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古地质时期开始,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进入人类社会后的几千年里,由于自然气候的变化,特别是人类不适当的活动,导致由自然生态良好而趋于逐渐恶化。新中国成立后,鄂尔多斯各族人民坚持不懈地探索如何改善恶劣的生态环境,走过了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被称为西部地区科学发展具有典型性的“鄂尔多斯模式”,一条主要经验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实现了由生态恶化地区向绿色大市的历史性跨越”。全市植被覆盖率由2000年的30%提高到2010年的75%以上,森林覆盖率由2000年的13.6%增加到23%。中国的七大沙漠鄂尔多斯境内就有两个。通过全面综合治理,毛乌素沙地的治理面积已占到总面积的67.3%,库布其沙漠的治理面积已占到17%。鄂尔多斯境内两大沙漠的治理速度超过了扩张速度。 这一历史巨变,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要看到的是,有一条主线在起决定作用,这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的观念和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理论的高度树立起了科学的新观念,深入解剖了人类在与自然关系上的得与失,不是怨天怨地,而是首先检讨人类自身的思想和行为,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人与自然关系受到破坏时,人类往往是主动的,在短时间内对自然的掠夺,就可能使在很长时间培育起来的良好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类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从改革开放又走过了30年的鄂尔多斯人,在加速工业化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断“深究其原因”,逐步醒悟到,人类不应当急功近利地对自然资源采取掠夺式索取,不应当在加快经济发展特别是加速工业化过程中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应当尊重自然、适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依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协调发展。我们从近十多年鄂尔多斯生态状况的变化也看到,自然生态的恢复重建,人类也是主动的,也是负有主要责任的。一旦人们觉悟了,观念转变了,对自然环境采取敬重和保护的态度,并且落实到各项可行的科技措施、完善的政策和合理的制度上,生态的恢复并非是十分遥远的事情。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鄂尔多斯选择了发展“循环经济”迈向生态文明的工业化道路,果断采取“禁牧、休牧、轮牧”政策措施,大力推行舍饲精养的科学技术,收到了生产发展、生态恢复、生活改善的显著效果。按照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关于发展沙产业草产业的思想,鄂尔多斯涌现了一批发展沙草产业的典型。胡锦涛总书记赞扬鄂尔多斯“沙产业搞得很好”,钱老发展沙产业的设想“正在变为现实”。鄂尔多斯生态建设从长期坚持植树造林、防沙治沙到多元投资产业化治沙,又到发展沙产业草产业的实践,取得了生态植被恢复、沙生植物加工增值、农牧民收入增长、生活改善的明显效果。这一演进轨迹和宝贵经验,充分反映了鄂尔多斯在不断探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良性循环途径上创新性、科学性的认识和行动。在实施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这一点具有典型意义,也具有普遍意义。鄂尔多斯作为中国西部一个生态环境脆弱而矿产资源富集地区,认真接受了生态环境恶化和艰苦重建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终于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找到了一条工业经济加速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重建并举双赢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从文化的角度诠释,这是生态文明观念的体现,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实践,这是一笔极其可贵的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这笔资源,应是地区文化建设富有特色和优势的主要内容。 本文选自奇朝鲁、陈育宁主编的《鄂尔多斯学概论》,2012年7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