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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哈村谚语：活着山崩地裂般轰轰烈烈，离世要风驰电掣般痛快淋漓。
那天上午在一个医院的按摩室里，妻子在等待按摩的时候说，她平时胳膊疼痛，可是害怕针灸，只好按摩按摩。那个按摩医生正在慢慢咧咧地给一个病人按摩着，听到此话，带着蒙古调应声说道，那你还是疼得不厉害嘛，要是厉害，叫吃屎也得吃吧。妻子当时没说什么，出来后生气地说，那个人跟咱们也不熟，说话怎么那么随便，简直不会说话！我则猜测他宿酒还没有过去，神经还在酒气里氤氲着，于是说了一声：唉，蒙古人么，话直理端，就这个特性么，理解吧，知性者好同聚吧。
不知为什么，我记起了解放初人们跳秧歌的歌词：轻个轻个起动起，男男女女搅和起，搅和起来有隆题（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弄明白整个的歌词，只是记住了“搅和起来有问题”这一句。想到现在城市化，天南地北的人们在一块儿生活，蒙古人汉人各民族的人也走到了一起，各种习惯和性格的人都要接触，那五花八门的问题可能就多了。
一
说起蒙古人，人们就会说性格可直哩。好多书面赞语说蒙古人真诚、憨厚、朴实、热情、好客，等等。实际上一言以蔽之就是“直”吧。
直性子，这或许是包括蒙古人在内的游牧民族的主要性格特征。
这“直”是什么意思呢？说话直来直去，表达直白？为人处事没有多少弯弯绕，心眼真诚？
以我的理解，所谓的直脾气是与汉族文化性格相对而言的。这个“直”好像是个涵盖面很广的字眼。汉族人言行比较委婉得体，心思缜密，如同下象棋，走一步能想到后几步。汉族人讲究礼节，重视人情，认为礼多人不怪，注重通过平时的人情积累来编制社会网络，以便做到到处人情在，下雨好借伞。记得我在20世纪80年代，给妻子的一个同学传递了一条某单位可能要一个打字员的信息。那个同学那时候正面临企业改革，到处寻找单位，想方设法要跳出来。后来，根据我提供的线索，他们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没能办成，只得另觅出路。按说此事也就到此为止了，他们却给我送来几条鱼作为酬谢，闹得我很不好意思，同时认真想了想这送鱼故事背后的文化意义。几十年过去了，这个事情还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我想，这大概就是人情建设和礼仪文化的力量。我妻子的那个同学是汉族。这里似乎隐隐有个文化性格差异问题。
以“让饭”这个饥馑时代经常碰到的日常事情为例。沙漠里的蒙古族牧民在路途中碰见人家在吃饭，人家客套着一让饭，他多半就会接过饭碗大吃起来，而且不吃饱不放下碗。他们没有汉族人那么多把饭碗推来推去的客套和让来让去的繁琐，而是很直白实在。而汉族人是很注重礼仪程序的，主家要视情形把握让饭的热度；客人呢，要评估锅里盘里的饭菜量，特别是主家各成员的脸色热度。这样经过一番礼仪考量和利益估量，才决定到底吃不吃，做出得体的举止。在礼让中必须要做到无奈情形下被迫不过才吃饭的样子。结果呢，被让饭的人就会感激，体味到双方关系不同，觉得对方是自己人，是个热心人；即使不吃饭，也得到了尊重，双方都有了面子。自然，文化不同，真诚的牧民起初不识让饭吃饭中的文化密码，做出叫人看来是不得体的举止而受到嘲笑，自己还不明白。吃吃喝喝的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我的一个女同事就看中人家汉族同事的素养，他们来到别人家做客，吃饭喝酒，首先把那家的女主人和孩子招呼着一同吃，特叫女主人舒服。哪像那些蒙古醉汉朋友，端起碗来就只顾自己吃，还要嬉笑挖苦说一些不入耳的话。我想这就叫礼多人不怪，也叫有没有眼头见识。所谓有见识，就是精通那套礼仪文化密码，能游刃有余地操作礼路程序。
还有场面上的劝酒艺术，那简直是一种礼仪文化和智慧的比拼，谁的弯弯绕多，谁能说会道，谁就能给别人劝得进酒，特别是给那些从来不喝酒但是领导想让喝的人喝了酒，那可是会叫人高看一眼的。呆木头能做得到吗？在这些关键的社会表现场合，直人就没有武艺，是轮不上的。
再以平常说话为例。蒙古人对自己的内心需求表达很直白，不会一点拐弯抹角的艺术。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次家里来了一个牧民，找我父亲办什么事情，领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那个女孩直勾勾地盯视我表弟脖子和领口敞开的胸膛，一点不含蓄，叫他很不好意思。连我的四五岁的小外甥女也看不过去了，嬉笑着过去把我表弟的领扣给扣住了，还掉头看了那个小女孩一眼。后来碰见一些汉族女性，她们表达好感就很艺术，先会夸你身上的衣服，含蓄地表达出爱屋及乌的意思。这是言行举止表达上直白和委婉的区别。
在官场上，直性子人一开会就直抒胸臆，有什么说什么，很少顾忌潜规则。20世纪90年代，我所在的一个蒙古人居多数的单位，按例召开党员民主生活会。人们在会上认真解剖各自的问题，还要说到别人存在的不足。很多人的意见触及实际，有时相互间还脸红争几句。那个时候多数部门单位已经流行开会说的拜年话，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认真”走过场。新调来的一个汉族领导颇感意外，会下感叹道：现在这样说真话的民主生活会可是凤毛麟角了，没想到咱们单位还这样动真的，这么认真。这话给我触动颇深。本来么，在官场和政治生活中直来直去，肯定有违特定的生存发展规则，难以见容，容易出局。可是这就是直性子蒙古人！
前几年，有的牧民进城参加赛马，发现牧区的马在城里的弯道上不会跑，因为他们的马在草原上跑直道跑惯了。弯道技术成了牧区马的城市化瓶颈。其主人何尝不是如此！
二
专家认为，民族性格是由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陶冶而成的。由于社会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支配性作用，故民族性格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该民族特定的文化类型。
直性子，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模式的产物。大概草原民族多半就是这个特点。司马迁的《史记》里说，秦国和中原诸国人性不同。那时候，秦国还算是半个夷狄，对中原文明很羡慕，有心学习提高。这时候，由余说了一番话，对草原民族和中原民族的文化性格进行了对比。由余，祖先是晋国人，逃亡到戎地，但仍会说晋国话。由余受戎王派遣去观察秦国。秦穆公发现由余不是平常人，就向他询问道：“中原一向本着诗书礼乐法度来施行政事，然而仍时时发生变乱，如今戎族没有这些东西，又如何治理国家？那不是很困难么？”由余笑着说：“这正是中原所以变乱的原因。自从上故圣人黄帝制作礼乐法度，以身作则，带头执行，也仅能做到天下小治。到了后代，国君日渐骄奢淫逸，依仗法度的权威，责罚检查下面的臣民，下面的人因极度疲困，便怨恨责怪上面不实行仁义。上下交相怨恨，彼此篡夺杀戮，以至于灭绝宗族，都是由于这些原因啊。至于戎族就不是这样，上面的人怀着淳朴的德惠对待下面，下面的人本着忠信的赤诚来侍奉上面。施政治国就像整理自身一样，上下和谐美好，而不知所以能治理得这样的原因，这真是圣人的治国方略呢。”秦穆公深为叹服，同时深深忧虑戎地有这样的贤人辅佐，必是秦国的忧患，于是利用反间计，挑拨离间由余和戎王的关系，使得由余投奔了秦国。其后，历经数代经营拓展，崇尚武力和法制的秦国，虽然马上得到了天下，却没能马上治得天下，没能顺应中原民族礼制文化心理进行统治，结果因为过度的暴政和好大喜功，越过了百姓的忍受力界限，被造反者推翻了。我觉得其中也有草原民族特性和中原民族文化的冲突因素。
还有一个叫中行说的对比了匈奴和汉族文化的不同。汉朝的孝文皇帝派遣皇族女公主做刚刚继位的匈奴单于的阏氏，让宦官燕国人中行说当公主的辅佐者。中行说不愿去，汉朝强迫他非去不可。他说：“一定让我去，我将成为汉朝的祸患。”中行说到达匈奴后，就投降了匈奴单于，单于特别信任他。他处处和汉朝作对，比如不让匈奴人享用汉朝赠予的美食和衣物，诋毁汉朝的物品；让单于回复汉朝皇帝的信时，用傲慢的口气和加大的印章。他还和汉朝的使者辩论，为匈奴的风俗习惯辩护。汉朝的使者讥讽匈奴人没有帽子和衣带等服饰，缺少朝廷礼节。中行说说：“匈奴的风俗……人人吃牲畜的肉，喝它们的乳汁，用它们的皮做衣服穿；牲畜吃草喝水，随着时序的推移而转换地点。所以他们在急迫的时候，就人人练习骑马射箭的本领，在时势宽松的时候，人们都欢乐无事，他们受到的约束很少，容易做到。君臣关系简单，一个国家的政治事务，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父子和兄弟死了，活着的娶他们的妻子做自己的妻子，这是惧怕种族的消失。所以匈奴虽然伦常混乱，但却一定要立本族的子孙。如今中国人虽然佯装正派，不娶他的父兄的妻子做老婆，可是亲属关系却越来越疏远，而且相互残杀，甚至竟改朝异性，都是由于这类缘故造成的。况且礼仪的弊端，使君王臣民之间产生怨恨，而且极力修造宫室房屋，必然使民力耗尽。努力耕田种桑而求得衣食满足，修筑城郭以保卫自己，所以百姓在急迫时不去练习攻战本领，在宽松时却被劳作搞得很疲惫。唉！生活在土石房屋里的汉人啊，姑且不要多说话，喋喋不休，窃窃私语，戴上帽子，难道还有什么了不起吗？”中行说说了一通，还是说的匈奴社会关系简单，没有繁文缛节的约束，所以人心自然真诚，没有那么多的心眼和诈谋吧。由余和中行说都是汉族人，精通胡汉文化，可以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进行文化对比研究，而且两个人所见略同，大概所言不谬。
说到蒙古人，有学者提出蒙古人古来崇尚“约孙”。我觉得有道理。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前，蒙古人中就存在着若干“古来的约孙”。“约孙”有“道理”、“规矩”等意义，元代通常译为“体例”，它包括了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种种社会习惯或行为规范。
“人的身子有头好，衣裳有领好”，这是蒙古社会的共识。铁木真的政敌札木合被他自己的五个伴当抓住送给铁木真，他叫人给铁木真说：“黑老鸦竟拿了鸭子，下民奴隶竟擒了自己的罕，合罕安答你岂能差了！”铁木真果然下令说：“自己的正主敢拿的人如何留得！将这等人并他子孙尽典刑了者。”于是当着札木合的面将捕他的几个伴当杀了。这是《蒙古秘史》上的一段记载。针对当时社会的种种乱象，成吉思汗制定宣布大札撒（法典），将此奉为圭臬，“凡大宴，世臣掌金匮之书，必陈祖宗大札撒以为训”。札撒中除了不允许战阵之前抢劫掠夺等军政条律，还有一些保护游牧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条款，如说谎诈骗者，以幻术惑人者处死等。蒙古民族的一些习惯和禁忌也被订入札撒，如宰杀牲畜而食需缚其足，剖了其胸，以手紧抓其心直至畜死，方可食其肉，如割喉宰杀牲畜，将被处以死刑；禁止便溺于水中或灰烬之上；禁止捶打马头等。
这些“约孙”的有些内容，至今仍以民俗形式在蒙古族民间践行着。我第一次杀羊，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生产队。有天下午，队长忽然发慈悲，要给打场的几个人吃羊肉。我岁数最小，因为他们大人懒得去，就鼓励我学“男人的本事”，去牧户家里杀羊驮回来。生产队长向来把我当小孩看的，不信任眼光实在叫我受不了，时时刻刻想给他证明自己已经是男子汉了，所以自己也不说推诿的话，骑上自行车就匆匆去执行任务。到了那牧户家一看，只有一个老太婆在，杀羊只能由我来操刀。唉，是手忙脚乱地割喉的，把羊的食道也割断了，肉上还糊了一些粪汁。那个老太婆内疚道，唉，咱们两个杀羊像汉人一样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剥皮、开膛，剥离下水，赶紧往回赶。人们吃了一顿略微吃得见羊粪味儿的炖羊肉，几个汉子们说了一句，这小子好赖也顶事了，再没有别的赞语。但是我的割喉杀羊等做法，明显不入他们的眼，我能看得出来。
在阿斯哈村，一直忌讳打马头，理由是怕马儿学下坏习惯，来回摇摆头颅，不能集中精力顺顺溜溜拉车耕地。这在冷兵器时代大概是要命的坏习惯，战马看见人家兵器在前头晃动就畏葸不前了。所以在成吉思汗时代打马头的人会被判处死刑是有道理的。至于割喉杀羊为什么还判那么重，估计其中有宗教信仰的因素。
元朝至元二十一年二月，皇帝收到一个奏折，说一个管鹰的官员回家，路经驿站，却不吃驿站现有的羊肉，非要吃鲜羊肉。不知道是这个官员要吃，还是他的鹰要吃鲜羊肉。反正皇帝批语是：“如今见（现）在肉有阿，与见（现）在肉者。若见（现）在肉与阿不吃的人每根底，水也休与着。”这段话叫我想起好多事。皇帝按着蒙古风格的汉语批示，叫有什么吃什么，最后还来了一句蒙古驳难话语，估计他还有“你爹娘的头”之类的骂戾，只是没有写上罢了。还有“根底”这个词，在阿斯哈村皮吉老汉口头上也长挂着，意思是“如果……的话”，元史里竟然出现了。其间的传承关系值得探讨，这是另外的话题了。需要注意的是连蒙古人的皇上都是那种直来直去的话语，更遑论草根百姓！可见直性子是古来如此，上下同类的。
草原民族对忠直之士向来看重，做事崇尚光明磊落。南北朝时期的石勒是个胡人，他鄙视曹操、司马懿，认为他们算不得大男人，“曹孟德、司马仲达以狐媚取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大丈夫不为。”他认为应该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地在战阵之前、刀光剑影中取得前朝的天下，不能做那些下三滥的偷鸡摸狗的营生，不光彩！的确是个直人英雄观。古代蒙古人也认为赢人要赢在明处。即使是蒙古人的对手，如果是脾气直诚、英勇无畏，也会引起蒙古人的尊重，说和咱们差不多。这也是直性子的表现。吕思勉先生说：“野蛮民族，大都直情径行。故其宽厚质直之处，或非文明人所及。然其残酷，亦出意外。”蒙古大军西征中，钦察一个首领八赤蛮逃到里海的岛上，被逮住后，见了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不肯下跪，说：“我为一国主，苟岂求生。且身非驼，何以跪人为！”坚强不屈，被杀。其性刚烈，其言生动，很有蒙古人驳难文化的韵味。蒙古军历尽艰辛攻克顽强抵抗的斡罗斯的乞瓦城，按照惯例应该屠城，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却赞赏其首领德米特尔的英勇，赦免不杀。对反抗者的这种赦免是极其罕见的，看来英雄到底相惜，直诚皆受崇尚。
以外国一些学者的说法，各民族不同的心理特质是文化模式不同所造成的。按照荷兰管理学者霍夫斯泰德等人的文化模式论来衡量，中国的游牧民族文化模式和农耕民族文化模式的确不同。
游牧民族：交流方式外显，重视语言和具体的信念；工作和人情分开；低权力距离，等级划分弱，层次少；形式主义较轻，不拘礼节；决策流向，来自辩论；短期导向，做事注重眼前，不重视节俭；笃信有神论等。
农耕民族：交流方式含蓄，强调内涵与非语言的表达；工作中重视情感关系；高权力距离，等级划分强，层次多，金字塔结构；形式主义较重，拘泥于繁文缛节；决策流向，来自命令；长期导向，做事注重长远打算，节俭；宗教信仰为无神论，多元信仰，实用主义等。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些直性子和曲性子的不同来。然而平心而论，具有直诚性格者在汉族中也有。我游西湖，见西湖北有岳飞庙，湖南畔有于谦祠堂，还有一位张姓好汉的墓坐落在湖西畔。另有秋瑾等等豪杰也在此安葬。我不禁感叹：直诚义气的汉人的英魂攒集在美丽的西湖畔，柔婉秀丽的南国山水竟然怀抱了这些正直刚烈的英烈们！想来也是奇事。看来，委婉阴柔的南国，一样濡染刚猛气质，一样崇拜英雄烈士。但是要说直性子的比例，还是蒙古人中多些。用学术语言来说，这就是文化的正态分布，或者叫不同概率。
家庭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机理之一。蒙古人向来深恶蝇营狗苟、偷盗说谎，父母对子女就此一再说教警示。我的一个老乡说，小时候有一次他和玩伴偷来一颗碗大的西瓜，其父发现了，就叫他口衔小西瓜站在大院门口足足两个小时，不让吃饭。他说，饿肚子倒是其次，主要是他家正好在十字路口上，来回行人，都奇怪地看他口衔西瓜的滑稽模样，太叫他难堪了，一辈子忘不了。他说从此再不敢做那些恶作剧。
时代和文化性格也有大关系。我认识的一个陕北人家，老婆子秉承了藏富保守的文化传统，成天哭穷；而老汉和儿子却敢于露富，说挣下几百万了。他们多年从事工程承包，濡染了商业文化，知道现在必须有经济实力才有信任感，才好生存发展。所以文化人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时变动的。
有些人类学家认为，作为人类学和心理学之间的桥梁，文化与人格这个研究范式所研究的正是文化对于该群体成员所产生的人格方面的影响。我认为，一个民族的心理特质，也应该从其历史文化里寻找渊源。
三
蒙古族民间，过去对直性子很崇尚，认为男人就该脸上放光芒，眼里冒火星，一声喊到底，认为那是英雄气质、男子汉的风范。民间所谓不咬人的狗更可怕；有口无心比有城府的人好相处；蛇的花纹在外面，人的坏心藏里头等等，都隐含着对非直性子的否定和排斥。
大约从20世纪初期以来，蒙汉文化大面积接触，两种文化及其价值观相互冲突、挤压、媾和，蒙古人的直性子开始感到不太适应。虽然说直性子人好相处，但是谁也不想做直性子人，因为汉文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民间流行的说法为：溜沟子（意为拍马屁）走遍天下，直脖头寸步难行；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交往的准则就是讲究礼仪文化；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人们渐渐认识到直性子是瞎惹人的代名词，直性子人容易吃亏。在官场上，直性子更是败事的根苗。娃娃也是脾性乖巧者会得到大人的喜欢。现在如果一个人说话尖锐，激动得脸色略微泛红，就会有人半真半假地问：你是不是喝酒了？听到有老师在授课时义愤填膺针砭时弊，有人也会发出疑问道：看来他是喝酒了，不然怎么会那样说话呢？说话直，会被人怀疑是不正常，或者喝酒了，或者神经不对。蒙古人的特点似乎就是爱较真，太认真，喜欢抬杠，太把领导的承诺和文件的规定当回事，没有权变的意识；那是他们还沉浸在男子汉说一不二、驷马难追的古老“约孙”准则里。整个的文化生态就是如此情形。
直性子处处面临挑战。
和我一块练车的卖花炮的王晓说，她觉得她的邻居蒙古女人挺好的，但是其他几个邻居媳妇说那个蒙古老婆不行。为什么不行？也没有大不了的事情，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她举例说，比如几个人闲拉话，有个媳妇说，唉，不知道谁了，把吊水桶给她弄得花里胡哨的，脏得要命。这本来是一般的啦话，没有什么针对性，那个蒙古媳妇却不依了，生气地说你要说就明说么，何必那么指桑骂槐，闹得大家无趣？大家觉得没有必要这样认真，这么锋芒毕露吧，多大的事呀。这大概就是文化隔膜，搞得邻里成了陌生人。王晓说她这个人从来不爱计较，照样来往，觉得人家蒙古女人也不错，还请她吃腊月二十三的肉饭，挺好吃的。其他那些老婆还奇怪，问她咋能跟那么别扭的人说上话咧？王是个说话直接，态度热情，肯帮助人的人，估计在这点上让那个蒙古媳妇觉得对脾气。幸亏邻里有这么一个直脾气汉族媳妇，不然那个蒙古老婆就会被大家认定是翻不转，智力有差距，理解力有限，渐渐就会边缘化。
我原来的一个同事，学问上蒙汉兼通，很有才华，经常写一些地方文史。他老家是西部牧区的，到汉族居多数的东部地区工作，并成了家。他好喝酒，快退休以前，这位老兄在我们单位大喝了几天酒，头发乱蓬蓬的，围脖也胡乱缠绕在脖子上，看见谁就批评谁。他抓住我的一句话把子，驳难道，你说所有的项目你说了算，那领导做什么呀！领导就不在你眼里头！简直是大师不在，小班定（喇嘛徒儿）翻天了！这样的人怎么能重用！？几天以后，他终于回家去了，大家不约而同感到安然。此后不久听说他去世了。后来一个知情的同事说，那个先生在家里境遇也不太好，老婆磕打他，不照顾他的生活；女儿们也和老娘合起来欺负老头子。在一个汉化的环境里，他生活得不顺心，因为没有和环境融合，还是那个直性子，那么爱好喝酒，喝酒以后又好发牢骚骂人。看来，文化冲突即使是家庭的温情也抵消不了。直脾气的确是寸步难行啊。
好多蒙古人不无遗憾地说，某某原来是个蒙古人中挺有担当的硬汉子，一当了领导就腰杆软了，说起话来也吞吞吐吐的。我觉得，当领导就要统筹考虑，思虑细密，自然不可想起什么说什么，这是角色使然；另外，官场文化生态环境就是抑制过于敢说敢做的，喜欢用那些听话的，稳健的。服从是等级制度的首选原则，也是文化选择机制。20世纪70年代，阿斯哈村的同噶，那时候就好说要做官就腰杆硬点。队长给人家批出两只羊，他当会计的也要批出一只羊。他常说一句口头禅：胆大日老虎，胆小连猫也日不上。他的硬腰杆没能挺直两年，会计职务就被撸掉了，为此和接任的知青闹别扭，和队长闹别扭，郁郁三十年。官场生态里容不得过分直的脾气，而最多只能包容那些粗中有细的猛张飞。如此，直人自然难以生存。直人为了生存发展，只能学着说违心的话，绕弯子话。
直脾气人还有一个表现是遇事躲避，或者叫赌气地避开。逃避，这是蒙古人的老套路。一赌气，走了，离开好草场，好的城里工作环境，放弃好的机会，脖子一梗，回家活去！没有耐心，没有咬劲，只是赌气而躲避，消极回应，被动攻击！过去年代的勃勃生机，变成了赌气逃避。没有坚定不移坚持守住阵地的韧性和决心。我的姑姑说起20世纪50年代去百里外上学的经历，说那时候的牧区学生辍学的多。一不高兴就会想，我何苦呢，念书又饿又累，白受这个罪！于是好多学生不等念完小学就逃学回家了，连小学也毕业不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我记得我们那个小学共有120个同学，多数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念书了。剩下我们15个人，一块去百里外上初中，差不多又有八九个回家去了。听说是学校要把几个年级合并为一个班，和原来的低年级成了同年级，高年级同学羞于同伍；有的是大队不给开具粮食供应转移证等等原因，瞌睡遇了枕头，干脆回家了；还有的是因为老师在语文课上给教辅音、元音，他们觉得那是小学学过的东西，怎么老炒冷饭呢，就和老师闹矛盾，不念了。留下的多是低年级的，高年级的只有我这个呆子。120人里最终出来的只有10来个人，多大的淘汰率！这都是逃避性格惹的祸呀！
新中国成立前，牧民在农耕的挤压和动乱的摧残下，纷纷舍弃优良牧场，逃避到大沙、大山里。好地方，有水有草的地方都丢下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少人想方设法离开农区去了沙窝里，过沙漠生活去了。老辈人说，马是蒙古人的宝贝，是感情的寄托，马和人通性情同命运。紧急时刻马可以救主人的命，即使中了枪，也要驮着主人努力跑出危险地带后，才死去，牧人谓之给主人顶命。马的习性就是喜欢安静的草场，不喜欢嘈杂的环境，所以为了寻找那样的草场环境就越走越远，越走越偏僻。这或许也是牧人选择偏僻处的一个原因，渐渐成了牧人的应急策略乃至性格特质了。
20世纪80年代，恢复高考以后毕业的那些牧民后代到了城里。开头他们被人事部门插花安排到各个部门和单位，为的是让各部门人员的民族结构趋向合理。三五年后，这些人纷纷聚集到蒙古人占多数的单位，比如民族学校、民族文化卫生单位，清一色了。其中有的人或者以酒为媒，躲在某个光棍汉家里或者某个小餐馆，喝酒，做闹市隐士，一醉方休，还容易争吵闹事。有的因为坚守善良，也容易躲进酒里，成为醉鬼。有的认为只有不折不扣喝酒才能表露一心一意，朋友义气不打折扣，所以宁肯喝醉，表示不防备。也许在新的环境里，原有的生活方式、谋生手段等等施展不开，新的谋生手段没能掌握，容易成为边缘人，从而失去尊重和价值感，只好借酒浇愁，躲避矛盾。也许直性子不容易融入城市新环境，他们容易成为边缘人。多年下来，从个人的工作地位到家庭的经济、子女的教育和安排就业，就有了大的差距。
直性子人多采取躲避策略，在社会层面上就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阶层疏离感。一个人发达起来后，别人就远离他，不愿意交往。对实用主义有一种耻辱感，觉得不应该抛弃倒霉的亲戚朋友，那是心不正；也不应该巴结那些达官贵人，那是居心不良。有人说拍马是为了骑马，存有浓厚的目的性，所以宁可跪倒，也不以为耻，不认为是有损尊严，而觉得那是权宜之计，是以退为进，以屈求伸。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蒙古族牧人及其后代呢，认为拍马是因为真心喜欢马，或者这个马瘸腿了，走不动了，可怜它。在人情社会的环境里，在潜规则严重泛滥的条件下，这种耻感心理造成的后果更严重，可谓是社会阶层躲避疏离现象。他们的子女不好安排，无房子，无职业。因为他们不爱求人，不肯低头，只会说，领导和上级应该知道吧，他们应该看得到实情吧？爱哭的孩子多吃奶，我就是那不爱哭的孩子，硬撑着饿肚子也不会说好话求人。政策定了么，怎么定的，应该怎么办吧，谁跑就给谁，那成什么体统了！他们以为阳光自然普照，不一定你站在山头上就能照耀到，我蹲在山坡下，就借不到光，那叫什么“约孙”!我们是蒙古人么。再就是等待公平公正，而不是争取自己的权益。可是现在办事情，好多时候得按照潜规则来，该送、该找人，一样不能少。人托人，拱倒山；官不打送礼的；没有不爱听好话的人。牧人及其后代在这方面不行。他们编制社会网络的想法没有那么精密和预期遥远。他们只是等待按照文件落实，等待收获自己应该得到的好处。
因为等待公平，就显得赶不上趟子，耽误大好机会，造成终身憾事。我的一个老同学诉说，他本来是校长的候选人，各方面都该轮到了，还有人提醒过他，叫他“表示表示”。他没有，认为该怎么就怎么嘛，又不是偷人抢人咧，还要送东西说好话！结果到手的校长没了，他被调到一个闲职上，只能等着退休。他呷了一口酒，感叹说：啊呀，那时候如果给送500元就办了事咧，那是当校长，活一回人，也是个成就感吧，呸！我的前途就毁在这区区几百元上！他懊恼地拍了一下硕大的脑门子，阐释道，更新观念这么简单的几个字里，有深奥的学问呀！唉，蒙古人的脑子动在事情完了以后，不赶趟啊！
还比如信任和信仰，牧民笃诚，一旦心服了，就全身心投入，心无旁骛。而汉族文化对神鬼是敬而远之，或取其实用管用的敬拜，谁顶事、管用，信谁，而且信那么一会儿，实用主义的。过分相信人，容易上当受骗，过分信仰佛，也可能失去了自我，盲目从事，最终吃大亏。相信上级、相信“红太阳”一贯正确，这些特质使得牧民们在“文革”等社会运动中受害匪浅。即使在近年的城镇房地产拆迁大潮中，人们众口一词评价是蒙古人中很少所谓的“钉子户”，非常听话，老实。阿斯哈村的道尔计老汉对此并不喜欢，认为那是一种奴性表现。而我的一位汉族同事却高度评价那是讲道理、有素质的表现，不是傻子、痴呆。可是我的一位熟人却大呼上当，因为他的房子大小和邻居的一模一样，听从安排叫拆迁了；邻居先是坚持不拆，经过一番博弈，比他多得到五万元。他摇头说，还是不行，太听话，太直诚了。事实老是提示人，诈谋横行中，吃亏的就是直诚老实人。
好多学者认为，“忍”作为面对人际冲突和生活艰难的武器，可能是沉淀于中国汉族人身上的日常生活智慧；“忍”沉淀为中国民族性的一部分。与忍相关的特质包括：能吃苦、耐性好、忍从。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坚忍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一，所谓坚忍就是自己能够忍耐到很高的程度，克己、自勉、吃苦，诸如此类。台湾学者李敏龙将“忍”从心理学层面定义为：忍是自觉性地运用内在的心理机制，使原先特定的心理意向不付诸实际行动的一连串心路历程。忍的内容包括：个人的道德修养、人际关系和社会成就。忍的心理机制包括：克制、坚韧、容受和退让，如此机制才能保证个人能够承受某事而不发；忍的内容包括：欲望之忍、情绪之忍、性情之忍、道德之忍、立身之忍、机运之忍、人伦之忍、对待之忍、富贵之忍和治事之忍。汉族人以此为利器，能走遍天下。几年前还双手攥空拳，而经过数年坚持不懈和忍辱负重，他们往往能过上好生活。
那么“直性子”这个概念该怎么细分好呢？与“直”相关的特质包括：豪放、大气、好客、好奇、冲动、开拓、包容、信任等，如果持之有度，如果操控正确，就可能成就一番大事；如果操控失度，方向有错，则可能演绎出来如风去如电，爬得高跌得重的悲喜剧。直性的心理机制包括：言语直白，沟通简约明确；说话算话，建立信任关系容易；做事利索，说干就干，效率高，等等。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直性子少有忍耐心，容易感受到挫折感，遇到挫折难以做到坚持不懈；思维的系统性不够，精密性不足，说话冲，容易惹人，容易发生人际冲突；做事冲动，不计后果，容易失度，没有回转余地；在文化萎缩中，感到失去自我；在谋生艰难中倍感失落，特别是在主流文化环境里，难得要领，觉得有劲使不出，等等。
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直性子这个特质对牧民的城镇化会带来多少影响呢？
四
有专家认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格是价值观、态度、信仰的集合体，其重要性就在于利用机会的能力，具有现代性的人格特征是个人存在的必要条件。看来文化性格关乎生存发展大计，不可等闲视之。
从民族文化心理角度看历史，似乎一直在上演着剿除直诚性格的悲剧。汉代民谣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封公侯”，说的就是那时候官场中直人的可悲命运。前些年流行的一段官场民谣说“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光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频繁升腾”。这些事实似乎说明，古来就有排斥直诚的恶的政治社会文化机制，至今不绝如缕。直人屡屡被剿除的效应是没人敢说公道话了。剿除的形式一是“文革”类的暴风骤雨，集体清除，被整死的大都是坚贞不屈、不说胡话的直人；更多的是在平常的生活工作中温水煮青蛙式排除、排斥、孤立、剥夺。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小人上位，贤人退避，坏人横行，沉渣泛起，直至社会动荡，兵燹纷起，民不聊生，大家难活。
身处变革时代，生存发展列第一，那就学着改吧化吧。
生活中的文化，相互表露的是文化的冰山部分，显性的；而隐性文化是深藏在水底的，那是思想、习惯、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很不好学习到手的。有的汉族朋友评说某某是精明的蒙古人。这大概是类似历史上汉族对某些少数民族称呼为生番、熟番的意思，凡是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就是熟番。这是夸赞？还是谑称？
我接受汉族文化较早，小时候，周围一块玩耍的孩子里汉族朋友多；后来上学，小学开始接受蒙汉双语教学。到了工作岗位上，算是进城了，周围十有八九是汉族同事、同学、朋友。应该说濡染了一辈子汉族文化。但是觉得还是红皮白心，那个思维习惯和做事为人还是蒙古味的。1979年秋，刚分配了工作，一些成了家的同学轮流邀请同学们吃饭。应邀去一位老大姐家吃饭，我买了两块钱的糖块去，顺手放在那位同学家的柜子上，静默无声，也不渲染这是自己带的礼品。吃完饭以后，大家纷纷告别，眼看就要成为无名英雄了，我趁着两杯酒的酒劲，把那家的孩子的手握住，把糖袋递给他，朗声说：嗨，这是蒙古叔叔给你的糖块哟！有人低低笑了一下，多数人没有反应，众人的注意力马上转移到告别的礼节上去了，相互握手说个没完。这是我最欠缺的功夫，要走又不是，好难受。由此得知我的礼学功夫差劲多了，好好学习吧。
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一个农业开发基地负责，用的人全部是汉族农民和技术员。因为他们锄地质量不过关，浇地不上心，等等之类细小问题，我焦虑不已，动辄发火。一个卖籽种的退休老干部在没人的场合提醒我说：还得讲究方式方法，火暴脾气得略微抑制一下，对身体不好不说，管理效果也不一定好。我猛然醒悟了，是啊，这就是说我的思维缺少了一个程序环节呀，那就是理性化和艺术化。从此我就坚决按照这个多加的程序处人做事，效果果然不错。我的一个好朋友也说我容易赶端来，意思是省却了必要的礼路程序，说话行事直杠杠的，叫人不容易接受，的确如此。这就是表现过直。从心理学来说，这是缺少延迟满足能力的表现。草原民族的后代，祖先就是喜欢要什么东西就直来直去要，不给就刀剑相向。少有卧薪尝胆，报仇十年不晚，三十六计等等以智取人的把戏。我从这个经历中得到一个启示：直性子人应该有理性化的思维和行为训练。
好多牧民也在学习新的思维行为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我看见母亲要给邻居一个羊倌端过去一碗剩下的肉汤，因为她舍不得丢掉，也可怜那个老者。有人阻止道，如果人家吃了咱的肉汤，出了这样那样的事情咋办？还不如喂了猪和羊呢，省事。她很是踌躇了一气，觉得荆棘遍地，不知所措，但是又舍不得丢掉，还是端过去了。听见她在窗外给羊倌和声悦气地解释说，你如果不嫌弃，就拿过去吃吧，如果不放心就不用吃了，喂羊喂猪都行咧。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样一个直诚人，坚守直诚和热心的文化传统，但是为了学精也学说这么一套来自我保护，真是难为她了。母亲经常会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有多长的被头伸多长的腿等俗语，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也在努力学习适应着。
直性子特质适宜治世，遇上乱世就吃大亏。治世宜方，乱世宜圆。在转型社会里，社会失序，道德失范，法制难行，最叫人难活，幸福感很低，特别是对直诚人来说那简直是噩梦。
在鄂尔多斯的金融风暴中，人们为债权债务闹得殚精竭虑。听说我的一个亲戚给人家打电话，说自己从来不会短下钱不认账的！觉得不够分量，又加了一句：我是蒙古人，可直咧，短不下钱！在这里蒙古人的直诚被当作信任抵押物在使用着。这些都是直性子脾气演进变异的表现吧。
前几天，新近晋升的一个亲戚在给侄儿传授经验：领导喜欢什么你就照住做什么，领导喜欢读书，喜欢爱学习的人，你是给开车的，就在车上放上几本书，闲时看看翻翻，叫领导看见，以为你在读书，慢慢人家就高看你了，你才能有发展咧！
我在一旁暗想：学吧学吧，把自己的直诚高贵的气质也化掉？实在叫人困惑不已！
吕思勉先生说，南北朝时期，胡族领袖热衷于汉化，对汉文化折服，对自己的文化不自信。五胡统治者在建立政权以后，开始竞相“寻根”，声称他们也是炎黄子孙……证明自己和中原的汉族有着一样的血脉，乃是种族上的同根兄弟，在文化上也同流共源。那个时候的北方少数民族是无条件地向中原文化看齐，不惜化掉自己。到了辽金及以后，胡人的学习态度改变了。史载“时为金世宗，在位二十八年，号称文治。一时有小尧舜之誉。”时金上下渐染华风，金主尝谓宰臣曰：“朕尝见女真风俗，迄今不忘。今之饮宴音乐，皆习汉风，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真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日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又禁女真人不得改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令习骑射。”元朝也采取了预防被同化的种种措施。元朝皇帝在至元二十三年和大德七年发出诏令，让在南方为官的蒙古人北还，以此阻止同化。清朝皇帝一面大力学习汉文化，一面禁止汉人入东北、蒙古，实为防同化，固联盟，防汉人。看来胡人觉得，鲜卑、匈奴等等学了一通中原文化把自己学没了，只给中国北方遗留下一些直诚豪爽的文化气质痕迹，所以悟得了保存自己民族特征的必要性，于是采取保护民族文化习俗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历史大账算来，一股脑要变成主流文化中的“精明”人，摈弃直性子等特具的禀赋，合算不合算，还得好好想一想了。或者进行一番深刻的文化自省，做到文化自觉，归归类，分分好坏，评定一下该扬弃的是哪些，该继承的是哪些？估计得做这样一番功课，免得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同倒掉。
昨夜，我家门口停了一辆外地牌照的车，半堵着屋门。妻子不高兴了，说什么人呀，这么随便。我的看家护院的心理被激发起来。上午看见有人坐在了车里，我便出去问是怎么回事？那个人很不客气地往一旁扬了一下下颏说，王局长家办喜事咧，（车在这儿）停一会儿。我心里一咯噔，有了退却的意思。车里的另一个大胖头却说，又没有堵着你的门，停一会儿车有什么！这话叫我生气了，说你还想堵门！不懂礼貌！那个司机估计我是个生瓜蛋，不懂世故，就赶紧倒车下去了。看来，这些人是借着人家的官名官势，要行无礼呢！回到屋里我还在生气，但是同时略有不安，觉得在平白无故中惹了当官的，说不定以后堵了路咧。蒙古人的直脾气，防不胜防啊！唉，生就的嘛，由他去吧。真正学成精明那可是不容易呀。在巴西世界杯赛场上，乌拉圭的球星苏亚雷斯又咬人，受到了惩罚。心理学家说，即使苏亚雷斯为此受到过多少次惩罚也不易改掉，因为那种应急行为成了习惯性神经回路了！唯一的办法是接受心理咨询，从其童年经历中找到原因，清除心理伤痕。那直性子人的应激反应症状该咋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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