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斯哈村谚语：脸上放光，目中喷火才像个年轻人。
记得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开始参与酒场红火，也试着和大人一样唱歌，但是因为羞涩，发出的往往是哼唱的声音。有一次，村里的兽医大黑毛半醉了，很不客气地说：要唱就好好唱，不要就像被压住的乏羊羔子，哼哼唧唧的！蒙古人么，要有精气神么！说得我更不好意思，连哼唱也没了。但是由此我悟到了阿斯哈村的一个价值要求：人活着就要有骏马那样的精气神，不能像乏羊羔子一样不死不活的！
一
2007年春，阿斯哈村和附近的牧民联合举办了一次千驼节。白大个参与启动了这次千驼节保护草原活动。这次活动表明城里的阿斯哈人也在为保护牧场奔波着，试图用文化的影响力来为家园做事。那次千驼节后发生的又一件事情是白大个子建造生态保护区。
白大个子是个有故事的人物，他充满活力，小时候就被大人们赞扬为有精神头的后生，期许将来会有大作为。
1993年，他在全盟大会上做典型发言，侃侃而谈，唾沫星子乱飞，长手也扬来扬去，直讲了一个小时，超过了限时。离开发言席时，他还就走就说，这不是嘛，苏木来车在外面等着，催着他跑项目去。会场上众人大笑。看来他在官场上发展势头不错。后来果然提拔为一个部门的副局长，再后来他挂职到一个苏木，任苏木长。可是在白大个短暂的政治生涯中，似乎处处和主流拧着，对着干。关于他的故事一时纷至沓来。他在故乡挂职，要给缺水的大队上自来水项目，把队里积攒下的80万元全投进去了。结果由于扬程过高，压力大，管子爆裂，没有成功。大队长啧啧叹惜：这么多钱，如果上电，肯定也能拉过来，唉！人们认为他是个非常热心、精力充沛的人，只是有些莽撞、武断，想起什么做什么，光编笸箩不收边沿，拍脑门子往往拍不响。
后来旗里决定把苏木政府迁移到黄河畔上。苏木书记坚决执行上级指示搬过去了。白大个子作为苏木长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牧区应该重点考虑牧民的生活方便，苏木政府搬过去的话牧民办事买粮料很不方便，这是脱离群众。他责令苏木行政单位不准搬迁，把国旗高高飘扬起来。一时间，苏木形成分治之势。他还发动媒体造舆论，作为呼应。此事闹到盟里，最终小胳膊还是输给了大腿。不管怎样，他的心中的确是为普通牧民着想的，这一点很可贵。他还是自治区政协委员，时常就民族工作建言献策。我在民族部门工作时，有一次接到这样的提案：要求少数民族领导在重要会议和公共活动中着民族服装，提案人是白大个子。我受命根据书上的标准答案做了回应：风俗习惯，属于个人自由选择范围，不宜做统一的硬性规定。现在想来，他确实是个有思想更有行动的人。
蒙古人向来看重精气神，称赞年轻人就说谁谁脸上有光，眼里冒火。但是在社会实践中，这种精神头往往碰壁。逐渐人们变得谨言慎行，像个小媳妇了。
屡败屡战，白大个儿的精神头仍然不减，话语还是急冲冲，表情仍然笑嘻嘻的，时常还带着谑骂。过去的人往死里骂架，以此表明彼此无嫌，也昭告自己的容物之量。但是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雌化了，稍微一碰，不一定什么情况下，轰然起火。人们的敏感痛处多了，不像过去那样皮实，所以老蒙古的硬话玩笑失去了市场。现在是尽说好话都惹了人，谁还敢说驳难挖苦话呢？看周围，这个习惯的存留仅有一二。经常听见白大个子和德里格尔二人掐架，白大个子说德里格尔，有个媳妇叫小儿子给老德半夜送咸菜了，关系不一般！德呸一声后报复性地爆料：大个子去某地相对象，一早在人家院里伸胳膊扬腿做广播体操。女方父母因此疑虑这个后生脑子不清楚或者不稳重，事情差点黄了；大个子当了青年借调干部，在农业队下乡，每早担着空桶，挨户收集老婆们的尿盆子里的尿水；去社员家里吃派饭，路上要捡一大抱干柴火抱过去，借此吃一顿好饭。大个子反驳：那是体现同吃同住同劳动。两个人激战半天，哈哈收兵，这两个人见不得离不开。现在只有他们两个坚守着谑骂文化的余绪，可谓阿斯哈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我虽然无能和他们掐架，但是一直关注大个子做的事情。
2013年春天开会间我碰见大个子的太太，问大个子在不？她说去巴盟了。我问那个生态保护区怎么样了？今年搞活动不？她说放着呢，还没有计划。
筹办了那次千驼节以后，大个子一头扎到了故乡的沙漠里。忽一日德里格尔打来电话，说大个子要举办生态保护区庆典，还筑起一个高塔，请你去。什么塔呀，他皈依佛门了？在不解和慨叹及忙碌中，我未能成行。后来从市电视节目上看到那个塔叫生态保护瞭望塔，为观察保护几十万亩草场以及其上的珍稀动植物而设立的。表面上看来，他自己感觉到以他的脾气不是官场上发展的料，于是急转弯，继续为民族文化和土地牧场做些事情。我却觉得这内涵里也可能有敬佛的意味，因为佛教里也有保护自然的说教。老钱去过那次的庆典，回来后发忧思道：东西是闹好了，可是还有几百万元没有到位，假如捐款不到位，从哪儿闹钱呀，那可就跌深了！大个子设想再搞些旅游项目，生态保护和生态文化旅游一体带动起来。这个地方打几百米深才出苦水，别说人，牲口也不喝。从前的人家是从十几里外驮水吃；这次办庆典是从外地拉水，几十里远，一车八百元。条件不太好，后续的戏文怎么唱？就看大个子的了。有人说他想套项目不成，欠了一屁股债，过年也有人要债，他经常躲着走。大个子的妻子说，他们家背不动（这个项目的费用）了，得找个大企业家，对生态建设有认识和兴趣的，转出去。说法各式各样，一时云里雾里看不清。
2013年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和妻子坐班车去呼市看孙子，在车上意外碰到大个子。我们两个人用蒙古语交谈——他让我看他的生态保护区的资料和照片，还有土地证等文件。我看了看说，不简单的事情呀。他说投资了1200万元，有人要的话可以5000万元出手。有驼节、蒙古长调会、自然生态保护等项目。
他说欠下不少，十来八万的，经常打来电话要钱，扰得人麻烦（他显出不耐烦）……这次他去北京见人，要点钱（他在上车前往货箱里塞干羊肉纸箱，和司机高一句低一句叫着）。我忽然想起听说他降成副调研员了，就问何故。他说，说起来就来气，那时和局领导在农业部跑成一个项目，加工柠条饲料的，6000万元，却叫挪到别处了，是个人关系，不相干的项目，人家有背景，他为此气坏了。他是自治区八届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建言，以此为例，主张优先保证农牧业项目投入。有领导知道了，说不能在外面影响地方的形象，不能乱说吧。于是把他的副局长转非（非领导职务）了。他说，如果没有这个事情，他应该是副盟长，本来是这样培养他的，党外人士嘛，却一下子什么也没有了。退一步说，灰死也得给个政协副主席的。现在他后悔了！这次回去得问询这个事情呀。没玩女人，没贪污公款，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不公平！
他问我放出了多少钱？有五百万元？我说都买成房子了，也不太紧。他不时喝一口棕红的酒，小扁瓶里的，说是中午弟兄们招待，让他喝这个，可以治疗腿疼。他叫我下车时提醒他一下，车下还有干肉。他说德里格尔酒大了，中午晚上各半斤，一个人喝，不回家。今天周末了，现在估计正在回家途中，那家伙！他说在电话里劝过：有两个儿子的人，血压高，得注意，任务要完成。他说咱们回去劝劝这个家伙，把儿子的婚事赶紧办了。
他认为李白、杜甫就是因言获罪的，古来如此。他说这样一想也就想开了。
他还问，你办公室几个人？侄儿子（指我儿子）当官了没有？有几座房子？
我正要问他建塔的真正动机，他却抱着包子睡着了。我也迷糊迷糊吧。等我从颠簸中惊醒过来，朝后看，他也醒过来了，就问：你建塔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他说：就是保护家乡的生态嘛，再没什么。此后说了一些搬进新办公室的办公条件等闲话。到了车站，我要扶他下车，他坚决不让，摇手拒绝，自己摇晃着下车了。等他撅着屁股找肉箱，我被人流裹着走远了。上了公汽想打个电话，找他的手机号码，竟然没有，有些怅然。
白大个子，阿斯哈村人文化性格的又一个类型，敢作敢为如狂风暴雨，每次社会风云中，这类人的身影在潮头多见。但似乎不善谋算，拙于固守，蹄疾步不稳，容易吃亏吧。但愿他的生态保护和文化旅游开发项目能早日顺利成功。
二
2014年正月二十几的一天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的手机电话，对方先问过年好；我回说好，然后问：您谁呀？那个声音沉郁中略带讥嘲道：呵呀，连哥哥也不认识了？我听出来了，赶紧说：嗷，三哥呀，声音咋这么细了呀？年轻人似的嘛！他哈哈哈笑了几声，说要来我家见我，第二天就来。我说我家在康巴什，可以直接到。他说好吧。
三哥是我的表哥，比我大十来岁。他小时候出名的顽皮，领着一帮小孩去林场的瓜地偷瓜，别人容易失手被逮，他却从来不会被逮着。学校放假，他就放牛，牛群一会儿就闯进林场的黑豆地，挑着吃自生的那些高粱穗子，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到处跑，他撵不上，管不住。看田的任六老汉说，老三，好好管住你的牛啊。任六老汉一来他家的蒙古包，他就从奶桶里舀酸奶子给他喝，也不知道搅和几下。他母亲就责怪他没把酸奶好好搅匀了再给人家喝。但是自从当了几年兵回来，人们说他可多变好了。他穿着绿色军衣，见大人便敬礼，我就非常羡慕他。他当了8年兵，1970年代初转业。上级要分配他去煤矿，因为他家庭成分是牧主，好单位不好安排。幸好他的副团长在巴盟搞军管，他过去是他的警卫员，就借此关系分配到县城建局，后又调到邮电局，一直到退休。那以后，我们偶尔在亲戚的婚礼宴会上见一次，相互走动得少了，自然有些生疏。这次听见人家要来，又是母亲方面的不多的亲戚，加上可以听听这个人的好多话，而且他名下有不少传闻需要核实，我就很有些欢迎的心绪了。
第二天上午我和妻子冒雪从东胜赶回康巴什。十点来钟我打电话，三哥说刚从杭锦旗上班车，到了伊旗就和我联系。约十一点，我把茶熬好，水果洗好。妻子买回了菜。中午他到了，先让喝茶，接着给他敬酒。我说，哥哥来了，又是正月，冒雪而到，高兴，敬您三杯，他喝了三个小银杯。之后，我坐下，陪他喝。他七十岁了，头发全白，但是那个小分头依然齐齐楚楚，那张脸依然随着谈笑配合出活泼的表情，那个鼻子不高不低，却也挺拔，特别是那个身形不胖不瘦，没走型；他说话依然节奏缓慢却显示出自信和调皮、幽默。午饭后，两个人就慢悠悠地啜酒喝茶说话，整整一下午、加一晚上，好痛快。
他是正月初三出来的，带着老婆、儿子、儿媳和孙子，正好一车人专门给亲戚拜年。他说去了巴彦淖尔市的姑舅家；还去了在阿斯哈村的老二家、老四家和老六家，喝了一天酒，然后到了大嫂家。他说大嫂寡居多年，在那儿得住下。再返回磴口桥头时，下开雪了，他让家人回去了，一个人继续拜年，到了杭锦旗，在老大的大儿子家住了两天。中间他还去我哥家呆了一下午。他说东胜还有几个人家，亲戚、战友，他都要去，这样转到正月末尾回家，学校开学了，就一心一意做家务活儿，给孙子做饭。
我由衷地叹服，说，哈呀，好呀，哥呀，现在这样拜年，可是不多了，但是有意思咧。我想起蒙古人的一句话：吉祥白色的正月，欢欢喜喜一个月，那是狂欢节，到谁家也会得到热情的接待，那是习惯约定的“约孙”嘛！实际上这个习惯在20世纪60年代就瓦解了。阿斯哈村的一个后生在70年代初的一个正月里，就凭着六个礼饼走串牧户拜年，去谁家也拿出那六块炸油饼子，要盘子摆放，以此提示贵客到了，要行礼上茶。人们嘲笑说他那饼子都干枯得翘边走形，盘子里也摆不整齐了。这二十来年呢，年味越来越淡化，过年走串的越来越少，亲戚间多用集体拜年来应酬，或者用手机信息来表达敬意，而这位哥哥却要走串一个正月！我因此对他愈发感兴趣，更佩服了。现在的人相互越来越隔膜，原来那种出门就找亲戚家吃住的做法变为宁可住旅馆也不去打扰亲戚朋友，经济划算、社会疏离代替了亲密的互动。这已经是社会的共识。可是这位三哥却反其道而行之，根本不在乎那么多的怕打扰、怕不好意思、怕麻烦，要满满一个正月拜年行走。真可谓是古代蒙古骑士再生复活，可敬！他这等功夫谁能学得了？好样的！
他说，要趁着腿脚还利索，多走走亲戚、战友、朋友家，带动孩子们和亲戚们互相多来往，为后辈们的社会人际关系打好基础。他说自己生来不爱旅游，只喜欢串门。
我慨叹时间过得真快，转眼老之将至。他说现在什么也不缺，日子好过，所以觉见时间过得快了。这不，一年的六分之一马上就过去了。
他抽烟不断，喝酒不紧不慢，仔细述说他如何为弟兄姊妹的好多大事情上提供了帮助。他说：老六的二儿子的工作可费上事了，但是只花了四万元不到。小伙子先是说要自己找工作，我说那行吧，你走上一年看吧。一年后，小伙子又来了，说找不上做的，想当兵。我那时候已经准备好两个当兵的指标，是我的一个战友给办的，一个就给他吧，中专毕业的吗？当了兵，先要训练一年，再考军校，我已经给他准备了好多辅导材料。军校要40人，考的有400多人。结果这小子考了第25名。念了3年，回来了，要找工作。这以前，人家说得补办一个手续，为以后的工作安排做准备。我就去杭锦旗一个局里找一个人，没想到跟前又站起来一个人，叫我爹爹。我一看是侄子武东，嗨嗨嗨。武东说这是我的爹爹。那个人就联系医院的人，叫在表格上签字。今天这个在，明天那个在，跑了好几天。又去派出所盖章，领着老六跑了好几次，不行，人家不给办。老六气馁了，说快算了吧，不要管咧。我说不行，还得找。两天以后那个小伙子终于给盖章了。我给老六说：你看，行了吧，办事情就得缠么。找工作再找人，我的战友介绍到一个政治部里。那个年轻人是主任，说叔叔咱们先说会儿话吧。说吧，反正我是不给你送礼的。说到快十一点呀，年轻人说叔叔，我要开会呀，你下午来吧。我说，叔叔中午请你吃饭吧，叔叔不走，等着呀。那个人看见再没有什么盼头，说拿来吧，盖章。那好。这样才安排到一个边防派出所。我给他把话也说了，你现在上道了，以后的发展就看自己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我给老六说，快在旗里把那个移民楼房买上吧。老六交了一万元，说报名了。反正以后不知道哪个娃娃住咧，有备无患么。老二的儿子那时候在农大念书，本来给他计划着一个当兵的指标，三个月以后就可以提干，他却不当兵了。现在他后悔了，在一个太阳能公司干着，成天跑下面，说要考公务员，那可费事哩。
小妹夫过去在乌拉特后旗的矿上工作。那个矿倒闭后回到老家乌拉特前旗，和包头打交界的地方，买了个农用车，给人家做拉沙等杂活儿；小妹放着一百多只羊，在一个矿址范围内放养。她女儿从幼儿师范毕业后当幼儿园教师，考试好几年，就是差几分，转不了正。我看见不行了，就给出主意说找人吧。结果老二大女婿的姐夫给办的，现在是幼儿园正式教师。
陶来是咱们舅舅的女儿。舅舅家就出了这么一个人物，把弟兄姊妹都拉成就了。我在临河当排长的时候，她在巴盟师范念书，一到礼拜日就和一个要好的同学来营房找我。那是60年代末期，条件不好，部队来了亲属就给吃一盆面条，顶好再有点饼干之类。后来，我去锡林郭勒盟参加总参的地图绘制和翻译，走了一年回来。战士们说，你妹妹来了好几次要见你，后来再没来。我估计她是毕业走了。那以后好几年没有音信，打听不到去向。后来终于打听到她在乌拉特中旗工作，我就拉上一车炭去那儿，才联系上。她丈夫，我的妹夫吧，喜欢研究暖气等东西，买不起暖气片，一个好几块。我说给你弄吧，一下给了好多片。他研究出来了，有科技发明成果证。后来，陶来跑来给我说，要提拔她去卫生局，她舍不得现在这个岗位，走不走打不定主意。我说走嘛，你不能老当科长吧，家里该安排的都也差不多了。她就按照我的话去当处长。她当处长后，有次说单位的楼房扩建，没钱了，工程接续不上，影响进度了。我说，我给你办吧，我认识的工头多，叫垫款做。找到人，不到两个月完工，解决了。
80年代初，我有次给陶来安顿，你给我留一个用工指标吧。大妹的大女儿那时候快考高中了，不一定用吧。不想，没有几天大妹夫升格领着大女儿来了，说女儿没有考上高中，就叫她给你们家做饭吧。嘿，做饭？我们也用不着呀。那实在要留就留下吧。我下午要去上班，那个外甥女问，舅舅有洗的衣服吗？我说，嗷，有两件，洗吧。到了单位刚坐下，陶来来电话，说糖厂正好招工，你那儿有人去不？去嘛，那还不去！我骑上车子就把招工表领回来。第二天领上外甥女去糖厂。看外面，这个糖厂挺大，我们都看上了。去厂里报道，还要待业证等等。我说，有，都有，在山里咧，得走两天才到，先报名办手续吧。这样办了手续。厂里的工作人员说，明天就带上铺盖在火车站集合，去包头学习。第二天就让她上火车去包头。就这样，她给我做了半天家务营生，就招工走了。我有时候想，人就是靠命，有好命，办事就特别容易。事情办成后，我给陶来说，哥给你买个新自行车吧，那种弯梁的，把你的烂车子给我推过来。陶来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说，说定了，就这样办。我给买了新车，把她烂车子推了回来。
一个亲戚的女儿从乌拉特后旗往前旗办调动，商调函都盖了章，两头的，却因为调入单位运输公司改制了，没有了接受单位。这事情一直拖了八年。那个亲戚问我咋办？我说拿来，我给找人办吧。正好我的一个远亲小辈在那个旗当旗长。我从临河坐直达车到了旗里，把旗政府找见了，秘书说旗长在开会，还有很多人，你先等吧。我不听他的，直接进了会议室，旗长认出来了，把我安顿在秘书的办公室，叫等等。等会开完了，旗长领我到办公室，先问咋能找上他的？我说，你只要在地球上，我就能找得到你！旗长叹服，说是名言。旗长看了我的材料说，舅舅，这事不好办。嘿，怎么叫不好办呢，什么话！又说了一气，旗长说您写个材料吧，拿回来。我不会写，上街找到一个律师事务所，叫律师写了一个反映情况的材料，连八年的工资也算进去了。律师要80元，我给了100元说不用找了，材料写得好极了。拿回来叫旗长看了，签了字，叫去找人事局。找吧。去了，还是不给办，推来推去的。分管旗长也找了，还是这个那个的。这样整整跑了三个月，没有结果。我是来旗里住几天，再回去等信，再过来。三个月头上，我又一次过来，这次决定再直接找旗长。先在办公楼前的花畦台子上坐着等，看见旗长来了，就去他办公室堵。正好分管旗长、人事局长都在，我很生气，怒气冲冲说我要告你们！旗长火了，斥责那些说：到现在还不给人家办！太欺负人咧！这是我舅舅咧！那些人赶紧承诺马上给办。人事局长给挑了两个单位，一个水利、一个畜牧，问我挑选哪个单位？我说反正是行政事业单位，而且不上班，马上办退休。这下子办了，啊呀呀。现在人家就在西园新村住着，每个月有两千多元的退休工资。花钱了没有？我有准备么，问旗长：应该给你表示感谢吧？旗长说不用不用。我说那是人家要给。旗长还是没要。我实际上揣着两万元。人事局长那儿给了一件“河套王”酒，用袋子提过去给的。
我笑嘻嘻地听着，想道：看来他现在的角色是家族里的军师和外交家，在进行穿梭外交，纵横捭阖，为下一代的事情出谋划策。好多人因此认为他是个社会掮客，他有这个特长。
我说起姨夫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喜欢和我开玩笑。有次说一年生的蒲草也高过我这个长了十几年的后生了，你的饭吃到哪里去咧？
他首肯说，即使在那个饥馑年代，他们家也没有缺过白面糜米，过年还能吃得上大米。开头不知道怎么做大米饭，听人说是在肉汤里熬稀饭，正月初一叫客人尝的。他们家有个大骡子，他爸骑上骡子去后套，找他的朋友，回来就驮着满满几口袋粮食。
他继续说，50年代，二姨——就是你母亲一家，初三就过来我们家拜年，唱歌，喝酒，拉胡琴，能红火一黑夜，第二天就走了。你们家有个老喇嘛，时常来我们家念经，他的鼻烟壶就放在身旁，我就悄悄拿过来，打开盖子，倒出一点鼻烟，搓一撮，吸入鼻子里，弄得打喷嚏不止。实际上，那个喇嘛开头就从眼镜上边看见了，但是不管，他对娃娃可好咧。
呷了一口酒，点着一根烟，他接着说：“文革”中，我的战友铁木尔在咱们阿斯哈村搞运动，捆这个斗那个，可红咧。把我家还定成牧主，因为解放前那个时候，我姥姥带着几个孩子，放羊，还出租7头牛吃租子，一年吃几石粮。贫协会就硬把这7条牛顶成7个长工，把我们家定成牧主了，接着挨斗的挨斗，死的死。一个阿斯哈籍老干部，平反后出来工作，来我家，知道了情况，那个人可爱拉胡琴咧，他回去后，记着这个事情。那时候的人也会弄，调来铁木尔的档案看，发现铁木尔填表的时候，把集体干部偷偷改为国家干部，就这一点，把他就开除了公职。看你再跳！被开除后，他就在南干渠六十四公里水闸上做营生，后来从乌拉特前旗找了对象，转了户口，走了。他对象的一个亲戚平反后当了旗长，就把铁木尔夫妻安排在一个单位里。我有次问询着去了他家，家人说铁木尔嗜酒如命了，但是在有人的场合只喝三两杯，再不喝。家人慢慢发现，他大清早出去散步，和上学的小学生一样早。小学生从铁皮小门市里买饼子吃，他买一瓶二锅头，咕咚咚喝下半瓶，余下的寄存在那儿，下次再喝，成那样的了。铁木尔的闺女开头安排在一个岗位上，收款的，谈了一个男友，她男友要做一笔好买卖，急等用四万块钱周转三两天，说赚了钱就悄悄还回去。姑娘信以为然，借给了。可是对象携款失踪了。姑娘被开除，给我哭得泪人似的，说要跟叔叔走，这个地方呆不成了。那个姑娘以前也常去我家的，认识。我说，你现在跟上我，也没有办法想，慢慢想法子吧。没让她跟。后来没几年，铁木尔就死了，唉。人得沉得住气，沉不住气就容易做下糊涂事。
我说，那个铁木尔我也记得，还来我们家拜过年，穿着一身绿色棉军衣，戴着棉军帽，给我父亲敬礼，甚是英武潇洒。我很是崇拜，坐在地下的小板凳上，目不转睛看他喝酒说话。公社的两个年轻干部一直陪同他。后来他们起身离开，骑上自行车走了，半途拐进了皮吉老汉家。母亲还据此状况和另一个女人分析说，传言铁木尔是皮吉老汉的私生子，估计有门，不然为什么另外两个人往另外方向走，只有他径直去了皮吉家？
没想到这个在当时无比辉煌的后生却输掉了自己的人生！是因为膨胀的自我和狂风一般的气质？
三哥说，80年代，他办了个糕点厂，用了30多人。大妹夫升格给他当会计，工资800元，小弟达楞当警卫，看家护院兼扫院子，挣600元。那时候，粮票得花钱买，再买成白面，有时候一天用数千斤白面。后来又承包一个单位的餐饮楼，一年承包金8000元。几个月后，那个单位换领导了，要往回收餐饮楼，撕毁合同。那个时候的事情，现在想来就像娃娃耍耍咧，随心所欲，想起什么做什么。他不给，把楼门锁住，说你给拿来钱，弥补了损失才给你钥匙！
我忽然联想起那时候传说三哥两口子在往外地贩卖很多姑娘，因为好多姑娘跟他们走了以后就没有音信了，社会上说得很凶险。这大概是90年代中期的事情。问及此事，他笑了，说济南一个军队干休所有他的战友，两个人联系上了，就合计在山东办蒙古餐饮店。战友负责弄地点，其他的他负责。在青岛等四个地方办起四个蒙古餐饮店，有30个蒙古包，招收了好多蒙古族姑娘。济南比较乱，用的东北姑娘，厉害些；青岛用的杭锦旗的；还有巴盟的。一个月开工资800元。生意开头不错，估计这是巴彦淖尔市最早开拓内地餐饮市场的一家。那个年代，咱们这儿的人没有钱，吃一顿饭顶多花三二百元。青岛那儿的人有钱，掏钱都是百元票子，一顿就得一两千元。可是问题来了，那些老板吃喝玩乐完了，就掏墙角，诱惑女服务员，说给你两千元，去我那儿做吧。这就闹得服务员队伍不稳定了，把她们的工资涨到1400元也留不住，这样就再补充，还是不断流失，那两年实际上也没有挣下多少钱。有次他在临河的街上走，看见杭锦后旗的酒厂甩卖河套陈缸酒，价钱只有原价的二成。行，他把所有的酒全买下，雇大车拉到青岛卖。那儿的烟酒部门不让随便卖，要定价。不行，那就在自己的餐饮店卖。那次在酒上赚钱了。后来觉得来来回回那么远，太辛苦，再说招收人家的姑娘们，得给她们的父母有个交代，可是那些姑娘到处跑，管不住。这样就不做了。
赚了多少钱？做糕点、包旅店差不多1万元；在青岛等地赚了有10万元，那时候的钱吧。后来全家搬到了呼市。女儿博士毕业，现在是副教授。儿子不好好念书，就找一个老首长叫当了兵，转业后安排了工作，成了家。
我们又说了说其他亲戚的情况。他说老四原来是赤脚医生，后来不做了，现在又碾开药了，自己试着吃，估计想恢复医生的本行。二妹夫身体有毛病了，不能喝酒、不能吃肉，但是煮出羊肉来由不住吃两口，就吃就说死就死吧，该吃还是吃点吧。
他外孙子上的汉校，孙子念了蒙校。外孙不高兴，说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让她念蒙古文？他们说回到家，我们都说蒙古话，你不说吗，怨谁呢。
祭灶？祭的。在小区的花池子里燃半盆子火，祭烧羊胸叉肉，磕头。到了娃娃们那一代就不知道怎么样祭灶了。
妻子玩完麻将回来包饺子。我们两人正好把一瓶酒喝完，我上楼寻酒。他看着我从楼梯上提酒下来，感叹道：你这个房子有厅级干部的水平了，但是酒现在行了，不喝了。我就随其意了。他说，康巴什的景致他已经看过几次了，明天早晨喝了茶，他就走，去妹夫家。我见其意已决，就再没说什么。
吃了饺子，他坐到沙发上看电视，说他在看一个电视剧，赵本山的乡村爱情。我说我们也在看这个电视剧，正好一块儿看。看完电视，他漱口洗涮，睡了。
翌日早晨起来，熬茶，喝茶。喝完茶，他继续抽烟。
我心里早过了几遍要问的问题，还有一个问号存留着，需要澄清，就问：1977年，听见村里的人传说你弄了一些骆驼，赶过河去了，说是倒卖挣钱，有这个事情吗？
他笑着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那年在全国邮电器材订货会上，我听说有个两千门的自动电话交换机项目，就撺掇同去的工程师去争取，结果争取上了，那时算是内蒙古西部地区第一家上这个项目的。从呼和浩特市请回来施工队就开工。我是局里负责后勤的，到处采买肉食，尽力搞好伙食，还准备完工后给人家施工队的送一些肉。我过河，在沙里买了6个骆驼、40只羊，那是通过贺喜格支书弄到的。把这些牲畜集中到沙里的一个人家，等黄河结冰就赶过去。不成想，事情不知怎么就叫公社的何主任知道了，说这是典型的投机倒把行为，要没收。他组织工作队到我家守着，第二天就要动手。贺喜格支书知道这个事情后，感到很严重，赶紧派我的妻哥和另一个人跑到阿斯哈村通知我，急急商定了办法，趁黑夜，把集中起来的骆驼和羊全部放脱跑了。第二天，工作队问骆驼和羊哪儿去了？我弟弟是民兵，参与看护牲畜的，就说牲畜全跑了。我那时还买了贺喜格支书的一个好骆驼，360元，杀好了，工作组就把这个驼肉拉走了。我赶紧骑着自行车追到公社，还领着局里的一个人，给何主任解释了事情的原委，何还是一口咬定是投机倒把，要没收。公社的财粮干部巴图也是阿斯哈村人，和稀泥说这个骆驼肉让公社伙食上买下吧，于是就给了我360元肉钱。这才了了事情。后来我从后山买了60只羊，解决了问题。那时候，局里伙食上吃得好，局里的领导也经常吃。年底一结算伙食，吃了2万多元。叫领导签字，谁也怕得不敢签字。我火了，说要把那些票据全烧掉！会计赶紧劝解了一通，后来反正处理了。那个时候的人老实，伙食上炖肉都是精肉，如果掺和一点山药萝卜，也可以的么，但是不那样搞。局里的领导跟我关系很好。有天傍晚，我隐约觉着凉房里有人影闪了一下。我出去追到院子外面，见一个领导在身子一侧提着一条羊腿走着，悄悄说，（他家）来人了，用你的一条羊腿应付应付。这也就没事了，拿就拿吧。给施工队吃最后一顿招待饭，局里扛不起，我就通过原来在城建局的朋友，当时盟委书记的儿子，以前还是他介绍那小伙子入党的，见到了书记，说了事情。书记说好事嘛，叫盟委招待。这样把工程人员好好招待了一通。单位领导说，你这后生胆子大，能办事，敢做事，就是不懂业务，呵呵呵。
妻子问三哥现在的住房情况，她时常关注这个事情。他说，女儿分了100平方米的房子，那时候交了10万元，一块住着，不让我们另住。儿子一家另住着。闺女当了副教授，又登记了140平方米的，还是叫一块住。妻子说三哥多想得开，不买那么多的房子，会享受。我想的却是，看来他扑腾了一辈子，也没挣下多少钱。房子过去是衡量家庭财产的硬指标，即使在房地产即将成为泡沫的情况下还不失其第二黄金的地位。
他说内蒙古某部的第一副部长是他战友，正厅级干部，他经常去其家。那个战友在海南有房，叫他也买。他不愿买那么远，人生地不熟的，人家是官员可能认识人多吧，他可不去。
三哥这个人好交际，敢张口说话求人办事，胆子大，敢做事，算是阿斯哈村的翘楚之一。他闯荡了一辈子，虽然没能建功立业，但也不是默默无闻，一事无成。他文化低，不然也许能成就一番大事，可惜了。
与三哥气质相反，我的二表哥，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只是受苦、放羊、种地、割草。在婚庆场合，他自觉让开主位，让老三坐在上座，任其尽情表演，充当主角，自己毫无不平和尴尬之色。但是这几年老二的威信逐渐看涨，因为他的孩子大部分考上学校，分配了工作，从来没有求过老三等；他在阿斯哈种地放羊，收获颇丰。有的亲戚说老三看着老二的钱眼热，动心思让他出血，比如动议给他办什么事，花钱不多，有个三两万元即可办。但是老二不为所动，一笑而过。老二最终收获了尊严。看来时代不同了，能说会道并不一定比沉着冷静厉害。
约九点钟，他走了。我和妻子目送三哥穿着短大衣、戴着鸭舌帽、肩上斜挂着入时的小背包的板正的身影在小路拐角处消失。
2014年国庆节，在德利格尔儿子的婚礼上，我见到好几个老乡。无意间说起老六儿子的工作，他们中有人说主要还是托靠老六姐夫的一个舅舅办的，那人在呼市有较高的地位，能量不小。老六拧住姐夫跑儿子的工作，终于办成了大事。可是这和三哥的说法大相径庭，难道三哥的话都是空穴来风？他不可能是那种说话吹吹打打，自吹自擂的人呀！我有些糊涂了。那么推而论之，他说的其他好多事情的真相呢？真的像有人所说，老三那人说的话，十句有三句真的就不错了？嗨，慢慢往清楚弄吧。
三
很久以来，我就觉得有一类敢作敢为、敢闯敢说的人，看他们的人生轨迹，在某一个阶段可能成就一段不平常的辉煌，但是却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和社会生活大浪的淘涮，往往很快就湮没无闻。这叫我想起“可以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坐天下”的那句话来。这似乎和阿斯哈村的又一类传统文化性格有丝丝联系。阿斯哈村老一代牧人很崇尚有精神头的气质，以脸上有光，目中喷火来形容赞誉。这可能是古典的价值观，因为在《元史》里也不时有这类的赞誉。另外还有“活人须噌噌如风行，死去轰然如山倒”等语，讲求人生要痛快利落，而不要半死不活的样子。60年代的牧民婚宴上，启程迎娶的骑士讲究壮行，上马要喝壮行酒；送行者拽着马缰，给马喷一鼻子酒，使其更奋蹄向前，平添一种豪气氛围，其状真如古代武士出战的英武气势。农民则多用稳重来赞誉年轻人。牧民和农民欣赏的气质类型完全不同。
但是，据我观察，豪放不羁的气质在实际生活中往往结果不太好。比如我的几位小学老师，对学生特别仁慈，在寒冬的夜里，把学生的皮裤在铁丝线上一溜挂好，第二天一早用棍子摔打、用笤帚横扫，用这样的办法给学生除虱。这些举动被我父亲发现，他经常赞誉这些好老师。可是在“文革”中，这些年轻的老师，像着了魔一样，组织、参与斗争，伤害了一些人。他们因此污点吃了大亏，以后的个人发展受到了限制。虽然如此，他们一生不改其敬业精神，一直默默奉献。
有人说严谨的态度和不羁的风格的区别促成了人生不同的结局。举的例子也有名有姓。80年代初，伊克乌苏苏木的塔并太等牧民经商发财，成了牧民从事商品经济的典型，上了《内蒙古日报》的头版。但是知道底细的苏木官员们认为，塔并太实际上没多少钱，真正有钱的是那个姓任的商人。其后，任老板谨言慎行，踏踏实实做事，一直做了下来；而塔并太风光了两年，便塌火了。脚踏实地，走得更远。精致、精细这种品质和市场经济、城镇生活的要求天然契合。而牧民的豪放气质容易演化成拍脑门子做事，风风火火，在市场经济的搏击中失手。
80年代中期，阿斯哈村所在的苏木来了一位书记，争取了上级的600万元投资，要引黄河水灌溉沙漠，种草种树，并给上级立下了军令状：当年秋天给旗里交4千万斤干草。天老爷，沙窝子里稀稀拉拉长起些芦苇、碱草，去哪儿找那几千万斤草？令人困惑的秋天到了，出人意外地在阿斯哈村的沙畔到处矗起大草垛，如同山丘。验收的领导成群结队而来，一批批来，对项目获得的效益异常满意，异口同声赞扬。阿斯哈的农牧民暗自好笑：那是从各家各户草园子里高价收购的草，就着沙丘堆砌上的，有的甚至是从远处农业队拉过来的。但是上面的投资钱却是滚滚而来，书记的名声更是蒸蒸日上，苏木书记很快提拔成副旗长了。阿斯哈人由此眼界大开：噢，八路军哄共产党，国家的钱没少糟害，但是谁能弄回钱来，谁就是英雄！继而后来，那位书记因为没有处理好和直接上级的关系，犯了功高震主的古老忌讳，被挤兑到人大，一气之下辞职了。传说他还请来很多人喝好酒给他捧场，表示还要东山再起。再后来，听说他在蒙古国倒贩绒毛，被罚没，在跑“国际关系”；再后来湮没无闻了。这也成了骏马飓风气质在现代社会容易受挫的一个事例。
慢慢地，阿斯哈村谚语“行无度则遭天谴，食无度则肚难受”被更多说及，人们重视开“适度”的概念了。这是心灵成熟的重要标志，表现了对情绪化和极端化的深刻反思。很多事实启示人应谨记“人丁旺时思孤单，肚皮饱时思饥馑”，遇到麻烦事，“该杀的改为骂一通”，做事留有余地。
一种新的成功气质渐渐开始凸现出来，这就是谨慎，沉着冷静，踏实实在，不见兔子不撒鹰。虽然他们被讥笑为起不了风尘，坐不到正席，但是他们从不上当受骗，能够给自己兜里的钱做主，不为五花八门的东西所诱惑。我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同事，从一般人员发展成副地级领导干部，成为令人啧啧称叹的成功者。有人总结其得失缘由，说他做事认真负责，第二天的事情头天就在脑子里过一遍；说他善于总结，睡前要把当天的事情过一遍脑子，品评得失；说他清廉谨慎，不受别人的钱财，等等，都有道理。但是一个人的说法更使我刻骨铭心。他说这个人在当副局长时，以修改材料仔细闻名。可是他改材料不是改篇章结构和文字，而是着重措辞提法，经常摆弄着笔思索，说这样说的话谁谁可能有意见，那样说的话有可能那个部门不认可，干脆改作这样吧。其举轻若重的风格可见一斑。这种风格在牧民后代中极其鲜见。或许正是这种气质和风格助他一路上升的？不好下断语。另外一些干部则以霸道立身，虽然走得不慢，但是往往在半途辉煌中折戟沉沙。有人认为，这是性格的悲喜剧，性格决定命运。前者那样的谨慎、精细气质透着辩证法、系统思维，热事冷处理的功夫。这似乎是草原文化性格和农耕文化性格融合的表现。而后者那样的崇拜神圣，崇尚宏大，欣赏过人的胆魄以及强大的行动力，这类骏马洪流飓风一样的草原文化气质和农耕文化的柔韧气质并不合拍，和现代社会的理性素质相冲突。好多得失可能就是游牧文化气质和农耕文化气质的差异造成的，白大个子等人的遭遇或许在向我们昭示了这样的道理。
|
蒙公网安备1506030200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