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斯哈村谚语：做人清清白白，牛车撵得过奔兔。
2013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天气灰雾雾的，一场沙尘暴的先锋悄悄逼近了。我接听手机，一个沉闷的声音说：“哎，伊任太走了！”我急问：“老钱，是什么时候的事？”他说：“昨天夜里。”妻子正在厨房里忙碌，问道：“咋啦？敢是谁出事了？你的声音不对劲呀！”我闷闷地说，“伊任太走了，”就坐下来，摆弄遥控器。
中午在单位餐厅吃饭时，球友小贾听我讲述此人此事后说，这个人有故事，你可以写一些了。我受到了触动，在我的脑海里，伊任太等好多善人的形象陆续闪现。虽然他们一个个沉入社会底层，有的甚至离开了人世，但是那几天却清晰地映现在我的记忆里，排列成串，各自讲述其人生遭际。
一
伊任太的葬礼，到的也就是四五十人吧，这算是很简单的排场了。我曾参加过万人空巷的大葬礼，人们摩肩接踵前来，相互说：给这个好人点一把纸吧，好人么。那时候，我简直被震撼了，也为想像中自己将来的葬礼的规模无法与眼前的宏大场面相比而羞赧了。我这才体会了死诸葛气死活仲达的意思，原来死人的确是能给活人带来莫大的压力的。但是伊任太死后一如他生前，随和，叫活人也无拘无束，他即使死掉了也是一如生前那么善良。遗体用黄绸子覆盖，脸色发乌，但是没有走形，像睡着了。蒙古袍领口那儿有些没有扯紧，这是小个子人穿长袍子难以避免的小瑕疵。在棺材前，一个喇嘛手里摇着铃铛念经，约六七分钟。之后是新式仪式，单位领导宣读吊唁来宾、送花圈者的名单等。听生平介绍，他在20世纪80年代制作的几个教学节目获过奖，那以后就没有了。这个人在那以后没有多少业绩和追求了？我想。女儿致哀辞。之后众人三鞠躬，绕棺一周，慰问家属。约半个小时，仪式结束。我悲哀地想到东胜街头一个骑着自行车，卷曲的头发梳得周正光亮，戴着茶镜，穿西服系领带，在早晨上班的人流、车流里行走的人，再也见不到了。
中午在饭厅楼里聚了六桌人。尤三带着醉意叫道：今天来这儿的都是实在人！有人问，今天没到的呢？尤三笑道：你们自己想去吧！大家哈哈笑，为这个有所偏颇的结论含有的部分真实感叹。是啊，伊任太没了，按照礼尚往来的原则，今天这个人情是白捎了，绝对不会有回收的可能，留下孤儿寡母，谁再会请他们参加人情往来礼仪活动呢。有些人算清了这个账，不来了。今天来的，都是不得不来的，面子上挂不住的，心里怀念的。从这个角度说，这个葬礼的确是对人心善良分量的一次拷问！今天就是怀恋好人的聚会，也是可怜人的聚会吧。
饭桌上的气氛，并没有那么凝重，一如伊任太活着时候那样轻松。大林笑着回忆：20世纪70年代末，他在东胜刚参加工作，时常和伊任太喝酒。有次伊任太打来电话说：你来一趟吧。他听出话语里别有含义，就赶紧把领导的破自行车悄悄骑上去伊任太那儿，二人照例干咂烧酒，大醉，三天没回单位去。领导有些生气，说：你骑车说一声么，误了我送娃娃咧，嗬嗬嗬。大林又说：楚科有一套西服、皮鞋，伊任太借着穿了，去相对象。末了问那个姑娘的意思，她竟然半假半真笑着说：你像个小公羊，前腿那么短小，去你的吧，嗬嗬嗬，没成。这个姑娘后来成了大林的媳妇。以后人们说起此事就笑，伊任太也笑，就笑就满满喝一口酒。大林继续回忆：伊任太在粮油公司工作，时常拿来些猪蹄子、猪耳朵。没有切刀、案板，二人用办公室的裁纸剪刀把猪耳朵剪成一绺一绺的，煮着吃。
我也想起当年在东胜念书时，在伊任太宿舍大喝大醉了一通，第二天在树林里躺了半天的事，感激之情涌上来。那算是城里人对我的第一次接纳，意义深远。
有人说大林和伊任太可多喝了，差不多有一吨酒。大林笑着承认了。
唉，即使葬礼，伊任太也叫人感到亲和、快活。他生前还不时发出豪言：看谁先吃谁的糕咧，可说不定咧！那意思是他要先吃人家的。现在估计他仍然在那个世界里红着脸，笑着说：叫你们这些家伙先吃了我的糕咧，妈的！
人们在回忆交流着这个可怜人的生平。他是家里的老大，家族的诸事都得他奔忙，这成了习惯。老人病了，他从几百公里外，坐汽车，倒火车，坐木船过黄河，再步行六七十里沙路才能回到老家，张罗着给治病，常年如此。他是个孝子，家里的几个弟兄姊妹的事情也得管。老八在城里做买卖，给煤矿剥离土层，有推土机、挖掘机，没少挣。后来要扩大生产而借款，找他担保。他觉得一母同胞，义不容辞，给做了担保。后来老八的买卖砸了，老八跑了，不知去向。为偿还债务的事情，公安上不时叫伊任太过去，所有的麻烦留给了他。问单位的人，伊任太在做什么？人家多半会说可能在公安局吧，一会儿就请去那儿的。他临死已是四面楚歌，兄弟的躲债，自己病入膏肓。他家的房屋也是二十年一贯制的，还是水泥地面上铺着地板革，生铁暖气管裸露着。他住了多少年平房，楼房才登记上了，因为担保债务扯不清，没能住上。唉，受罪人，苦命人！
伊任太家是解放前从黄河以北逃亡到库布其沙漠里的。毛泽东时代对老实人、善人很照顾，伊任太小学没毕业的人，1974年就入党，接着被推荐上中专。1977年中专毕业后来的东胜，是阿斯哈村最早进城的那批人之一。伊任太原来是个没有多少话，动辄爱哭的娃娃，惹人可怜，同伴们谁也舍不得打骂他，村人也不挤兑。从中专回来，他突然变得能说了，话多了。听人说伊任太从中专毕业出来，学说城里的话，问：这个是山羊羔子还是绵羊羔子？这被人们笑谈。我们不相信这个笑话，可是在他生前竟然没能求证这个掌故的真伪，多可惜，现在求证无门，只能成谜了。
他先是在粮油公司工作，吃不愁穿不愁，烟酒不断。开头二年他自己不会喝酒，就招待人，非常好的人情。后来锻炼得能喝酒，组织场面得心应手了。阿斯哈村后来考上学的几个人经常在他那儿聚会，每逢周六晚，大家必然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像病蛇一样展开身子大躺一天。
他喝到一定程度就沙哑着嗓子吹开了。20世纪90年代，他经常自豪地宣称：我到处有朋友弟兄！你有多少？我一下乡，鸡头、鸭头掉下一片，啤酒、白酒瓶子摆成一溜，谁有这个待遇！你们有吗？成吉思汗打天下，还不是凭借那几个那可尔（朋友之意）！与其有百头牛，何如有百友！朋友多了路好走！
蒙古人向来以朋友弟兄多、客人来家多自炫，认为那是人生成功的重要标志。牧民以家门口停着小汽车，屋子里飘出酣歌声为荣。比朋友多，比人情好，看给谁杀羊宰鸡抬举得好，这是阿斯哈村的风气，伊任太将此发扬到城里。但是有次他有急事，需要借一点钱，到处借不到。人们讥讽道：你那百友呢？被抛弃了吧！唯有百十条牛那才是你自己的！那个时候，大家都有困难，谁能借得出钱呢。自那以后，再也听不到他有关朋友多少的吹嘘了。社会变了，他可能逐渐觉得自己没有值得吹嘘的本钱，属于没用的“瞎人”。
七八年前吧，他脸色发黄，说是肝脏出了问题，快不行了，在等日子，喝了几十年的酒也忌了，说不能了，再不忌就瞎了。没多长时间又听说没事了，是医生诊断错了，于是变本加厉地喝酒。人们照例讥讽：伊任太跟谁喝酒了？他能跟什么好人喝酒呀，都是那些瞎人么。他说还是有这个喝酒的福气，身体倍儿棒。后来又听说在住院，是糖尿病。
然而，他这个人有个特点：工作认真，一丝不苟。1984年冬吧，他那时候已经调到一个教育单位，听说老家有一个老太婆尿下一块石头，那时候生理知识不普及，人们大奇，他就想确认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搭了我们下乡的顺车，又在沙漠里步行几十里，还带着感冒去采访求索。那几年他是生机勃勃的，想干出一番事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以后他多少年也进步不了，估计还是受了酒精的害了。他也不求人，不张嘴，不溜人，经常说，你们看见我这个人行你就用么。可是现在谁会看见你好就主动给你送大礼包呢！？还不得求人、托人、送人（东西）！
他喝酒不挑人，不说高低亲疏，是个不抛弃朋友弟兄的人。他喝酒也不讲究，只要是酒就行。
他的自豪性喝酒渐渐有了没落性逃遁的意味。我最后一次跟他喝酒是2005年吧。那时再也听不见他自夸有百友了。他喝完茶，郑重地把假门牙卸下来，问主家要了个餐巾纸包好，装进衣兜里按了按，说这是两千块钱的东西，不注意就可能在吃肉时候当小骨头咽进肚里，那损失就大了。接着就开始喝酒。喝到酒酣耳热，他用食指填住门牙的豁子，吹了吹，发出嘶嘶声，说自带的笛子，可以伴奏，人们被逗得大笑不已。
社会上喝酒和算计是那么贴得紧。但是伊任太喝酒和真情、豪爽、善意不分离。他内心不改的信念是做人清白，牛车赶得过奔跑 的兔子。
他的老婆下岗了。两个小孩，还有外母，仅凭他一个人的工资真够呛。
在单位他威信高，是职称评委会副主任，大家都信得过他。聘评职称，别人高抬贵手，约定好照顾谁谁；他却蒙在鼓里，独自坚持公道，力排众议，结果会一开完，就有人闯进办公室，粗暴地咒骂、撕扯他。以他的直爽、正直，哪能敌得过普遍的算计和捣鬼的邪风！有人竟然把他诱惑出来，在小饭馆里痛打一通。他照例捂着脸上班，人们的评论还是：这个醉鬼又喝醉了，在哪儿碰了呗。唉，精明人用冷漠和讥笑缠死了老实单纯和善良。
他说从来没害过一个人，没拿过不该拿的一分钱，去那边应该很坦荡，会转好世的。但愿如其所愿吧。
看他的人生轨迹，70年代好运连连；90年代开始嗜酒，退出竞争，逃遁，最终被各种不顺和病魔缠死。
市场经济是精明人的天下，人人怕被装进口袋阵里。有人总结传销现象道：老实人上当多，善于捣鬼的人基本不去，捉不住。坚持良知和善良、坚守道理、规矩的人，被视作不精明、窝囊废。善良的牧人从前逃避农耕跑进沙漠里；其中有个别进城的，还是逃避社会上五花八门的潜规则和达官贵人，不愿意靠近领导，不愿意开口求人，宁愿住在低矮的棚户里。现在，到处都是人，没有躲处，只好躲在门房、修理铺、醉汉的小屋等处，这是他们隐匿的地方。那些跟不上时代或者不屑跟大潮的人远离名利场，他们终于在酒里找到了大隐于市的办法。一则传说说一个半疯半精的疯子死了，只有平时经常在疯子那儿喝酒的几个酒鬼给他忠实地守灵，帮助出殡，表现得最热心。善心竟然隐入疯子和酒鬼之中，多么可悲可叹！
流行语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么他们的可恨之处是什么呢？喝酒无度，不求进取，甘心于边缘化的角色，沦落下去！难道这就是善良的下场！？
一个多小时了，众人渐渐离席而去。我扫视了一下，发现老钱在另一个桌上孤坐着，眼睛水亮。昵友去了，他肯定感到悲哀和孤独了。
二
几天后，我去找老钱。他在屋里燃了香，把地板革擦得干干净净的。他掉了两颗牙，说话不带劲，走风漏气的。我笑着说：说话带伴奏呵，“大海航行”多会儿再唱？这是说他酒醉的标志性举动，每逢酒醉，他就会大步上台，举着话筒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用其生硬沙哑的嗓音，把人们带回过去的岁月，也引得满场哈哈笑声。
喝茶间，他摆开阵势要说成吉思汗西征西夏，这往往是他开谈的序曲。我等不得这个，试图委婉地引导其话头。他又说起电视台曝光的狐狸肉冒充羊肉事件，说狐狸肉非常腥臭，狗也不吃，现在叫人吃；死猪肉也叫人吃，这个社会有问题了。这些话题我不感兴趣，不予积极回应。直到话题转到故乡和伊任太身上，我才来了兴致。
老钱说，他经常去看伊任太。2014年他去后山，在女儿家过年，初二给伊任太打电话，听起来伊任太精神不错，到了初五，听得出伊任太声音无力，初七听说他住院了。伊任太在电话里问：钱大哥什么时候回来？来了就来我这儿走一趟。他回来伺候了他十七天，临终时给他穿了丧服，超度等仪式也是他参与的。
2013年，伊任太给他说：老八贷了50万元，本利滚到200万元，让他一个人抵着，不见面了。他的平房拆迁了，买了一套房子，交了首付，拿不到，因为被债主申请财产保全了，工资也被保全着。人家还在追债，看来住不上新楼了。老婆对伊任太的弟兄们不满，说是他们把哥哥气死了。伊任太还在拘留所呆了半个月，想方设法给还了几十万元。老八不知躲到哪儿去了。有时候来电话，说要还钱，到时候还是不见人影。
人靠人帮，绳子靠拧，这是古话。善人为了帮助弟兄和老乡的忙，最终吃了大亏。我很愤慨这些“精人”，竟然对自己的骨肉兄弟张开虎口。
我问：老家阿斯哈村最近回去了没有？循着我的诱导，他说开故乡的事情了。我们二人扳着指头算了算这样跑出去的人，竟然有一串。这似乎是一个现象，有一类人稍遇挫折就跑。陶克陶胡当年当了干部，做单位的会计工作，多好，可是挪用了人家单位的一万元。领导批评，他还嘴硬，单位就反映上去了。检察院的人问他为什么挪用公款？他说：猪也得有个窝吧，不行就给你（把双手并拢递上去），咋就咋吧。人家叫他回去反省，他却跑了。走了十几年，没有露头。突然在“非典”那年回来了。原来他跑到后山，在一个牧民家放羊住下了。后来闹“非典”时风声紧，人家不让呆了。那次在一个老乡的婚礼上几个人碰见了，他也在，满不在乎，说家就在柴达木那儿的一个坡上，可好找了，离路不远。他在席上说，咱们那儿出来的几个人，都也可以的。还有个朝勒门，在“文革”中被推荐去乌达当工人，后来不见了，听说是借了人家的钱，还不了，出走了。有人说在东胜的街上碰见了，疯疯癫癫的，那人肯定是他，却装着不认识，看了他一眼，嗯了一声就赶紧过去了。他还好好张望了一会儿，那个人也回头两次。这些出走的人都因为遇到了挫折和不快的事情，一走了之。他们觉得没脸见乡亲父老了？要重新开始人生之途而不得不如此？不知道。
阿斯哈村的两个表兄弟合作开发房地产，听说其中一个卷钱跑了。老乡奥其尔给其中的一个预交了10万元，却住不上房子，钱也被套进去了。在寻找债务人的颠簸和气愤中，他得了结肠炎，最终因心肌梗塞猝死。人们就说老乡和好朋友害得奥其尔因为十万块钱丢了命。这些过度学精的人，为了一己私利，可以把任何人宰割掉，真是可怕。伊任太也是一个牺牲品。看来，阿斯哈村的进城者是循着两条线路走人生路途的：有的过度学精，甚至学着吃人；还有的守善不渝，甚至为此丢掉性命。
伊任太原来住公司给的房子，拆迁时候拿到五六十万元。家人现在租房子住着，什么也没有。他临终前说他的公积金和去世后10个月的补助金要给女儿，两个女儿都没有安排正式工作。据说女儿起初坚持己见，一个不去旗里就业，一个不去事业单位当会计，“那些烂地方，才不去呢！”到现在孩子工作还没有着落。大女儿在外地嫁了人，没工作；二女儿在少年宫教舞蹈，临时的。这次单位说了，女儿的工作安排不了，可给些补助。老钱说，孩子不能过分由着她，毕竟是娃娃，伊任太娇惯娃娃了。我心里说也许孩子的好高骛远和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暗合了伊任太不愿意求人的心理，故顺其自然，造成两头不着地的结果。阿斯哈人见了面，就问娃娃在做什么，成家了没有。因为安排孩子是衡量一个人在城市成就的重要标准之一。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老钱说，伊任太也是个厉害人，从不说有关做错事的话，不后悔，厉害人。我心想，这是高自尊的人的表现，不爱求人，不说后悔的话，但是终究逃不过那句话：性格决定命运。
他说伊任太临终前说，看来他这把骨头只能是让钱大哥帮着收拾了，果如其言。丧事上找喇嘛念经，有一个时常去雍和宫念经的喇嘛，出口要五千元，还说顾不上。有人给介绍了葛根召的一个七十多岁的活佛，也可能给了两三千元。伊任太生前提出叫另一个喇嘛做法念经，那人偏去了乌审旗，来不了，但是在电话里说星期六出殡就行。可是其他喇嘛说那个时间不好。喇嘛和喇嘛的经书不一样？闹不清了。喇嘛提出需要伊任太一个生前好友配合做法事，说他的卦上显示有这样一个人。老钱被挑中了，感到很有面子。喇嘛在伊任太家里做法，念转世经，他给帮着跑前跑后。喇嘛给一个纸人套上伊任太的西装，对此吟诵佛经。他说，那一阵感觉可不一样呵，很是庄重肃穆。出殡那天早晨，殡仪馆那面念完经，打来电话叫他祈福。他把七个白面饼子摞在盘子里，上面撒了些乳酪条，举着那个盘子，在头上挥来挥去，嘴里呼喊着“胡瑞！胡瑞！胡瑞……”如此要做十五分钟。一个人做不下来，还有伊任太的一个小辈，两个人轮流挥舞。这就是祈福，意思是伊任太是有福之人，临上西天的转世路前，留一部分福分给家人。喇嘛还嘱咐说，还得去呼和浩特市的大召上做法事，光是他的法力还不足以超度。
伊任太在去世前经常说调到那个单位闹坏了，不应该去。在那儿，他的运气卧下了。单位人传闲话特别快，还说谁谁谁说的，添油加醋，就是这种工作环境。原来的领导汉语说得不好，外面有会，就叫他去。他在会上用汉语反映部门的困难，提出要求。主持会议的大领导说你们部门人少，能不能放到下一步考虑？尽量给你们争取吧。他把这话汇报给领导，领导笑问：你看这样是挣了，还是亏了？意思是他没有完成好使命。把伊任太气得够呛，受死受活也没有好。领导好容易到龄退休，他接上了，名分还是个助理。环节领导根本不把他当回事，不向他汇报工作，连元旦活动也不叫他参加。他提出能否给他派个车，要去呼市检查身体。对方竟然说他们不管车，没有这个权力，不管。我暗想，这虽然是一面之词，但是对“约孙”规矩的坚持给他带来了人际关系困扰，对官位晋升的合理期望也没有得到满足，看来这些都是捆绑在一起压倒他的“稻草”们。在欲望过度、规矩失常的环境中，善良人祈求高位，那多半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干气没说的么。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一点不差。老钱和伊任太一样，也是个善良的人，走走步步想给所有的人做好事；也求功名求进步，但是不会溜须拍马。老钱说，20世纪80年代有年正月初一，他跟着几个科级干部给书记拜年。在书记家，其他几个人争着表现，阐述工作思路，表白决心，说一定要在书记的领导下完成好新一年任务，不辜负领导的殷切期望云云，唯有老钱默默无语坐着。书记奇怪地问道：小钱有什么打算呀？他在慌乱中，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套话。他以手抵额说，咱们可不行，一个说不来，就是说得来也羞得不行。阿斯哈村出来的干部多就是这样的性子，不善于表现，在官场上被视为不积极进取，不靠近领导；也不善于挣钱，只想着靠福缘，说蒙古人靠福缘，买卖人靠本钱，说老天可公平咧，它会铲高垫低，匀称分配的。他们对学习似乎没有强烈的求知欲，只想着够吃管饱即可。他们也曾经热爱过自己从事的职业，想做出成绩，但是更长时间里是迷茫状态。
他的谈吐、打扮，好像一直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善意笑他，称之为老干部。一身旧中山装，风纪扣永远扣着，兜里插着笔；旧军帽经常立楞着轻扣在头顶上。当年他在老家时候，因为爱看书，不喝酒，不融入沙漠文化，受到排斥。人们说这家伙装模作样看什么书？支书说，在沙窝子里压你三十年又如何？看你服不服！他难过得哭了。他是学校民办教师，正好有个上学指标只有他合乎条件，于是报了名。但是想到支书的话，他不寒而栗，担心错过机会。他从供销社买了半块茶和二斤酒去求支书。支书撩起眼皮看了一眼他放在炕桌上的东西，照旧躺着，问了一声再没事吧，行了，你还有这么点脑子，走吧。忐忑中，通知书来了，支书果然没卡就放行，顺利办了粮食迁移证。念了两年，因为是“社来社去”的指标，他又回乡了，没有能够安排正式工作。他白白念了两年，快三十岁了，没有结果。按照支书的说法，他是注定在沙里的命，认吧。其时招生制度改革，不少人都考上学校走了。他有恒心，又考，考上了一个大专学校，念了两年，找上工作了，其时已经是三十而立的人了。经过一番折腾，他调到东胜。成家后，他在那个小楼房里过到现在，整整三十年，没有挪过窝。他家里的陈设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地面铺着地板革，暖气片粗糙地裸露着，像是三十年前的人家居室的博物馆，而主人的性格和风格是50年代的。他博闻强识，知道好多故乡的掌故，这样使他很像是老古人。前几年市里给干部们分配福利房，只有市场价的一半，他没要，给了别人。他说没钱，买不起，只打算现在这个旧楼房，将来开发了，或者要钱，或者要房。
后来他喝开酒了，但是容易醉。人们笑话他：没等喝开来（你）就醉了，人们要退场你才醒过来，又要喝。在人家的婚礼事务上，他转着桌子敬酒。再一会儿台上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那必定是他。这就差不多了，人们知道是他喝高的信号。老钱酒量不大，但是社会走动面广泛，谁谁住哪儿，谁谁上城里来了，在哪个位置卖衣服，他都清楚，是阿斯哈村进城者的向导。每逢过年，他就会拜访阿斯哈村籍的老人们，敬献哈达，说过年了，给老人拜年了，在哈达上放着一百元钱，还唱歌。喝了几杯酒，叨拉一会儿，他就走了，很简单。现在过年，人们不兴走动了，他还守着老规矩。这大概是礼俗习惯力量和酒精的混合作用吧。
他经常忧心忡忡。十多年前，老钱说单位的一个女同事论本事和资历根本没法和他比，却当了科长！现在的社会瞎求了！他一怒之下提前退休！在家里，他无所事事，说实在坐不住了，还捡过运煤路上的炭疙瘩，时常整夜睡不着。老是不平、愤懑，深感这个社会不对了，腐败了。2012年他说，房子要拆迁，看来土地成了外地人的了。他的危机意识使他考上学校找到工作，但是这个危机意识现在却害得他惴惴不安。对任何人和事先想不好的一面，想不好的，好的自然走不了，这是阿斯哈村的谚语么，他这样自解。他也做发财梦，却被人家骗走辛苦攒下的三万元，为此他情绪低落到冰点。有个亲戚建起一个生态旅游项目，他也忧心忡忡：赞助款只到位了一半，还欠两百万工程款，如果人家要回捐助款怎么办？没有他不愁的。有次他问我：你开的车是自己的？我说是公家的。他脸上的表情迅即黯然了一下，摇着手告别，淡然说了一句慢点走。他似乎有很深的失落感。
有次，他神情凝重地嘱咐我别吃飞禽肉，按照喇嘛教的道理，吃禽类肉有碍转世。他说在研究释迦的四难论。他联系老家的实际解释佛教理论，从一些两辈人的遭遇评说人生因果，认为谁谁都了不得，儿孙沾了他们的福气，过得好啊，有工作，有好家庭。他去几百里外的地方找神人算卦，那神人道：你这人不会让酒拿住，你夫人却有被酒拿住的可能；你祭祖，只你一个人去，你老婆不去，不太好。为此二人吵了一架。2013年，老婆到底还是跟他回老家祭祖了。
他有时说，他这个人从小就担心这个那个的，又一想世上有一片人了嘛，又不是就我一个。唉，一辈子就要过去了，什么也没做成，真快呀。他估计也没有放高利贷挣钱，他绝对不敢，怕睡不着。他和我们这些老实人合得来，对那些头脑活络的人不信任，说有那前定的福分，何苦受罪、捣鬼？
他的女儿念的蒙文大专，跟上对象去了后山，丈夫家给安排了正式工作，去了他一块心病，可给他省大事了。
他说，老乡扎布酗酒，纯粹不管家和牲畜。有次在邻居人家那儿喝酒，叫送回来了，邻居给其女人说：这个人说喝了耗子药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们不放心，给送来了。家人以为扎布常说这类话，不着边际的，没当回事，这次却真死了，此事就悄悄压了。咱们老家因为喝酒死的人有好几个。为什么蒙古人爱喝酒？老钱解释说，是这样的，蒙古人传统观念认为活人靠的福气、运气，不是靠受苦操劳。所以就看不下整天操劳操心。可是这样追求安逸，就没有了人生目标，不奋斗了，就喝酒，没完没了。比如咱们的老乡老毕，多少年的老大学生，说话也随便，至今不懂他专业里用到的最简单的字母符号，一出现那些东西就摇头摇手说：不知道不知道，他从来不知道这些东西！喝了酒就说醉话，什么不好说什么话，特别别扭，慢慢就和社会疏远了，落下了。越喝酒越灰，人们自然就小看。有的人就闹病，因为心情不好，家里外人都见不得了嘛。有的人也喝一辈子酒没事的，人家儿女安排好了，能给别人办事，可以得到尊重，心情好，身体就没事，这种人少。还有，据说酒里有一种上瘾的成分，像鸦片之类的，越喝越爱喝，离不开。
听到此，我难得会心地笑了一下。他得到认同，说得更有劲了，说伊任太临死前一个月吧，叫他去，打开一瓶茅台酒，叫他喝，自己喝红酒。他喝了半斤，伊任太喝了一瓶。他说爱喝的人，由不住。
他说在伊任太的葬礼前，老毕、老黄两个同学他都给通知了，他们答应了一声“嗷”，却没有来。老毕平时口气还是那么大，有次开车载着他，在巴音恩格尔的梁上往桥头走，问他现在的社会了，你怎么还不会开车！就说话就还把方向盘拧得唰唰的，说这个东西可好耍咧！唉，平时像老虎一样耍威风，到了这些关键地方就揪不展了。同乡嘛，三五百元的事，唉!你那天在那个场合闪现了一下，再不见了。可怜的尤三，好像醉了，说要再找个地方坐一坐，我说休息吧，太累了，后来不见了，可能走了。
二人说得兴味正浓，钱妻进来了，说从医院来的，身体不适，叫其木格大夫看着，那是权威，又是老乡。我建议他们去呼市看，诊断会更清楚。钱妻说，只要人不误吃喝，噌一下走掉了也好，不给孩子找麻烦最好。说起伊任太的死，她淡然说，这个人以前成天跑去医院看伊任太，这下可没有跑的事情啦。
三
那天早晨，德里格尔搭我的车去殡仪馆。二人在路上说起伊任太。他说有次看见伊任太在办公楼跟前的小卖部前坐着喝啤酒，裤管捋起，两腿发乌，挺怕人。他惊问咋了？伊任太说：糖尿病，唉，活到六十岁足矣。没想到六十岁不到就走了。德里格尔认为，伊任太有家族遗传病，他家老大、老二、老三及其母都是肝硬化；其兄还换过肝子，不顶事。我想：德里格尔也爱喝酒，但是他把眼前伊任太活生生的悲剧原因推到其家族病上，大概是以此缓解伊任太去世给酒友带来的心理冲击吧？
我和德里格尔是一辈子的交情了。二人从小一块玩闹，现在也得不时见一次面，喝一回酒，这是我们的习惯。在“文革”中，他的定力使我佩服。他虽是贫农子弟的身份，却也没有骂过那些倒霉的邻居。我父亲被打成黑帮和牧主分子，我感到孤独无友，德里格尔却一如既往挎着篮子来找我相伴捡柴火，到了野地里照样在干渠里玩水，扔坷垃打蛇。他身上的政治张力素来很小，人性善良的东西反而浓厚，这个特点一直没有丢。1970年，在路线教育中，他作为工作队长也没有整过人，不为赶潮流而以人为牲。后来他负责在大队搞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文革”受害的一方坚决要求“文革”中施害的积极分子过来接受和当年同样的“礼遇”。他和另一个工作队长从供销社特批几十斤白酒，和人们大喝了几天，给这些受害者泻心火，同时循循善诱道：如果咱们用以牙还牙的办法对待那些人，冤冤相报何时了？蒙古人有话叫该杀的打骂一通就行了，意思就是给做错事的人出路，我们自己也要想后路，不要把事情做绝嘛！再说政策也不允许。如此这般喝着、说着、相拥着在大队的土炕和羊毛毡上或者干脆在外头柠条林树荫底下的沙滩上席地而坐着，唱着……竟然把事情也和过去了。
他那大块头的身躯里，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很有气场、人气。多少年虽然没怎么发达，但是仍然腆着大肚子在贵人、“贱人”中耸立着，大概那骆驼般的身量和随和的性格奇怪地交织在他身上，就叫人不敢小看，反而亲近他。我有什么话也给他说，说那些不说就心里憋气难受的话。在他那儿喝上几杯酒，吃几口腌菜，畅快淋漓地说笑一气，然后吃一顿羊肉，就可以净化心气，疏泄郁积，心境开朗，心里的别扭也没有了。他充当了朋友的心灵净化剂、情绪垃圾桶。
他一直喜欢喝酒，这也是多少年的爱好。他老婆为此忧心，有次给我打来电话，叫我说说德里格尔。我委婉地从身体健康和人生任务重大这个角度说了说，劝了劝。他笑了笑说：那倒是。之后仍然喝他的。他无言无语地喝，自动喝，等不上别人劝酒，他喝酒时话语越来越少，很多时候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起来就走，没有别的毛病。
但是德里格尔喝酒利索，不会缠酒，更不会闹事。他以前还好串门拜年，挨家走串，但是现在不串门拜年了，说怕人家讨厌。这一点上和伊任太、老钱不同。他在外面经常和朋友小酌，聚会的地方多是城市旮旯里的小蒙餐馆，说是喝一点，叨拉叨拉，心里好敞亮。喝的是高度白酒，简装的，低价位的，图的是实在实惠。谁叫他喝酒他也去，几十里远也去。有人说这是烧酒使然，但是我坚定地认定还是人性使然。
虽说是在鄂尔多斯如何好淘金，如何坐着就可成就亿万富翁，可是穷的还是照样穷。神话般的发财故事很多，唯独德里格尔等阿斯哈村进城的几个干部贫贫如也。他们是发呆的那一类，在轰轰烈烈、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面前，发呆着。东胜地区流行炒房子、掏煤、炒股、放贷，成就了无数大亨，有的人一夜暴富。德里格尔一度也做过发财梦。有一次找到我兴冲冲说，有个麻黄场发包麻黄种植基地，有大利。他算了一笔账，竟然是暴利。我以市场吃不准，对那个行业不熟悉来挡驾。从那以后再没有听见他谈梦想，只喝自己的烧酒，心无旁骛。他20世纪80年代分到的住房，60多平方米，从来没有修饰过，连土暖气都没上。直到前几年拆迁，才换了两套新房。他家全凭夫妻两个人从牙缝里抠，攒下点钱。他的工资全交给老婆，自己的稿费什么的才花一点喝酒，他有个原则是不借钱消费。他在一个宴会上自豪地宣称：本人既无外债也无内债，活得自在！叫人不由得想起多少年前咱们国家也似乎有过此类自豪的说法。他是花钱靠攒，吃饭靠省的人，本分。阿斯哈村有无债就是富裕，无病就是福气的谚语，他是现代的实践者。
他常说他命好，当年以小学生被推荐为中专生，找到好工作。福气来了挡不住，他说。80年代他往盟里调动，他的同学那个时候在伊盟盟委组织部，问他想去哪个部门，他想了想说去一个文化单位吧。在那儿一呆就大半辈子，与世无争，一心只把自己的分内工作做好就行，再无所求。现在说起来他很后悔当时的选择，说如果挑选了组织部门，早就提起来了，唉，蒙古人的聪明多生发在事后。有一次过年，他的弟弟来给哥哥拜年，可能是喝多了酒，说他哥哥也捎带在场的笔者：你们二人吧，一事无成，不求进步，交朋友也是半斤对八两差不多；估计你们二人在单位也一般，不然走不在一起的；多少年了，连个副处级也没弄上，看见你们还怕了，就像看见我自己的未来了，不能不能，可不能像你们！我大度地笑着，因为我看见自己单位的老科长羞赧地把雪白的头发用帽子遮起来的样子也引起过此类的警惕性，生起了悲哀和焦虑，所以深有同感。德里格尔却愤然退出，走进里屋。他有时候说，堂堂有名的你老弓也就混出这个水平，他这样也就行了，我成了他自我安慰的标杆了。
没有当上官的后果主要体现在儿女身上。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煤炭公司工作，是他把那个老经理缠了一年才安排的，那是他原来的上级领导，后来出去闯荡成功了。他给经理带了两万元做谢礼，老经理问这是做什么？他笑笑说，现在都兴这个，是一点意思，仅够吃一顿饭。老经理说，给我还弄这个，拿回去！他于是到处说这个幸运故事。二儿子大专毕业后也坐下了，万般无奈，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电话求一个同学，没想到人家给办事，二儿子当过兵，复原回来安排了好工作。他给我打来电话，告知孩子安排工作的事，很高兴。他说同事们奇怪道，你肯定有个很厉害的背景吧？他说没有。他说他这个人没有本事，但是有福气，反正事情发展着发展着，总能柳暗花明，山前显路。为安排二儿子，要给局长两万元，人家不要，又拿回来了。他说好人还是有的，再说正好是这股纠正“四风”的风头，也有作用。他为自己这辈子没能混个一官半职，致使在娃娃求职的当口只能舍弃高自尊求爷爷告奶奶而叹息，也为自己有福气而感到庆幸。
他是个明白人，对孩子、对家庭非常负责任，安排得很好。这一点上，伊任太比不了。只是缺少了较高的成就动机和学习动力罢了。
他以始终不改的善良、淳朴和简约的喝酒场面，给阿斯哈老乡在城里开辟了一块古朴纯正的心灵田野，守住了一片人性的绿洲，是个了不起的人。故乡但凡有人来，先找他。起先他在家里用面条和干咂烧酒、咸菜、豆芽菜招待他们。后来为了不给家里添麻烦，一般都在小蒙餐馆请人吃饭喝酒。有的人城市化了，官场化了，进步快。德里格尔却保留了原有的文化性格，不看低那些牧民弟兄。在流行的功利观看来他似乎成了文化古董，但是这种简单和质朴，反而给牧民朋友以亲切感和无距离感。家乡的牧民因为城里有这么个老乡，经常来找他。80年代，在他初到东胜不久，领着一个老乡去一个正在上升的官场人物那儿，也是老乡。他半酣了，表露出要酒喝的意思，再说还有远路来的老乡。但是那个人物没给拿酒招待，人家或许有急事要出去办呢。德里格尔认为受到了冷遇，大怒，摔门而出，发誓再不登其门，从此果然绝交二十多年。他对慢待家乡人的人很看不惯。他是个实在人，简单、纯真，叫人感动和放心。他以善良的待人风格叫好多老乡和朋友感到城市还是很亲切的地方，是不会抛弃人的地方。
我出门就愿意和他走，尤其是到乡下。因为老乡们愿意和他喝酒。即使他有时候会像老粗人一样发脾气，人们也觉得他好。那些穷朋友经常打来电话说：喂，老德，给你在今天早晨的班车上捎了一副羊灌肠啊，去车站接一下，可不要忘了啊！
但是有人如果说谁谁是酒鬼，他会瞪着眼反驳：那只是那人的一个小爱好么，不误事么，呵呵。
城里的淳朴人情在哪里？在善人的酒杯里。城里最感人的月光在哪里？肯定不在灯红酒绿中。
四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这几个人，在阿斯哈村的环境中成长，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即使进了城，也携带着浓浓的原生文化胎记。
蒙古传统文化中的“约孙”规矩概念深入阿斯哈村人的内心。老辈人对“约孙”很崇尚，认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必须讲求和遵守“约孙”。“不讲法理？不守规矩？谁能超越约孙，没有那样的！”即使是喝酒的纠纷中也有“约孙”在规范着人们的言行，违反“约孙”就要受到同仇敌忾的惩罚，比如把违规闹事者裹在毡子里捆绑起来，直到其醒酒。宁可给“约孙”下跪，不给诺颜（官老爷）屈膝，这就是传统直脾气的潜台词。与古稀之年那一代的直脾气不同，五十多岁这一代人的行为特征多是服从、无为。这或许可看作是“约孙”文化的变异形态。道尔计所评论的羊尾巴遮住屁股就行的生存哲学，就是这些人的座右铭。
他们认为国家和社会是会讲“约孙”道理的，应该等待这个“约孙”的公平裁处，而不必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去主动争取权益，那是不合适的。在现代社会，特别是潜规则腐蚀权力的情景下，他们往往守株待兔，结果自然是该得到的得不到，眼巴巴看着“约孙”往往成了铜臭的败将。对此他们只能愤恨无奈。“人家当官的把一摞钱，砰的扔在你面前，说这是你应该得到的——会有这样的好事吗？等着吧，太阳从西边拽着破布条升上来的那天吧！”他们这样相互讥讽。在前几年杭锦旗城镇大拆迁中，几乎没有蒙古人钉子户，因为人们认为过分不讲理没意思，会挨众骂。还有对和善的崇尚，这大概是喇嘛教与人为善，与自然为善的理念浇铸成的态度。对自然、生命都可怜，所以牧区没有乞丐。过分讲求契约约定和风险防范会被视作是黑心人所为，那种人不值得交往。他们没有或者有很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想法和行为，为了和善这个至上的理念，可以违背契约社会的流行做法，结果往往跌入陷阱，甚至遭受亲人的祸害。伊任太被其弟债务连累就是一例。他们善良，正直，轻信，不善于适应市场经济环境。齐心协力则喜鹊可以斗得过大象；蒙古人凭福气，买卖人凭本钱，他们还在念叨这个早就过时的老谚语，为自己辩解。他们就会发呆，就会喝二两，就会等待自己的福气。
伊任太等三个人从事的工作都是蒙古文写作为主的。蒙古文的社会影响力日渐衰微，使得操蒙古文的人士很是忧虑。德里格尔说80年代，他为什么单单挑了一个文化单位？一辈子耗在这儿咧，成天写着“着、了、过”，什么作为也没有，哄人、也哄自己过了一生！伊任太当年中专毕业时，盟里人事部门的领导把那一批的毕业生多数分配到经济部门，以便培养少数民族的经济类干部，而不到几年，这些人都纷纷汇集到一些民族文化部门！伊任太说来错了，倒霉了，喝酒、得病都是在这儿，环境不好，运气没了！从事蒙古文工作的人常常失落：唉，吃了不会方块字的亏了！认为他们提拔不起来是不会或者不擅长汉文的过，因为蒙古文的社会认知面窄。另外不少人工作虽然认真却不精益求精，只当作谋生手段，而不是当作事业来追求。按照心理学的激励理论，长期得不到认同、激励，将会使人失去成就动力。这种低动机状态，同时还源于靠福分不靠奋斗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吧。
这些人在家庭经济上，只守成不开拓。他们一直住着单位分的旧房子，三十年一贯制，没买过房子。这在房地产风起云涌的鄂尔多斯的确属于凤毛麟角，他们过着简朴节俭的生活。他们一直是人家勺头子底下伸碗的状态，吃自己的分子，不贪图额外的，坚决不借钱消费。他们虽然是公职人员，但是可以肯定没有吃过贿赂，绝对没有。他们的钱都是干净的。他们牢记着父辈的告诫：贪图来路不明的钱财，不吉祥！
这些人都是民间意义上的好人，对穷人好。他们本能地躲避权贵，更不会不择手段追求大富大贵。认为蒙古人从来不跪下求人，不会犯贱做出讨吃样子。即使有当官的亲戚大声疾呼：你们向我靠拢，不要躲着走，我会帮助你的！但是他们还是远远躲避开来。实在是娃娃的事情躲不过了，也是叫自己的女人或者孩子去求富贵亲戚，自己只是黑着脸坐着，低着头叭叭抽烟，顶多嘿嘿嘿笑几声，一副理短的样子。上山打虎容易，开口求人难。生就的高自尊，竟然把合情合理的求人求助都当作是下跪犯贱，视为溜须拍马。
在欲河横流的环境中，他们也做过发财梦、升官梦，也探脚试过，但是不幸遇到当头一棒。伊任太给兄弟担保，要做发财的尝试，却丢掉了房产；老钱要发意外横财，被报纸上的骗人广告骗去了三万元的抠牙缝钱；德里格尔算有掌控力，纸上谈兵，画饼充饥，没有遭受更大的损失。他们也为官场风气的浑浊而不平，为自己不得重用而愤愤。为了跟上时代，善人有时也做出有违本性的事情。有次我去医院探望住院的局长，却与德里格尔碰见了，他说腰椎间盘突出，在住院按摩，腰疼稍好一些了。问我去哪？我有些尴尬，说，去看看局长，一会儿咱们再说。虽然我知道他这个人不拘小节，这些事情不会计较，但是我一时重官轻友的做法还是叫自己难过了。后来我专门送他一箱子羊肉，抚平了内心的愧疚。事后我想，我们都有进步的愿望，但是本性难移，有可能短暂地被迷惑，但是终究还是善良占了主导，会很快回到原点，与“瞎人”汇聚到一起，相濡以沫。牧人的后代，那种强烈的要成功的动机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行动力实在缺乏，那种挫折承受力实在有限，往往浅尝辄止；即使人在官场，却和官场疏离，和官员疏远，结果是没有多少进步的机会。
从家庭结构来说，他们夫妻都是农村牧区出身的第一代，家庭文化同质化。城里人认为事在人为，制度还不是人定的？怎么有利怎么来，对所谓成功的标杆定得很高。农村人进城因为对新环境陌生、敬畏，所以缩手缩脚，只图些微安身立命。农村人听话，对潜规则手足无措，深恶痛绝。从参照体上说，城里人结交的都是差不多的人，同学、同事之间暗中飙劲，所以痛苦着，却也往上走；农村来的人很少有这些贵族化比赛的参照体，只是过自己的。农村人进不了那些贵族化的圈子，形不成利益圈，多数处于单蹦的状态，占不了有利位置。在城里人看来，他们是赶不上趟子，太重视显规，过分依赖公平的一类。在社会转型期的灰色时间段中，他们老是不适应，只是观望、躲避，纷纷隐入酒里。人家喝酒是办事，他们喝酒是瞎喝；他们喝酒是非功利性的，只是娱乐。这些爱喝酒的善人、直人，往往沦落为酒徒，被视作“瞎人”，其中到底有什么动力因素在起作用呢？
我的一个编修地方志的老朋友说，他年轻时候根本不喝酒，但是整“内人党”受害以后喝开了，因为气得不行，只好喝酒。一个酒龄二十年的老师说，他1985年重点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所党校，却得不到重视，于是觉得社会上不讲道理，所以就生气，喝酒，一喝就是二十年，其间差不多丢了18个手机，成了不可救药的酒徒。看来因为对社会正义寄予厚望，过分崇尚规则，所以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就引发内心深刻的冲突，人际关系也受到影响，于是就喝酒解闷，甚至退行到酗酒、自暴自弃状态。还有一种类型是为了取悦别人，做到和乐，挨不过人家的盛情而喝酒，在烧酒营造的晕晕乎乎中感受到单纯、淳朴和心灵的宽广，进入一个美妙的境界，天长日久，喝酒上瘾，难以摆脱。都是弟兄嘛，不喝不够意思，没有烧酒就结交不了哥们弟兄，这是他们的口头禅。伊任太为了取悦好哥们而开始喝酒，一直认为喝酒可以交朋友，渐渐落到了后面，于是变成因不平而酗酒；老钱则是因为在提拔任职问题上认为单位领导不公而喝酒；只有德里格尔是为了和朋友们的共同乐趣而喝酒的，认为喝酒是一种生活情趣，只要不影响别人、不影响家庭就行。老说法是骆驼见了柳，蒙古人见了酒，意思是蒙古人大多嗜酒。至今有人还不时说蒙古男人还能不喝酒！并以此为由劝酒。爱喝酒似乎成了群体的标志之一。
老钱说，一些蒙古人的确爱喝酒，认为人生靠福分即可，所以往往失去奋斗目标，没有追求。还有人说法更奇特：喝酒是退出社会竞争和荣耀榜的免战牌，哥们不和你们玩了，隐入林间了。还有人认为，善人往往耽于酒，因为心劲不足，把控不严；适度饮酒可以还原人的本性，少一些算计和理性，显示出可爱的一面；酒也可以驱逐孤单和寂寞，让人在心理上片刻变得强大起来，说法各式各样。
然而，善良隐入酒鬼的心里，是悲，抑或是讽刺？
这些人不溶于现实环境，在小圈子里活着。他们是半个隐士，往哪儿隐逸呢？没有故乡可去，没有经文可念。他们爱喝酒，估计是晕晕乎乎中感觉天地无限宽阔，水泥路和楼房在醉眼朦胧中变成了大草原。醒过来的头两天，神经还是粗粗的，觉得无敌于天下，无忧于时下，敢说敢做，还可以以酒醉的话和幽默来取悦，还可以托酒醉退出社会竞技场。在醉酒的隔离作用下，他们和现实社会隔断自己，退行到幼稚状态，善良的本性加上撒娇依赖心理，相互觉得异常温暖愉快，得到莫大的心理满足。为什么善良淳朴的人老是和烧酒离不开？没有逃遁之处，只好借酒浇愁？善良，是无用的代名词？没本事的表现？为什么善良的人要受到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围剿？善良人就是竞争社会的牺牲品？！
妻子起初看不下我的几个朋友，说尽是酒鬼，长得歪瓜裂枣，高的高矮的矮。怪不得说女人是酒的天敌，但是慢慢地她看开了，觉得这是些真人，和名利场保持了距离，所以不会出事，不会出格。人善善不死，守着善良吧，那是心魔的清除剂，是寒心的加温处，是疲惫和绝望时的安慰。善人，宝贝，不能淘汰掉。这些心里没有防线的善人，他们走了我们会孤独无依的，我们的心去和谁贴心？在人生中，有得意忘形的时候，膨胀得睥睨一切，不认识人了，这就离倒霉不远了。有人说我没有跟对人，因此影响了发展。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几个真朋友的，真心朋友，可以向他们揭示自己心里最隐秘的角落，借此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轻松。
伊任太走了，老钱感到空前的心寒、孤独。我也很担心这些“瞎人”朋友一个个早早离开，不禁悲哀地想起好人不长寿的古语。乌审旗的塔拉图走了已经十年了，磐石走了十三年了，至今叫我心情不平静，感到无限怅惘。他们是多么好的人哪！我很关心几个朋友的健康。德里格尔胖得走不动路了，还吹嘘说单位给职工做服装，人家小姑娘来量体，得绕着他跑圈子。他说得豪放幽默，我却为他的身体担心，嘱咐他少喝点，任务还没有完成呢。好久不见老钱戴着帽子跑到台上，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了，伊任太走了，老钱也蔫了。
有一个人举着酒瓶喝酒，瓶子里是他自己微缩的影子，也在喝酒——这是一个开照相馆的蒙古人最得意的艺术照，也是磐石生前最喜欢、欣赏的照片。它却昭示着蒙古隐士的宿命——嗜酒的他们把自己的血肉之躯蚕食了！
崇尚规则、珍爱和睦，这种善良的秉性竟然被扭曲为酗酒这类退行的自虐机制！阿斯哈村的乡亲们，在城镇里艰难的漫长适应过程中，怎样避开这个文化心理陷阱？得深思啊！
关于伊任太等善人的记述到此告一段落，竟然写成一个有关文化性格的东西，关于善良人的生存状态的东西，不伦不类的。另外还有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需要记载，前两天德利格尔告诉我，他不喝酒了，一口也不喝了，因为患了痛风症。我笑了，说这个世上还有能拿住你的厉害东西呀，哈哈哈！
|
蒙公网安备1506030200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