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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蒙古人多是直脾气，好就好，不好就不好，大写在脸上，大鸣在嘴上。从古以来，以“约孙”为第一规矩，要求毫不折扣地遵守和维护。“约孙”是蒙古语，大体是法理、道理和规矩之意，据说古代是指称习惯法和成文法。在阿斯哈村则是延伸为约定俗成的规矩的统称，比如政策条文、待人处事的习惯以及婚姻礼仪，等等。谚语说不懂“约孙”的人好提叙人家父名，不会拉胡琴的人喜欢调拧琴弦，这里的“约孙”就是规矩之意。在蒙古人心目中，“约孙”是必须遵守的，绝对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因为大家都是男人，规矩是大家同意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摇摆不定，说话不算数，那还不如把男人的那东西割掉喂狗算了。所以“约孙”是内化了的价值观。“约孙”还有一套古来传下来的执行系统，一个是官方的司法体制和机制。过去，衙门发布谕示禁令，下面就有专门的民间执法者，俗称扎日谷其（执法官），时常游串各地，看社会上的执行情况。比如说旗札萨克的福晋去世了，叫大家七七四十九日内不可剃发、不许娱乐，而有人剃发了唱歌了，那是当场要责罚的，或者鞭挞，或者罚牲，或者兼而有之。至于罚下的牲口归了谁，那就不清楚了，依照有利则早起的规律来推断，应该有奖励机制在起一定的作用，最起码是分成，和现在有的执法者喜欢以罚代管相同吧。
对新上任的官员也要进行“约孙”（法理）训诫。20世纪20年代，杭锦旗的色登道尔计荣任协理职务。恰好遇了他的儿子犯了规矩。著名驳难家桑杰把此事揪住不放，要求按照既定法规严厉处治。于是色登道尔计对儿子执行了鞭刑和罚牲的处罚。有人对桑杰说，色登道尔计刚刚上任，祝贺还祝贺不过来，你却如此做，过分了吧？桑杰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得趁着小牛犊子的鼻肉没有长硬之时给它穿通鼻棍子，不然就驯服不了。色登道尔计后来治旗有方，在乱世中保持了一片安静有序之地。他的口头禅是：杭锦旗是有规矩的旗。他以规矩来治理旗境的理念，和桑杰给他上的第一堂课有多少关联，不好说，但是最起码是个心灵触动，难忘的样板。这是一种法律系统，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格局的。当然执法者得熟读法律文书，而且擅长口诛笔伐，也能甩鞭子打人，不然谁能服气，乖乖低头呢。
此外还有民间的社会舆论，也保障着“约孙”的至高地位。就社会舆论的约束机制而言，鄂尔多斯蒙古人有“特搁”习俗，可译为设梗、驳难。其作用是辨清事理，坚持法制礼规。一旦有人犯规违礼，即使是微小的细节，也会引起不满，甚至是激烈的冲突。所以阿斯哈村有谚云：人无规矩打不在人数里，马无印迹算不进马群里。所谓驳难家在地方上很受重视，是意见中心人物。他们以这种特有的文化形式维护传统社会秩序。
“特搁”也能作为政治武器来利用。即使是贵为王爷，也有好汉对其发起驳难。20世纪30年代，杭锦旗有位札萨克（俗称旗王爷），要兼做佛爷，管理全旗喇嘛教务，号令全旗喇嘛不管相距几百里远，也要轮班到他的家庙念经服役。喇嘛们不堪役使，不服其做法，组织“独贵龙”到盟长府告状。盟长设堂发问，你们是哪里的僧人呀？为什么不好好念经，却聚众喧嚣？喇嘛道：盟长老爷，我等是从召庙衙门来的，是留辫子喇嘛旗的！盟长大喝一声：哪来的什么召庙衙门？何来留辫子喇嘛？懂不懂规矩！喇嘛们应声说，是呀，这些怪事我们那儿现在有了，请盟长老爷公断此事。就说就呈上诉状。盟长在此巧妙驳难下，已经输了一招，只能断旗王爷输理。旗王爷无奈地脱下了僧袍。喇嘛们用驳难艺术先封死了盟长的口，占得先机，为胜诉打下了基础。即使是新社会，一旦发生与外边的交界纠纷，苏木嘎查就叫那些驳难能人出面，据理力争，唇枪舌剑，保护权益。
还有一种“特搁”，是噱乐式驳难，给生活添趣增乐的。
民间流传这类的段子很多。清朝时期，一个喇嘛去和一个著名的活佛讲经辩理。喝茶间，活佛问其一路所见所闻。喇嘛说，一路也倒没有什么奇趣的事情，只是到了活佛庙跟前，见几个女人在嬉笑着打水。这实际上在影射活佛庙规矩松弛，有容留女人之嫌。喇嘛接着说：当时他还讥讽了一句说哪来的这么多牝牛叫唤个不停？活佛泰然回应道：呵，可能是碰见同群的公牛了吧！喇嘛立马语塞，再没说话，抄起褡裢走了。因为他遭活佛婉转痛击，感到对方道行深厚，自己不是对手，输了，也服气了。
这种游戏做法在阿斯哈村民间很流行。20世纪70年代，有两个人打赌，一个说他能捉得到狐狸。另一个人说，你要是能逮到狐狸就把狐狸蛋（睾丸）给我吃了。那人想方设法打到狐狸后，把狐狸的睾丸冻住，削成细片，放进碗里，上面压上炒米和熟羊肉，叫来那个人喝早茶，给吃了。那个人根本没想到会是这样，好好喝了一回茶，还直说这顿茶可喝好了，只是肉片有些半生不熟吧。喝罢茶，他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对方，“好好挣了一回！”多少年以后他给我说起此事，仍然满足得脸色放光，很是得意。这类过头玩笑，并不被看作过分、粗野，反而是双方的智力比拼和大度的显示。
这些都是在言语和行为上“挣”对方便宜的故事，当事者以为荣耀，在民间能够广为流传，甚受欢迎。
20世纪70年代初，阿斯哈村伶牙俐齿的兔子老汉牵着骆驼，冒着酷暑到了大队供销社。兔子老汉向来剃着光头，那骆驼也因夏天蜕毛，光秃秃的，青皮瘦身，煞是难看。邻村的噶瓦喇嘛在树荫下坐着，见了兔子老汉和光皮骆驼甚觉滑稽。这二人都善言能辩，远近闻名，却因为各住一个大队，难得一见，尚无交战记录。二人客套一番后，噶瓦喇嘛抑扬顿挫地发问：前头的秃货像是个人，后头的秃货青皮光肚的是什么呀？兔子老汉应声而答：认得的话这是蒙古人的骆驼，不认得的话，是你亲爹，呵呵呵……噶瓦喇嘛本来是蒙古人而装不识五畜，过在自己，挨骂而语塞，知道碰上了硬手，赶紧从地上抄起褡裢搭在肩上就走开了。这类掌故至今还在阿斯哈村流传。
驳难文化是蒙古族民间公认的辩理形式，只要持之有故，平民也可以对贵族发起责难，贱人也可以和贵人斗智，使得蒙古人的“约孙”和直脾气获得了一种保护，故一直受到崇尚，得以传承。但是，沧桑巨变，好多时候，直脾气就渐渐吃不开了。阿斯哈村的升格老汉是有名的硬汉子，直脾气，从不说 话。他原是杭锦王爷的大连襟，王爷赐给他一个白色梅林顶戴，没有实权，只是在婚庆宴会上可以坐在上座。“文革”当中，红卫兵揭去他家的炕板，找财宝寻罪证，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升格不依了，说，什么红卫兵，简直像土匪！过去土匪请财神才这样挖地三尺！不用说，自然又挨斗。
20世纪70年代，阿斯哈大队指定皮吉为生产队长人选，在社员会上征求大家意见，实际上是走个形式通过的意思。不想，在一片同意的声浪中，一个咻咻声说：咱们队再就没有人咧？为甚就选一个棺材瓤子！原来那是塞迪在力排众议，反潮流。皮吉老汉当时五十多岁，愤然回击道：那些国家主席哪个不是六七十岁？你敢说他们是棺材瓤子？！塞迪当然不敢，皮吉老汉的任命顺利通过。皮吉老汉走马上任，把生产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但是心里的疙瘩始终没有解开。有次他说：塞迪，你连个后代也没有，单身孤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快快找个老婆成个家哇!塞迪听出这关爱里的敲打之音，便顺手把自己七八岁的侄儿往身前一推，拍着侄儿的肩膀说：这就是我的后人，还好几个哩！你的哩？一个也没有哇！务育了半天还是个外甥女子！那才是替老公牛剜草，瞎给旁姓外人做贡献哩！皮吉大怒失态，掉转身打了自己老婆一耳光。这些事虽然至今还有人说起，但属于笑话，是纯粹的挖苦咒骂，算不得驳难艺术。说明古老的驳难艺术趋向了衰微之势，只剩下插科打诨的智力语言游戏，或者是相互揭短挖疮的冷暴力行为。驳难艺术是笑着戳人，迂回出击，拐了好几道弯子，才叫人觉得弹头隐隐击中要命处，虽然阴狠，却也非常雅致，非常技巧的，斗狠却文雅；斗智，所以微笑。
另外，在婚庆大宴上，借着酒劲，挑理寻衅，冷嘲热讽，揭人疮疤，糟蹋别人，引起事端，把人弄得尴尬不已的，俗称糟蹋能手，算是驳难文化的末流。“赶山羊”是民间对这种驳难手的别称。
为什么用“赶山羊”来称呼末流驳难手呢？这和阿斯哈村牧民以畜喻人的习惯相关。阿斯哈村有民谚：牲畜秉性随主人，帽子形状随头颅。从游牧时代以来，牲畜还是一种文化符号，对不同的牲畜的态度，显示了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态度。马牛驼是游牧文化的象征。马和蒙古人同呼吸共命运，是宝物，比一般的牲畜高贵；牛是两极性格的，顺心则服服帖帖，任劳任怨；一旦受虐过度则羝角相向，瞪直眼睛，棍棒不顾，愤然向前。骆驼看起来样子凶狠，实际上很善良，骑骆驼的人不小心掉下来也摔不疼，牧民喻为是骆驼会展开绒毛接住跌落的骑手。唯有毛驴和山羊名声不佳。
在阿斯哈村，驴是农耕文化的形象代表，因为最初的农民和小货郎子多是赶着小毛驴闯蒙地的，定居以后还有猪鸡为伴。在阿斯哈村牧人看来，农耕文化是实惠而没有美感的。然而根据实用第一的社会规则，驴很自然地替代了马的地位。“纺锤一样转着，毛驴一样颠着”，他们这样形容农耕生活，认为和骑马吃肉喝酒转悠的牧歌田园生活相比，那是没法子的事情。农耕文化中张果老骑驴、新媳妇骑驴那是正面形象，但是牧民们不以审美眼光看待驴，只以经济实惠看待，认为它是实用而没有名分的。阿斯哈村蒙古民歌里从来没有驴的影子，而谚语里驴往往是反派：“苍蝇蚊子爱逐臭，毛驴骡子滚灰堆”是说其肮脏；“要死的驴往狼窝里走”是说其愚鲁；“驴耳朵里灌油也摇灌水也摇”，是说其不识好歹；“舔糠的毛驴跟着马群尥蹶子”，是说它不知深浅地邯郸学步；“山中虎嬉戏，柱前驴大惊”是说其胆小如鼠；“驮重的驴子走马步”、“驴喜座鞦棍”是说它不值得可怜。农民说五谷丰登，牧民说五畜兴旺，但是绝对不把猪和驴算在牲口数里。对猪入选十二生肖不以为然，对驴不入选则深以为然。对骆驼未能入选则以驼是生肖的全部特征的集大成者来解释。马倌叫“阿斗琴”；牛倌叫“吾和尔钦”，唯独没有驴倌、猪倌的称呼，不以“牲畜名+钦”的构词法造正式新词，只说放猪和驴的，似乎耻于称呼。放牧马牛羊驼是大丈夫所为，放猪驴则是小子所为，故称呼“放驴（猪）小子”。
就是传统的五畜中牧民也分其高低品性。山羊秉性捣蛋，不老实，爱寻寻觅觅，所以视为末流。放羊的只说是“浩尼钦”（放绵羊的），绝不说是“伊玛钦”（放山羊的）。偏偏把酒风不好，乱侃胡说糟蹋人者称呼为“赶山羊的”。实际上是把对诚实品行的尊崇和对奸猾的厌恶投射到牲畜身上了。这就是把那些借酒糟蹋人的驳难手称为“赶山羊”的缘由。
“蒙古人的礼规，鄙人的脾气……”这是每有礼仪驳难首先说的起头句子。20世纪70年代以后，事情渐渐发生了变化。蒙古人的礼仪和汉族的礼仪，现代的还有传统的，混杂在一起，按谁的走礼呀？“心到就礼到了，娃娃的事情办好为原则，其他的事情过得去就行了。”当有人自谦不懂礼节，请求对方包涵，对方往往回以上述话。有次婚宴上，送女亲戚面前少了一对筷子，这在以前是驳难的好机会，那个小伙子却弹碗而歌曰：需要筷子哟，一对对，哟呼嗨呀……主家满脸羞惭，在众人的快意哄笑中递上筷子，再三道歉。小伙子很豁达，说婚礼上人多事繁，免不了小瑕疵，理解理解。
俗谓直脾气、直肠子的这种文化性格本来是优点，有利于人际沟通、阶层交流，但是在社会失序的情况下却成了不利于直人生存的致命弱点。牧民习惯于按照显规则行事为人，却难料好多事情是在会议、文件以外下功夫的。牧民认为，国家政策么，规定么，照着走的话应该没问题吧？偏偏不成。所以潜规则文化和传统的“约孙”文化形成巨大的冲突，叫好多牧人内心苦不堪言，无所适从。
驳难文化实际上是蒙古人直脾气的一个典型表现形式。随着社会发展，这些粗豪的智慧型幽默，不被待见了，因为社会上谀词开始充斥，忌讳多了，不纯粹了。即使是深受汉文化熏染的鄂尔多斯东部地区的人们，也不时流露出因直倔性格而受害的情绪来。1992年冬，我在准格尔旗纳林下乡，因为跟随的领导是本地人，受到他一个亲戚的招待。那个亲戚是旗札萨克守陵人的后代，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酒酣耳热之余，说起乡里的所作所为满腹牢骚：乡里（派推土机）把前壕后壕都给推平了，就是撂下羊塔（这个地方）……不过么，我们也没去问一下，给不给推一下？蒙古人犟，直……不能全怨人家。
时代在迅猛发展，文化在急速变迁，在城镇化浪潮中，这类文化性格的遭际会是怎样的呢？进城的人们有的慨叹现在不讲道理规矩了，什么也可以乱作乱为。情况到底如何呢？
二
道尔计是阿斯哈村著名的驳难家，也就是“赶山羊”能手。
他这个人平常无拘无束，什么话也说得酸溜溜的，永远咧嘴笑着，眼睛里闪烁着讥嘲的光芒，一说起话来，右颏上的几根长毛都随着他的哈哈声抖动不止。不管对方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都要投入极大的热情来抬杠。
他这个驳难家在阿斯哈村为什么影响很大呢？也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怕他借酒揭短羞辱，实际上包括官员也忌惮他。20世纪80年代，苏木书记达某要调到旗里，和继任者原先的苏木长交接班。道尔计正好遇上那个场面了，就坐在他们中间喝茶、闲拉话。那两个说这个项目怎么了，那个钱什么情况等。道尔计忽然说，群众反映说达书记把苏木二十万块钱的老底子抖忽得球也没一条，去向不清了，这不可能是真的吧？我是不相信，估计是胡说咧。达书记惊问：你听谁说的？哪有那些事情咧！道尔计一本正经说，就是他说的么，他手指继任者。继任者惊问：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你尽胡说！道尔计十分认真地说：那次咱们一块喝酒时候你说的，倒不记得咧？继任者脸红了，问：哪次？当时还有谁了？闹了半天人遇到突发事情是会发愣的，自己也闹不清，怀疑开自己了。道尔计还是认真地说：有谁谁那次么，在谁家喝的酒么，那个老婆给做的炖羊肉么，说得有鼻子有眼，煞有介事。达某发火了，指责继任者：你这个人不对哇，我还没有离开这儿倒挖开我的墙角咧！二人争吵了一通，把多少年的老账也翻出来顶对。达书记愤然摔门出去，丢下一句话：这个灰地方这辈子再不来！上车就走了。道尔计把褂子往肩上一搭，嘻嘻嬉笑着走出去，跨上自己的小四轮车头，哈哈哈笑着，突突突开走了。苏木干部们这才回过味来，领导们叫道尔计耍了！
村民们却叹服，认为道尔计善于揭去厚幕，使社会上议论纷纷疑云笼罩的事情明朗化，而且以一介平民的身份敢于和官老爷叫板，却不失驳难家的幽默风趣，分寸有度，真了不起！
后来，苏木开发大规模的种养殖项目，新上任的书记、苏木长相继过来安顿道尔计：求你了呵！老哥、咱们人，求你了，可不要开那种玩笑了呵，不要再叫我们出丑了，对咱们这儿也不好吧。在监督缺失、权力滥用的情形下，驳难家充当维护公理的角色，难能可贵。我想这才是驳难家的真正本色，是传承“约孙”文化的衣钵了！怪不得现在道尔计行将就木的样子引起人们的慨叹：敢说话的人没有了，百姓的事情，特别是维护离乡进城的牧民的权益，缺少了一个呐喊者。
1997年，道尔计为在东胜安排儿子，先求官后骂官，可以说是一场以驳难文化冲击城市官场文化的悲喜剧（参见笔者《在鄂尔多斯北边——阿斯哈村田野杂记》）。其结果不言自明。但是，在村里，他的形象反而没有受损，更有怜悯渗透其中，更受尊重，更有了平民英雄的意味。人们认为，道尔计那样的厉害人也碰钉子了，我们这样等待青天大老爷是无可厚非的，自己的无为在老婆娃娃名下也有个托词了。前十来年，政府对沙化草场实行禁牧，道尔计家迁移到旗里，住的楼房。听说他找遍在旗里居住的阿斯哈村蒙古人家，仍然讨酒喝，人家也给喝；但是他要借着酒劲，乱说胡侃要糟蹋人取乐，往往被人家的老婆驱逐出来。有一家是早先搬过来的阿斯哈籍干部，道尔计在那儿大坐一下午，先是问有没有酒，敲打说一个领导干部不能连一瓶烧酒也没有哇，我一个老牧民还不缺酒么，待领导拿出酒后，他就要人家陪喝，人家告苦情说有皮肤病正在吃药，也不行。后来领导说，幼儿园放学了，得接孙子去，才得以脱身。男主人走了，道尔计就去为难女主人，叫喝酒。人家不喝，说要做饭，也不行。两人僵持。道尔计说，你是还记得那事呀？女主人接住话头就说记着记着，所以不喝你的酒。道尔计哼了一声，挥手而出。从此再没有蹬那位干部老乡的门。所谓“那事”，说起来像打哑谜，指的是“文化大革命”中，道尔计耍积极那些事情，这家的父母在道尔计名下挨过斗。有人听见道尔计从人家院里出来，嘟嘟囔囔道：你们住在旗里头有什么了不起，还没有两年，别的本事没学会，倒学会了骡子脾气，哼。憋气得不行，他就骑上摩托车远行几百里，回到阿斯哈村，也会留下一些故事。听说在牧民拉西聘闺女的宴会上，道尔计挑唆说这个新媳妇也一般般，男方家也不怎么样，一桩婚事怎么就成了？这番话不知怎么就引燃战火，有二人竟然出手打架。六金老汉不顾年老，奋然拉架，讲“约孙”道理，却殃及自身，把胳膊脱臼了，后来好长时间用布带吊着胳膊。六金老太婆怪怨老汉：人家后生打架，你老汉人掺和什么，把自己也伤了！而那个点燃战火的道尔计却悄悄躲进马棚里抱着胸脯坐着。他再度成为村里甚至是苏木的话题中心，满足了心情。
如此几番，道尔计也会看出驳难文化的生存空间像现在的牧场，越来越狭小了。
2010年8月，笔者公出到旗里，偶然遇到原先的学生满德呼。他是阿斯哈村人，闲谈间我很自然提到了老道尔计。
满德呼说，道尔计这二年得了糖尿病、高血压，老说自己不行了，快要死了。道尔计的大儿子求助于满德呼，让他去开导开导老汉。他们平常能谈得来的。道尔计一见了他就说自己最怕得病，偏偏得了最讨厌的糖尿病，吃不成，喝也不能，把食道拴住了似的，快死了，不吃不喝肯定就是死么，活着也没意思。满德呼现身说法，说他得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没什么事，只要对付得好，你看我嘛，这个身体和以前一样样的嘛。道尔计思想似乎开通了，高兴了，自那以后再不说死呀活的话了。满德呼按照道尔计大儿子事先的要求，劝他连酒也忌了。
经满德呼联系，我拜访了道尔计。那是初秋的一个晴朗的上午，一周前39度的炎热突然褪去，天气不凉不热，湛蓝透明的天空飘散着几朵棉絮般的云。我买了一箱子牛奶、两瓶酒作为礼物。车开进小区里，道尔计老汉在院子里背着手呆站着，眯着眼睛看太阳。他稍有些胖了，脸庞似乎有些浮肿，眼神略带忧郁，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
“不是说下午来的么，怎么不到中午就来了？”他说，驳难余韵仍存。我热情地和他握手。他把我们让进楼房的一层，120平方米大小的房子。老太婆也在，精神尚好。在等待喝茶的间隙，老太婆叨叨：前几年，我们这个人（指道尔计）说要去苏木赶交流会，想吃家乡的炖羊肉，就骑上摩托车走了，我思谋四五百里路，虽然是油路，也够你老汉呛。果然，走了没半天，（他）耷拉着脑袋回来了，说头昏得厉害，去医院检查出来（得了）高血压了，没走成。过了几天，（他）精神好些了，说吃不成肥肉就吃西瓜狗日的！成袋子买回瓜来吃，走走步步吃，身体却瘦开了，看着不对劲。这又咋了？一检查又查出糖尿病了。这就再也不走动了，就在家里睡。
我想尽快切入正题，就说走吧，去我住处那儿吃饭、叨拉，都准备好了。老太婆说：“来家了，怎么也得喝茶吧，蒙古人么。”我们喝了一顿炒米、酥油、奶酪、炸饼子佐餐的奶茶，这是阿斯哈村蒙古人的习惯。老太婆嘱咐说，不能让他喝酒啊。我答应了。
我领他到饭桌上，他遵嘱未喝白酒，只是在众人的劝说下喝了些干红葡萄酒。吃了饭，我把他领到客房里，他说了一声：哈呀，（这房子）高级了哇。他只是抽烟，一根接一根。
我问：扎，您怎么就来了城里的？
他嘴不离烟卷，说：沙里不让住了，赶开了，总得找个窝吧。正好女婿在旗里销售楼房，说住楼房吧，就买了一套，120平方米，连装潢花了差不多8万元。买房子是2005年，和现在比较，便宜了。
笔者：房子可买对了，现在这么个楼房涨成20多万元了。
道尔计：也算买对了？可是自来这儿，事情就不顺利。他滔滔不绝——
“城市实际上不如农村好。人们见了面连个好赖话也没有，互相瞅一眼，再没话，邻居和邻居不打招呼，就像牛一样瞪对方一眼，各走各的。我们蒙古人见了面，最起码要问候一声的，实在不习惯。我是就躺着，不爱出去，没有说话的人嘛。奥齐尔在的时候还行，现在他死了，博易台也死了，没人可说了。”
“来城里，厕所臭，人扰攘。一开头不习惯用马桶，房子里屙不下。只能用楼外的厕所，那臭得简直头昏。我只愿躺在家里，不出去。现在四五年了，才习惯蹲马桶。
“过大年？简直成问题，蒙古习俗全没有了。拜年，过去是成群结队，寻找有酒的人家。以后染了汉习，喝酽茶，吸溜小酒，不走动。越来越没精神了。现在更是什么意思也没有了。祭灶没有烧供品的地方，只好往小区的锅炉里烧。问喇嘛那样算不算祭？喇嘛直摇手：不行不行。不行也没办法，再咋呀。为什么挂禄马旗（鄂尔多斯蒙古人家在屋外竖立的经幡）？我病了，问喇嘛办法，他叫祭祀禄马旗，还说谁谁做得好，管用，他们可能是联系着的一帮人，竖立了一个禄马旗。”
“圈在这儿，估计死得也快。有两个能说上话的也死了。喝不成酒，麻将不会，那就是个睡觉么，再做什么。打麻将？不会，咱没有当过干部，所以没学会（笑）。什么也不会耍。就会个喝酒，也不让喝了。”
“参加生产队的活动不便了，都出来了，没人议政了。以前，看见队长不行，开个会就免掉。现在留在村子里的年轻人成了沙蒿下躲藏的兔子了，悄无声息。尽说好听的，不敢说真话、硬话。年轻人不敢惹人，躲事，不愿意当村干部。扎，管他呢，羊尾巴遮住自己的屁股就行了，哼。”
我想起他当年巧借酒话，引发书记、苏木长争吵，弄清巨款去向的事。是啊，道尔计进城了，走不动了，以后有谁再敢舍去自己的脸皮，为阿斯哈村百姓的利益呼喊呢！
他续了一根烟，继续说：“一个地方，发家致富的就是几个人，他们一走就整个一大片人家没有精神了。一个学一个，走了，蒙古人就跑。一个走开，全跟上了。牧民进城完蛋得更快，什么也不会做。出来当老板的没有一个。来了城里，不会做营生了。蒙古人有想法的，闹个扎根性的投资；没想法的，先享受。人家农民进城先买地，置产业。
“原来的生活下降了。一年一个人4000元的补助，以一碗面5元钱计算，根本不够。喝汤肉的羊也没了。我们农村人是没有转好世么，把你们城里人放在农村，连我们也不顶，你还跳咧？嘿嘿嘿……”
“好多人无所事事，喝酒、玩麻将，坐着，房子也没有。老婆被拐跑的差不多有三成。有那么多吗？有，管有。原来住得封闭，零散；少有对比，诱惑也少些；很多户子住在一起了，灯红酒绿中看见这个后生会挣钱，那个后生会哄女人，自己的男人不会挣钱，不会说好话哄人，或者光喝酒，那嘴巴子像抽油烟机，呼哧呼哧，难闻，看见自己男人的鞋子也那么可恶讨厌，就跑掉了。”
“（我的）大女儿要回阿斯哈村的黄河畔种地。那儿有个小土屋，在这儿受不住了，只花钱没有收入。我们也想回去，可是（村里）不给盖房的土地。好像上当了，是不是？他们有的人发出疑问：莫非是又一次把土地草场丢掉吧？”
“蒙古人对上面的话都听从。在城镇拆迁中没有一个钉子户。人家还称赞是觉悟高！屁，那是奴性的表现！”
“应该怎么做？非要禁牧？牲畜超载了可以减半嘛！这二年草场可长好了。草原那是必须有牲畜吃草的，不然草也活不了。”
“年轻人自然进城，哪用国家这样费事？慢慢地，这些老的自然死了，年轻的也不住了，草场腾空了，忙什么。自己跌倒的娃娃不会哭，婚姻讲自由，进城也应该讲自愿，自愿很重要。”他最后对生态禁牧政策亮明观点。他好几次问笔者：你记这些东西做什么？
三个小时后，我把他送回了家，给老太婆说，没给你老头子喝酒，咱说话算话。老太婆笑着说，那就对了，这个人现在就算是朽木棒了，对我来说还是靠山咧。
看来，道尔计老汉在城里憋了满肚子气。新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感，反而是事事不顺气。他是作为“约孙”文化的承载者跟城市文化对垒受气的，还是仅仅因为环境变化引发身心不适而造成压力的？或者二者皆有？
自那以后我再没见到他。前一向听堂姐说，她在旗里见到道尔计了。她从几个坐着叨拉的人面前走过，突然发现道尔计在里头坐着，歪着头，眯着眼，一副看你怎么样做的样子，就打招呼说，哈呀，是这个人呀，没看见。道尔计笑着说：我是早看见你了的，只是你不认识人似的，所以我也没敢打招呼。
2014年我和妻子去杭锦旗拜年，听说道尔计得了脑梗，走路像木头人了，但是还在参加人家的婚礼宴会，话语自然少多了，酒也不喝，饭菜得跟前的人夹到他的盘子里。人们慨叹：多么厉害的道尔计，也躲不过岁月的搓磨呀！人们又一次共同回味起道尔计的一些人生掌故。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油然生起一种淡淡的悲伤，道尔计这辈人的即将谢幕是不是意味着驳难文化的寿终正寝？如此则损失大矣！
道尔计老兄呵，在这个好话当银钱使的城里，您多会儿能学会说句好听的？进了城还要“赶山羊”，有那个地儿吗？
三
好长时间以来，我就想见一见胡日木老汉。2014年正月去伊和乌苏镇给大妈拜年，意外得知胡日木老汉就住在附近的庙上。我让外甥齐鲁给胡日木老汉打电话，请他来一趟。晚上约七点时分，胡日木来了，72岁的人了，穿戴齐整，头戴黑皮帽，穿着羽绒服，利利索索，精精神神，顾盼之间一点不失当年的风趣幽默。
1976年秋天，他在阿斯哈村那段的南干渠当养护工，晚上就常来队房，和我们几个小光棍闲拉话。那时候有地震的传闻，人们整夜不敢睡觉，正好听他胡谝。他知道很多掌故、传闻，天南地北的，什么奇闻也有，因此很受我们的欢迎，每到夜里就熬好砖茶，单等他来。他来了就在炕沿上一坐，背靠墙，腿伸直在炕沿上，就喝茶就微微笑着滔滔不绝胡谝。具体内容忘记了，只是记得他说过我们中的一个：这小伙子眼睛水汪汪的，也不是省事的人呀，呵呵呵。这是在说某个艳遇人物时候的举一反三的品评。大约那个时代轻松的话题少，加上我们知青看不到出路，心情压抑，胡日木的闲拉话给我们带来轻松和趣味，所以我久久不能忘怀那些蛙鸣蝉叫的秋夜里几个人围着罩子灯闲话的情景。
前几年在同学奥特根女儿的婚礼上我和他相见了，在震耳欲聋的歌声乐声吵吵声中，匆匆说了几句关于草场的话，此后再没有见面。2013年我给他打过电话，想去拜访，他说在巴盟看病，就没去成。这次好容易逮住了。
喝了茶，吃饺子，精肉的，油汁浸于碗底。他只吃了一个饺子，说吃过饭了，现在吃不动了，生活好多了。吃过饭，我们坐到客厅里。我给他敬酒，他喝了一杯酒，说只喝三杯就行了，然后点着烟，自动打开了话匣子——
现在牧民进城后，游手好闲的不少。桥头那地方有好几个喝酒的。有个叫嘎子的，好酒量，好几天没吃没喝，光是喝酒。邻里觉得他可怜，给他送去一点炒米、酪蛋子。他却说这些东西倒是一般吧，你还不如给我一瓶酒呢。过两天他就死了。还有好几个人成天喝酒，不知昼夜，喝。饿得够呛了，就涮白面糊糊吃，那锅多少天不洗，粘在锅上的面糊底子都干得翘起来了。好像汉人喝得少，不知道什么原因，（喝酒）可能和抽洋烟一样上瘾。
还有两个后生，各分得2000万元草牧场征地款，沉不住气了，一个酒醉后在市场里撒钱；买的好车碰了，给保险公司说，这个车不要了，他再买一个新的，真的买了，不到三年穷了。另一个，花到一千万时，叫亲戚们控制住了，才没花光。
过去只有周岁宴、81岁宴，现在社会上乱请人，乱七八糟太多了。到处请，闹得人们负担重，去了就是二三百元，一年差不多扔一万元，这也是个麻烦事。
他停顿了一会儿，喝了一口茶。
我问：您是用蒙古文念经还是用藏文念？他说用藏文念经，小时候学会了藏文的三十二个字母，能勉强拼读，但是不懂意思。像莫日根召那样用蒙古文念也应该行嘛，但是不嘛，不知道咋回事。
他说，也出去给人家念经做法帮助出殡什么的，人家会给些钱。但是他时常会想，这些收入不能一个人独吞，要交给庙里一些，不然对他本人和孩子不好。
我问：您念经做法事一年能挣多少呢？他说：差不多一万元吧，其中给庙上交两三千元。他说：按照佛教理论和“约孙”规矩说，出家人不能想钱和财，如果想着要挣多少钱，这样想一次，多少年的修炼就前功尽弃了，和俗人猎手杀生一辈子的结果一样了。
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我赶紧给点上了。他继续说：有人拿着报纸追索政府，说你们在这个报纸上宣传说进城牧民的房子全解决了，我还没有住房；你们说进城牧民的工作全安排了，我还没有做的，我要求你们给我房子、给我就业。实际上好多人安排不了，没有做的，喝酒，耍麻将。（牧民）离开农牧业，不行。光是个在饭馆端盘子，那不用他们安排，自己也能找上咧。
他投过来询问的目光。我摇了摇头，说这些说法还得有依据才行，乱说不顶事。他继续说道：集体出租牧民的牧场，反正拿来那么一沓子纸，干部叫签字，画押，众人都照做，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觉得不对劲，要打官司，法官看了合同说都是你们自己同意的，没有反悔余地了。牧民的草场将来是谁的，真不好说了，这是个麻烦事情呀！牧民看来干吃亏，以前的干群关系问题大了。苏木长来十年了，没见过社员！嘎查长也不好见面了。干部和群众一见面就没好话，不是一指头指着吵就是骂、围攻，唉，不一样了。
他喝了一口茶，继续说：现在抓作风纪律，真还挺好。过去办事，找到年轻干部问事，待理不理的，说一声找领导去，把你打发了。去找领导，好容易说通了，找年轻人具体办理，他却早早锁门走了，叫你干等一天。现在，干部们口气好了，也不跑了，找谁也在，就是怕长久不了。最近，以前干过合作医疗医生的每月给补助1200元，他也算一个。（得到补助的）几个人很高兴，相互议论：这也是抓作风的好处，要是以前，早有人顶替你领上（补助）咧，哪有你的份。以前听见说扫街的老汉捡着一个整羊，只是在羊腿处长了点蓝毛。拿回家去卸了，才发现里面藏有一沓子万元钞票。现在估计不会有这个事情了吧，今后找工作得考试，别的门路不行了。但是就怕长久不了，呵呵呵。
我心想：我也是这样想的呀，怪，是弱者的托词还是期望？
他说道：过去苏木医院的吴大夫有技术，能治病。坐在一旁的我堂妹那清华插话：在这儿经过他检查，再到北京检查，结果一样。
他继续说：但是，后来，大夫们得给送东西了，不然病好不了。或者叫人家在大夫家里做活。群众编出顺口溜说：梁大夫用人不给吃不给喝；张大夫用人不让歇息；王大夫用人给吃给喝，呵呵呵。现在听说也不甚敢要了。说实话，现在的确是好社会！社保、医保、草场补贴都给上。只是可能层层扣一点（他笑了笑）。就怕（政府）长久负担不起吧，有时候倒接续不上了。
他果然只喝了三小杯，再不喝了，烟抽了半盒。我们还聊了好多村里的掌故传闻，好多都是我没有听过的。我们感叹村里人四散五处漂泊，找不到了。他品评老家的人和事，比如皮吉老汉不和人，朝歌老汉80多岁了还活着，壮壮实实，跟过去一样，等等。
约十点半，他起身告辞，说牧人有什么说什么，乱七八糟说了一通，多是些不好的。作为喇嘛这样说话也不对，只是因为咱们都是惯熟人，知根知底，所以没有藏着掖着。他邀我去庙上看看，也去他家。他自嘲说只是房子不大，一间房，一个凉房，不如你们的宫殿吧。我们笑了起来。月夜朦胧，雪原泛白。他骑上摩托车，发动了好几次，老熄火，说严寒中机油冻住了。有一次他发动着了，猛加油门，摩托窜出去顶撞在墙上，幸亏距离短，没有大的冲劲，人和车没倒。车终于发动着，他上道了。我目送他远去，看到有一辆大汽车从后面赶超，心里有些不安；等安全超过了他，我才放了心，回屋睡觉。
这次见到了胡日木，好好聊了一晚，了却了心愿，真是不虚此行。
老年人是进城群体中最难适应，最感痛苦焦虑的，却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人们常说，老汉人没几年活头了，熟透的瓜，快断秧子了，意思是对付上几年走吧。却想不到他们因为文化隔断，因为他们是“出窑的砖定型了”，适应性和灵活性大不如前，很容易因为巨大的文化差异变化而身心备受打击，有的甚至患病，付出的代价最大。他们中有的人适应性比较强，有各种特长，以文化嫁接的办法，利用原来的生活技能获得新的生机。但是更多的老人沦落为“垃圾老人”，捡拾垃圾打发时光，或者自嘲人老没有坐处，皮袄烂了没有放处而坐着晒太阳，麻木地等待什么。他们生活在过去的生活经验里，而难以接受改变。是不是由此造成患病、孤独？身体好的时候，他们有的用酒醉来将自己和现实隔离，退行到过去；身体病了，就诉说自己快要死掉了，失去了生活乐趣。像道尔计这样满腹牢骚的老人，不会耍麻将，不会唱歌，只会骂；喝不成酒，不好意思骂了，只能骂虚无缥缈的城市，马桶、厕所、无礼的邻居都是被骂的对象。
道尔计等坚守着好多的“约孙”规矩，坚持不懈。他不认为他们的一切都过时了。他认为道理和规矩不会过时，过时的东西不一定没有道理。他的丑话里有“约孙”在闪光，比如他主张农牧民转移中要体现自愿和顺其自然原则，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他希望民族文化习俗在城镇化中应该受到关注；他提出应该解决进城农牧民的“夹缝人”身份问题，让他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争取自己的权益，等等。胡日木老汉则提出牧民的草场经营权遭到了威胁，宗教信仰被金钱蚕食而变异等尖锐问题。这就是“约孙”文化所具有的思辨魅力，在多数人以个人利益至上，不顾及公共利益、社会正义的时候，这些落寞的驳难家在城里默默注视着社会文化变迁，发出了自己微弱的呐喊！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丑话就是真话”的深刻含义。
现代社会崇尚赏识、激励，要求改变忠言逆耳为忠言顺耳。官场更是谀词盛行，真话远离，贤人隐逸。当官的、卖货的、做事的、打扮人的、做广告的，都一股脑争着说好听的，都把人惯得听不得一点真话、难听话；加上欲望普遍强烈超前，压力空前，人心更脆化了，没有了悠然的雅语奇趣，没有了仗义执言，有的只是围绕利益的谎话和虚诺。道尔计这些古稀老人眼看着“假”字泛滥，“私”字猖獗，他们能感觉得到幸福吗！
在这些承载着“约孙”文化的心灵纯正的古稀老人故去后，“约孙”文化传统将栖居何处？
老是家中宝啊！就眼看着以物质化为特征，以竞争为第一要务，以聚财出名为成功要旨的城市文化吞噬这些坚强不屈的灵魂，让他们在纠结、冲突中自生自灭？！
附 记：
对直脾气的遭遇以及日渐式微的“约孙”文化不平而鸣之际，2014年11月下旬收到农民诗人、我的高中校友白孝云寄来的两本诗集《阳光情》和《草原故土》。翻看封面背后，作者自我介绍别出心裁，立即吸引了我，其中一句话很精彩：“喜欢与性格直爽厚道善良的老实人来往共事，不愿与心术不正溜须拍马的小人同流合污。”往里翻了翻，一首《溜勾匠与直脖头》简直是其道德宣言的姊妹篇。诗云：
溜溜溜
爱溜的不爱直
直直直
爱直的不爱溜
溜溜溜
什么都弄虚作假
直直直
心里有啥就说啥
溜溜溜
会摇尾巴会舔勾
直直直
宁要清白不屈头
溜溜溜
眼观六路八方
直直直
不看脸色方向
溜溜溜
爬上州吏做宰相
直直直
丢了乌纱人遭殃
溜溜溜
前程荣华富贵
直直直
家境一贫如洗
作者在题记中说这首诗是由现实联想历史而作。因为作者的爱憎分明的直脾气，因为这首诗透露出来的“约孙”文化的直诚张扬气质，我对古老的蒙古族“约孙”文化在当代栖身何处有了比较清晰的推断：它就附着于人的良知，因为公道人心不会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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