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马骑士》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章 飞得更高
——三代人的城镇化历程

  　　鄂尔多斯民歌：没有蒿草的地方，马儿不会来；没有父母的地方，我们不会来。

一

  　　2014年正月十一，我去看望我的大妈，也就是六金大爹的遗孀。她随子女搬迁到伊和乌苏镇已经六七年了。这次去，一是给老人拜年，再就是看看这些搬迁出来的牧民的生活状态。六金大爹在马背上度过一生，称得上是阿斯哈村最后的骑士。他家祖孙三代的城镇化经历或许可以映射出牧民走向城镇化的一些代际特点。
  　　中午在哥哥家吃了一顿手工剁馅精肉饺子，很香。在这所有的东西都被螺丝、模具和绞盘制作的时代，手工的东西才承载了久违的美好记忆。睡了个好午觉，就朝伊和乌苏进发。
  　　雪后初霁，阳光灿烂，天气清冷。油路碾出很窄的黑色路面。我小心驾驶小车，担心打滑，但是，思绪仍然时断时续聚焦于六金大爹的人生史。
  　　六金大爹这个人一生都在抵御“化”字。按说他是我们家族最早和大城市接触的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却和城市文化天然对立。1940年，他十六岁，不愿意学经文，不耐烦寺院的清规戒律，反抗老喇嘛舅舅给他设计的成才道路，偷偷跟上德王的蒙古军去当了兵。实际上是对生活的逃避，是他的第一次逃逸。他就是那种桀骜不驯的脾气，这个时候主导他行为的是厌学和叛逆心理。
  　　十年后，他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战士复员回家了。国家原本分派他做银行保卫的差事，他却不愿意呆在熙熙攘攘的城市，宁愿去朝鲜打仗，但是没有得到上级的同意，无奈之下回故乡。这次他是躲避喧闹的城市生活。他后来说当时觉得在城里当干部，不自由，不对脾气；加上没有文化，还不如回家放马。没想到他的家乡也正在经历合作化和农耕化，这让他很不爽。他看着那么好的骏马被驾驭着拉车、耕地，在众人的驭使下它们头低下去了，耳朵也耷拉着，全无精气神，心里很不是滋味。高贵的骏马被驯化役使，他对农耕方式看不惯。终于因为特别看不惯一个半大小子耕地时一味打马，不顾牲口死活，他就严正警告他牲畜也是生命，不要乱打。劝告无效，他大怒，夺下鞭子打了那小子两鞭子。为此他受了处分，预备党员资格也取消了。日复一日的农业劳作，格格不入的环境压力，人挤人的狭窄空间，他忍受不了，他脾气更坏了。当支书的兄弟怕他生出麻烦事，就安排他当了大队的马倌。马需要丰美的草场，充沛的水源，现在哪儿找去？只能进沙漠里，寻找星星点点的绿洲。他早憋坏了，广阔的草场没有了，无边的沙漠还在，那里没有恼人的犁头，自由自在，不需要尿一道还得躲这避那的。他的游牧点离黄河边越走越远，进入库布其沙漠腹地近百里，探入别的公社地界了，这可以说是他又一次逃逸，是躲避农耕化。
  　　他深居沙漠，轻易不出来。一两个月出来驮粮料，来了，习惯性地把马或骡子绊了，随它们游弋吃草。牲口进了水利段的草园子，看园子的老汉不依，两人大吵，差点动手，被人劝开。六金大爹气咻咻道：什么鬼地方，见不得牲口，把它嘴给缝了？走，回！又几个月不出来。他对农耕看不惯，认为是和牲口过不去。
  　　亲戚们劝他说，你伺候过那么大的官，现在老首长在自治区当厅长，何不去求求，找个差使做做，吃国家的饭？他轻蔑地哼一声，头一摇，迸出一个字：不。他只去看望了一次老首长，再也没有去过，更不用说企求办什么麻烦事了。20世纪80年代初，三爹的小闺女在呼和浩特市大学毕业后想留在城里，四爹出主意说让六金大爹给老首长说说，一辈子没有求过人嘛，求一次吧。夜里在三爹家喝酒时，六金大爹痛快答应了，说好怎么去怎么去，可是第二天黎明时分，他照例起来，却骑马回了沙里。他就是不愿意求人。实际上首长家还记挂着他，首长的孩子们在忆述当年故事时仍然称呼他为哈斯哥，说他们家那些娃娃都是在哈斯哥的背上长大的。但是六金大爹坚决认为道理和政策是第一位的，应该不折不扣地遵守和执行，谁也不能超越法理。他似乎一直生活在蒙古社会古典的“约孙”（蒙古语，法理、规矩的意思）文化里。
  　　他嫌当干部不自在，还不如在沙窝里，风高沙漫，眼也睁不开，却没有人管，还有马骑。他生来排斥城市生活、农村生活，认为那是受罪；沙漠里有安全感，过去土匪去不了，“文化大革命”中有激进分子动议要挖挖六金大爹的“灰底子”，只因路途遥远而望沙止步。更珍贵的是沙漠里保存了纯真的蒙古风俗文化，那是多么美妙的心灵享受，金不换的！而农耕文化使人变得鬼头鬼脑，不实在，好好的人都成了狐狸一样爱捣鬼的性格。为了躲避农耕、城镇和现代文化，他宁可与社会疏离，宁肯失去现实的利益和好处，也不肯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
  　　有时候大爹给弟兄家送来羊肉，把褡裢往地上一墩，说一声“扎，（东西）丢到这儿了”，就走了。从来不会说弟弟你们家喝肉汤吧，这是哥哥的心意之类的话。但是他的心是滚烫的。六金大爹疾恶如仇，见不得玄事。1977年，下台的生产队长造舆论，说工作队领导和知青不到半个月吃掉一头牛了。他本是以此泄愤，六金大爹却听信了，大怒，把当保管的侄儿训了一通。侄儿解释说那头牛的一条腿是大队为用玉米高粱换些小麦糜子给社员供应才送人了，还有半条牛肉。六金大爹不信，叫开了库房核实了才信以为然。这也是他遵守法理的性格使然。为了“约孙”，他宁可惹自己的至亲。
  　　20世纪80年代开始，城镇化零星肇始，有办法的人开始进城。但是他坚决反对进城。1988年5月的一天，我和大爹、三爹聚在旗里的莎仁花妹妹家喝酒，坐到第二天黎明三时。“咱们坐到天明！”大爹说。三爹那个时候决定搬家到东胜和儿子一块住，说他即使住到东胜也要去沙漠里看大爹，“一方面是有亲戚关系，一方面是有经济往来”（三爹有些羊寄放在大爹羊群里）。大爹不让了，说“社会再不行，也没有留下不认弟兄的做法吧？没有那几个羊你就不来了？”他以为经济观念冲击着温情脉脉的弟兄情感，接受不了这个，即使是开玩笑说醉话也觉得不中听。三爹说：“你就在巴拉尔（沙漠）里逛着吧，你能知道什么？”大爹很恼火，认为三爹小瞧他，说不跟三爹喝酒。但是没过一阵儿大爹又催三爹：“喝酒！喝了酒才能说心里话！”果然，三爹说开社会上的种种不平了。闲谈间大爹承认，他去年在酒场上和人吵架，言语间要打人家的耳光，对方提出放下三十元就甘愿挨打。大爹嗖地掏出了三十元，要打，但叫别人拦住了。我为老人耍的孩子脾气笑了个够。他始终坚守沙漠故乡，责怪三爹去东胜早了，“去东胜就长生不老了？我们在沙里不是一样活么！”
  　　1980年冬，我和妻子在我工作的单位举办了婚礼，翌年1月份在老家招待亲戚们，按照我的想法，不必太讲究了，因为婚礼举办过了，红火到半夜十二点就行了，父亲也同意了我的意见。不想六金大爹对此安排很有看法，认为父亲对自己独生子的婚礼竟然如此敷衍，对亲戚不热情接待。父亲认为大爹是老一套，耐心解释说别说是大城市了，就是公社和阿斯哈村做法也不同，机关上班人的婚礼不兴那套繁琐规矩，不和沙漠里一样。大爹则认为咱们毕竟是蒙古人，古来传下来的“约孙”礼仪就得遵循，礼仪太简单，像甚咧！他坚持用传统抵制新做法，为此大发脾气。他不惜为了维护古老的习俗文化，和亲人闹翻。后来在三爹的斡旋下，议定把时间放宽，尽情红火，他才不吭声了。过后，我表示理解大爹，他不仅是为侄儿说话，也在为日益消失的传统礼仪文化打抱不平呵。
 　　 牧民行则摩托，运则拖拉机，骑马的人寥若晨星了。唯有六金大爹痴马之心如故。他骑马到了一个地方，不顾自己吃喝，先得遛马，饮马，喂草料，然后自己吃喝。临睡再加草料，黎明前复喂。还要定期给马美容，洗刷得干干净净，最后用白毛巾擦马的全身，做到没有一点尘垢，常年如此。闻听哪里有那达慕大会，就踏上二三百里的行程，去看红火，参加走马赛，乐此不疲。在那么多的青壮少年骑手中，一个七十多岁的精瘦老汉稳坐马背疾驰，成了高原一景。
  　　1990年8月8日中午，我在杭锦旗里的家中请六金大爹吃饭。他在全旗那达慕大会上比赛走马得了第一名，很高兴，说第二天就起身去90公里外的伊和乌苏苏木参加那达慕大会，还去140公里外的巴音恩格尔苏木比赛。他七十来岁了，为了参加走马比赛，仍兴致勃勃，不顾路途劳累。他给了我两岁的儿子20元，嘱咐我们要好好抚育儿子长大，“不过那时我也不在了”。他眼里闪着泪花。他要我给他储一些干草，明年那达慕他再来比赛。可惜第二年我已经举家搬到东胜，没能兑现诺言。那以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2001年正月，我们在东胜的好多亲戚驱车三百公里，去给住在沙漠老家的大爹大妈拜年。他垂垂老矣，包着被头坐在炕角，还带着醉意，问我是谁咧？城里的后生认不得了。在我们看来，荒凉的大漠、破败的土屋、沙化的草场，没有电，没法生存。可是他生活得有滋有味，坚决不进城。多少年，他没有来过东胜，虽然亲戚们一再邀请他过来。大概在他看来，东胜太远了，超出了他心爱的坐骑的远行距离。在我印象里，他出门几乎没有坐过机动车。
  　　致命的冲击是直捣他“老巢”的禁牧政策。沙漠里边是住不下去了，禁牧的风声日紧一日，隐逸的最后防线守不住了。他的忧虑比谁都深。年轻时候能走出去，现在连个走处都没有了，再说也走不动了，怎么办？他得了癌症。急剧的变化使他持之如故的“约孙”规矩无以为继，心理的纠结和震荡促成了其生命的终结？2001年他去世，80岁。阿斯哈村最后的骑士走了。三年后，上面实行禁牧，将他住的沙漠故乡封闭了。
  　　为什么他始终不渝坚持古典脾气呢？为什么躲避来躲避去地过一生呢？是野性难改还是空旷的田野沙漠、鲜活的空气、蒙古式的吃喝拉撒让他生发出诗意的满足感呢？或他就是生就的标准的成吉思汗麾下的英雄骑士性格，汇则飓风一般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散则遁入僻荒，隐逸蒿草间，恪守传统，绝不向五花八门的东西靠拢？阿斯哈村的蒙古人在20世纪中叶以前多数也是文化隐逸者，他们躲避农耕，从肥美的黄河后套躲进沙漠。其中不少人停留到黄河南岸边，放羊又种地，逐渐接受了农耕文化。唯有六金大爹走得更远，逃得更彻底。他是纯真古风主义者，属于线形思维。蒙汉文化搅缠在一起，如同骡子的怪样，他看着心烦。他要求享受古风，只能去荒漠僻野。在游牧文化主导的时候，这种隐逸性格恰恰和广阔的草原、游牧的生活相合拍；而农耕文化挤压过来时，他还要坚守游牧，只能遁入沙漠；而当城镇化浪潮连沙漠都要席卷，他去哪儿好呢？狂风一般的游牧性格哪里是水一般阴柔而坚韧的农耕文化的对手，再快的骏马也赛不过机动车呀。游牧人走的是从优良牧场退向荒僻沙漠和干旱高原的道路，这似乎也是世界上弱小民族和群体的文化魔咒。现在终于在绝境中走出沙漠了，而相对于早一步停留于黄河畔的蒙古人，他们失去了很多：成熟的田地，比较牢固的经济基础，子女较好的教育，圆熟的生活技巧和适应能力等等。他们把传统文化保留得比较纯真，但是这又对他们的生活能有多少帮助呢。现在回过头来接受全新的文化，不知是福祉还是痛苦？
  　　一些老辈人想不通，游牧文化不好？为什么事情叫别人弄坏了，他们承担后果？沙漠仅仅是不毛之地的代名词？是落后文化的最后渊薮？难道发展是以失去文化传统为代价的？难道没有保留文化传统的发展途径？难道文化无根的城市生活就是人生的追求至境？带着这些无解的问号，六金大爹画上了生命的句号，大妈则随着子女郁郁进城。

二

  　　七年前，大妈随二女儿家搬到伊和乌苏苏木。本来有两个地方可供选择，一个是大河边的农耕地区，一个是高原上的一个镇，他们选择了后者。这个地方他们以前经常来，并不陌生，蒙古人很多，所以不感到孤单和陌生。听说老太婆的态度最近大变，说这个地方眼力所及，见到的多，人呀车呀红火呀，还行吧，好像比钻在沙窝子里强一些。
 　　 前两年，叔伯妹夫额尔敦来东胜说，房价像是长了翅膀，越升越高，快到“月亮之上”了。涨价潮波及到遥远的高原小镇伊和乌苏，一个小破房子值到七八万元。作为我们家族最后进城的人家，他有幸赶在潮头将到未到之际以5万元买了800多平方米的住宅和院落空地。他说，没房就像无根，让老太太安稳住几天吧。谁进城早谁能得到好位置，看来还是这个规律。谁躲着（城市化），谁就要见到坏事情。这是历史经验。当时东胜的一些亲戚还对他们在小镇买房不以为然，认为不值，认为脱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续，还不如一步到位，在旗里买房子。额尔敦说他平常在开车翻地，那年挣了差不多“一群山羊的钱”，那应该不下3万元。蒙古人讲究吉兆说辞，认为说有就会有，所以习惯高估所得所有，不愿藏富，更不爱哭穷。不知道他这是理想化的估计还是真的。他儿子给沿河公路建设项目开挖土机。嫁出去的女儿也在伊和乌苏镇附近借房住着，在放骆驼。
  　　早晨我给额尔敦打电话，他说自己正在四百里外的吉尔格朗图镇，叫我们先过去，大妈在家。他是我们家族里的风俗师，婚丧嫁娶都要他来张罗，他懂这些，擅长。他唱歌唱得特别好，和几个牧民组织了歌唱队，纯粹民间风格的，有吹笛子、打扬琴、拉四胡的，还有几个唱的，在当地很受崇捧。我给儿子办喜事时候，也动过心思用他们的班子，但是路远，只好作罢。
  　　这道路上车辆还不少，走了一个半小时到伊和乌苏镇，打电话后，外甥齐鲁开着面包车过来接我们。我们给大妈携带了酒、牛奶、糕点。大妈提示说要不要行见面礼呀？我笑着以握手和蹲膝礼来代替了。喝完茶，把礼物放置到茶几上，大妈说，就这样吧，现在六个礼饼也没人带了，简化吧。大妈老了，瘦了。
  　　这座平房约100平方米；还有七八十平方米的南房，分成四格，一格里做饭，一格里大妈住着，盘炕、烧炉子，满炕铺着二蓝地毯。地上靠东墙放着两节堂柜，红色的，锁子还是半月形铜制的。堂柜上摆着一个玻璃橱，里面供奉着成吉思汗的画像，较大；还有一个佛像，较小。大妈说那是扎木苏荣佛，是从附近的庙上请回来的。玻璃橱的一头挂着一个绣袋，大妈说里面是香物，祭祀煨桑用的。看来她的生活仍按过去的样式继续着。我问大妈住惯不？她说还行，反正是跟着子女的人了。但是她忧虑说经常有人过来量房子，好像要盖楼房咧。要是盖楼房咋办？大妈的态度很坚决：她不上楼房，还是平房好，楼房上不动了，腿脚不好；平房出来进去方便，院里空气鲜活，叫人心胸畅快，不像楼房那么憋气。我想起我的姑姑七十多岁了，一直抵触住楼房，前两年才被迫上了楼房，却感觉不到快乐，诉说自上了楼房，头老是闷闷的，一检查，血压高了。她怪怨这是上楼房造成的问题。这大概是古典性格者排斥城市生活的部分理论依据，有没有科学依据呢，不清楚。但是生活方式的巨变会引发身心的不适和病变，这倒是科学的共识。
  　　大妈说，这个房子是他们从沙漠里出来两年后买的，五万元，又花三万多元翻修，给她盖了一座小房子，和过去沙漠里的房子样式差不多。西头原来是菜棚，他们改成羊圈了。养了100来只羊，还用2000元包了60亩玉米茬子地，在那儿放羊，叫羊散心活动，4月1日就到期了。舍饲的成本很高，算细账的话，只能供应自己吃肉，产下的绒毛收入连牲畜吃的也不够；羊不能喂养得多，有个三四十只就行了。大妈还说，把羔子赶紧卖了才合算，圈起来的羊食量可大了。看来她对舍饲和缩短养殖周期等经营核算有了自己的理解。
  　　齐鲁要煮饺子，我们阻止住，说晚上吧，现在不饿。大妈说，那他们就先喂羊去了。大妈手指上的骨节隆起了，说是风湿性关节炎，大夫说了，不用治了，好不了。我知道那是类风湿症状，就提醒她不要着凉，不要沾冷水。她说每天吃止痛片，这次大女儿还给买了两大瓶去痛片。他们这辈人普遍有这种毛病，一过五六十岁就佝偻了，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走路困难。大概是年轻时候劳作过度，身体有伤，加上长期在湿冷的水里割草劳作，带下病了。
  　　喝完茶，我和妻子出去转。伸头看了一眼羊圈，都是白绒山羊，因为失去自由的缘故吧，羊们的精神不怎么好；只有一对山羊在羊群中摞架架，苦中作乐，属于乐观派呢。
  　　伊和乌苏镇有两条南北街，一条东西街，形状像个叉子。镇政府在西南角建起了四五层大楼，那儿还有全镇最大的温泉饭店，有四五层。20世纪80年代我在这儿下乡时候吃过饭的那些小饭店还在，那是些沿街的小平房。我把镇政府和邮电所、小饭馆都照了相。原镇政府现在是一个养殖场，走廊里堆放着许多满麻袋的草料。
  　　记得在这儿下乡的时候，从小饭馆喝酒唱歌而归，几人意犹未尽。我双手插在列宁装皮夹克里，学着列宁的样子在地上走来走去，嘴里说：“我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同志，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忍！我们必须用铁和血保卫新生的苏维埃……”刘主任笑眯眯坐在床上，满脸放光，笑着说：哈呀，今天是咱们弟兄，如果是别的领导，你可不能这样张扬，呵哈哈哈。赛师傅有天晚上喝醉了，倒车把人家的院墙撞破。大黑狗扑向他，平素怕狗的他猛然蹲下抓起一把土，撒向狗眼。狗跑了。他回到招待所痛哭，非要连夜开车回家去。我用粗大的沙枣杆子顶住门不让他走，刘主任在旁苦苦劝说……有天中午，我们在一个牧民家等着吃饭，刘主任看见墙上挂的一个条幅，上书岳飞名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他念了念，慨叹道：（他）四十多岁了，多快呀，人生啊！回想到这些情景不禁勾起我些许悲怆。故事历历在目，有趣，温暖人心。物是人非了呀，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当年的那些人都在哪里呢！
  　　接到额尔敦的电话，说他还得去旗里，完事后他连夜回来。我说注意安全，明天回来吧，他答应了。
  　　回到大妈家，那清华也回来了。她是昨天去200里外的独贵塔拉镇参加额尔敦叔父的81岁寿庆的。我问她醉了没有？她说醉了，去庆典宴会的人嘛，能不醉？再无话。
  　　大妈说，东邻就是钱三的房子，现在给胡日木的儿子出租着，一年1200元。我原本就想找到胡日木老汉好好聊聊的，这下更有条件了。我让齐鲁给胡日木老汉打电话。那天晚上我和胡日木老汉叨拉了一顿，很痛快。
  　　夜晚天气更寒冷了，说是零下二十三度。临睡前出去解手，在沙坑里蹲了一会儿，屁股都生冷。啊呀，重新体会体会平房生活吧。月亮升起来，雪地泛着青白的光。那清华打着寒战，说这个天气，三九也没这么冷呵。她在好好添火，暖气片也很热，只是房子还是冷，屋里得穿大衣才行。盖了两床被子，妻子还觉冷，二人就把脚朝向暖气片睡下。凌晨醒来，尿憋，坚持不起。后来觉得太痛苦，只好起来穿裤子、披大衣出院外解手。那清华已经烧上火了，用火钩子捅炉子，发出格楞格楞的响声。回来后，我披着上衣，腿伸在被窝里坐了一会儿。二人不约而同达成共识，上午走，目的达到了嘛，该见的人都见了，实际上，十二三度的房间温度也暗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还是回自己暖和的楼房吧。起来在洗漱间用水笼头里的热水洗了脸。之后回大妈的房间里喝茶。
  　　齐鲁和大妈说家里的收入是：老家每人有1400多亩草场，5个人的份，退耕补助每亩每年4.5元；现在有公司租用，每亩每年给6元，总共可得十来万元。
  　　额尔敦参加牧民婚庆队，每场可挣300元。昨天两家，一家在吉日格朗图，晚上在锡尼镇。原来额尔敦这些天是忙这个呀，我还以为是办什么事情呢。
  　　另外，齐鲁的弟弟在盐海子工业园区开小饭馆，也挣一些。如此全家的年收入在十五万元左右，还不错。
  　　大妈说大闺女两口子今年就在这儿过年的，初六去北京了，在看孙子。大妈说她那个大孙子文化高，挣一万多元的月工资。她说大闺女和孙媳妇给她买了两件新衣服，就是这件么，她抻开袖子展示，很满足的样子。
  　　妻子说，电视上说给牧民买炭送温暖，你们拿到了吗？大妈说，按户口给卸在呼和木独镇上了，一家1000斤，那么远，谁能拉回来，没办法要。说全家一年得6吨炭，3600块钱。她说，还不如把钱给了个人，省事。
 　　 喝茶后，额尔敦回来了。他默默地喝茶，偶尔说一句，说来这儿起初两年，在镇上租房子住着，不会种地，羊也没有，从街上买着吃，根本不耐吃。给人掰玉米棒子，一天一人挣五十元，那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再没有什么活做，按他们的说法是在发呆。羊都卖掉了，聘闺女办婚礼上羊背子（全羊席）都是买的街上的羊肉。后来看着不行，就买了这处院落，养了些羊，还好些。
  　　我问房屋买卖后产权证办了吗？他说土地所把手续拿上走了，说给办，快半年了。我说，快点办吧，东胜有这样的情况，还出了麻烦咧。他警觉地看了一下我，点了一下头。我问如果这儿开发了咋办？大妈沉默了一会儿，嗫嚅着说，怎么办？也就是怎么办吧。额尔敦说苏木还得建养殖小区吧，上那儿去么，再去哪呀？
  　　我问他们去过沙漠老家没有？大妈说没有。那清华说去过一次。那儿的草场上，有公司在放养100多只羊。他们给留下警告的话：如果你们放羊，我们也会来放的。
  　　大妈说在已经封闭禁牧的沙漠里，有个82岁的老太婆，还在老家的土屋里一个人住着，放着100多只羊，还有牛、驴。那清华说那个老太婆的外甥在什么单位工作，不知怎么胡闹的，再说那地方在两个苏木的交界上，似乎没人管。
  　　我们要走，那清华拿来羊肉要做饭，我们阻止了，说没那个肚子了。大妈吃了两片去痛片，这也是阿斯哈村人几十年以来自我治疗的办法，还可以提神去乏，提高工效。妻子给了大妈二百元。临别时，大妈哭了。我们邀请她去东胜转转。
  　　我和妻子又到近郊的喇嘛庙看了看，就便拜佛，然后启程回家。
  　　如果说额尔敦家是被动走出沙漠的，我的另一个堂妹淖高则是率先自己走出沙漠的。她在20世纪80年代和一个汉族后生好上以后，走到了一起。现在她家在磴口县有两处房产，只是那个地方经济不发达，房价不高，顶多值个十来万元。妹夫王二说：他的房子要是放在东胜那就挖住宝了。他嗟叹还是机遇不对，他们夫妻在鄂尔多斯辛苦打工。淖高起先扫大街，穿橙色褂，橙色帽，一早做工。这是工作需要，趁车流少时打扫，并不全是因为害羞。她家的文化礼仪基本是淖高主导的，过年节，要往屋外撒茶水。这是大妈给教的。孩子都有蒙古名字，是大妈给起的。他儿子巴特尔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打拼着，家族的人评价那是个有志气的孩子。另一个儿子也在东胜打工。我们家族里，以农牧民的身份凭自己之力进城的是这两家。其他人家毕竟是在挣着国家工资的基础上进城的，难度相对小，条件好些。
  　　水逼到鼻孔处，狗也会凫水。事情逼来，人就长本事。我们这个家族也表现了一种顽强坚持的秉性，没有半途而废的人家，毕竟老古人的话说在那儿了：好马不吃回头草。
  　　在这个高原小镇里，额尔敦家既享受了现代城镇生活的便利，也以嫁接的方式延续了过去的生计文化模式。他家养了羊，这是大妈和额尔敦两口子最心仪的。额尔敦还把擅长唱歌的自身优势，当成了赚钱的方式，借此贴补家用，还丰富了生活。在这个小镇里，楼房刚开始建造，平房还有存续的时间，这使得大妈和额尔敦两口子延续了过去的居住方式。这里的生活成本也不太高，因为没有物业费、取暖费等，一年3600元的烧炭就全有了。如果是城里，二百平方米的房子不要你七八千块才怪咧。
  　　这里有蒙古族学校，有正规的民族幼儿园，还有医院，听说原先有个院长，他做出的诊断书，拿到北京重新检查，也一样样的。只是后来得给大夫送东西，或者得给干活，不然病就好不了。这是社会普遍现象，不是特例。附近还有庙，信仰生活也不耽误。这一点比住在东胜还方便。
  　　如果牧民到了旗里，就无法养羊。据说住到旗里的塞迪咻咻着声称，他在捡破烂咧，城里没有个做的，浑身骨头酸困，真难受。城镇化剥夺了中老年人的传统生存方式，那原本是有关生命意义和尊严的要素。
  　　听说王二也计划要养羊。他们是20世纪80年代就进了县城的，按说早就适应了城市生活，但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大概也让他受够了，他可能觉得额尔敦这个生计模式不错，轻车熟路，不太费力，又稳定。
  　　如果六金大爹活着，我想他也会同意选择这个小镇落脚的，他心爱的坐骑可以有马棚，更有草原上的赛马活动，他的生活模式不会改变很大。
  　　我觉得，草原小镇是牧民走向城镇化的理想过渡带。额尔敦的账算对了，小镇生活模式兼顾了三代人的文化特点。让老人安安稳稳住着的承诺，他做到了。我说老人住得很暖，很舒服，这是表扬，也是肯定。估计他会给人们说老太婆的亲侄儿子来看了一趟，很放心了。这应该是对他的最好的肯定吧。

三

  　　巴特尔是王二的大儿子。他虽然不会说蒙古话，学的汉文，但是名字是姥姥给取的，身份证上就是这个名字。
  　　巴特尔在河南的一个大学学的计算机技术，毕业后先在深圳找到工作；后来转到北京的一个大企业工作，和一个山西姑娘成了亲，这全是靠自己一个人蹦跶的。有一年过年，在亲戚聚会时，他转着桌子给长辈满酒，轮到我喝敬酒，我说，很看重你，你是凭借自身努力发展到现在的。他很感谢我的评价。他的婚礼是在家乡磴口县的一个餐厅办的。他们特地从400里外请来蒙古婚庆礼仪班子，按照蒙汉两套做法举行了婚礼。王二一家没有穿蒙古族传统服装，只有巴特尔的姥姥一人穿着蒙古袍子。王二被戴上用酒瓶纸盒子改装的“员外”帽子，引人发笑。山西来的客人，有一桌。共有十五六桌客人。
  　　巴特尔本想在北京买房的，因为妻子怀孕了，还有孩子的落户问题。没承想，夫妻双方家长给他们帮了20万元，自己攒了20万，刚够交首付，北京的购房政策变了，要求连续在北京工作5年以上才有购房资格。没办法，退而求其次，打算在东胜买房。淖高把这个想法说了，我妻子是个热心人，倒腾过房子，对此熟悉，而且有这个癖好，于是主动出击，到处打听房源、价格，终于打探出一个每平方米价格7000多元的三层楼房，90平方米。淖高和儿子在电话上商议后，交了首付。我的三叔得知此情，很赞赏，说：亲戚们就得这样团结，不能一个丢下一个不管。巴特尔来办理贷款，我们驾着车，载着他跑了两天。
  　　他对沙漠故乡一直心存怀恋。他说很喜欢姥姥家的沙漠老家，苍茫辽阔，自由自在。他说有次给姥爷铡草，他操刀，姥爷送草，猛干一个小时，汗流浃背，不敢言声。姥爷问：累不？去喝口茶再来？那时他十四五岁。小时候很怕姥爷，后来不怕了。那个姥爷就是六金。他说母亲一直怕姥爷，姥爷叫她回家做饭，她从麻将摊子上下不来，耽搁了一些时间。姥爷去了麻将摊那儿站下等，母亲边推边起，给麻友说了一声钱明儿算吧，就赶紧走。他留恋地说那些年，姥姥家村落里的邻居轮流邀请邻居喝拜年茶。他姥姥去磴口住个一两天就感觉难活，要回梁外。他说姥姥现在住到伊克乌苏镇，一直在发呆、无语，有人去看望，她可高兴了，有次他和二姨夫去放羊，早晨七点走，一路沙漠，他把一壶奶茶全喝了，十二点到了牧场，二姨夫要喝茶，没了，那次可把二姨夫渴坏了。
  　　他在北京用3000元（月租）租60平方米楼房，四环附近，离单位10分钟的自行车路程。他基本工资2500元，养老金等人家全给交，带上奖金等合起来月收入9000多元。干了五年了，是中科院下面的一个国企。上班时间上午8∶00～2∶30；下午1∶30～5∶30。出差多，加班多。巴特尔说他工作中带的人多，工资级别就高。但是他不愿做正的，只愿意做副手，因为太累了，常常做得腰困颈痛。他已经在腰脊上做了几次小手术，用针乱挑，放松肌肉。夫妻二人吃喝每月得一千多元，穿的不怎么买。他说媳妇也很节俭，中午和一个同事合吃一份米饭。
  　　他的户口在呼市人才交流中心挂着；档案在郑州人才交流中心。也没评什么技术职称，只顾做活儿。现在北京要落户得有高级职称，有副高以上职称，还给退税（个人所得税）。他享受不了。当时忽视了，现在后悔。他在北京还买不成房子。在东胜这里买房子，贷款需要收入证明，但是单位不给开工资单子，怕泄露企业秘密。我想，这些年轻人也真苦，在社会上办事，真是寸步难行。
 　　 说到城市和乡村、本地和外地的差异，他说山西岳父家买一斤肉可以炒四个菜。北京的老太太有买二两肉的，但是咱们这儿就张不开这个口。他说往常在老家全家炖上半锅羊肉，熬上一壶茶，剥一头蒜，围着锅吃。媳妇不习惯这种吃法，不爱吃大块肉。他母亲不吃北京的羊肉，嫌难吃。他父亲最近因为没多少做的，也去北京了，给他们背去一大堆本地羊肉。
  　　巴特尔在搭我的车时，说下午好好请你们。我们说不必了，什么时候我们去了北京你再请吧，但愿你到时候不要耍“京油子”嘴巴，光说不练啊。这是开玩笑话，但是身处北京，免不了随哪儿的做法和说法，也算是城市化的一个标志吧。他要在康巴什买房，给父母解决住房，这点叫我和妻子很感动。他还把母亲接到北京检查身体。这是个好孩子。我妻子对巴特尔买房的事情很卖力地支持帮忙，但是开发商不能按期交房，急得她和销售人员愤然争吵，引发头昏。这两年因为房地产疲软、资金链断裂，东胜的房地产市场一片肃杀景象。2012年年初，巴特尔来交房款的一部分，因为贷不出款了。传说那个房产公司快要塌了，但是经妻子打听，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决定继续交钱，以便签订合同，赶快给孩子下户。
  　　媳妇生孩子，巴特尔两天两夜没睡。一个胖小子安然出生。巴特尔一脸疲累，但是很兴奋，给我们看手机首页上孩子的像。
  　　媳妇只有四个月的产假，月发两千多元，假期后再不上班就没钱了。淖高来电话，请我给孩子起名字，特意要求是蒙古名。我给选择了两个名字叫他们选择。巴特尔来信息，说选择了哈林（飞翔之意）。看来他期望他的孩子飞得更高。
 　　 2013年，巴特尔说，他跳槽了，现在挣1.2万元。原来的公司太抠，女人生小孩，才发两千多元，过了3个月就干脆不给了。淖高在北京看孙子。不知是因为吃不惯北京的饭菜，还是看孩子劳累，她瘦多了，但是心情愉快，自称她的好多病不治而愈。
 　　 这次去伊和乌苏，得知额尔敦的大儿子齐鲁订婚了，在旗里买了100平方米的移民楼房，13万元。齐鲁说是领着媳妇去抽签的，媳妇抽到了三楼。额尔敦的另一个儿子也准备买楼房，登记了。那个后生在盐海子开饭馆，2013年挣了十来万。齐鲁说弟弟的生意还不错，就是赊欠得拿不回来。不让赊欠吧，总不能先问客人兜里有没有钱吧？等到结账，人家说没钱，只能赊欠，不让赊欠吧，就没人来吃饭了。只能下次吃饭，结上次的账。
  　　我们问这里成家得花多少钱？他们举例说最近有一牧民家，光是订婚就花了9万元，加上买楼房带装潢、布置还有家具得20万，共计30万。众人嗟叹：那样就把一个牧区人家抽空了。
  　　那么，齐鲁等去旗里住上楼房，再怎么生活呢？我没有探究。估计是开个小餐馆吧。以他们的文化程度和生产技艺还能做什么呢？
  　　这家三代人的进城历程，叫人深思。六金大爹和同辈弟兄们相比，因为对农耕和城镇化采取了拒斥的态度和躲避策略，其城镇化迟滞了半个世纪。因为对现代文化持不合作态度，他不仅耽误了他自己在城里工作的机会，两个孩子也　　　　　　　　　没能接受好的教育——两个女儿连小学也没有毕业。到了女儿这一辈，大女儿早早进城，虽然因为没有文化，在最底层受尽了苦，但是她的一个儿子到底还是接受了高等教育，走到了“国家的最高地方”（六金老太婆语）；只是另一个儿子不爱学习，只念到了初中，现在东胜打工为生。六金大爹的二女儿安稳地住在沙里，延后30年被迫走出沙漠，虽然生活稳定，但是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教育还是止于初中。单从这一家看来，选择沙漠生活和选择城市生活，从物质生活的殷实程度上看前者较好；从受教育和今后在城市的发展来看，后者有后劲。从文化角度说，沙漠里保存了诗意的文化和妥帖的生计，显得更适合生活。如果让沙漠生活和城镇生活结合起来，是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额尔敦家现在小镇落脚似乎是游牧人当下比较合理的中和性选择。
  　　看来经历两三代也不一定能把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改变过来。要在短时间内改变牧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不现实，而促使他们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化去靠拢，鼓励他们在生活方式里既引入现代的因子，也保持传统的内核，实现诗意的生存是上策。在此过程中，选用文化延续的嫁接模式，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有关文化传承，幸福感保鲜，柔顺地实现文化融合的大命题。
  　　六金大爹这一支，三代仅仅走出一个真正意义上进城的大学生。从老一辈的躲避城镇生活，到第二代对现代生活向往和进城，再到第三代出现精英，依靠其文化科技知识在城里从事比较理想的工作，其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对城镇化的态度和现代教育接受程度。真的应了那句话：三代人才能造就一个贵族。现代教育使牧人后代的生活追求和城市文化更趋契合，更有职业的保障。学习文化，接受好的教育，看来是走向城镇的捷径和必要条件。但是民族文化特点却随着城镇化的代际递进更显淡薄了。这真是一个悖论，可称为城市化与传统文化的悖论。
  　　回到康巴什后，我忽然想到，六金大爹的那个心爱的坐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得问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