问道：哈呀，姑舅来了！吃了没有？杀鸡吧！伊盟姑舅呵呵呵只是笑。某外地姑舅有些生气了，问：你看你这姑舅，吃了就吃了，没吃就没吃么，该杀鸡也得杀呀吧！伊盟姑舅被逼不过，连说吃了吃了，快不要麻烦了。某外地姑舅仍不依不饶：姑舅还客气咧，怕我们去姑舅那儿定锅了！？嗨，看你这人！这大概是“姑舅来了，猪肉抬了”（藏起来的意思）的含义，是大地方人惯常的做法。鄂尔多斯的说法是亲不过的姑舅，香不过的猪肉，会给客人和亲戚好吃好招待的，因为人实在。还有一则新段子说，甲地人、乙地人和鄂尔多斯人一块吃饭，前两者抢着要付饭钱，争持不下，不亦乐乎，鄂尔多斯人默默付了款。人家甲地、乙地的人反过来怨：你看你，有钱也不是这样的吧！掏了钱还落不是。这些或许是鄂尔多斯人近乎受虐的自恋说法，谁知道外地人是怎么解释这一切的呢？或许他们认为这是窝囊废的做派，是极端缺乏自信的表现。
经历告诉我，其实外地人也是好的居多。2013年秋天，我去四川的成都、都江堰，感觉街面干净，人热情，问路的话，他们会热情地告诉你，甚至伴着你走好长一段路，一直到你明白为止，还不提什么额外要求。当时我不由得想起鄂尔多斯人给外地人指路的一个段子来，说的是一个外地人问路：大哥，成吉思汗陵怎么走呵？本地人说，顺着路尽顾走，尽顾走。问：到了“尽顾”再怎么走呵？答：再尽顾走。弄得外地人一脸茫然，鄂尔多斯人一脸不耐烦。那以后，遇到外地问路的，我尽量给说得耐心、具体，直到对方明白为止。
前几年，有个河南人家租住我的楼房，2013年搬出去了。我去接收房子，见那家把杂物都打扫出去了，比较干净，说走了怕你们骂。我说，你是好后生，把住处打扫干净后还给业主，这一点和我们蒙古人的讲究一样。所以我觉得，和外地人交往，不能受刻板印象的制约。
这些纷乱的文化差异现象，对进城者来说都是个谜，够他揣摩好几年。
二
人文环境里和牧民进城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如影随形的东西：隐形歧视。这是和制度性歧视相对而言的。文化差距产生的冲突摩擦以及歧视，对出门在外的牧民带来的杀伤力不可低估。牧人常云：马群毛色可以不一，递给人的饭碗要一样。他们尊崇平等，讨厌一样人两样对待。
有一次，在一个同学家里碰到一件奇怪可笑的事情。几个人看电视剧，正好演到扮演农村青年的宋小宝不理睬城市丽人黄圣依那段，一个同学气急了，几乎切齿道：（他）又黑又小，个子没有个子，皮肤没（好）皮肤，农村穷小子，还傲咧，哼！我奇怪，这怎么如此强烈地刺激了她这城里人的尊严！是更年期反应？还是城里人对农村人的歧视是那么顽强、深刻？我们这才多大的城市，就是草原上常见的那种几千人的小镇出来的一些人，但是排农心理照样特别重，有一种强烈的城市人自恋情结！
细想起来，城乡文化战是立体的、全面的，到处可以感受得到——
有预判农村出生者的人生命运的，而且多半不看好、否定性的。歧视性语言有强大的力量，有时简直可以左右人的命运。在城市人的一个预判性歧视里，农村人要挣扎好长时间。破掉一个歧视性评断是很苦很难的事。好多情况下你发达不了，达不到城市人的发达标准，只能一辈子被歧视的魔咒压抑。升华是那么容易的吗？挣扎着企图证明一个歧视性预言的谬误，给农村人倒是带来了动力，却也造成了无尽的心理压力。阿斯哈村进城的韭菜花曾被其城里的亲戚预言：其丈夫一旦发达，非要把她休掉不可。最近韭菜花才舒了口气，说，我们现在有三套房子，她名下就有两套，丈夫也并没有弃掉她。看来她被这个预言压了十多年。韭菜花的丈夫在前十年被城里的亲戚预判为瘦马拉得，瘦人拉不得，意思是他没良心，帮不得，即使帮也发达不起来。他为此憋气、愤怒。幸亏另一个亲戚鼓励他：男人肩膀上没有穷字，只要有苦，肯干，一定能翻身。他们终于没有被歧视的预判压倒，但是心里的怨尤是深刻的。
有环境隔离性歧视。听朋友说，我们社区有两个麻将馆。一个是村汉们集中的地方，声音杂乱，抽烟，旁观者乱说牌，甚至还上手替人家搬牌，真没素质！他们约定不去那里，转移到另一处麻馆打牌，那里据说谁也不说话，静悄悄的，只顾打牌，可好咧。这令人不由得想起美国和南非当年的种族隔离制度，可能就是有这种歧视心理做了社会支撑的。
有就业定位歧视。城里人从孩子小时候就给他灌输说如果不好好学习，就会和那些农村人一样蹬三轮车、搬砖头。城里人留给农村人的就业岗位也只有这些。据了解，由于职业技能培训资源有限，培训不够普及，许多进城务工农牧民缺乏一技之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活，工作条件恶劣，工资报酬很低，而且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克扣和拖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现象仍然严重，欠薪逃匿情况比较突出，一些农民工只好以跳楼等极端手段讨薪。强制加班加点，超时工作普遍，并且得不到相应的劳动报酬，最低小时工资制度不能按规定执行。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恶劣，人身安全和健康得不到保障，多数进城务工人员都在脏、乱、差的环境下生活或工作。
有性格归因性歧视。把你不同的主张和做法统归于农村人的“劣根性”，或者蒙古人的特点，比如直倔、不爱求人，只受苦、舍不得花钱，等等。总之把凡是不同于城市文化的东西都归拢作农村人的缺点，加以贬义。把不靠父母，只靠自己奋斗不当作美德，而认为是穷折腾。农村出身的城里人是凭借自己的能力打出一番天地，改变命运的，成家也是白手起家的。以这个模式来要求自己的娃娃吧，似乎是不通情理，人家一句话顶得你上不来气：你那时候想不凭借自己了，你们家没有，穷得揭不开锅！这个穷字是钉在头上了。
有忘本性歧视。有的从农村早出来几年的人反而对农村人不好，嫌弃他们。认为农村亲戚，上不了台面，叫人笑话；农村亲戚一来一窝子，把家弄得像个车马大店，乱七八糟的。再一个是认为他们不懂事理，以为在城里当干部的亲戚，什么事情也很容易办得到。“他当的经理，一句话的事情么。”这类话被当作农村人说话不知轻重，不懂社会行情的注脚。他们认为农村落后；农村人不行，从穿扮到习惯、做事，都错几个档次；农村人麻烦，成天这事那事的找上来；农村人穷，“蛤蟆老鼠”一大堆进城，给他们搭礼没完没了。进城的二代对乡村和农村人没有好感，甚至讨厌。
更有婚姻歧视。即使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女子起初看不下农村来的年轻干部，多找城里的年轻人。但是在以后的进程中，自己的那位混得不如农村出来的青年了，事实证明农村出生者有其后发优势。即使如此，不少城市人现在还是不让子女找农村背景的年轻人。一个现实的理由是农村家庭给孩子帮不上忙，经济基础不好；如果要负担农村父母的赡养，那更麻烦。笔者妻子的好些同学对女儿嫁人有好多条件，不找农村家庭出身的后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有生活方式的差异造成的冲突。城里人精细，农村人粗糙。城市越大越讲究。我听到有小城市的女人去天津给儿子带孩子，感到压抑、不平，说身子累是小事，主要是心累，洗个锅都有人指拨，这个说不要多放洗涤剂，那个过来说得好好冲洗，好像她是个傻子！买菜吧，不吃这个那个的，闹得人无所适从。如果去带小孩的是农村人，那更不知道受什么样的别扭呢。
这样多的歧视，矛盾冲突自然少不了。农村出身的进城者努力学城市文明，但是一时半会儿难以达标，觉得处处别扭；不学习呢，则会边缘化起来，难以融入，可能丧失幸福感。
友情提示是，在城里生存，不要过分察言观色，那会气坏的，不如只做你自己的；婚姻嘛，最好找个差不多的，不要高攀；可以承认自己没钱，但得有自信，那就是你的毅力、肩膀、头脑和勤奋以及定力。如果本身就有强烈的自卑心理，你最好远离城市，因为你会到处感到挤对你，看不起你，你可能会发疯。有谚语说：金角落银角落，不如自己的穷角落。要进城，得皮实一点才行。
2014年是马年，人人想马上得到什么好东西，“马上”成了浮躁和急功近利的一个代名词。正月亲戚聚会，吃饭间，有个城市三代在闲聊中说：男人最讲究的是鞋子和裤带。这话我留意到了。酒足饭饱后，众人鱼贯离开。我也随着人流去穿鞋子，注意到我的鞋子很随意地摆在几对很讲究的鞋子的行列里，便赶紧穿上。在出门后我还在默默思索，怪不得人们特别是女同胞见面时，在寒暄中飞眼扫视对方的裤带和鞋子，有时会露出轻意。原来那是审美的关节点，评判的得分处。唉，在城里呆了三十多年了，还是学不到那城市文化的皮毛呀，这就是差别。怪不得妻子至今还善意地揶揄我是村汉，也该。
三
从乡村到附近的城市，对很多人而言，只不过是2小时的车程。但对牧民来说，则意味着现有生活的彻底改变。如此大的诱惑，谁能抵得住？如此大的变化，谁能受得住？
但现实情况是，横在他们面前的门槛和隐性障碍实在太多。城镇化，重要的是要让进城的农牧民真正实现身份的转变，他们要有工作、有钱赚、有房住、子女有学上，还要能按照自己的文化模式生活。
在一定时期内，好多进城牧民既不能回去，又不能在城里扎根，成了掉进城市和农村夹缝里的人。城市里的很多街道和建筑在他们的脑中只是一个名称而已，没有闲情去观赏它们。虽然在城市生活，但他们不认识这个城市，这个城市也不认识他们。没有朋友，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他们只是城市的一个来客，一个陌生人。对于进城者来说，总有某一个细节提示他们仍然不属于这个城市，所以一直以来，他们对这个“第二故乡”，还是缺乏归属感。按说，他们的户口还在原地，土地草场也在老家，他们的权利也只能在老家才能实现。但是现在进了城，这个身份在城乡之间的夹缝里悬着，权利也有可能在夹缝中被虚化。
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要经历漫长的过渡阶段。多长呢？谁也说不准。没有强有力的支持，过渡很难。阿斯哈村的智者道尔计说，我们进城靠谁？（牧民）谁也差不多，驮在黑毛驴背上，都也差不多。户籍还在原地，选举权有，委托人去投个票；被选举权八成就没有了，谁还选一个要走的人来攥米袋口子！
道尔计还说，进城后参加村里的集体活动不便了。都出来了，没人议政了。以前，看见队长不行，开个会就免掉。现在留在村子里的年轻人成了沙蒿下躲藏的兔子，悄无声息，尽说好听的，不敢说真话、硬话。年轻人不敢惹人，躲事，不愿意当村干部。
说公道话，政府也在想方设法解决服务问题。但是这么大的事情哪容易在短期内做得那么好呢？据说有的地方按照“属地为主、双向管理”的基本原则，将移出地与移入的社区组建了联合党组织；有的地方构建起了“苏木镇、社区、嘎查村”三位一体转移农牧民管理服务体系，在城里设立专门的办事窗口，统筹做好转移农牧民的就业、住房、矛盾纠纷调解、子女教育、社保、培训、扶贫济困、医疗和维权等工作，使转移农牧民在居住地也可享受到政府公共服务，实现转移农牧民与居民的同城待遇。有的开展了服务进城农牧民的培训工作，涉及装载机、挖掘机、计算机应用、厨师、美容、美发等多个专业。
到底这些宣传的东西实际情况怎样呢？笔者试着联系一个社区的心理咨询服务项目。在整洁的办公室里，工作人员拿出了具体的咨询师名单，但是坚持说只能他们提前联系咨询师，而不能给我提供联系方式。对峙了约五六分钟，他们不得已给了我一个手机号，说人家还有别的工作，得提前安排才行。我和咨询师联系，说了我的要求，她说现在很忙，星期日再联系吧。我忽然联想到工作人员狐疑的目光，猜想这些表格上的名字有的可能都是悬着的，为的是应对考核，不可太当真的。我何尝没有做过这类功课呢，算了，理解吧，人家也不容易。
老年人在城里的境遇也是值得关注的。实际上，因为年龄的关系，他们受到的心理震荡可能是最强烈的，适应新的社会人文环境也是最难的。他们很失落，如同他们说的串话：人老了没坐处，皮袄烂了没放处。并不是儿女不孝顺，儿女也有自己的工作和儿女，忙不过来。自己玩吧，不会跳舞，不会唱歌，不认识人，走路也不方便。人没有留下闲坐，必须得活动。除了耍麻将，再就没做的了。于是有的老人捡破烂，不是为了维持生计，只图有个做的，充实生活，体现价值。大多数老人就呆在家里，下楼去转转，上楼吃饭睡觉。
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贵族化倾向是一个共同的现象。这些年，在消灭“城中村”的大拆大建中，房租越来越高昂，物价奇高。进城农牧民面临着这些高成本的冲击。他们赖以维生的就是那点补助。按照文件精神，给予转移农牧民五年的生活补贴，补贴期满后，稳定就业的，取消补贴，未能稳定就业的，纳入城镇低保。但在实施转移时，基于禁止开发区人居环境较差，少数民族长期从事单纯的放牧工作，在短时期内很难实现稳定就业等考虑，各地和转移农牧民将合同签到了2028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人口转移工作的根基就在住房，住房问题是解决转移农牧民“稳得住”的前提。这也得一大笔资金。生态移民项目区草原补贴资金也出现短缺问题。这些对各级财政而言也是不小的负担。有时，因为按时发放不了禁牧补助，引起进城牧民的不满，集体上访，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进城定居的农牧民为了保障自己在农牧区的利益，都保留了其承包地（草场）使用权、原居住地户口，实行“留根”战略。有的旗为了出政绩，提高城镇化率等数字，竟然提出要消除农牧民户口。农牧民不愿意，坚决不同意。农牧民希望不要瞎指挥，叫他们安稳点，不折腾最好。
在快节奏的禁牧休牧和农牧民进城工作中，好多事情没有自然流畅地得到衔接和妥帖安排。这需要一个长期的消化反刍过程，一切才刚刚开始。对进城者来说最终还是靠自己，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最牢靠。
2014年正月，笔者去伊克乌苏镇给老者拜年。问老人，电视上说年前给农牧民每家送煤炭，叫暖暖和和过年，你们分到了吗？老人说，人家按照户口给分到沿河老家了，一家1000斤，通知叫过去拉炭。可是为1000斤炭跑几百里不合算，也就没办法了，扔在那儿了，老人说，与其给分炭，还不如给分钱，打在卡里自己买炭，就能享受到优惠了，那样就不成吗？
今年冬天，听到电视新闻说，政府给的取暖补助都打在农牧民的卡里了。改进在发生，这也是事实，无非慢半拍。如果提前了解一下民意，好事就办得更好了。
四
城市是个好去处，也是欲望的竞技场。多少人在城里成名、成功，也有多少人在城里栽了跟头。进城，是为了过上高质量的生活，同时也就意味着和风险相伴。
2013年秋天，笔者在伊克昭公园北门和修车老汉闲拉话。他说起有个姓史的老相识叫他去开锁子，落魄得连开锁钱也付不起。他说，没钱也得开呀吧，可得是你的房子吧？问跟前的一个老汉，说是他租住的房子，没错，就给开了，（开锁）钱也没要。老史这个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可红世咧，一车一车贩彩电、绒毛，那可不是说！人仗义，不含糊，就是好喝酒，爱女人，把好几个（女人）红火过了。有次在乌海市碰见了，老史穿一个半袖子，襟前满满画着八卦图，写的很多古字，说是给人看病咧，那人可有一圪旦技术哩。
巧得很，这个老史我也认得。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个人租过我的房子，差不多两年吧。同住的女人据说是离过婚，脸上有个刀疤，身材苗条，只是不怎么说话，似乎有满腹心事似的。老史那人爱喝酒，一喝酒就打电话没完，好用我的电话，还吆五喝六的。有次发生地震，老史说他正好在食堂里吃猪肉勾鸡，满满一盆。另外一个人要逃命往外跑，他却把盆子拉近跟前，大嚼起来，说死也得吃好，做个撑死鬼，从那以后就不见了这个人。
那以后几天，我在街上偶然碰见了老史，他还是瘦骨嶙峋的，脸皮刷白，头发照样是大分头，但是九成白了。两人说了会儿话。我问发财了吧？他摇摇手说还发财，快吃不开饭了。我问媳妇呢？他说早离了。他问我在这儿住着？没开车？我说没开车，走走锻炼身体。他说了一声完了再拉话吧，就急急走了。我看着他匆匆远去的样子，心想这就是那个时代一部分弄潮儿的缩影吧，胆子奇大，喝了呛坡水，淹个半死，一辈子潦倒。这是被那个时代的陷阱套住了。什么绒毛大战、传销、炭窑倒贩、炒房、高利贷风波，都有成的，也有跌惨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阿斯哈村的两个后生，一个在旗里木器厂做工，一个是供销社职工，他们把羊绒抹油搅沙的本事传到阿斯哈村，成群承包畜群的绒毛。开头说大发了，后来听说栽进去了。
1988年物价上涨风波中，人们买了好多火柴，或者用粮票、国库券换铜火锅等物品，以抵御飞涨的物价。这是以物保值的最初尝试。但是眼看着那些提前买回的东西发挥不了多少作用，渐渐也就无奈地接受了纸币贬值的飞快速率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传销大潮中，一些旗的干部们纷纷南下长沙等地淘金。我的一个老师打来电话，叫他表弟过去一同发财。兄弟正犹豫去不去，我也在考量这个路途的可行程度时，“焦点访谈”播出揭露传销害人的节目，叫人大吃一惊，好多人悬崖勒马。不久，听说那位老师回来了，欠债一屁股，把房子也卖掉了，租房子住着，太惨了。
2004年以后，人们发现只能用房地产来抵御货币贬值，因为那以前从来没有出现房价疲软的情况。智者分析城市化是大势所趋，十来个亿的农民进城得有住房，那是多大的一个产业，五十年填不满的深壑。也对。那以后，国家调控了一次又一次，但是房价涨势扶摇直上，遏制不住，于是人们纷纷买楼，把房产作为黄金保值的等同语了。这时候，鄂尔多斯地区放钱吃利也悄悄进入人们生钱的武库里。开头是战战兢兢，哆哆嗦嗦，小心试探；2007年以后，大张旗鼓，几乎人人放钱；银行推波助澜，推出以工资、房产抵押的贷款，这些钱经过中介人的手进入民间融资市场（好多是半地下的、不正规的），再进入房地产市场。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代理人，就是那些下岗的、无职业的人做掮客，集中大家的钱，放贷出去。如此几年，温水煮青蛙，大家仅有的一点警惕性都没有了。如果谁提出要注意警惕，人们反过来还笑话他杞人忧天，说放钱的人多的是，又不是你一个，要塌也压住一片人的；或者家里的老婆骂：听了你的话倒了多少霉，少挣了多少！根本听不成你的话！于是精明人也噤声不语了。
现在人们坐下来就叨拉高利贷。听说一个老板被一群人围住讨债。老板无奈，说他现在的确没钱，房子卖不出么，总之你们不能叫我跳楼吧。有人激愤道，跳就跳哇，反正我那四百万顶上不要了。众人评论道：可不能那样，得缓一缓。如果抢着提现，国家银行也会倒塌的，更不用说个人了。
渐渐的，这些仅有的幽默也玩不起来了，更多的是找政府，找这找那。这两年，跳楼要债的办法也多了，打开网页，满页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政府在密切关注，预防酿出更大的事端，影响社会稳定。妻子说，有次她在政府办公楼外徜徉，等食堂饭点。过来一个警察盘问她在做什么。妻子说在等吃饭，并反问：我像个坏人吗？我过去也是警察。那个警察笑了，说：伊旗的一个放高利贷的女人老来闹事，所以他认错人了。妻子心里舒坦了，说：我像个有钱的？我还凑不够还房贷的钱咧。
每次风波都要筛汰一部分可怜虫。有些人抑郁了，心烦，在吃药，有些人跳楼了，有些人逃跑了，有些人躲起来不见了踪影。人们调侃道：脸皮薄的死了，脸皮厚的活下来了。
农村的风险不大？听说东胜区城郊的农民每户拿了几百万元的卖地款，一夜暴富，但是全部放成高利贷，拿不回来，又一夜暴穷，过年都过不了。我们小区卖奶子的牧民男子侥幸躲过了这场灾祸，得意地说，他们也放出去十几万元，但是放给了那些开发土地的，没事。他很是庆幸，带些自负。我在婚宴上邂逅阿斯哈村的达楞，他说村里这类事儿极少，顶多是几万元的事情。看来离城市远一点的，吃跟风跑的亏少一些。
市场经济是好的经济模式，但是它也把人的欲望无限放大，带来许多陷阱。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危机就是以过度释放欲望来做原动力的。在城市，欲望的陷阱更多，更集中。利令智昏，这是千古不破的规律，是人性最大的弱点。牧民进城，往往成为“猎手”的首选目标。牧民中有可能生成城市新的贫困阶层。
农牧民进城的动力各式各样，也会影响他们在城镇的适应。自愿、自觉进城的有个好处，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评估自己的能力，不会盲目随大流，而且有充分的经济条件和心理预期。如果是被迫进城的，难免有被动、盲从、跟风等因素，心理预期也不现实，有依赖心理，遇到困难就怨天尤人，适应比较困难。
好多农牧民抱着进城享福的想法，认为进城就万事大吉，要过好日子了。这是天上掉馅饼心理，进城撇浮油来了。不想受苦，希图等靠要。大钱挣不了，小钱看不下。不少人爱轻闲，喜欢喝酒耍麻将。这些期许会和城里的现实发生冲突。有的人为了进城，把土地低价转租出去，把谋生的根本丢掉了，后来觉得不合算，后悔也来不及。土地流失的陷阱是最致命的，没有了退路，失去了生存的安全阀。还有的拿到一笔补助补偿款后，不会计划，先不先买车享受，不到几年把那点钱浪没了。牧民消闲惯了，时间观念不强，对城市和企业的管理严重不适应，不服管，不受气。这会影响他们和企业的关系，导致就业困难。
好多人要学城市文化，要变得精明，这种二度社会化过程是必然的，但是不少人把孩子和洗澡盆一齐倒掉，把善良、节俭等优良品质都弃之如敝屣，而学会骗人坑人，投机取巧。侥幸一时走运，则极度自我膨胀，放纵自己，最终可能会落入陷阱。贪欲放纵，人性的弱点放大，就意味着离沦落不远了。
扎，俗话说，“先说好，后不恼”；“先小人，后君子”。阿斯哈村谚语说先想到不好的，那好的就跑不了。20世纪70年代，我碰见一些兵团战士，问他们为什么满腹牢骚，为什么偷鸡摸狗害老百姓？他们说，他们来兵团前听那些招兵的官员说内蒙古有多好多好，黄河鲤鱼四条就装满一卡车，鱼头在车棚上搭着，鱼尾巴耷拉在车厢后头。他们听信了，才来的。结果发现叫骗了，所以满肚子气。民怨沸腾，欺瞒之故也。事情的真相必须给老百姓说清楚，切忌胡说。把困难估计足了，期望调整好了，才有利于打主意，有利于面对现实，不会怨天尤人。认识自己地域文化的特点，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板，这应该也是文化自觉的一个内容。古人早有入境问俗的做法，其深意至今还够我们揣摩。赛音兄弟呵，进城的事情想好了再定吧。下面再说几个人进城生活的实例，这些人大部分你认识，或许更有启发作用。进城不进城，自己看吧，自己跌倒的娃娃不好意思哭，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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