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写这本书 写这本书,可以说蓄谋已久。在从事地方志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时候,我就对蒙古民族的往世与现状一直存心观察思考,对这个曾经威震八方,君临多半个世界的强大民族逐渐走向弱势的轨迹和原因做过种种推测思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位专家曾经好奇地问我:蒙古族的历史走势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的?你们作为本民族的人是怎么看的?他们现在的生存状态、心理态度是什么样的?这话给我写作以很大的启示和动力。全面描述容易失于泛泛,我就瞄准一个村子做解剖和思考。2010年我写了《在鄂尔多斯北边——阿斯哈村田野杂记》,对这个村子的人物、风物、文化、自然、社会等状况做了描述。为什么要选择阿斯哈村呢?那是我熟悉的故乡,是当知情时候奋斗三年的地方,我知道那里的人和事,后来一直保持联系,情况很熟悉。这本书出版后,产生了一定影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网站做了转载。又辗转到了何志文老师手里,被他推荐给奇·朝鲁盟长,我就和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接上头了。 奇·朝盟长说你写写蒙古人在城里的生活、工作、思想、心理状态。这我就存心了。这是2011年的事情。2013年春天我把写作项目呈报给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据说陈育宁教授也对此格外关注,所以得到学会重点支持,给于立项。这就有了《双头马骑士》这本书。在成书过程中杨勇副会长对书的框架结构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比如在每章前边加小序,提纲挈领便于读者阅读。潘洁老师三次仔细审稿,重点从思想关、文字关进行审核。奇朝鲁盟长终审全书,从宏观把握政治关,从微观矫正文字和知识。比如我记得原文引用岳飞的“三十功名悲白发,八千里路云和月”时有个错处,老领导给改过来了。之后,责任编辑王春霞又几经改稿。可以说学会对此书的支持是具体的、全力以赴的。我在书中的有关部分写到了这些,但是限于篇幅只是简略地提到了。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可取之处,除了我的全力投入,还因为有鄂尔多斯学会这个强大的团队在做后盾和保障。 写作这本书自然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我觉得文化自觉是现在的一个潮流,其表现之一是出现了众多的乡、村、嘎查志。如果说2000年前是旗县志为主打形式,此后各地出现了众多的乡村志书。就我看到的多数志书而言好多像是梳洗打扮后的留念“照片”。官方修志的历史传统,还有就是热爱家乡的热切心理,自然使得所修志书难免修饰,歌颂之情溢于言表。再就是写作上点到为止,难及心态、文化性格等深层内里。 于是我就想写一部民间视野里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变迁史。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到改革开放,到工业化、城市化,大事不断,据称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身处这样的时代环境,应该做一些真实的记录。 我和所写的那些人都认识,有感情,对他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都清楚。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直萦绕我心。所以我的视角不是俯视的,也不是仰视的,基本是平视的,这吻合文化人类学尊重每一种文化,平等对待写作对象的原则。文化人类学知识给了我视角和方法。文化的定义五花八门,但是我觉得其中的一种说法更简洁明了:文化就是人类族群应对和适应环境的方式和策略。 二、本书内容的简要说明 我选取了阿斯哈牧民走向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冲突、纠结、应对策略这个切入点。 要记述牧民城镇化过程中的心态和感受,就必须说到其根源。我试图从历史角度比较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的文化性格差异,做了一些追溯性分析;更从现状出发,做了一些性格对比,力图分析蒙古族牧民的文化性格的形成机理,以及说明这些性格是如何影响其城市化的初期决策,中期适应的。我对阿斯哈牧民的性格大体做了几种类型分析和记述,发现文化性格就是影响甚至决定其命运的一个重要变量。我认为城镇化的物质性过程完成以后,长久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是文化因素,甚至几代人的时间都要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城镇化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钱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大命题。当今世界的民族宗教问题似乎已经摧垮了经济决定论。经济问题解决以后,更为复杂的文化问题将接踵而至。 我觉得民族的文化心理问题在城镇化过程中始终不可忽视。 三、关于写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文体问题。我自己向来喜欢非虚构文体。不过本书也不是经院式的民族志,而是跨文体的表达形式。一些学者主张将论文写成活泼生动的文章。我更欣赏寓理于事,以故事表达思想的写作形式。这本书就是这种文体认识的一种表现。 关于田野调查。我以质性调查为主,多听各方面的声音,特别是不同的声音,不轻易下结论;吃不准的问题存录起来,作为一个史料,一个现象,以待做进一步跟踪研究。比如书中的“三哥”说的话有过头的地方,后来通过了解做了更正,但是并不妨碍表现他那个类型的文化性格。我努力做到真实、客观、全面和民间视角。 关于第一部书和第二部书的关系问题。第一部《在鄂尔多斯北边》是对阿斯哈村百年文化社会变迁的全景式扫描,是对文化性格的大体描摹,多是农牧文明时代的乡村画面;第二部《双头马骑士》则是对牧民们从踟蹰不前到半推半就进城过程的深描和分析。 今后?继续记录阿斯哈,做一个客观实在的记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