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被·生态·环境 自然·人文·感悟

                         保护植被，鄂尔多斯从古至今的文化传统

     沙漠的形成，至少是几万年的演化过程。鄂尔多斯70%的土地埋藏着煤炭资源，说明远古时候这里森林繁茂、草木葱茏。300多年前，康熙皇帝到过准格尔旗一带，对那里的自然景色赞不绝口，其实从准格尔向西、向南，库布其、毛乌素两条旱龙早已在为害肆虐了。“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是十几个世纪之前大夏国时的诗句。那时这座高原上居民很少，说人的生产、生活等活动催生了沙漠，是欲加之罪。只能说某些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助长了某些地段的沙漠化。这类行为，古代有，近代有，建国之后也有。公正地讲，造成沙漠化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的。具体到鄂尔多斯，爱护植被，珍惜树草的文化理念，风俗习惯，古已有之，延续至今，几乎从未间断，而且越来越趋向理性和科学。特别是蒙古族传统文化，对草原上一草一木的爱护，对天地万物的敬畏，达到了虔诚的地步。十二、十三世纪，鄂尔多斯是蒙古汗国疆域的组成部分。圣主成吉思汗以他的“箴言”教育百姓，用成文法“大扎撒”约束居民，不得破坏植被、污染河水、残害动物。一旦违犯不管有意抑或无意，都要受到惩罚，甚至处死全家。十九世纪末，蒙古人民包括一些上层人士，抵制朝廷放垦，奋起保护草原，许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共产党在取得伊克昭盟政权之后，顺应蒙古族人民的诉求，早在1948年，中共伊东工委就出台了“限制移民、禁止开荒、保护牧场”的施政方针。建国以后，乌兰夫同志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不两利”、稳、宽、长的牧区政策，有效地保护了包括草原植被在内的牧业生产力。“文革”前的十几年里，虽然曾在机械地执行“以粮为纲”方针的大背景下，错误地大规模开荒，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但多数时间注重建设植被，保护草场。特别是自1960年起担任盟委第一书记的暴彦巴图同志，提出“种树种草基本田”这一著名的“七字诀”，明确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主张扭转广种薄收，建设基本农田。还提出过“草木樨挂帅”的口号。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已喊得很响，“牧民不吃亏心粮”的口号也呼之欲出，暴书记却奔走呼号，身体力行，推动这项关乎伊盟全局乃至子孙后代的“最根本的大事”，是很有远见卓识和历史责任感的。“文革”中，这成了他的一大罪状，批了何止十次百次。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来了个“否定之否定”，重新学习、贯彻暴书记当年极力倡导的做法。盟委领导提出，“正确地认识伊盟，科学地建设伊盟”，确立了“林牧为主，多种经营”的生产方针，后又充实为三种（种林、种草、种柠条）五小（小流域治理、小水利建设、小农牧机具、小草库伦、小经济园林），多种经营，把植被建设列为“伊盟最大的基本建设”。再后来提出“三开一治一转换”、“三一五三工程”，在集中力量筹划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仍把国土整治列为重点、核心。在初步确定“工业立市”的方针之后，仍将“柠条盟长”王玉真聘为盟委的顾问，主持“三种”、“整治”与生态建设方面的事情。新世纪、撤盟设市之后，建设畜牧业大市、绿色强市、三化互动，以及前两三年才实行的禁牧、舍饲、轮牧的新政策，一脉相承，不离根本，舍得投入，不长时间内，全市植被覆盖度由30%左右上升到70%以上。这是个伟大的飞跃，其意义、价值决不在人均GDP居全国第一位这个政绩之下。

                           伊金霍洛，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地

     1958年，郡王、札萨克两个旗合并成伊金霍洛旗，位居全市中部。人口约为全市的十分之一，土地面积仅占全市6.4%左右。以2009年的数据衡量，以人均GDP、财政收入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标志，伊旗的经济发展已在全市首屈一指。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阿镇早就是全国的卫生城；去今两年连续举办的成吉思汗文化论坛，使伊旗在传统优秀文化的发掘、整理、传承方面走在了全市其他旗区的前面。此外，伊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评为全国植树造林先进旗。伊旗一直保持着、延续着这一崇高荣誉。全旗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处处草木葱茏、遍地绿荫覆盖。不管是森林覆盖率，还是植被复盖度，都明显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城镇、矿区、移民新村，都把人均占有绿地列为重要考核指标，成陵旅游景区更是鸟语花香，景色迷人。为什么同样受到沙地浸润、论矿产开发力度还要大于别处的这块土地，植被生态优良，“风景这边独好”呢，为什么三年前总书记偏偏到这里视察并且对这里大加赞扬呢？我想，原因虽多，而主要是人文因素使然。成吉思汗曾经对这里情有独钟，他的陵园就建在绿色的巴音昌呼格草原，他的生态理念代代传承，这些都有力地引导着、鞭策着当地蒙汉人民用碧树绿草装点自己的家乡。伊旗位于毛乌素沙地北缘，地上地下水源都优于库布其沙漠地区。在清朝末年的放垦浪潮中，同准、达、杭等旗相比，属于轻灾区。可是，伊旗也同本市其他旗区一样，长期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多数居民从事传统的畜牧业、农耕业，而且安土重迁，较少经商及外出打工的机会。要改变命运，改善生活，只有向脚下的土地索取财富这一条途径。伊旗历届党政领导不约而同地把引导、鼓励农牧民绿化山川，发展绿色经济作为施政的着力点，惠民的落脚点，而且一届比一届更有决心、更有办法，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块土地上，涌现无数的“草莽英雄”和“绿林好汉”。著名的有50年代新庙的公格五字，60年代毛乌聂盖的倪驼羔、70年代新街的王玉珊。近些年，当五荒承包、林权政策到位之后，这类英模简直到处皆是了。如今来成陵旅游，到伊旗投资建厂办矿，出差到这里办公事、走亲戚，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一进入伊旗地界，明显看到树多了，山青了，草绿了，明沙不见了；公路两旁、行道树队列严整；农田周围，防护林网络绵密。难怪总书记专程来此视察，回京后探望科学家钱学森时又津津乐道，如数家珍。伊旗继经济、文化之后，又登上了一座生态文明的高地，为全鄂尔多斯增添了光彩。更重要的，是为16万各族人民迈向全面小康打下了牢固的根基。

                                              牢记历史、保护生态、改善环境

     鄂尔多斯近几年才达到的“三生有幸”（生产发展，生活提高，生态改善），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冷静客观的领导和学者认为，生态改善的成就、意义远大于前两项。生态改善不能完全归功于人，客观上，这些年降水量大幅增加，还有气候变暖，都在“人努力”的同时，提供了“天帮忙”。我想说，目前我市的生态、植被都是相当脆弱的，假如连续几年大旱，依然会出现非常拮据的状态和被动的局面。是否真的达到了70%，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对总的态势有个清醒的估价。“总体遏制，局部好转”比较符合客观实际。毛乌素沙地植被覆盖达65%，库布其沙漠植被覆盖达16%就不太有把握。总的看来，势头很好，任重道远。太久的无法考证，近代以来，让生态恶化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剧增，以及灾荒，战乱和苛政。清朝末年，八国联军入侵，让国人被迫分担巨额的战争赔款，腐败的朝廷放垦蒙荒，搞得蒙地民怨沸腾，塞上满目疮痍。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火，不仅使成千上万的百姓丧生，而且使大片的国土草木枯焦。最令人痛惜的，是在错误方针政策指使之下，建国之后几十年中我们“亲手”制造的植被与生态的破坏：在“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口号“指引”下，在草原上开荒、毁草种粮，其结果是，粮食没产出多少，土地严重沙化了，一遇大风，沙尘满天。在“全民动员，大炼钢铁”热潮中，大量砍伐森林，投入“土高炉”的无底洞。结果是，没炼出一点合格的钢铁，却严重污染了土地和环境。在“人多议论多，热气高”谬论引导下，在计划经济体制约束下，人口迅速增加，生活压力增加，土地负荷增加，滥垦、滥牧、滥伐的“三滥”逐年加剧。一次、一季的植被破坏，十年、二十年甚至整整一代人的努力也未必弥补得起来；而土地、大气、水源的严重污染，百倍、千倍的财力投入或许才能得到控制性治理（而非根除）！

     伊旗从上到下，有着高度的生态文明自觉。前几年淘汰焦粉、焦油等落后产能上，表现果断坚决，有“壮士断腕”的劲头。因为当时该项产品销路很畅，效益也好。此外，矿区的复垦，还有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也卓有成效，走在了全市的前头。

                                                                  几点感悟和建议

     首先，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这并不是说“人定胜天”或鼓动“与天奋斗”，而应顺应自然规律，和谐相处，努力建设植被、改善环境、促进生态文明。人是生态恶化的直接受害者，也是生态改善的最大受益者。人也是自然生态的主人。伊旗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要树立科学的生态观，积极的生态意识，在掌握生态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植树种草，绿化美化我们的家园，而不能消极等待，无所作为。

     第二，植被、生态、环境是我们这个地区发展建设永恒的主题，须臾不可忘记，丝毫不能放松。要充分调动政府、企业、农牧民三个积极性，将目标要求加以量化，列为地方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从战略规划上推动，以法规政策呵护，用价值杠杆鼓励单位与个人为绿化大地，重现秀美山川献智、出力、斥资。

     第三，将植树种草、保护植被列入“转型”、“三化”体系当中，即着力推进生态转型，将林、草纳入农牧业产业化的项目安排和工作进程之内。人的不当生产活动、生活需求会损坏植被与生态；与此同时，人又是遏制生态恶化，造林种草、治理荒漠的能动力量和创造源泉。具体到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这样人口密度很小的地段，城市化应顺其自然，既不设限，也不过分追求。否则会造成断档和空白，使偏远地方的生态处于失控的状态。

     第四，从伊旗做起，在全市范围内搞一次生态普查，为编制规划，战略决策提供依据，避免误判导致的无谓损失。

    作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