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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哈村谚语：摸秃头，想后路。
在一部分人决然走出阿斯哈村之后，留下的村人谨慎了许多。这不是因为城市没有了吸引力，而是对出去后的生计有了更长远的估量和盘算。比如，在城市里待不住咋办？下一轮的土地承包中，人不在村子里的话，给不给继续承包？等等，这都是要命的大事。他们想出了新的主意。2014年正月笔者去旗里给哥哥拜年，听说又有20多户阿斯哈村老乡迁移到了旗里，其中还有金刚老汉。他们要给在城里念书的孙子辈做饭，也作为一个家庭进城的先驱，同时还担当着进城享福的美名。中年人守护家园，从事耕牧，忙碌生计。小一辈的进城读书，因为基层好多学校合并，只能去外地读中学，于是打主意一准去旗里念书，连高中也可以一并念得到。老中青三辈，两头的进城，中坚力量留守老家。他们采取了城乡双居的策略，按照阿斯哈村的说法姑且称之为“双头马驭术”。
一
2011年10月的一个晚上，我去东胜一个大酒店参加同学女儿的婚礼宴会。婚宴大厅里摆着50多张桌子，差不多满了。我刚坐定，另一个桌子上有人热情地叫唤我的名字，原来是高中时的钦老师和鲁老师。我赶紧走过去和老师热烈握手问好。他们已是酒意阑珊，原因是在来的路上就喝了些酒。我干脆在鲁老师身旁落座。鲁老师新近失去了大儿子，情绪不好，喝酒很多。他说起现在好多牧民进了城，那点钱买不起房子，流落城里，成了问题；说土地牧场可能又一次失去，不是好事，别看有的城边的牧民征地得了几百万元，那可是有数的，会花完的；说他好分析思考，但可能是往坏里想过去了。他自动举杯喝酒，和钦老师攀着喝，不久就瘫睡在椅子上，被学生送回去休息了。
新近征地成了千万富翁的那个同学成了众矢之的，他刚说几句什么话，另一个同学断然喝止其“吹牛”行为，说那是你父亲的功劳，你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有什么吹的！
我找的目标是吉任。他是阿斯哈镇的人，我的同乡、同学。瞅了个空，我过去，二人坐在一起，唠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他说：哈呀，我今年以为这个小子（指儿子）要复员回来，就盖了可大的一个房子，花进去18万元。结果这小子考进士官学院，回不来了，将来就业看来没问题了。（那个学院）一千多个人，就他一个少数民族。哈呀，把我的计划打乱了。盖了多大？300平方米，正房；占地1000平方米。只好租给工人，一年收入1万多元。就在镇上。地不种了，不想受了。女儿从幼儿师范毕业的，暂时安排在幼儿园了。东西也递上去了，哈哈，就看乌宁这个灰孙子（怎么给办事）了，说是没问题么。
我知道“东西”递上去是什么意思，也猜测到“乌宁这个灰孙子”是很要紧的人物，看他喜气洋溢，就没有打断他的话，只是听。
有人提议喝酒，我端杯呼应了一下，他却实实在在喝了一杯，继续说：家里有基本农田800亩，全租出去了，一年8万元。1600亩草场，沙化了，一年一亩6元，苏木统一租给了企业，30年。阿斯哈村是按年计租，每亩8元。六大队最灰了，地没地，羊没羊。西轮和我在一排住着，在东头，他房子可小了，还在挖土受苦，给人打零工，（过得）不行。45岁以上的，有点职务的，叫养殖企业聘过去，负点责任，给发工资。那个四方圪旦（指一个人，身形方正而得此徽号）在企业上一年挣个十来万。没有职务的，人家企业嫌老，做不动，（企业）不用。干坐不是个办法。我不做小买卖，弄些别的。种了一亩西瓜，有地窖可以储存。人们羡慕沙漠西瓜的好名来买。今年包工程做赔了14万元。什么工程？就是平地。我那些年当嘎查负责人的时候代替社员垫支（各种费用）有十万，现在拿不到，打官司吧，又是邻里邻居，不好。快算了吧。我那个时候说（把羊群）改良了吧，少养吧，多培养饲料地吧，人们不听。现在他们才说我那时候说对了，后悔没听我的。迟了，娃娃！是郝某某干的，把草场全给外地人包租出去了。我那个时候说，他命不长，害人了嘛。果然死了吧。存款有多少？没有。我这人把钱全投进地里了，从地里刨一爪子吃一口。
你三叔种下的树，现在可长好了。他身体好吧？可做了好事了。现在没那么个人了。
坐在我俩跟前的苏克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丝间隙，插嘴说：现在要上羊背子了？不是一个桌子上一个羊背子吧？哼，我在巴音乌苏建起大蒙古包，打算上30只大羊背子，全是自己喂养的羊，肉好吃得很，准备好了，还有一千多只羊，有了嘛！他新近卖地发了财，可能正在自我膨胀的时候。
我笑着说，对的，牲畜只有多见血才能兴旺的，蒙古人有这个话。听说自从有了大笔的钱，他家里却不大安宁了。老婆宣称那牧场是她家的，所以征地钱应该全部由她管理。苏克要给车加油还得苦求老婆同意给钱才行。为此他气不过，二人大打出手，他把老婆的头发薅掉了一撮。另一个同学卖地后得了百万元，人家要给他往卡里打钱，他信不过，说要现钱；人家用袋子拿过来一百捆钞票，他还要细数。人家在他身后睡起一觉，他才数了二十几捆。于是打电话问孩子咋办？这样数可早咧！孩子出主意说打没打进钱，从提款机上试着取出一千元，就知道了。这个事情被人们传为笑谈。他们并没有获得有钱人的尊严，反而成了笑料。这是人们惯有的羡慕嫉妒恨造成的吗？
苏克说旗里的牧民有时告状，因为头一年的4000元补助只给了1000元。政策是一阵阵的事，过日子是自己长远的事情。我说了声对呀，之后就设法摆脱了他，继续和吉任说故乡的事情。
吉任虽是牧民身份，却到处走动，联系同学。他说呼市的阿拉坦可多给他办事了，每次去都给他安排场面招待，给人介绍说他二人是关系亲密的同学。去了南方的一个城市，是送儿子上军校途中。给小学同学林全打电话，对方说，老同学，实在腾不出身子，对不住了。又给另一个打电话，倒是接电话了，也说很忙，腾不开身子，就在电话上唠家常，足有一个小时。啊呀，我这是外地手机，费用高，他也不重挂一下，用他单位的电话打给我……真小气了，大城市人，啊呀（他摇头）。
他还是那么能说，说得嘴唇都发白了，乌黑的脸涨红着。
乐队歌手的声音好大，嗡嗡嗡的。我们说话得喊着说，或者把头向彼此探过去才能听得见。我们这地方办喜事就怕冷场，只好以拼命放大分贝来保持热闹状态。都也嫌烦，但是没人改，怕犯忌。
同学们纷纷来给老师满酒，同学之间也开始满酒。但是好多人不喝酒了，杯子里盛着雪碧来应对敬酒。我说在开车，晚上还得赶回去，人们也不攀酒。
老劳起初寡言少语好长时间，待到满开酒，眼神立刻飞扬，脸也红了，大声宣布说，明天我要请钦老师喝酒，你们都去！他说他的两个小孩都是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一个在太原，一个在呼市的一个银行，年收入七八万。他以前曾给我打电话托付孩子就业的事。后来问他，他说都安排了。我说，你的两个孩子都比你强啊。他幸福地深以为然。我还说，还是我们阿斯哈的杂交优势好啊。他呵呵呵笑。他的媳妇是我们阿斯哈村的人。几年前，在一个同学孩子的婚庆宴上，他和夫人一块在。说话间，我们认了这层地域关系，很是热情。我还想聊聊家乡的事情，那个妇人却把我背后放的回礼毛巾一把拿过去，扔给满脸是汗的丈夫说：看你满脸汗，擦擦吧！是那么自然、洒脱，天衣无缝地转移了东西。我在略微惊愕的同时，很佩服这个老乡的机敏灵动，优化了老劳的迟钝气质，估计他们的孩子是遗传好的基因了。
上次我问老劳对我们家乡的评价。他曾在那儿待了几年。他说沙里的那些牧户最差，钻在沙里，什么也不会，（人们）头脑不发达。最厉害的是河畔的牧户，种地、养羊、做买卖，都行。他说，牧民有技术的人在旗里开出租车，有辛苦的人在镇里修公路挖土，女人一天挣七八十元。这几年的建设搞完了咋办？那就不知道了。
九点来钟，大部分客人陆续走了。十点左近，妻子来电话，她还在等我一同回康巴什。我趁人不注意，拿起上衣，出来了。
不知道老劳的邀请第二天兑现了没有。
婚礼成为我了解阿斯哈情形的田野调查处所。我以前讨厌人多的场合，现在却对此满有兴味。婚礼中给我透露的信息是——
牧民对城市怀有警惕性，感到不安。在历史上，牧民经常上当受骗。在封建时代，商人给牧区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商品，同时也带来了超经济剥削，通过设骗局使得蒙古各阶层陷入债务陷阱，失去土地、牲畜，陷入贫困。他们对此历史教训一直不忘。在城镇化中如何防范风险，避开陷阱，摆脱贫困？城里有种种不确定的风险因素。煤炭挖尽了咋办？发生经济危机了咋办？这两年发生了金融房地产危机，有的旗给牧民发不了补助。真是应了那句古话：时乎不恒常，草木不常绿。这些情形迟滞了他们进城的步伐。
在好几年前，我曾给婚宴上邂逅的牧民朋友呼日木建议：不可丢掉草场。他说：咋办好呢？谁碰见也这样说呀。他说，城里呆了30多年的老钱，最近上当受骗丢了3万元，你们是干部，还存不住自己的钱，牧民更怎么说呀！
二
资料显示，阿斯哈村所在的旗自2007年启动实施生态移民以来，共计搬迁转移农牧民3723户，9403人。开头的优惠政策是：一户给70平方米的楼房；每人每年4000元补助，给五年。2011年后，受到房地产泡沫的影响，旗里本着给每个转移户提供一套住房的原则，制定惠民政策：已领取建房补贴的转移农牧民交回建房补助款，政府为其免费提供一套住房。这样既解决居者有其屋，也是解决城镇房屋过剩的一个办法。另外，社保等优惠政策是全市普惠性的。
每人200亩沙漠草场，10亩河滩地，这是多数阿斯哈人的基本家当。禁牧的地方就是那200亩沙漠草场，10亩地还是你的。沙漠没了，还有河滩。这两类自然地理特性使阿斯哈的牧民练就了亦牧亦农的生计技巧，较早掌握了农耕技术。汉族农民的吃苦耐劳特性也影响了牧民。阿斯哈人耳濡目染了后套农作区先进的耕作制度。荒凉贫瘠的沙漠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但是牧民并不嫌弃沙漠，因为沙漠里仅存完整的传统蒙古文化，才存有自由的养牧生活，更有浪漫的爱情和淳朴的热情。养育的地方如金子，止渴的水赛圣水，他们经常这样叨叨。沙漠草场是国家法定承包划分给他们的，和河头地一样成了他们生存的根本。
有这样的条件是进城好呢？还是留住原地好？这是决定一个家庭命运的转折点。人们自然进行周密的考察和谨慎甚至痛苦的抉择。
进城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可以享受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带来的方便、高效，享受比较优质的医疗、教育、衣食住行乐，提高生活品质。城里发展机会多，年轻人打天下，愿意到城里找发展机会，也愿意到城里享受现代生活。中年人、老年人，本事快耍尽了，重新适应有困难，实际上不愿意进城，但是只能被动跟着孩子走。什么事情也有两面性，阿斯哈人并没有像掀掉锅盖的开水一般冲动，而是到处探听进城的苦与乐，苦思得失。
他们觉得首先是就业关不好过。40～50岁牧民是就业难点。不少农村人进城最大的愿望就是不干活，享受生活。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再让他们做点别的，太难了。即使要做，期望值高，想做轻省的、干净的，风不吹日不晒，少流汗，多挣钱的。牧民安家只愿意到旗镇，不愿意去工业园区，在企业打工缺少技能，嫌受约束。这些人在家都是先吃妻子恭恭敬敬递过来的第一碗饭的人，现在叫给人低头，受人家气？扫大街，当服务员面子上下不来。也有蒙着脸扫街的，少。打扫卫生，才给1000元/月，工资太低。文化低，语言不通，不习惯做城里的活儿。参加培训？不愿意，听不懂。再说有的培训就是做样子多，实际管用少，培训出来也找不上做的。
没有两个银钱，走不在人前，钱永远是硬的。亮堂堂的楼房里住进去是好，关键是怎么过生活。年好过，日子难过。牧民进城上楼后，生活成本大幅提高，收入却没有相应增加。传统收入来源减少，新的来钱处还没有。在牧区老家，好多老年人也可以做好多活儿，喂猪喂鸡，贴补家用。劳动就是他们体现价值和生命存在的方式。进了城，没有做的，劳动惯了的人，不劳动就难受甚至生病。城里这地方喝一碗水也要钱。原来在老家平时烧（羊）粪，过年买个一两吨炭，不费钱。蔬菜也不花钱，自己可以种一点。蒙古人没羊肉不会做饭，没有奶酪不会喝茶。在老家什么也自己有，羊粪、水、土豆、奶酪，都有，不用花钱，开支少多了。这些东西在城里太贵，羊肉涨到快40元/斤了。在城里，一天每人最少得吃20元，一年得7200元，那点补助款坐吃是不够的。在牧区老家顶多也就是城里开支的三分之一。其他日常生活成本，如果农牧区是1500元/年，城里就得翻番。城里开支大，钱不耐花。农村牧区则无名收入多，开支少。
虽然说人比人活不成，毛驴比马骑不成，但是也差不多些好吧。他们和干部比较，认为自己的生活补助太少了，一年也就是干部的一个月工资，说“你们干部一个月挣四五千（元），我们一年挣四千元，就行了？！”（城郊）蔬菜队的人迁移出去可以拿二三百万元补偿，牧民就给那么点。牧民跟原先的生活比较，跟别的群体做比，感到不平，很失落。
更叫人忧虑的是城市的物价陷阱：城镇拆迁风、楼市涨价潮，使刚进城还没有来得及落脚定神的牧民，资产迅疾缩水。可以说仅有十来八万的存款的算是穷光蛋。2005年楼价不足千元，过两年已经探上两三千元了。更还有涨落不定的经济局势，叫人惊魂不定，这不，这几年楼房像过剩的大白菜，臭得卖不出去了。
在城里传统文化生活受限制也是个事情。没有地方祭祀灶神，没有地方祭拜天地。有的人家大年初一，只好在罐头瓶里煨桑祭天，放在窗台上。有的把祭品烧进锅炉里，有的吊在树上。年轻人见了老人站得木桩子似的，连个屈膝问安也没有。蒙古习俗丢弃了。好多人的心理感受是成了边缘人，没人管；没有社会交往，没有集体活动。
经济形势走好，他们的生计问题不大。如果经济形势突变，就业会更困难。牧民如果连度过困难的缓冲地带老家也没有了，不是成社会问题了吗？在这几年的金融风暴中，城郊好多农民，放高利贷的几百万元就拿不回来，沦落为贫民。有一部分牧户领了（补助）钱没买房，老房子也拆了，成了无房户。有个地方分到政府给的房子的200户中，有40户把分配房卖掉了。
有一部分人把草场包出去，要不回来，钱浪完了。卖地的牧民后悔了，索地。买主说：行，给你地，你把我地里投入的几百万元还给我，土地立马退给你。法律支持原主，协议也有，但是偿还人家的投资也是天经地义的。人家要的天文数字，谁能拿得出！还是拿不回土地。这些无房无地的农牧民将成社会问题。好多人无所事事，喝酒、玩麻将，干坐着。
城里的生计状况和婚姻家庭的稳定直接相关。牧民过去在老家光唱“金杯呀银杯斟满酒”，再没做的，也不觉得什么。现在大家住在一起，喝酒更方便了，对门或者上下楼就是，一招呼，喝！再待两年，连麻将也学会了，那点钱就更是问题。原来住得封闭，零散，少有对比，诱惑也少些；现在很多户子住在一起了，灯红酒绿中看见这个后生会挣钱，那个后生会哄女人，自己的男人不会挣钱，不会说好话哄人，或者光喝酒，于是走走步步见不得，看不上，觉得丈夫那嘴巴子像抽油烟机，呼哧呼哧的，气味难闻；看见他的鞋子也那么可恶讨厌，女人就跑掉了。据说有个地方老婆被拐跑的差不多有三成。家庭不稳定了，有姿色的女人找上老板走了，人家图你多生一个。
生活条件好了，心里空了，闲得发慌。原来都以为住上楼房能享福，现在想想还是以前好，村子里人相互都认识，热闹。
人闲生故事，多疑心，他们有的人发出疑问：莫不是又一次把土地草场丢掉吧？是不是遭遇了一次变相圈地？
但是在旗里的搬家公司里和从事家政的人中也有蒙古人的身影了。出去的人，有点本事的开车，开食堂；不行的，看大门、守工地。自己跌倒的娃娃不会哭，自愿很重要。他们说叫蒙古人多见识些东西有好处，不然钻在沙窝里没前途。说话说理，吃饭吃米，说假话总有穿帮的一天。他们很纯真。
牧民对政府的建议是不要操之过急，慢慢来，得按照两三代人的适应扎根时间来计划；老人一走了，小一辈的不会呆在老家的；拆掉牧民老家的房子等行为不得人心，那是伤人心；如有不愿进城的，就叫就地搞生态建设，同时限制其发展羊群。他们认为（转移农牧民）做得太快了，顺其自然最好，政府也不用这么费劲又不讨好。
这些见解见仁见智，是点滴汇集的，有的甚至是事后几年的感受。总括其意，牧民的城镇化须统筹兼顾其安全感、社会尊严、文化享受三要素。
好多牧民难免慨叹和后悔：蒙古人的想法老是不赶趟，假如那时候早知道这样，就不会……然而，在这决定命运走向的关键的几步里，能容得下几个“假如”呢！
三
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没留下叫别人摇。男子汉，要自己选择自己的路，即使跌倒也不哭不叫。经过认真的权衡，阿斯哈人像羊群分流一样，走了三条路。蛇跑兔窜各有各的打算嘛。
我从办理牧民进城事宜的干部那儿了解到，阿斯哈村这几年从沙漠迁出的共有147户，366人。其中进城打工的60多户，其余的则搬到黄河畔的居民点，继续从事农业和舍饲牧业。
一部分人去了城里。他们的步伐比较谨慎，有的人家先到乡镇，有的人家选择到旗里；到市里的人家暂时还没有。在城镇居住，他们多数选择平房，因为和老家的居住格式差不多少，还不用交什么物业费，院子里可以简单地种种养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想到，如果将来儿孙的生计实在没有办法解决，还可以在院子里搭建房屋，连几代人的问题也可以解决，老汉可以烧烧锅炉，扫扫院子，这样就自成一体，不看人家的脸色了。这样就把进城的焦虑感减少了许多，把新老文化交杂起来，好适应些。平房的选择里还隐含着一个土地观，楼房在半空吊着，你自己连一寸土地也没有，住着不踏实，而平房却是有地产的。为此，即使有些人家住楼房也坚决不要二三楼，就要一楼，为的是要地块权。实际上哪有那个说法呢，是一种自我安慰吧。上楼房对年轻人来说是求之不得，对中老年人来说是无可奈何的事。
男的原来有工作，家人是牧民户口，这种人退休后全家进城的多。他们中，极少数的人做开了小包工头，那得有文化和人脉关系。退休老师满德呼（51岁，高中文化），原来在苏木住。14岁的儿子来旗里念初中，离家几百里远，老婆想娃娃想得哭哭啼啼的。正好有个亲戚叫他来旗里给小区管物业，帮帮忙，于是他就来了。工资是冬天每月3000元，夏天2200元。趁空隙还做其他营生赚点。满德呼住在小区物业的小屋里，办公兼住宿。他和妻子自嘲说像走场子一样，人来人往的，纯粹没有讲究了，凑合的人家，连开水也没有。蒙古人家而连水也不给客人倒，更不用说上茶了。他担心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也学得过于随便，将来不会治家，所以想买房。
平时没有严谨的生活态度，只图好活的人也快快进城了。他们的境况比较麻烦。巴音在旗里管物业、看大门。朝克图家进了城，感到危机，钱越来越少，妻子主张回老家去，要养20只羊，过节可以自己杀羊吃肉，皮子还能卖钱。有个老乡雇他送水暖器材，月工资3000元。几家人家雇他妻子做饭，给1000元，这样才稳定下来了，没回去。在老家不给他们再分配宅基地，因为他们享受一次了。但是可以借住别人家多余的房子。
这些进城的人因为距离故乡有几百里远，远田不养人，种自己老家的地显然不方便。他们的做法是，把故乡的土地承包出去，遥控。如果在城里能做一些活儿，还可以贴补家用。住在老家附近的乡镇里的人家，则像走读生那样经营自己的土地。
多数人家留守故乡。有人认为在牧区想进城的早就走了，剩下的是观念固执的，年老的，头脑不灵活的，这些人想要守土在乡，如果硬被迁入城里，会不习惯。这话用在阿斯哈村是不准确的。那些能吃苦耐劳的、家底丰厚的乡村精明人，很多照旧留在了故乡，在河畔耕牧。因为不允许散养牲畜，在开展散养和圈养的“游击战”。
生态保护从长远来说，还是有好处的。关键是如何和眼前利益结合起来。老家生态的恢复，又形成了对故乡的拉力。留在老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继续过崇尚自然的生活。吃自产的羊肉、小麦，农家饭好吃。木头柴火烧制的饭好吃，土房里晾出来的牛羊肉好吃。他们发明了自产自用模式：种小麦，喂猪羊，不上化肥，不喂饲料，不和尿素，自己够吃即可。他们把农家肉和米面做礼物使用着。城里做得精致的东西不行，假东西多，人用了容易闹毛病。他们说，现在的方便面也不知道掺和了什么东西，吃得人嘴里的唾沫都断不了线，可疑。阿斯哈村算是捡着黄河畔的便宜了，有沙漠，可以得到禁牧的补助；有滩地和河头地，可以得到耕种之利。所以在生计方面可以说处于有利地位。这些守着老家的人家，约占总户数的70%。
第三种是一些在河畔没有土地，选择小镇落脚的人家。不知因为什么，他们一直在沙漠深处放牧，可能不喜欢农耕方式，不愿意经营河滩地，转让了土地经营权，故而没有了可资耕种的土地。在禁牧中他们受到的冲击最大。他们多数选择在乡苏木一级的小城镇安新家。没有多少牲畜，又没有土地，这些人的生计就困难了。
老钱说起这些“野人”就激动，说他们会遇到麻烦的。好多人家收拾过去公社的旧房住着。他们冲动，虚荣，喝酒。牧民朝格图前几年以一年2000元就把5000亩牧场卖掉，现在吃不开饭了，要地，发生纠纷了。
我问：这些牧民进城，闹好的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个也没有！”老钱决然地挥手又摇头。他说去了一趟老家，和他姐夫叨啦。他说，你们就这样等着那一年几千元补助，有什么意思！如果养牛的话比这好多了。姐夫不置可否。他改换话题说：那个伊任太也走了……没等说完，姐姐不耐烦道：你们俩说的话，不是死的就是瞎的，简直没法说！老钱说她那是怕说到她儿子，46岁了，还没有成家，他们也不给张罗，由着他在沙里放牛和骆驼，过野人般的生活。他说这些人根本没有思维，只是过一天算一天，什么也不知道。姐夫家在西尼戈尔大沙里自然放养十来头牛，十来匹骆驼。沙漠里有绿洲，有渗出来的水。母牛领回来新生的牛犊，就给吃点料，饮水，免得变成野牛。他感到当时没有可说的话了，只好去吉任家叨啦。吉任说200亩地承包期到了，得再给人承包。吉任的身体也不太好。过了一会儿，姐夫来叫：饭熟了，走吧，回家吃饭去。
老钱说，这类人家有个别的过得还不错。最富的人是哈达，有500多只羊，90多峰骆驼，在大沙漠里托人放着。以三五万元租草场放羊的人家也有，自己还能落个五六万元。多数人家，可能喂三二十只羊，种个十来八亩地，估计是那样。但是牧民没有了羊，那不是把本色都丢了嘛，怎么生活！他说有时候想起这些事情就闹心，又给自己说不管了，何苦，没有用！这些人对上面的动静很关注，不时传闻允许牧民回老家啦等消息。
除了这三种类型外，通过考学校、当兵、招工、结婚早早进城的，那都是90年代以前的事。他们和故乡的经济联系基本没有，只剩了文化纽带。
阿斯哈人应对城市化的几种模式就是这些。哪种更好呢？账能算倒人，还得算着看。
坚守在老家的人家的收入（一个劳力一年的收入，下同）：土地耕种1.2万元；禁牧补助4000元；共计1.6万元。
进城者的收入：老家的土地承包收入2500～3000元；禁牧补助4000元；打工1.2～2万元，还要减去比村里多消费的部分5000元（吃喝拉撒，物业费等，以一个劳力负担2个人计算），最终每人实际收入约1.3万元。
进城而没有土地的人家的收入：禁牧补助4000元，打工收入5000元（因为在小城镇连续性的工作难找，多是打零工），减去比村里多消费的部分4000元，实际收入5000元。
这个账里，已经禁牧的草场的出租收入均没有计入。
如此看起来，从经济收入、文化习俗和社会关系及心理感受诸多方面来讲，在老家呆着好，在小城镇落脚也不错。如果为了孩子的将来，为了年轻人的发展机会，为了更好的教育、医疗条件等考虑，还是在城里好。不过阿斯哈村一过河就是巴彦淖尔市政府所在地，能够得到城里的不少方便条件，所以在村里呆着也不错。最叫人不放心的是那些没有土地的城镇漂泊人。
四
“老家没了，成了流浪人了。房子拆了，牧民心里难受，父辈传下来的家也没有了。我父母以前在哪儿生活？给后人没法说了，历史消失了。禁牧是对的，但是方法上应该讲究一下。”
“上头的政策好，中间执行得不好，非要推倒老房子。原本可住二三十年的，推倒连木料也没有拿出来。”
“40岁以上的牧民会自然死亡，孩子肯定不会去农村，这样自然解决了进城。不必强迫。不必推倒牧民的房子，过几年它自然就会塌掉。在城里习惯了就不回去老家了。我也时常去看看旧房子，想老屋哩。”
“不出来没办法了，老家的环境不发展了，国家不管了。政府操之太急了，再有20年（人们）就全出来了，我们的孩子不会在那儿住着的。在城市里蜗居几年，再回去，黑咕隆咚的破房子，电灯不明，屋子不暖，还要担水，看不下老屋子了，只能回城里。”
“牧民自古以来不能离开牲畜。想着回到老家，重操放羊鞭。”
浓烈的乡愁，对牧区老家的怀恋，夹杂着对生活前景的各种预测。这是好多人的内心自白。老家的前景，实际上和农业、农村的前景以及个人将来的出路密切相关。对此可谓见仁见智。好多人坚持不改农村户口，既是为了守住老家的地，也为了长久保持城乡双居的格局，保障稳定的生存。
好多人是从技术角度探讨具体做法的。我的三叔说：蒙古人眼光不远，给点好处就来兴头了，一挥手说行，开垦吧。他认为得学精明，这是现在多数人的想法。他们抱着要稳住，看清楚再说的想法，口头禅就是不能没有锅盖的开水一般沸腾，不能冲动！心动不如行动？看不清就是不能行动。经过岁月的砥砺，牧民们逐渐总结出要系统思维，反对单向度思维，要两条腿走路。他们觉得过去的农牧兼营生计模式正经历又一轮改变，趋向就是在城市谨慎开门，同时在农村老家还要留着安全门，铺好进路，设好退路。可简称“双字诀”。这是游牧情结和城镇情结交汇的结果，是一种中和。这种双字诀策略，在游牧转向农耕时，就被启用了，在阿斯哈村很早以来就是河畔种地，沙里放牧，半农半牧。现在，这种生计思维演变为在城里和乡间两头跑。坚守的底线是不能丢地。双字诀策略的具体含义是两条腿走路，半农半牧、亦城亦乡，实行双居制；甚至在子女的文化教育上，好多家庭实行了双子分读（蒙汉学校）。蒙古人从古以来就是双居制，有夏营地和冬营地之格局。现在的城乡双居可谓是一种文化嫁接和创造。
阿斯哈村流传着嘲笑几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故事。一个是种刺儿苗的故事，前面已经说到了。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人骑着毛驴进城买东西，看见买卖铺子上好东西五花八门，实在爱人咧。那人经受不住诱惑，把黑驴卖掉，把换来的二两银子喝了酒，还买了一些好吃的。酒醒后回到家。老婆问，毛驴呢？他说卖了。银子呢？他说没了。这样就传下黑驴没了，二两银子也花光了的笑话，告诫那些爱赶潮流的人不能像乌鸦学鸭子耍水，不自量力，结果把腿冻坏了，可不能做那些傻事。这种事情在村里也真实发生过。90年代，一个牧民小伙子羡慕当时刚时兴的手机，用几千元的土地承包费买了一部手机。但是用了几个月以后，交不起话费，只好把手机吊在裤带上做装饰品，被老婆责骂，邻里笑话，这是现实版的笑话。告诫人们做事要想后路，摸癞秃，玩牌要有回手牌，下棋要下有根的棋。坚守土地，探步城里，文化双跨，则能降低风险，获得充裕的过渡时间。没有土地和牲畜，那还叫什么牧民，还怎么生活！
阿斯哈村的多数牧民认为生态保护政策是对的，也合乎牧民的传统文化观。从前牧民拣柴禾，要捡那些枯死的，绝对不砍伐活灵灵的沙蒿、柠条。而附近的农民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烧柴，成群结队涌入牧场，砍伐沙蒿，破坏牧场。牧业队就组织起来，看护牧场，不让农业队拉柴禾。保护草场生态，这是游牧民族的本能反应。有次我和一个旗长乘车下乡，在行使中他突然叫停车，径直下车去了。原来在路旁有两个农民在砍伐柴禾。旗长怒得脸色铁青，去阻拦，并抢夺农民的镢头。平时和蔼的旗长，从来没见过他发那么大的火，很明显那是触动了他心里的底线了。后来羊绒走俏，人们为利益驱动，大量发展山羊，超出了草场的载畜能力，甚至传说有人活剥羊皮卖绒又卖皮。沙漠草原受到蹂躏。但是即使农耕文化把草场蚕食得面目全非，即使市场经济的贪欲吞噬了草原，牧民还是不离不弃地爱护着草原，支持实行禁牧休牧，牺牲眼前利益，恢复它的绿色。
牧民敬畏、珍爱生命。德立格尔老太婆的母羊被禁牧队抢走了。老太婆哭道：母羊走了，羊羔子在这儿叫唤，怕把母羊的奶水逼回去了。唉，实在不行就用羯子换回母羊，让羊羔子见见妈妈。牧民不忍看羊受罪，认为那是一条命。他们役使牲口很小心，避免把牲畜的肩膀、脊背磕出血来，牲口受罪，人心里也不好活。老一辈人咋呼娃娃们说不可掏鸟蛋，会生雀斑，谁谁就是样子。他们用很坏的预想结果来咋呼娃娃，说打猎的人结果不会好，因为杀生害命不好，对儿女也有妨碍。他们崇尚黄河，定时祭祀河神。解放前，旗衙门行文各地，要求人们把困在河滩上的鱼虾都放归河里，配合念诵经文，做善事。后来，人多了，什么东西也吃开了，功利至上，但是保护牧场的意识始终不改。
牧民热爱沙漠故乡，即使那里风沙弥漫，人迹罕至，也一样珍爱。听说农业队好多人把原先分到的沙漠草场转手卖掉了，牧民却一直守护沙漠草场，不离不弃。自禁牧发补助后，沙梁也吃香了。人们现在对沙漠更看重。生态保护政策的确发挥了作用。前二年雨水好，沙漠里长满了草，用牧民的话说，草长得密实，拉上羊腿肉也沾不了沙。
那么，这个故乡是不是会成为工业化、城镇化的垫脚石而被消失？
在城镇化的浪潮中，为游牧文化呐喊的声音简直太弱、太少了。然而终于有不同凡响的声音打破了沉寂。
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著名草原学权威任继周先生发表论文《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活性元素》，据说这是国内两院院士第一篇草原文化专论。他认为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板块碰撞发生的“文化造山运动”，既激发了人类文明的火花，更是中华文明蔚为壮观的历史辉煌和巨大财富，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他写道，游牧是草原生态系统的基本元素。“近半个世纪以来，将游牧作为落后生产方式一概否定，连它的生态系统的合理内核一并舍弃不顾。一刀切地推行定居定牧，甚至全面废除放牧，改为舍饲，割裂了草地—家畜—人的和谐生存的生态系统，这种鲁莽行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已经明若观火。90%以上的草原呈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其根源就是草地—家畜—人之间出现的系统相悖。但至今没有引起我们充分警惕。”
“在自然特征方面，草原文化含有深厚的生态伦理。草原文化以‘草地—畜群—人群’系统为主轴，推演了草原与人和谐共存的漫长过程，培养了生态伦理观。其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对自然的法制保护等方面。依据草原文化生态伦理观念，认为一切生产、生活资源都是上天赐予的，需制定法规，严禁开荒，燎原，护林。对于野生动物有其独到的伦理概念。”
这个论断和阿斯哈牧民中流行的观点暗暗契合。驳难家道尔计就认为，牧草如果没有牲畜吃，那是会枯死的，故有吃草的（牲畜）颏骨枯萎，被吃的丘包却茂盛发绿的谚语和牲畜圈里见血多，牲畜就孳生更旺的经验之谈。
任先生断言，“草原文化……今后也将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活性元素。人类文明将永远离不开草原文化的支撑”（2010年12月2日北方新报）。
是的，阿斯哈沙漠里有践行着生态伦理哲学的牧民们，蕴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他们的家庭生计模式和策略里可能蕴含着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高端智慧。虽然农耕的刮地穷耙子薅光了沙漠植物，蚕食了生态，市场经济的贪欲大释放摧毁了沙漠和人的依赖关系，然而一些本真的东西依然遗留着。
阿斯哈村，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值得我们保护、保留它。
老钱最近回了一趟老家阿斯哈村，感慨道：牧民巴图竟然不屑地说他：哼，你们住在城里也就这个灰样？我们在这儿也照样不赖！这些人话可臭了，往死臭！他很不平的样子。我就把一个叫金鱼的牧民姑娘坚守牧区老家，放牧打草接羔，工间还作诗，还开办赛诗会，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事情讲给他听。这表明不少人还是留恋草原生活的，草原文化所独具的浩大壮美、青春活力是任何现代化模式提供不了的。
我继续给他说，据说新加坡大学的校徽标志是个双头鹰，寓意一只眼望着西方，一只眼盯着华人的故乡中国，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与此相似，阿斯哈人的双头马是一颗头朝着城市方向，一颗头依恋着着牧区老家。
他启动驳难文化思维了，说，蒙古人过去以骑双头马比喻墙头草行为，其意是否定性的，况且将来难料哪颗头强大，哪颗头萎缩呀！
我说，且走且看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好多文化模式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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