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钱学森的林、沙、草产业开拓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上）

        一、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的绿色里程碑
        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并列为建成小康社会的“五位一体”的战略目标，说明了对国情认识的深化、民生民心的洞察和大国责任的清醒。为今后十年甚至百年的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安全发展立起一座举世瞩目的绿色里程碑。
        纵观人类文明史，生态文明乃是一切文明的安全底线和最高境界。没有生态文明，就没有可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标准应该是物我合一，“相看两不厌”；人类与自然共荣，人类与社会和谐；而不是对立。“罗马粮库”何存？楼兰古国安在？它的消失不是天神的发怒，而是沙漠的吞噬，水资源的枯竭。
其实，地球上的沙漠，除了几万年、十几万年前形成的被以色列人称为“上帝给的沙漠”以外，不少是人类自造的沙漠。以人类为优势物种并不断繁衍扩张以来，地球已经进入被某些地质学家称为“人类世”的新时期（王其冰，《人类世》，《参考消息》2010年4月28日第11期）。草原和沙漠首先成为人类向自然索取的对象，成为“人类征服自然”这一错误观念的练兵场。自然界饱受人类社会不公正的待遇，从而使它们在生物圈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巨大扭曲。它们被迫自卫，对人类实施应有的报复。气候恶化、水土流失、耕地沙化、草场退化、生活贫困化接踵而来。人类在饱经大自然的惩罚以后，正在学会与自然相依为命。这是对地球认识的升华，也是对生态道德的反思。迷途知返也好，悬崖勒马也罢，都是为领悟生态文明真谛付出的学费。
中国科学家认为，新世纪必须“换一种思维看环境变迁、看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重点包括沙漠化的防治、草原的科学利用、资源的可再生、经济的可持续、知识密集型的大农业的新思路等。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沈国舫院士说：“生态建设这个词在国际上并不通用。我曾经组织和参与了一些讨论，现在认为像生态建设这样中国首创的名词还是可用的，但要注意生态建设是一切为改善生态而采取的行动的总称，而不是偏解为只是人为的改善生态行动”（《小康》2007年第9期第70页）。关键词可概括为：尊重规律，善待自然，造福人类，用系统思想和科学技术变自然界的生物链、食物链为产业链、效益链，构建新的平衡系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原则是“生态生计兼顾，治沙致富双赢，绿起来、富起来结合”。
        二、钱学森是前无古人的战略科学家
        钱学森先生作为有全球眼光、人本思想、系统观念、未来设计的战略科学家，50年前就介入了应对全球人口、人才、能源、生态“四大问题”之一生态危机的思考，并做出了伟大的创新性理论贡献。20世纪60年代，他在领导国防科研工作期间，经常利用深入内蒙古、甘肃、新疆等沙漠戈壁试验基地的机会，了解生活在周边地区恶劣自然条件下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思索如何用科学技术改变那里的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和贫困面貌，用战略眼光超前提出“再增加14亿人口，我国如何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等问题（《政协经济论坛》2009年第四期第1页）。
        1984年6月28日，钱学森应《内蒙古日报》之约，发表了对我国五大草原进行历史反思和科学利用的专论《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人民日报》1985年3月5日全文转载）。同年7月，他首创迎接21世纪第六次产业革命挑战的创新理论体系框架《创建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道路绘出了蓝图（见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调研通讯》1984年第27期）。钱老说，因为农业、海业已有专门的国家机构农业部、海洋局负责管理，所以应从实际出发，以林业、沙业、草业为重点，强调林产业、草产业、沙产业“三业结合”在我国的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1986年1月，他在给天津学者张鸿烈的信中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宗旨就包括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所以一方面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而创造一个最优美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资源永续不衰的问题”（《钱学森论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钱学森的知识密集型的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理论，是科学利用草原、沙区优势资源，“用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沙漠”的系统工程。通过高科技和大市场，化害为利，变废为宝，实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良性循环”（见钱学森2001年5月30日给赵永亮、郝诚之的信，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编《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2页）。性质是创新的阳光产业、节水农业和新型的扶贫工程、知识经济。特点是“利用阳光，通过生物，延伸链条，依靠科技，形成产业，对接市场，创造财富，造福百姓”的“林业系统工程，草业系统工程或沙业系统工程”，简称林产业、沙产业或草产业。钱老所以要强调“一旦农业系统工程用到知识密集的农业产业、林业产业、草业产业、海业产业、沙业产业，就能大显身手”；“防沙治沙也是沙产业”，但“沙产业比防沙治沙难得多”（刘恕著《认知沙产业、践行沙产业》，科学普及出版社2012年版第186页），是因为依靠科技新成果在沙上种草、用草、加工草，便延伸出草产业；在沙上长灌木、长树并加工利用，就延伸出林产业。其特点是“四过转化”：其一，“过（阳）光转化”，把二氧化碳、水、叶绿素转化为植物蛋白。其二，“过家畜的腹（消化器官）转化”为动物蛋白。其三，“过机器（流水线）转化”为合格的产品。其四，“过市场转化”为商品和“增了值的货币”（马克思语）。通过“治用结合，以用促治，以治保用”即“绿化——转化——产业化”，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防沙、治沙、用沙、管沙结合，向沙漠要效益，向市场要红利。判别沙产业的五条标准是：太阳能的转化效益、知识的密集程度、是否与市场接轨、是否保护环境和是否可持续发展（叶永烈《钱学森》，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7页）。
        三、林沙草产业是伟大的理论创新
        实践已经证明，钱学森的沙草产业思想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强调以太阳为直接能源，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成体系地打造新的科技集群，最大限度地转化、加工、综合利用沙生动植物和微生物资源，为人们提供“离土不离乡”的新生计、新经济。著名的沙产业专家、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刘恕先生说，钱老深刻分析了沙区农业气象资料、土地资源特征，指出沙区不仅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制约因素，也具有独特自然优势，关键在于如何利用独特的自然优势，克服其不利因素。沙产业愈发达，第一性产品的产量就愈多，人们为追求生活必需品所进行的盲目开垦和放牧就会得到有效控制，脆弱的自然系统就会得到休养生息。钱老首倡的“将治理蕴含于开发之中”的“沙产业指导思想”，已引起国家高层和有关部门的重视。1998年10月14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善生态环境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态和发展的长远大计，也是防御旱涝等自然灾害的根本措施；要大力提高森林覆盖率，使适宜治理的水土流失地区基本得到整治。生态工程建设要同国土整治，产业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要把黄河长江上中游地区、风沙区和草原区作为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人民日报》，1998年10月19日第一版）。1999年1月6日，《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的“总体布局”进一步明确指出：“‘三北’风沙综合防治区”要“因地制宜，积极发展沙产业”。
        专家们认为，中国之所以比西方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和研究更全面、更辩证、更深刻，是因为我们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世界上古史著录最完整，有文字记载的灾害史料很丰富，经验教训刻骨铭心。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院士推动的中国“沙漠学”的创建研究、成果整理和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在世界上起步很早，独树一帜。中国沙漠的多样性不但最具代表性，而且关于“畏天”、“敬天”到“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环境观、沙漠观的研究也最讲实际、最成体系。钱老要求我们继承+创新，保护+利用，“双管齐下”建设生态文明：一是要顺应规律，珍惜资源，因害设防，保护多样性；二要科学经营，绿色发展，通过循环经济、整合高新科技成果，面向市场生产终极产品，形成核心竞争力。不但要搞生态道德教育，而且要用生态立法约束人类的不当行为。既不是搞传统的“工业化”，以牺牲生态环境作代价；也不是搞西方的“城市化”，置沙区、草原农牧民的贫困于不顾。坚持城乡一体化，工农携手奔小康。认清荒漠化的根本原因是贫困，既不能“只见沙漠不见人”，更不能“只保环境不保人”。
        钱学森首创的林沙草产业理论是面向21世纪的前无古人和洋人的科学建树，站得高，看得远，懂天理，接地气。把战略的前瞻性、科学的整体性、人文的关联性、发展的可持续性，放在一个复杂巨系统中分析，确保地尽其利，人尽其才，货畅其流，光尽其用。变以色列“高投入、高产出”的“贵族农业”为“工农联手、城乡一体、资源节约、循环增值”的“平民农业”。其高人之处可概括为四个字：“省”、“链”、“转”、“和”，即围绕一个“省”字，走集约节约再生的循环经济之路；突出一个“链”字，走“草畜工贸四结合”、向市场要效益的新型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强调一个“转”字，走新型的城乡一体、要素共享，工农互融、脑体差别消失的集群经营之路；追求一个“和”字，走技术创新、系统平衡、利用综合、文化衔接、效益迭加的知识经济和谐发展之路，为决策服务，为百姓谋利。
钱老提醒我们，生态文明建设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要坚定信心，创新理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崇洋，不媚外，不唯书，只唯实，“千万不要”像西方精英“罗马俱乐部”那样“只唱悲歌”（1991年11月7日致李冀蜀的信，《钱学森论林产业、沙产业、草产业》，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钱老说：“生态系统只讲了自然环境。其实人在里面已经影响了生态环境，已经把自然环境改造了。人要考虑的是，怎样改造自然环境，使之更适合于人类的生态”（钱学森《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王明昶主编《草业系统工程应用与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专家们已形成如下共识：“荒漠化既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发展问题。”经国务院第8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05-2010年）》采纳了专家的观点，明文规定“防沙治沙是全国生态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须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讲求实效”的原则，促进“沙产业发展”。“利用沙区光、热、风、土地资源优势，在地表水资源允许的条件下，发展适合沙区生长且具有较高利用价值的林木，种植饲料、发展养殖、人工培育沙区中草药和食用植物资源，通过公司+基地发展，使防沙治沙与农牧民增收致富、企业增效、政府增税有机结合”。到2010年和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务院更在关于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中明确要求：“积极发展沙产业”、“鼓励发展沙产业”（见王文彪、郝诚之、姚洪林等编著《钱学森与沙产业——献给中国沙产业之父钱学森院士诞辰百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268页）。
　　四、西部地区是中国发展的潜力所在
　　钱学森谆谆告诫我们：“西部地区是中国发展潜力所在”（《钱学森与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图片展》影印本，第74页）。我国的西部不但是大江大河大沙漠的源头，也是矿产资源和绿色资源的富集带。“西煤东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乳东供”、“西药东服”的物质保障靠它，建设北方生态屏障、保证民族聚居地区“绿起来、活起来、富起来”（国家林业部老部长高德占语）也靠它。学习新西兰，让“羊背之国坐着矿车起飞”是对的，但绝不能竭泽而渔。必须让绿色产业和黑色产业两个轮子一起转、两个翅膀一起飞。钱学森认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低碳经济”、“节能减排”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应明确为通过转化、吸收、贮藏二氧化碳的“深度加工”，发展“循环经济”，运用全部生物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实现“零排放”、“全吸收”。1983年11月4日，钱老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研究所曹美真教授的信中指出：要发展“包括农、林、牧、禽、渔、虫（蜂、蚕、蚯蚓……）、菌（食品菌……）、微生物（沼气、单细胞蛋白……）、工（加工业）九业，搞光合作用产物的深度加工，创造出第二个农业、第三个农业”（《钱学森论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西安交大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1994年2月27日，他在给上海交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朱掌玉教授的信中明确支持“以菌吃污”；工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的三废（废气、废液、废渣），生活中有大量的垃圾和粪便，这都可以通过菌物改造利用。我国湖泊总面积的55%为含盐1‰以上的盐水湖，盐水湖中菌物可以利用阳光进行生产，有人称之为“盐湖农业”（见《中国科学报》1994年2月16日第2版，郑锦平、高炳奇文）。他希望21世纪的中国在“利用菌物进行生产”的生物科技方面有所作为，预言此类生产的年“产值总会达几千亿元”。
　　我国的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和五大草原都在西部。水土流失面积的80%在西部，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的90%以上在西部，农村牧区60%以上的贫困人口在西部。55个少数民族中的50个集中分布在西部。据统计，目前西部地区人口虽占全国的近3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东部地区的40%，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只有东部地区的一半，约2000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些事实说明，日益扩大的东西部发展差距不但阻碍着国民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形式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影响着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胡锦涛主席在视察内蒙古自治区时振聋发聩地指出：“内蒙古是我国北方的重要生态屏障，切实把生态环境保护好、建设好，事关全国的生态安全。”2010年全国政协委员赴内蒙古视察团的《关于草原生态建设和保护情况的视察报告》也大声疾呼，应“从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重新认识草原、沙漠的价值”，“像重视森林一样重视草原，像重视‘三农’一样重视‘三牧’；像保护基本农田一样保护基本草原，把保护好、利用好草原纳入‘十二五’建设的国家规划”（见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2010〕67号文件）。
　　有感于西部不可替代的作用和面临的种种困难，早在2000年，钱学森就在给中央领导的信中说，跨世纪的西部大开发“应该有新的思路”，“起点一定要高”，“要用科学技术解决西部人民的富裕问题”，让少数民族兄弟与汉族一样，享受“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文化平等”。2002年，内蒙古成立沙产业、草产业协会，钱老大力支持，欣然担任名誉顾问。他在给协会名誉会长杨利民、会长夏日的信中强调：“内蒙古的优势产业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沙产业和草产业，这是内蒙古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要内蒙古的同志紧紧抓住了这两大产业，真正建设成知识密集型的沙产业和草产业，内蒙古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内蒙古的生态环境也会得到改善。”他在给协会专家赵永亮、郝诚之的信中说，“林、沙、草三业结合”，就可以“开创我国西部沙区21世纪的大农业”。（待续）
　　
　　

        作者夏日：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会长、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荣誉会长
　　郝诚之：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