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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老马学蹿
——城镇进退拉锯战
谚语：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年老走熟处，年轻爱闹处。
在阿斯哈村，除了招工、考学等正规进城途径外，民间自行进城，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悄悄开始了。1980年前后，村里几个会开拖拉机柴油机的人，买了生产建设兵团的旧房子，住到了苏木，算是初步实现了进城的愿望。他们凭借修理、平地等技术，赚取零花钱，贴补家用，同时兼顾老家的田地牲畜。现在这些人都六七十岁了，慢慢退出社会舞台，只有晒太阳的份儿了。四五十岁的人呢，家庭任务还没完成，还有一些精力体力，不能坐下吃闲饭，到了城里还在劳作。岁数不小了，还要学习新的生计方式，阿斯哈村人幽默地称之为“老马学蹿”，意思是年老体衰的马，才开始学着走流水般平稳急速的对子步。这些四十岁以上的人这样自谑着自己的城镇生活状态。至于他们做什么营生，那就不好说了，人们有个共识：四十岁以上的牧人是城镇化的难点。因为在城里要找到中年人适合的营生很难，他们顶多就是当保安看大门，当警卫守工地，穿着橙色褂子扫大街。也有干脆不动弹，玩玩麻将，哄哄孙子的，那属于没有多少负担，全家衣食无忧的好命人。
一
听德里格尔说，牧民宝音来东胜暂住女儿家，因为他在旗里的房子拆迁了，暂时没有了住处。德里格尔和宝音都是我的小学同学。我和宝音在1968年分别后，前两年在他儿子的婚礼上，才匆忙见了一面。哈呀，这不是天赐良机嘛，得好好和他聊聊牧民进城的事情。有这层老关系，自然好说些深层的话。我让德里格尔约了时间。2011年7月17日中午，我们三人在东胜区一个蒙餐馆见面了。一盘馓子，一盘炒米、一小碟子酸乳酪和奶皮子，一壶砖茶。喝过茶自然转入下一个程序，一瓶烧酒，几盘小菜，喝开了。说小时候的趣事，说家乡的事情，笑声不断，心情酣畅；哄笑声中话题自然而然转移到宝音进城的事情上。
宝音说：“我有四个娃娃，三个念了大学。为供这些娃娃念书，我是吃尽了苦，想尽了办法，除了做贼，其他的什么也做了。”
“2003年，牧民整体搬迁后，我先到梁外的伊和乌苏住下。承包了几十亩地，种地喂猪，育菜苗子卖。梁外的地有水就长，好种。我种起了葱，还编了顺口溜：想听奇闻轶事就去松尼家，想吃可口的饭菜就买宝音家的葱。松尼是那个地方的人，能说会道，什么地方的奇怪事都知道，但是日子过得贫穷，孩子还多。那儿的蒙古人传诵那句顺口溜，纷纷议论道：宝音这个蒙古人还卖菜苗子，从来没见过蒙古人做这个事情，买吧。买卖真不错。我这个人没有给咱们黄河畔的人丢脸。后来到旗里住下了。可是觉得租房住着，心里怎么也不踏实，就到处打听着买了五万元的一处房院，那是2005年。2013年旗里兴起大拆迁，换了两套楼房，现在正盖着，再有两个月我就回去住了。”
我俩说：“这可闹对了，好多人没赶在涨价以前买房。”
“ 这一步是对了。”他说：“可惜那个时候没有再多买一处。本来三五万的房子还看了几处。扎，行了，人心永远没底子。”
德里格尔拉开架势要问宝音的家底，要好好算算收入账。这是他作为记者的套路，拿手好戏。我没有采取那种办法，还是走叙旧的路子。德里格尔自斟自饮，酒有些大了，对我不屑地喃喃道：你说要了解进城牧民，了解到什么了？什么也闹不成。他对我的民间路子不以为然，只喝他的酒。我继续听宝音的叙述：
先是喂奶牛，一头、两头，挤了奶做酸奶子卖，咦，都卖出去了，还不用跑路，都是人家自己找上门来要。一头牛一个月纯挣一两千元。于是就扩大规模，从乌海市那儿把一家人家的一圈牛全买来，增加成十几头牛了，给奶站卖奶。谁知道这一下不行了，牛多费草料，资金周转不开，日常开支大，下奶也参差不齐。只好把这批牛卖出去。又从山东引进十来头奶牛，可是牛奶行情突然疲软，于是赔了。
“你们知道我这个人向来做事不说话，可是52岁那年得了个糖尿病，治了一顿，现在每天打针。病这个玩意可把人缠磨坏了，做事没心思，没劲头了，就再不怎么干了。医疗费报销？那得正式医院的条子。可是我买的一盒药，医院开的78元，药店买才50元（报销医药费），还要给社保单位说好话才给签字，报销也没意义了。大病可以报70%，那个有意义。”
“我的牧场在梁上和沙滩上，2000亩，给人租出去了，2028年到期，年收入2万多元。禁牧补助每人每年4000元。现在沿着梁畔修高速路，看来河畔的人要全部移出，腾开地方大种。”
他笑着评说城里的情形：“进了城，传统文化没有了。2013年和孩子们在楼上住，祭灶是在煤气上煨些油烟，再（用抽油烟机）抽出去。听说那个民族中学创造条件叫蒙古人集中祭灶，我是电视上看过。”
德里格尔插嘴说：“赤峰、呼市都这样做了。”
“我参加了蒙古民歌合唱队，也拉（胡琴）也唱（歌）。但是组织的一个女老师老挑大家的不是，就说唱得不对，却不给说哪儿怎么不对。好多人去别处活动了。我这人向来自称是乐观派，有酒也好，无酒也罢，就爱唱或者拉（胡琴）。喜欢看象棋，试着和街上树荫底下摆棋盘的人下过，可是三两步就叫将死了，他（走棋）太快，（那样下棋）不行。”
他笑道，东胜的公园里基本都是他这个岁数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晒太阳、躲荫凉的（他做出缩头缩脑的样子），可以叫等死队；另一类是绕圈子、锻炼（他做扭腰、甩臂、努力前行状），叫怕死队。我和德里格尔听了他有趣的总结，大笑不已。
我问：“牧民进城最感到困难的是什么事情？”
他说：“牧民进城没有（经济）底子不行。取暖、电费、物业费，连喝水也要掏钱，没有一样不要钱的，负担太厉害了。还有，人得有个做的，没留下坐着不动，那样难活。做惯了，坐下就心烦。”
我们还说起其他同学的状况。他说西轮的老婆拔了个牙，感染了，在苏木医院去世了。
喝酒的主力是德里格尔，他不声不响地喝酒，同时举杯相邀。宝音说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滴酒不沾，这次喝了三五杯，可算多喝了。他说酒是好东西，但是病了喝不成，没办法。
饭馆老板进来了，问吃什么饭。这大概是在提醒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他们该休息了。德里格尔说就上羊肉烩菜，二斤羊肉，不要酸菜，现在谁吃酸菜！一瓶酒基本是德里格尔喝干了。吃了几口饭，他在椅子上坐着睡着了。我要结账，德里格尔恰好醒过来了，也要付账，我赶紧付了。宝音也说要付账，讪笑着说德里格尔：咱两个光是说要付账，结果不掏钱，嗬嗬嗬。德里格尔努力睁开眼睛说：我这里有的是钱，你们看。他拉开手皮包的拉锁，有十来张大钞清晰可见。他又睡着了。
我和宝音说了会儿各自孩子的情况。他2013年给办婚礼的是小儿子，没念过书。大女儿在东胜区一个文化单位工作，自己有楼房，有车，但是三十多岁了还没有成家，他为此不放心。还有一个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卖服装。另一个儿子专科毕业，在鄂尔多斯市电视台打工，做技术活儿。他说这个儿子不善言辞，就知道死受，他做好的活儿都叫部门的头儿用来向台长邀功了，他连台长的面也没见过。他担心儿子会被晾在干滩上，没着落。他问道：你那次说的故事是不是真的？我知道他是说在他儿子的婚宴上我说的玩笑话，其实也是真实的事情。那是1968年初冬，我们几个人跟着布仁老师去村子里挨家动员孩子们上学，因为“文化大革命”闹腾，好多孩子退学了，学校派的工作队。在宝音家，他把我诱入羊圈里，说咱两个背靠背手臂套手臂，玩背人吧。好啊，玩吧，那是我们经常玩的嘛。没想到他把我背在背上不放下来，而且猛烈地上下颠动，甩来甩去，我的裤子都快溜下来了。我急得大喊大叫，他才大笑着把我放下来，说，对付小姑娘他就这样做的。他却早忘了当年的恶作剧了。
德里格尔睡了半个小时，我们把他叫醒，该走了。宝音说女儿的家不远，他自己走回去。他说女儿也有车，他想坐的话马上就会开来的。我们相约再见面。我把德里格尔送到他家的小区门口。
第二天我给德里格尔打电话，他说，哈呀，昨天（他）倒有了醉的样子了，现在头还有点不带劲，（咱们）出去喝点汤解解（酒）？
那以后，听德里格尔说宝音回了旗里，估计是住进了楼房。
2013年7月的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在办公楼道的沙发上坐着等人打乒乓球，忽然记起了宝音，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他问（你）来杭锦旗了？没有？我说，想见几个老乡，你给我找找他们的手机号码，我说了塞迪等。他说没问题，找到后马上告诉我。他说上了楼房了，还在做奶皮子，是买奶子做，租的平房，“总得生活吧。”他说。
过两天，他打来电话，说升格老汉儿子的手机号问到了，可多问人了，现在在巴拉贡镇住着。他说（你）来旗里给我打招呼，大家坐一坐。
他六十多了，还在劳作着，而且在城镇里找到了生计和乐趣。这种牧民还不多。
二
德里格尔这个人从小就有亲和力。虽然离开牧区快四十年了，阿斯哈村老乡的动态他了解得最多，老乡们进城也愿意找他。一瓶烧酒，两盘小菜，加上面条或者猪肉烩菜米饭，就是他待人的排场，似乎寒酸，对牧民来说反而觉得不隔膜，不见外。最近他说见到巴代了。我记起了这个人，也是我的小学同学。他也是早早张罗着进城的一个人。
记得巴代在大集体时候不怎么爱干农活儿，锄地花里胡哨，三把两下就窜到地头，回头看，好多草还立着，他就懊恼地用脚踢一踢、踩一踩；他割过的地里到处有禾穗子立着，队长提示说，它们（禾穗）跟你招手咧，他返回去猛砍几镰完事。
他年轻时候就聪明，早早当了小队记工员，后来当了大队会计。有次往车上装水泥涵管，一米的直径，四五米长，上千斤重，好多人也无法搬动。巴代力排众议，用杠杆原理，把沉重的涵管硬是撬着装到马车上，使得原本反对他做法的队长也化怒为笑，尴尬地笑着说，还是年轻人脑子好使。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我们一伙里最早戴的军帽子，因为脑袋小而得衬着报纸卷，不时不耐烦地往上扶一下帽檐，然后挥笔记账，显得很是潇洒。他也是我们小学同学里最早结婚的，娶的是村里最好的姑娘，妇女队长。他早早进入了成人的行列，胸有成竹地评论人事。有次，社员们在大黄风中劳作后稍歇，一个转业军人后生坐在马西老汉的铺盖卷上，卷烟卷抽着，充满留恋地谈说部队生活，说军人行进步伐整齐，像一个人走路那么齐整，说得人们个个面露羡慕。唯有巴代笑着说：军人步伐齐？那是成天练的么，做甚的务甚，讨吃子务棍，咱们这儿那些船汉拉船，步子也可齐咧！说得人们哈哈大笑，把前军人营造的崇高壮美的气氛冲淡得丝毫不剩。他还是我们几个小光棍汉的性启蒙老师，看着我们充满期待和敬佩及祈求的目光，他语出惊人：女人什么意思也没有，就是那么回事儿。他那时候就对女人、家庭、婚姻不怎么感兴趣的样子。我们坚决认为他那是吃了肥肉的人的餍足，哪知道饿汉的饥渴！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他这么精明的人老是点儿背。他开头也想被推荐上学，因为成家早，不符合招生条件，没能走成。他也不是民办教师，所以招生条件不能放宽。后来，他看见我们一个个考学校走了，非常失落，把自己的垫底归咎于结婚太早，说是就他母亲催促他结婚，结果把进城的机会失掉了。
20世纪80年代初，巴代住到公社圪旦。他买了一台货车跑运输，在当时很招摇。大概他眼见过去的伙伴一个个考学走了，进城分配了工作，只有他独自留在农村，心里很落寞孤单。他凭借养车和住到苏木来平衡了不平。只可惜不走运气。那时的道路布满了“面瓮”陷阱，有次他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开车，和对面过来的大车相撞，把车也赔塌了。祸不单行，老婆也得了个奇怪的病，老治不好，还不能受累受气。农村人不能受累，这就顶如打塌了家里的一面墙了，家庭难以立起来。他陪着老婆到呼和浩特、包头等地医院看了一通，没顶事，老婆最后还是去世了，留下三个孩子。他大概彻底失望了，扔下孩子，一个人出走，不知去向。听说孩子们无依无靠，在小屋里艰难生活着。他跑了几年，没有音讯，偶或听说在外地修路。好像是“非典”那年，他可能在外地存不住身，回来了，回到旗里，还娶了一个有工作的老婆。
他的几个孩子是由孩子的舅舅给拉扯安排的。20世纪80年代初，有次他到旗里考驾照，在学校的操场上栽起几个竹竿，练习驾车倒车，在大风中一丝不苟地练着。那时，我的孩子生下才三四个月，家务忙乱加上教学紧张，就没有顾得上招呼他。夜里他带着醉意来我家，翻来覆去只说一句话：一般般，你，一般般，哼，没人来你这儿！原来他是怨我没有请他来家喝酒，故此不平的。
1988年春，我父亲因病去世。在父亲的丧事上，有人提出叫他来帮忙出殓，他却远远站在他家院子里摇摇手，很是优雅，像电影里美国大兵的动作，没过来搭把手，这深深刺痛了我。怪不得人们用丧事上的表现来划线，划分亲疏远近，淘汰或加强众多社会关系。那以后我们的联系更少了。现在想来，他那年应该是逢九的岁数，按照我们家乡的习俗，逢九年忌讳参与丧事，有讲究。那几年他家里诸事不顺，面对无常人生路，更显得如履薄冰，是自然的。是我误会他了，不应该的。
1990年夏的一个下午，在呼和浩特市火车站前，一群人被一个江湖术士弄得神魂颠倒，一心要取其赠送的什么能够治疗百病的药物袋子而几乎失去了判断力。我也混杂在人群中看稀罕受诱惑。突然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是巴代，这一叫，把我从陷阱里拉出来。他说妻子病了，来这儿看病，我和他去他住的地方，还简单吃了一顿饭。后来不多时，听说他妻子去世了。
2000年后，他硬是闯到旗里住下了，第二次成了家。据人们说他在家里地位不高，有人打趣说要去他家喝酒，认一下家门，巴代就满脸通红地偷觑老婆的脸色，不敢应承。前两年，笔者下乡到旗里，有天晚上几个人转悠到街上。忽然听见有人叫我，原来是巴代。他说几个人坐一坐吧，还记走了我的电话号码，也没有下文。
在宝音儿子的婚礼上，我们碰见了，闲话间，我还和他算了一笔账，觉得他家的收入不错。禁牧补助款、老家的河头地，这些是他生计收入的来源。
2013年，他打电话给我，找一个老乡官员，说要联系一个投资项目。不知后来联系到了没有。看来，他对自己的境遇一直不服气，一直想做一番出人头地的事情。可惜心比天高，命运不济。2014年春季他又说要回老家养羊。人们说，巴代曾发誓此生再不跟着羊屁股走，最终还是离不开羊么，就那命！又有人分析说，他回老家放羊是老婆的主意，他拗不过老婆，没办法。听说，他在老家酷爱麻将，常常被老婆从麻将摊上叫走让看羊去。于是有人慨叹道：他到底应该有一个厉害老婆管住才行。现在想来，他过早结婚成家，进入了传统生活的磨道，由此失去了学习机会，这是决定其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原因。教育决定命运，这是实话。再聪明的人，如果没有接受好的教育，一样落伍。有智慧就靠智慧，没有智慧就靠辛苦呀，但是他对死受苦还不愿意，不甘心。这也不能说他不对，谁不想好活呢？
三
2013年夏天一个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开口就问我怎么认不得他了？李东，不记得咱俩那时候一块赶牛翻地，你一坐下就看的一本书？温情和故乡的画面在我脑子里荡漾开来，我连说咋能不认得？不认得就不对了哇，认得！他说：你们现在都可以的吧，你给我说说德里格尔的电话。我给说了。他跟前似乎还有人在说话，李东说是巴音和他在一块，他们两家挨着。巴音？我想起来了，那个大扁脸，浓眉大眼，不笑不说话的男子？噢，记起来了。那个虽然是牧民却对牲口没有感情的人，经常把耕牛役使得肩头和背脊血淋淋的汉子。他在大集体时期，放牧业绩不好，他家的牲畜死的最多；他用大集体的牲口套车做私活儿，饲养员很不喜欢给他借牲口。但是，巴音头脑活络，从小就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感兴趣，反正不愿意放牧种地。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没有他不知道的。原来这个最早进城的牧民还是回到了阿斯哈村。
本来，巴音是阿斯哈村甩开膀子进城的一位领头羊。20世纪80年代初承包草场牲畜没有几年，听说他就把羊都卖了，一心一意做买卖。可惜买卖不成，家里连一个羊尾巴也没有了。人们说这简直是“驴也没有了，卖驴的二两银子也没有了”的现实版，他成为牧民绝对不能离开羊群的反面教材。但是他还是不歇心。
20世纪90年代初，他从广播上听到打井技术培训的消息，就跑到邻近地区，交了学费，学了半个月，回来了。他学会了打浅水井，能三下五除二就把塑料管子插入地下，水就出来了，再安上一个生铁制作的吸水龙头，井就成了。打井手工费180元，不算贵。公社圪旦的家家户户都请他打井，既为吃水，也可以浇地，还能饮牲口。打井的人多得轮不上，巴音一时可吃香了。村子里的人家也打。按说他挣了不少，我那时在旗里工作，经常写点材料，所以还暗自把他列为牧民凭借非传统产业发家致富的典型之一，准备到时候好好总结其典型材料。可是后来打听到巴音的情况，还是穷。不知道为什么，是应了“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辈子穷”的那句话？
偶尔也听说他的一些故事。有次他给人家联系了一车炭，卸给一个开发土地的集体灶上，因为他知道那家没有炭了，也因此挣了20元钱的中介费。于是他受到启发，要搞信息产业。他声称不爱做出汗的活儿，而这种营生正好对脾气。可是这种能换钱的信息属于瞎猫碰死耗子，一年碰不上一两次，自然指望不上。
这个领头羊没有领好，阿斯哈村的民间进城流一时阻塞。直到道尔计等“成事人”于2000年初进城后，才带动了新的进城潮。道尔计说，蒙古人像羊群，一个可以的人走了，大家就跟着走开了。请注意，领头的是“可以的人”，也就是做事有成算，发家有成就，评人论事有分量的人。巴音可是不够格的，只是瞎扑腾。此后好长时间，巴音淹没在人世间，我们在东胜的老乡就没有人再提及他。
十来年前，德里格尔有次说在东胜碰见巴音，是他的儿子办喜事，他来东胜参加亲家的待女婿仪式。他通过德里格尔邀请我们几个人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喜事。几个人好好回忆了一通，才想起那个不成事的巴音，对上号了。有人说那是兽医巴音吧。有的问，他真的是兽医？知道的人摇头道：他哪里知道什么兽医门道，只是在牲口身上这样捏那样揣，装一装的。原来兽医巴音是讥讽的外号，看来他这样的徽号多了去了：打井巴音、信息巴音、兽医巴音，现在不知道又叫成什么外号了，呵！
大家认为他所邀请的场合是亲家主办的，女方的场面，咱们跟女方不认识，没那个必要去凑红火吧，呵？于是没去。但是这个决定的内里似乎也有对穷人挑礼的嫌疑。假如道尔计等驳难家发难道：如果巴音是个旗长、局长，你们百分之百肯定欣然而去，去给领导锦上添花，还管什么谁的场合！这话质问得你也许无言以对。所以我至今为当年的集体决定隐隐愧疚着。
这个巴音心比天高，马力不够。按照阿斯哈村的说法是跟风跑，什么也想做，烧死人也伸一条腿，属于艺多不养人的类型。这类不沉稳、跟风跑的性格类型，在“文革”中，在绒毛大战中，在传销中，在金融风暴中，并不鲜见，最终的结果是吃大亏，赔掉整个人生价值。阿斯哈村流传的一则笑话是这样说的：有夫妻二人躺在炕上狂想如何快速发财。一个说要在草场上大量栽刺苗，以便挂下羊毛，收集起来卖钱。另一个拍掌呼应叫好。可是两人在卖了那么多羊毛后，在买马还是买羊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争执不停，好好吵了一顿。醒悟过来才觉是幻想，自嘲道：咱们这是给没有怀上的孩子起名字，瞎闹意气了，哈哈哈！
像巴音这样的人做事没有常性，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受过教育，基本是文盲，却要凭借一鳞半爪的小聪明，敲击城市的门！哪有那么容易的好事！进城可不是投机取巧所能行的，没有几把“牙刷子”根本玩不转。城里的人都苶了，等你去支援智力？实际上城里人是越来越懒了，只是等你农村牧区的人去替他们做苦脏累活儿呢。想清楚吧。不过，巴音的儿子据说不错，在东胜一家什么企业做事，家也安到了这儿。老子一生的愿望，终于在儿子手上实现了。进城说难也难呀，巴音家费了两代人的时间才摸到了城门前。
逆城镇化现象在阿斯哈村并不是孤例。20世纪50年代初，六金从军队上复员，国家要安排他在银行工作，他嫌在城里住着不习惯，不痛快，毅然回到阿斯哈村放了一辈子马，过上了他自由痛快的生活。20世纪50年代末期，新式学校成立，牧民子弟好多上学，但是流失率很高，流行的说法是学校伙食差劲，饿得实在够呛，父母也心疼孩子受罪，不让孩子上学了。那几年，差不多百十来个学生，小学毕业的不到十人，念初中的没有一个。这些人后来后悔了，只好催促自己的孩子好好念书，但是他们整整一代人的城市梦就湮灭在沙漠里了。20世纪60年代一个后生被旗文工团招录，不久回来了，说是想家，不习惯，还有饿。在劳作之余人们抽着自制的烟卷“大棒”，偶尔说起此事，为他惋惜，说如果在城里哪用抽这些灰烟，最起码也得抽大前门；问他现在后悔不后悔，他平静地说，唉，没法儿说了。另一位是旗里一个机关的干部，儿子在村里得了什么病，他请两个月假要去北京给儿子看病，领导准假一个月，他反正走了两个月。回家，发现有一封信，还有三百元的汇单。信上说他自愿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组织上批准了。就那样丢掉了正式工作，从城里回到了农村。他仍然保留着一些不同凡响的习惯，比如说话文静，不爱吵闹红火，在众人嬉笑时兀然离去；在秋季人们挥汗如雨穿着小背心用小镰刀割草，他却穿得严严实实，塞着耳朵戴着大口罩，说是防日晒和蚊虫叮咬，用大钐镰有条不紊地砍伐低矮的小草。他一直不容纳于阿斯哈村的环境，人们评价他是野人，神经不对劲。后来平反冤假错案，他找旗里解决工作问题，和那个原来的领导吵了一架，领导给人事局写条子说过去精简此人是响应党的伟大号召，那是对的，此人无冤可平反。由此重新进城的道路彻底没了戏。20世纪70年代中期，志愿军出身的老林突然接到上面安排他在供销社工作的通知，他思谋盘算了一通，竟然放弃了这个天大的好机会，人们大惑不解。他说，他拉家带口，七八口人要凭他吃饭，那三十多块钱的工资连口粮也买不回来，咋生活？生产队里受苦，反正欠着队里的账，总得给分粮，不至于把锅灶吊起吧。以上都是短缺经济时代的事情，那个时候人们多从物质生存和自由自在不受约束以及文化习惯角度考虑进城的事。改革开放后，从城里倒流的例子少多了。多数进城的人抱定好马不吃回头草，牙掉了和血吞，胳膊断了在袖筒里藏着的想法，不让外人看出来还有烦心事，反正不回去了。于是绝大多数进城者还是在城里留下来，得到了阿斯哈村的一句评语：那人现在在城里，钱够花，觉够睡，不受苦，在天堂上活着！要知道得到这么一句评语，对阿斯哈人来说，比先进、优秀等徽号重要多了。
宝音这几个人为进城拼了大半辈子，现在老了。有的到了旗里，有的拼到了镇上，有的还是回到了阿斯哈村。他们跌跌撞撞走了城镇化的第一步，也算是成就吧。像巴代、巴音等是急等进城，却有心无力，条件赶不上，故而被城镇反吐出来，成了城镇弃儿。他们不是主动离开城镇，而是被迫回到了乡村老家，这一点上和计划经济的那一代进城者不同。
他们自己都是小学文化，这个自身条件限制了他们的步伐。但是他们有“事情做遍，穷死没怨”的决心，敢试敢做，这是他们的共同态度。然而不同的性格特质、谋生技艺的差异等使得他们的城镇化道路各有不同结局。宝音这个人比较乐观，舍得吃苦，有谋生特长。他在城里借助自己的传统手艺得以生存，活得滋润。这些是不是就是他的立足之本？民族特色的餐饮、服饰、歌舞等等逐渐形成产业，成为进城牧民赖以生存的手段。但是有这种手艺的人毕竟只是十之一二，多数人还得指苦吃饭。另一方面，牧民被认为诚实厚道，做事实在，做出来的东西不掺假，纯正，所以容易得到城里人的信任。这种道德品牌，也是他们的优势之一。关键在于怎么利用。然而不少人却抱着进城享福的期望，缺少吃苦的毅力，所以在实际生活中难免遇到挫折。巴代和巴音就是例子。他们就想享受城市的舒服生活，却没有具备必要的条件，没有文化，没有独具的生活技能，更没有吃苦意识，不愿意做流汗的活儿。只凭他们那点小聪明和瘦文化自然难以在城里蹬得开，遇到的往往是陷阱和挫折。期望和现实的巨大差距，使他们遇到了一盆又一盆冰水。
看来，在城里立足，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化和谋生技艺，那就得有超人的吃苦精神。人们概括为有智吃智，无智吃苦。没有这两条，别想在城里获得生存空间，只能乖乖回老家。
也有些进城的牧民，在家里支起麻将桌，开了麻馆，给玩客端茶倒水甚至给吃饭，以此招揽生意，挣一点台费。那能走多远呢！
中老年牧民离不开牲畜、草原和传统；如果离开了什么也不是了。那是生存的依靠，是好心情的源头。如果离开了本源，就会变成垃圾，变成乞丐。为了保护民族风情，发展民族传统产业，让转移农牧民进城务工有一技之长，2013年，鄂尔多斯市民委在杭锦旗筛选确定有基础、形成一定规模的30个牧户为民族风情保护发展扶持对象，每户扶持1万元，总计30万元。这些牧户除了经营畜牧业以外，还制作民族服装（蒙古袍、头饰、蒙古靴、绣花配饰、装饰品）、民族食品（风干肉、蒙古包子、蒙古馅儿饼、馓子）、奶食品（马奶、牛奶、酸奶、奶皮、达西玛、酥油、奶酪、奶渣）、马具（马鞍、皮具）、驼具、绣花、皮绣、剪纸、褡裢、民族特色家具、美术作品、蒙餐套具、木枕、勒勒车、民族乐器（四胡、三弦、马头琴）、木雕等少数民族手工艺品，同时还组建了民族艺术团、嘎查牧民文艺队、文化传媒公司，从事文艺演出策划、户外广告、民族礼仪服务等。这些做法抓住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应该有效益。我的堂妹夫额尔敦参与的那个牧民婚庆队估计是其中之一。
中年人和身体尚好的老年人还会为家庭创造收入，或者做一些看孩子、做饭等家务活儿，既帮衬儿孙后代，也以此体现自己的价值，获得无愧于心的尊严感。但是在城里如何让中老年人避开晒太阳、捡垃圾的命运？像额尔敦家一样在小镇上养羊，像宝音一样在城里做奶食，以及发展绣活、唱歌等传统生计，看来还不错。踏实做事情，做会做的事情，这就是文化嫁接吧。
阿斯哈村谚语说人老没坐处，皮袄烂了没放处，这往往成为老人自嘲的话语。不过还有一句现代名言说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中老年人，得让他们的城镇生活再获活力，而不能只是让他们等着吃饭睡觉。这可谓规避文化安乐死陷阱。
值得欣慰的是，宝音自己虽然是小学文化，却把孩子们培养得都有较高文化，为他们今后的城市生活奠定了基础。巴音的孩子也有在东胜工作的。巴代的孩子据说也在大企业找到了比较稳定的岗位。以后就看娃娃们的造化了。
看来，进城不仅仅是地理方位的变换，更是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等多因素的综合性作用结果，不是简单事情，绝不是朝夕之间能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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