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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血含笑忆当年

来源:《我与鄂尔多斯》 作者:潘 洁 人气: 发布时间:2016-06-17
摘要: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发来征稿信,丛书叫《我与鄂尔多斯》。应该写一篇,因为我17岁来到这里,迄今已整整47个年头。感受的酸甜苦辣,经历的悲欢离合,串连起来,至少可以拍一部50集的连续剧。然而提起笔来,却又一时不知从何处落墨。打捞沉船,既艰难而又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发来征稿信,丛书叫《我与鄂尔多斯》。应该写一篇,因为我17岁来到这里,迄今已整整47个年头。感受的酸甜苦辣,经历的悲欢离合,串连起来,至少可以拍一部50集的连续剧。然而提起笔来,却又一时不知从何处落墨。打捞沉船,既艰难而又苦涩。我的生命之路,弯弯曲曲,有许多“不堪回首”,也还有一些“倍感欣慰”。浓缩这将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沧桑,我只能一次次地喟叹:可慰者,犹葆书生气,无寻处,惟有少年身。
        一、我来鄂尔多斯
        读初二时,地理科任老师叫徐庆儒。在讲绥远一章时,着重介绍了伊克昭盟。他那飞扬的神态,流畅的板书,至今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脑海深处。这是我对鄂尔多斯的第一印象。
        1956年3月,我从长春银行学校毕业。分配范围是:吉林、黑在江、内蒙古。其中只有内蒙古显得陌生而新鲜,男儿志在四方嘛,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内蒙古。因为我是378名毕业生中精选的6名优秀毕业生之一,接队的肖伯平对我格外欢迎,表示一定妥善安排。3月30日抵达呼和浩特。当时新华大街两侧还是土路。一排钻天杨呈东西走向竖立在内蒙古人民银行和呼市医院之间的泥土上,映衬出四周建筑物的陈旧与低矮。在内蒙古分行招待所里等候分配的日子虽然只有三四天,却显得相当漫长。同学们三五成群,逛了乌兰恰特,联营商场,有的还去了旧城。大家纷纷猜测自己可能被分配到什么地方。我心里似乎有底,心想不留分行,至少也能留在呼市支行。谁知人事处的丹璧、周舫文宣布名单时,我却被分在了伊盟。同时分配伊盟的共7人。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是不能留在自治区直属机关的重要原因。另外,我那年虽已17周岁,但发育晚,个子小(只有1.42米),也是一个必须下放的理由。
        黄河解冻期间,一大群人聚集在包头,等待向伊盟中心支行所在地东胜进发。除我们7人外,还有保定银行学校分来的9名同学、伊盟银行系统赴呼市开会的、看病的、配眼镜的、赛篮球的,加起来有五六十人之多。大约4月5日,包了两辆大卡车,在行长柔隽放率领下,一路风尘,浩浩荡荡,驶向遥远而神秘的鄂尔多斯高原。
        其实包头到东胜,满打满算,不到一百公里的距离,如今上了车,一个来小时,打一个盹儿的工夫就到了。然而当年我们整整走了3天!黄河刚开,两岸泥泞,光摆渡就费了好大力气。过了黄河,天差不多就黑了。我们一行分散住进昭君坟附近的老乡家。同行的东胜县支行行长刘浩义对我们介绍说,这就是伊盟的达拉特旗。他的大同口音,加上那生僻的地名,我们一时难以全懂,只感觉象到了国外,怪神奇的。晚上住的是土炕,点的是麻油灯,吃的是糜米捞饭就酸菜。对我们这些住惯了大城市的学生来说,感到了明显的落差。第二天很早就上路了。可是一整天也就是前进了几十公里。没有象样的公路,多数时间是沿着河川行进,车拉人的时间略多于人拉车的时间。男同志大部分弄得满身泥水。杨正瑞科长很有经验,车误住时,他总是率先跳下,指挥大家用大绳拉车。拉出之后,人们擦净鞋上的泥,依次爬上汽车的码槽。两排背靠车帮,另两排背对背坐中间,类似蒸笼上摆饺子,满满登登,几乎没有空隙。颠簸、劳累掺和着失望,只盼着早一些到达目的地,好痛痛快快睡它一天一宿。当晚住进沙坝子的车马店,每人一碗粉汤,一个大馍,吃完了就张罗睡觉。我的睡眠一向很好,整夜无梦,早上别人不叫不醒。十几年后,我因“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在看守所也睡得很好,这是后话。
        现在的高速路不走沙坝子了,也不知沙坝子离东胜究竟多远,反正第3天又走了大半天。上了梁地,不需要人拉车了,但风沙陡然大起来,人人灰头土脸的。戴风镜的稍好一点,其余的总是在揉眼睛。老同志说,你们初来,老天爷还算客气,在乌审旗、鄂托克旗的大沙漠里,有时大白天能刮得天昏地暗,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我们走过的号称人口较为稠密的达拉滩农区,一路之上也很少见到村落和农户。偶尔有几户人家,通常是全体出动,排成长队看稀罕,好象我们是来自外星的客人。大人们的穿着都很破旧,多数还没有脱去黑黢黢的光茬皮袄。小孩们光着腚跑出来看热闹。家犬吠叫着,同汽车赛跑,跑出很远很远,才不大情愿地返回去。
        总算到达东胜了。汽车是从土城寨的北门进来的。转瞬间到了城中心原来文化馆和新华书店的十字街,往东一踅,便到了盟、县人民银行的大院。眼前一亮,路北兀立着一栋不小的二层楼房,拐角处的泰山石上写着“建于一九五四年”。人们说,那是盟人民政府的办公楼。进入银行院里,盟、县两行的同志们都出来热情欢迎。有的嘘寒问暖,有的为我们搬行李,打洗脸水。当晚举行的欢迎会使我们感受了回到家里的温暖。副行长申福说:“欢迎你们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顿时,我们每个小青年的心头涌起一股成为革命者的自豪。郭秉诚、赵玉昆等人表演了二人台。比我们16名中专生略早,还从东北财经学院分来朱亮述、张杏生两位上海籍的大学生。这支生力军,提高了伊盟金融系统的文化层次和专业水平。稍后,我被分配到盟行会计科,科长正是杨正瑞。1962年调城市业务科,并由原名潘国舷改为现名潘洁。
        1956年,是建国之后的黄金年代。经济发展,商品充裕,社会安定,人心向上,风气纯正。伊盟较之内地,虽然闭塞一些,落后一些,但我们每个人都安心而且愉快。从1957年起,就搞起了反右、大跃进、公社化,接着是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原来的秩序通通打乱了。每个人,不管你情愿还是不情愿,都处在了政治运动的漩涡和阶级斗争的暴雨之中。
        二、我与文学
        这是个贯穿几十年的纵断面,好比一株虽不粗壮,但枝干却很修长的树木。它虽然用力向上登攀,但终于没能长得很高。不过它的根却一直没有离开鄂尔多斯这片热土。
        大约从念初中开始,我就对文学产生了强烈的爱好,梦想将来做个文学家。然而由于才情捉襟见肘,也因为命运多舛多乖,虽不舍昼夜孜孜以求,但终于没成什么气候。回眸来路,大致的轨迹是:文学梦——文字狱——文字匠。罗曼·罗兰说过,人生20岁,至多30岁,就达到了颠峰或者极致,后面的岁月大体上是一次次的重复,而且越是往后,越是脱腔走板。我20多岁时,已经具备了在省级报刊上发表作品的水平,时常给鄂尔多斯报、内蒙古日报副刊和《草原》投稿。虽然采用率不是很高,但创作热情丝毫不减。那时身边有着很好的学习、写作氛围,组织上鼓励又红又专,敢想敢说。一起工作的杨啸对我启发帮助很大。鄂尔多斯报副刊编辑齐凤元一次拿着我的投稿找到我的宿舍,谈作品优缺,修改意见。在他手上,我发表了不少短诗。记忆中似乎写农村牧区的占多数,因为经常下乡搞业务或是中心工作,同农村牧区的基层干部、农牧民有着很深的感情,因而很容易产生创作冲动。虽然,那一时期的作品还十分幼稚,登不了大雅之堂,但我除了上班、运动之外的时间,差不多全部用在了阅读和写作上。为了积累素材,我养成了写日记、做读书笔记的习惯。十几年中,洋洋洒洒,记了30多本。心想将来安静下来搞创作时,这些都是很好的资料。谁知后来落到“四人帮”徒子徒孙们手里,被他们用显微镜、左视镜一页页地过滤,据说每字每句都是反动的(!)褒贬臧否,全成把柄,嬉笑怒骂,尽是罪过。善良者用心血一点一滴写成的社会实录,思想活动,立刻成了他们手中食良心而自肥,踏鲜血以求官的宝贝。呜乎,悲哉!读古诗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句子。想必那一定是“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演绎了现代版的“人食人”,却是缘自左得登峰造极。那种奇特景观,非过来人是绝对无法想象的。
        回想起来,吃亏还在书生气。以为既已成为“革命者”,又是机关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年纪轻轻,革命是不会“革”到我头上的,缺乏起码的危机感和如今人们常说的忧患意识。其实从60年代初开始,阶级斗争就在逐步升级。先是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身上一直背着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的十字架而不觉其重。“文革”开始,我投给《草原》,原来准备安排发表的一组诗歌被返回单位党组织,意思是联系本人的政治表现进行审查和批判。党支部负责人仔细看过之后,认为没什么问题,把稿子退给了我。差不多同时,副行长、老干部鲁富业对我说:“你能不能把看闲杂书的时间全部用来读毛著?”我说我每天看书的时间多达六七个小时,全看毛著用不了,再说毛选一至四卷的文章我都读过几遍了。如今想来,鲁行长(他被揪出来批斗、强迫劳动,1969年肝病发作,不幸去世了),还有后来担任过盟行一把手的郭建勋,这些战争年代入党的老同志是懂得政策的,对我的规劝也确是为我好。可是后来的掌权者,包括1969年底军管派来的一些楞头青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左得十分可爱。我从内蒙古革委会暴彦巴图专案组一回来,立即被抄家、群专。接着是旷日持久的审查、批斗。交待材料写了一箩筐,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人家仍是不依不饶。“九大”以后,专政的口径稍有松动,对我的处理,似乎初步定位于(反革命)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回科室监督工作这个档次上。谁知1970年初冒出个“一打三反”,“现行”问题从严,搓来磨去,因为态度尚好,得到军管的“从轻”发落,我被判处20年徒刑,住进了“四人帮”开设的文字狱。
        这回大概要同文学、文字彻底绝缘了。我暗自发誓,从此不写一个字,不看一页书,装成“双手写不了个八字”的文盲,或许可以避免许多烦恼。谁知这样的日子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1971年的一个春日,在柴登农场,我已经站到了准备出工挖水库的队列里,队长突然喊我:“潘洁,今天留监号里写字!”所谓写字,就是在室里室外的墙壁上书写毛主席语录和“认罪服法,加速改造”、“脱胎换骨,重做新人”之类的劳改口号。队长的话就是命令,由不得你说什么我不会写我不愿意等废话,只有服从的份儿。语录、词句都是上面拟好的。机械劳动,还能逃避繁重苦役于一时,写就写吧。我的书法,在社会上只不过是三等末流,但此处无硃砂,红土亦为贵。当时我的躯体和大脑都处于麻木状态。唯独主管语言文字这根神经高度敏感。深知如果写错了,那等于自坠深渊。同队的刘光荣,根正苗红,还当过解放军。转业后在某荣誉军人疗养院工作,因为在单位大门上写“无限忠于……”时,把“限”写成了“恨”(本该原谅,他文化不高),被判5年徒刑。谢天谢地,他写的是“无恨”,倘若一时走神,把“无”弄成“有”,那就不堪设想了。鉴于此,我每写完一段、一句,都要回过头来仔细检查,深恐出现丝毫的不周不到、不尊不敬之处。好在那类语录于群专、反省时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并做到深刻领会,所以前后写了那么多,竟没出现一处哪怕是最细微的差错。
        从那以后,政府干部很注重发挥我的“特长”。挖犯罪根源,是正式进入改造的必经程序。我的发言不仅一次过关,而且被树为蓝本,至少对同类犯人大有启发。其实这在我是小菜一碟:使劲上纲,多扣帽子呗,这有何难?可怜那些流氓犯、盗窃犯总是叙述犯罪事实本身,而不知“根源”在何处,被斥之为“教唆”,反复多次仍是不得要领。批斗反改造分子时,我的发言总是被放在最前面,有时队长太忙,还委托我把关,修改别人的发言稿。1976年以后,监狱办起《劳改小报》,指定我为“主编”。其时政治气氛已相对宽松,我还很认真地撰写、编辑了许多文章,算是致力于“劳改文化”建设吧。“文人”、“作家”的雅号接踵而至,真是一种带讽刺意味的缘份。原先在社会上总想当作家,苦于不得其门而入,尔今在地平线之下,极其廉价地得到了。人生无常,信然!平反之后,我到盟科委当科技刊物编辑,后来调鄂尔多斯报搞编采评,文笔不太生涩,行文不感吃力,同“里面”那段磨练不无关系。
        走出文字狱,决心不再从文。银行是不想回去了。在里面学下一手不错的铣工技术,车工、钳工也能凑合。因而曾经到盟机械厂找熟人探讨过当机械工人,可那时机械行业很不景气。后来老朋友张世鉴收留了我,于是到盟科委下属的科技情报研究所编辑《伊克昭科技》。心想干这个不容易犯政治性的错误。拨乱反正,是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不象呼东客车那样,到召潭车站后,换个机车,几分钟后就变个方向开动起来了。我的文学心真正暖活过来,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事。象万物经过阳光照射,春风抚育之后,自然而然产生强劲生机一样,我又开始用方块字纪事、状物、抒情。我朦朦胧胧意识到,不管逻辑思维,还是形象思维,文字已成为我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发在各类报刊上的“豆腐块”逐年多了起来。任佩文见了我开玩笑:“鄂报上的三版让你包下来了!”盟科委根据我几年的工作表现,准备提拔我为情报所副所长。正在这时,已经走上报社领导岗位的齐凤元兄登门拜访,表示希望我到鄂报工作。我说我已经是鄂报“周末”版的兼职编辑了。齐兄说,专职干吧,我们认为你去了之后,不仅是业务上的骨干,而且绝对是稳定因素。真是知人善任,很简单的几句话,就把我的心锁打开了。办调动时,没费什么周折。时任盟委宣传部部长的杜凤华很爽快地点头同意了。年轻时对编辑记者羡慕得要死,可望而不可及,过了“不惑”,水到渠成般地实现了。王仁定见了我说,这回好好发挥发挥吧。郝至远说,几年了,想找这么个审稿把关的合适人,这下子找到了。“入社”后,先在政文组审稿,次年任新闻部主任。别看是小报,担子还真不轻。编稿、审稿、采访、写评论、派记者、参加会议,感到相当繁忙而充实。后来的宣传部长包俊臣说,潘老兄的文字基本功很扎实。1986年他下乡搞扶贫调查,点名让我随行,回来后又让我负责整理调查报告。几年之中,我以鄂报为主要载体,写了大量的消息、通讯、短评、社论。业余时间,创作小说、散文、诗歌、相声、寓言、报告文学、文学评论、杂文、随笔、短论300多篇,合起来在50万字以上。有一个阶段,文联副主席贺政民着力推进文学评论工作,不知为什么,我也突然浓厚了对评论的兴致,先后在报刊上评介过肖亦农、穆向阳、艾厚国、郝至远、张秉毅、周晨曦、马步萧、宁志一、王建国、关彦永、高福厅等一大群新老作者的作品。报告文学也写得不少。向盟内外读者介绍了各条战线的英模人物。值得欣慰的是,我写过的人物都很争气,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丢丑出洋相的。此外,还撰写了一些经济、哲学类论文,加起来也足够出一本书。盟政协副主席卓力克在一次会议上对我说:“我看了你发在报上的《关于否定之否定的若干现实思考》,很有理论深度,不下功夫是写不出来的。”能引起读者共鸣,写作的苦和累没有白受。我的不少作品发表到全国、全区的书、报、刊上,而且多次获得不同层次的奖励。兴趣、爱好所及,我写的东西品种很多,题材也相当广泛,把几十年的阅历心得全部凝铸了进去。正因为如此,没能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这几年我的前辈、同辈、晚辈都在出书,而我的作品至今没能结集出版,也就是碍于这个致命的缺憾。退居二线之后,时间有了余裕,试着做了些搜集、归类的工作,我想我终将把它们编织起来,出它一二本、两三本书,让世人去品评,去笑话。
        走进企业之后,成了“经营者”,但每年消耗的稿纸仍多达几十本。虽然偶有可以归入文学类的作品面世,但多数是文件、报告、讲课提纲、宣传材料等技术性、程序性的文字。没做成象样的文学家,当了个基本称职的文字匠。这几年阅读的范围也越来越趋向于历史的、纪实性的东西。脑海中偶然闪烁几点灵感的火花,往往很快就被生活的水流浇灭了。市声扰嚷的今日,文学、文字都很不值钱。爬几天格子,不如卖一阵碗砣子。何况如我之辈根本写不出有看点,多卖点,或者着眼“三点”的时髦作品。残梦虽在,旧套难脱,莫,莫,莫!
        三、我在一九八四
        这是个信手撷取的横断面,自我感觉一生中最为顺畅得意的时刻。
        去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会友梁冰先生对来宾介绍我时说:“老潘辉煌过,任过伊化集团常务副总裁。”我在伊化十多年,抛头露面多,出镜多,有过不少勤奋奉献,苦心经营。但从始至终有一种不断重复的感觉。也可以说,缺一点创造的乐趣。总觉得是在跑龙套,吹泡泡,双脚不总是踏在实地上。假如我在鄂尔多斯这47年是47种菜肴依次摆在那里,让我选择并重新品尝的话,那么我首选1984,次选1965至1966。
        1965,是“文革”兴起的前一年。伊盟遭遇强度旱灾。盟里成立了抗旱救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我受单位委派,参与这项工作并被派到驻包抢运组。组长是交通局的胡其铭科长。盟抗办负责人金汉文、薄永锋、刘扬焕等都去检查指导过工作。我担任秘书、会计,并负责宣传和与盟内外各单位的协调联络工作。从1965年初冬到1966年深秋,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每天睡眠只有五六个小时,可以说那是我一生中最忙最累的一年。盟内各机关的大汽车,从呼市,包头抽调来的各种型号的载重车,后来还有河北邢台、邯郸,北京怀柔、昌平等地支援的车队,全由我们抢运组安排、调度,从包头向盟内各地抢运粮食、饲草、饲料、木材、水泥、副食品、代食品等,加起来约有十几万吨。医疗器械厂(当时叫迁厂)的设备、材料乃至人员也都是经我们手运到东胜的。从盟里抽去的还有康忠、张瑞钧、李春荣、陈明山、杨霖、张德元、王慕舜、边峥山等人,前前后后不下数十名。那真是一方受灾,八方支援。通过我们的工作,把党的关怀、政府的温暖和兄弟省区的深情厚谊及时送达农牧民的家门口,意义真的非比寻常。那年月政治空气已经浓得相当可以了,但我们抢运组没时间搞政治学习,也很少豪言壮语。大家在很简陋的条件下忘我工作,默默奉献,没有加班费、没有夜餐,但谁也没有过一句怨言,谁也不曾贪占过过手的一分钱,一粒粮。记得1966年10月初我爱人在东胜分娩,而我公务正紧,是在孩子出生后两三天才乘便车赶回东胜的。
        1984年对我来说,是充满生机的春天,是我人生的珠穆朗玛。不知是命运安排,还是自然巧合?反正好多终生难忘的事情都拥挤着在这一年中出现了。我这个人基本上是唯物的,相信事在人为和功到自然成。时钟只要运转到一定的时候,就会“铛、铛”地响那么几下。
        第一件喜事发生在2月4日(古历正月初三),小儿子呱呱坠地。前面提到的1966年出生的孩子,由于两地分居,加上他四、五岁时我就下了大狱。虽然亲情永在,但毕竟在他来说,我没能给过他多少父爱;在我来说,几乎没享受过人家都享过的天伦之乐。此番中年得子,其乐不言自明。我们给他取名叫潘小龙。孩子的出生给我增添了许多私务:打牛奶、买玩具、跑医院、找保姆,其后几年,我的自行车行驶里程比以前增加几倍,但精力不减反增。因为心头充溢着又做父亲的神圣感,似乎生命得到了永久的延续。“养不教,父之过”,这道理我从小就烂熟于心,但性格、经历使然,还是失之于溺爱。小龙今年已考入内蒙古工大。将来再不济,我想也一定会胜过他的爸爸,因为他赶上了国家承平,民族复兴的时代。顺便说一句,我函大同学王峻嵘的千金、作家肖亦农的儿子同我的儿子是同一天出生的。
        紧接着,报社机构改革,原来的组改称部,我被任命为新闻部主任。副主任是朱霏。几个月后朱霏考取研究生进了北京,由尚一波“协助”我工作。一波同志政治上、业务上都很强,大体上是新闻科班,就因为“文革”当中芝麻大那么点事,很长一段时间受到不公正待遇,使用不到位。但我们之间合作还是愉快的。大约1986年,我改任专刊部主任,一波才成为名正言顺的新闻部主任。
        部主任“官”不大,相当于科长,但我干得很敬业、很投入。遵循传统,我们把主要视角放在农村牧区。马丕峰、王玉真两位“柠条盟长”也时常关照我们多发“三种五小”特别是大种柠条的新闻。是年,关于全盟生产建设方针问题仍备受上下各方关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商品生产、市场经济逐步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
        第三件是提级加薪。具体加了多少,记不清了,充其量每月十几元吧,如今看来微不足道,而在当时却是件既实惠而又光彩的大事。我1956年定为行政23级,23年后的1979年才晋成22级。这次又提了两级,而且此前已获得每月33元的“知补”,锦上添花,旺火加柴,那时的感激心情,报答欲望,远胜于现在得到万元大奖。
        另一件事说出来可能有人惊讶:升学。45岁升什么学呀!函大。原来我一“入社”,评定新闻专业职称的事就提上了议程。因为原有文凭太小,又是半路出家干新闻这一行,所以必须参加全国统一测试。内容有政治、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新闻理论、新闻史等。我和几位编辑记者在盟银行的一间办公室里苦苦攻读了好长一段时间。中间传来消息,说有大专文凭的可以免试。李淑兰得到“解放”。看着她挟着教材返回马路对面的报社,我的心情与当年看着难友被从看守所释放有点相似:为别人高兴,为自己苦涩。后来我以各门功课平均81.7分的成绩(仅比全国最高分低1.7分)取得了评定资格。可是心头那出身低微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记得为此还在鄂报上发过《文凭与水平》的感慨。社里统一组织大家参加了安徽新闻刊大的学习,但学完只发结业证,算不上通用粮票。1984年夏天,刘永文、刘刚、章泸等内师大函大在籍学员鼓动我参加插班考试。机会难得,稍纵即逝。反正不脱产,不用花多少学费,试试吧,没想到居然录取了。全区3000多人参考,取300名,淘汰率甚大。我的考分虽不高,却是全区仅有的9个不用补考的新学员之一。1987年毕业,获中文专业本科文凭,而且是优秀毕业生。离“知天命”之年不远了,经由“函门”圆了大学梦,能不喜出望外吗?
        还有一件是入党。我60年代中期就申请入党,写的很详细,很认真,很真诚。可是当时支部负责人连眼皮都没抬。那潜台词分明是:你个地主儿子,政治运动里曾被摸过一把的人也想入党?真的,我为入团就争取了五六年,若不是1960年下放劳动锻炼表现好,连团的大门也迈不进去。现在想来,递入党申请确实有点自不量力。“文革”后期摔了个遍体鳞伤,此念绝矣。鄂报虽小,却是一级党报。当了编辑部主任,看不上党内文件,不能参加党的会议和活动,是一件很别扭的事。那一阶段盟委统战部打听过我的情况,并再三盯对“潘洁真的还不是共产党员?”意思是要安排我当政协委员。但报社领导明确表示不同意。果然不久支部负责人找我,让我正确对待、认真考虑组织问题。回到办公室匆匆忙忙写了一份申请,送上去不久,记得是9月15日,支部大会极其顺利地通过了,介绍人是刘然龙、郝至远。一年以后转正并当选汉编支部副书记。
        那一年还有一年事值得说几句。根据盟委部署,鄂报上开展了一场“振兴伊盟经济的突破口是什么?”的大讨论。我们新闻部负责组织、审改、刊发稿件。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纷纷建言献策,先后发表了二三十篇颇有见地的文章,讨论结束时由我撰写总结,以编辑部文章形式见报。总体结论是“资源致富,化工先行”。其后,我大大增加了对化工产业的采访报道频率。几年之后,带着几分向往,几分好奇,我本人也走进了化工战线,这可是始料不及的。
记得也是1984年,一次,由盟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主持,我在报社全体员工大会上介绍了个人的身世、经历、奋斗与追求。抒发了大难之后,能为党和人民做点事情的满意心情和献身新闻事业的决心。那之后,我同报社领导、编辑部同仁(包括蒙编部)乃至印刷厂工人都相处甚好。除了部主任岗位上的采访、审稿任务外,文学创作、理论写作也很高产。年底,我被评为报社先进工作者。
        归拢起来,一年当中的喜事、光彩事、得意的事,竟有七八件之多。遍览我总共44年的工作史,这是绝无仅有的。
        我在鄂尔多斯工作、生活的时间,占我现有生命长度的四分之三。鄂尔多斯之于我,用人们常说的“第二故乡”来定位,早已显得浅淡无力了。40多年间,有几次差一点调离。60年代是我要走,而领导不批准;七、八十年代有至少两次是自治区有关单位要我去,但由于跑落实政策和领导挽留而没有走成。就这样一直留了下来。这里人熟、地熟、事业熟。过去下乡只能徒步跋涉的地方,现在修筑起条条坦阔的高速公路。往昔郊游打野兔之处,而今矗立起一幢幢高楼大厦。从前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牧民朋友,此时家家走上了富路,有的还办起了小有规模的乡镇企业。我热爱这个时代,虽然还不是尽善尽美,但隧道已经凿通,机车加满了能源,正浩浩荡荡驶向幸福美满的岁月。我喜欢这个空间,虽然她同江南水乡相比还显得灰暗和苍莽,有时甚至卷起一点沙尘暴,但她正在我们手上逐年改变着模样。比起半个世纪之前来,真不知好了多少倍。噢,我魂牵梦绕的鄂尔多斯,我为你流过汗水,我为你吃过苦头;我为你以前的残破蒙受过羞辱,我在你崛起的脚步中分享了自豪。我活着,就要一日不停地为你贡献余热;将来我逝去,也要化作一抔肥土,为你守卫一片生命的绿洲。

责任编辑:潘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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