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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按）今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联决定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承担“沿黄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智库联盟”之光荣使命。从此，调研几字弯，研究“几”字弯，就成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今后一个阶段的首要任务。现在，各路专家学者正在东奔西跑、南来北往，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完成此项课题。 今后，通过《鄂尔多斯日报·学会研究》这个平台，将关于“几”字弯文化方面的文章予以摘编刊出，以飨读者。 一、黄河“几”字湾概述 黄河“几”字湾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共同活动的历史舞台，黄河“几”字湾文化在华夏文化中属于黄河文化系统，其源头为”河套文化”。黄河“几”字湾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多民族人民共同培植的一种多元融合、风格独特的文化。 黄河“几”字湾地区，沃野千里，又有大河环绕，水草丰美，气候湿润，资源富集，是人类生存的理想家园。黄河“几”字湾地区，是我国古代”河套文化”的发源地。”河套人”是迄今为止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距离今约35000多年。 （一）黄河“几”字湾的地理概念 黄河经由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5省区20个地市（盟），形成黄河“几”字湾流域，包括延安、榆林、庆阳、白银、中卫、吴忠、银川、石嘴山、大同、朔州、忻州、吕梁、临汾、乌海、巴彦淖尔、包头、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二连浩特、阿拉善左旗等 20 市县及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简称“20+1”。这一区域，自2000年起，在中国科学院等项目科研人员长期考察、深入思考的基础上，2009年首次提出了黄河“几”字湾经济区、地理区域的概念，总面积 56 万平方公里。 鄂尔多斯市地理位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西、北、东三面黄河呈“几”字形环绕，南面以古长城为界与陕西相邻，即古长城与黄河环绕之中的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就是鄂尔多斯。从自然生态来看，鄂尔多斯有草原文化、黄河文化、能源文化等；从人文历史来看，鄂尔多斯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有萨拉乌苏文化、朱开沟文化、长城文化等。鄂尔多斯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共同活动的历史舞台。 （二）黄河“几”字湾的文化概念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见证了中华文明发展史和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变迁，滋养丰富了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文化，具有深厚丰富的内涵。而黄河“几”字湾植处于黄河上游、中游、下游地段，其本身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水文征候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氏族文化的叠层，在这一区域，承资源禀赋，锻造了农耕文化、游牧狩猎文化、畜牧文化、民族融合等形态多样的文化现象、不断丰富了黄河文化的“源”与“流”。 黄河“几”字湾这里它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区域概念，在历史上，黄河“几”字湾文化的区域概念是很大的，它是作一个大河套地区，它甚至于包括土默川、敕勒川这些地区，往南有专家认为黄河“几”字湾文化的区域概念甚至达到了延安地区，所以黄河“几”字湾文化的区域概念是一个大文化概念。 我们研究历史文化不能仅仅用今天这种行政概念界定研究，一定要有一个大的历史观，大的文化观去看待问题。所以当时的游牧民族就是从阴山一直达至延安，这是一个大的文化区域。我们姑且叫它叫黄河“几”字湾文化的区域。 二、黄河“几”字湾文化融合现象 黄河“几”字湾，多少年来，随着游牧民族的更替“经营”，发展，随着农耕集市、贸易集散地的形成，黄河“几”字湾地区本然形成民族杂居共融的状态，成为各民族的融汇点。久而久之，黄河“几”字湾区域久远、独特的生存境地、地域征候，铸就了河套文化、青铜器文化、萨拉乌苏文化、阿尔寨石窟文化、匈奴文化、秦直道文化、苏力德文化、恐龙足迹文化、歌舞文化、蒙古族敖包文化、漫瀚调文化、古如歌文化、马头琴文化、蒙元文化、蒙古族宫廷文化、祭祀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蒙古医药等形态多样、种类多元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便是现今黄河“几”字湾区域具备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先天条件。 （一）新旧石器交界 时至今日，在国内很多地方，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根据这些遗址所在的地形风貌，我们可以看到曾在这些遗址上繁衍生息过的人文、聚落概况，看到地理环境对氏族的促进作用，同时看到氏族对该地理环境的相关改造，为此，不同的出土遗址所呈现的文化风貌形态各异，同时根据众多遗址相继出土，我们考究其年代，亦发现不同地区的出土遗址出现了文化“偶合”情况，出现了不同文化的接触“地带”，可以说，通过新旧石器的考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相互融合交流的相应过程。 上世纪50代末开始，我国考古学家就国内相继出出的史前遗址，提出了新旧石器时期，我国区域内文化存在多区域相互融合、相互吸收的现象。1979年，夏鼐发表《碳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一文，将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七大区域，原则上提出了我国史前文明存在多元起源的相关问题。同年，在西安举行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上，苏秉琦提出了划分我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从文化的区间、流系、类型层面考证史前遗址文化形态。1981年，苏秉琦在文章《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中指出：“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散其它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文明时期，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1985年，佟柱臣在其文章《史前史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一文中认为：“中国大陆东部有三个新石器时代文化接触地带：一是阴山山脉；二是秦岭山脉；三是南岭山脉。这三条山脉都是东西走向，每条山脉的北侧和南侧，分布着不同的文化，故名为接触地带。”1987年，严文明在其著述《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中，提出：“中国史前文化的格局是一个‘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即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象一个巨大的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周围的燕辽文化区、山东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甘青文化区等五个文化区是花瓣。”根据史前遗址，在注意各个文化区文化现象多样性的同时，又考虑到她们之间存在的联系和渐趋统一的趋势。1989年，安志敏在《略论中国早期新石器文化》一文中指出：“黄河中游是早期新石器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而中原地区之外的许多考古发现，这些迹象充分表明全国范围内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可能有着不同的来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相互交流和影响，逐渐出现了融合统一的趋势，并为古代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这些相应的文章中，肯定了中原文化和黄河流域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相互融合发展的特征。 （二）长城内外地带 针对“内蒙古长城地带”这一术语来源，经历了复杂的阶段性过程，在这里，我们援引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与水野清一的观点，1930 年，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与水野清一作为伪满考古机构“东亚考古学会”的留学生，考察了长城地带和锡林郭勒盟各旗。1935年，二人合撰了《内蒙古·长城地带》一书，至今仍是有关中国北方考古学文化的重要论著。 鉴往知来，内蒙古地区古长城在修建历史和规模上都可以称得上是全国之首。就长度来说，我国自春秋战国迄至明清时期，各时代修筑长城总计十万里，内蒙古就占三万多里，约占十六个有长城的省市自治区的三分之一。长城地带具有丰富的文化遗存，以长城地带表征的气候带区位特征来看，它处于中国南温带与中温带气候过渡带，从史前到历史时期都是北方游牧文化与黄河流域农耕文化接壤、过渡地带，是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地带，是中国北方区系的核心地带。 （三）氏族变迁地带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国家，华夏族的出现，就是一个由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根据战国时期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记载：“夏居伊、洛，当时还有淮夷、风夷、黄夷、于夷、方夷、吠夷、白夷、玄夷和歧踵戎；商居河，当时还有人方、土方、鬼方、羌方、戎方。周人居歧，当时还有肃慎、犬戎、西戎、蜀人、吕人、荆蛮、淮夷、徐戎、赤狄。”从中可以看出，在遥远的夏、商、周时期，在这些大姓氏族周边，有许多少数民族交错杂居，所以夏人、殷人、周人这些大族的周围，都有很多少数民族交错而居。 据中国古代众多文献审证，中华民族的起源、族源有“从一元说到多元一体”的说法，且这种说法由来已久，兴起五帝三皇之时，认为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至于边疆各族，她们是华夏族中的其中一部分被流窜于边疆，才有了“四裔”各族。发展至汉朝，史官司马迁整合春秋、战国纷纭众说，统一了这种观点，其于《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 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作为中华典籍中的“信史”，其中观点在审视远古时代的世故渊流、人情风貌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史记》记载，五帝三皇时期的所谓“四罪”，对他们的“处理”方法就是向周边流放，形成新的民族，抑或理解为融入周边民族。在此，我们对这种说法不作过多评价，可以肯定的是，在久远的中国，民族融合发展便是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华疆域构筑的始基。 （四）农耕游牧板块 黄河流域很早就是中国农业文明高度发展的区域，上游的宁蒙河套平原、中游汾渭盆地以及下游引黄灌区都是重要的地域文化中心区域。自史前文化迄今，我国文化形态依然包括农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时至今日，我国广大的北部、西部、西北部地区，这两种文化形式依然在相互交织、相互发展过程中，而这种相互交织、相互发展的情况由来已久，从我国相应较早的文化典籍《周易》、《国语》中可见端倪。 然而农业文明并非始终平稳发展，诚如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过程，游牧与农耕文化在此过程中相互交融发展，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在此过程中亦交流碰撞。一方面，从事游牧经济的少数民族，当他们迁徙到汉族的农业区以后，都憧憬农业经济，接受了农业文明；另一方面，生活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内的汉人，与少数民族接触日久，其中一部分遂融合于少数民族之中。可以说，经过多次的社会横向运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相辉映，这便是中国五千年文明持续发展的内在根因。 针对这一观点的论述，我们参照1995年李凤山《长城带民族融合的特点》一文，他在文中指出：“秦汉至隋以前的800余年间，长城带的民族征战、迁徙、交往与融合，都是在这两大经济文化类型民族之间进行的。魏晋时期的所谓‘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情况，是长城带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各民族混杂居住阶段的具体写照。唐至明的上千年间，活动于长城带上的游牧狩猎民族则有突厥、回骸、奚、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他们更是大规模地同农业民族交往，相互吸收或大批融合于农业民族。”农耕与游牧文化的融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分裂、融合条件下进行的人口数量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其次，按照李凤山又一观点“长城带汉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远远高于其他民族。遵循落后向先进靠拢的历史发展总规律，落后民族逐渐向先进的汉族靠拢，趋于一致。” （五）文化十字路口 自古以来，东自大兴安岭，西自喀尔巴阡山，南起河套平原，北至西伯利亚苔原的亚欧大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乐土。纵观历史，亚欧大草原陆续出现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政权，这些政权的出现，一则可以看做是对古老草原传统的拱卫，然而亟需我们明确的是，这些政权交更迭错，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碰撞，加速了中华大地上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进程。在蒙古草原出现的游牧民族政权，凭借着自身不断的经营、与中原王朝的角逐角力，在蒙古高原上建立起了绵延万里的草原帝国。这些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先于其他少数民族实现了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其生产生活方式、政治运行机制、治国理政、军队建制等均收到了中原文化（南朝文化）的浸润。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这两种植处于欧亚大陆，疆域相连的政权形式，多年来“合作—征伐—合作—征伐”的政权关系，最能体现两种政权之间的存续问题，也正是这层关系，铸就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不断交流互鉴。 三、新时代黄河“几”字湾文化发展概况 黄河作为我们的母亲河，她孕育了中华文明,哺育了中华文化。黄河几字弯作为黄河主干和中间脊梁，是黄河流域以及内蒙古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区域。这里是中国游牧和农耕文明交错带，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也是早期人类进化的重要舞台，匈奴、鲜卑、契丹、党项、女真、鞑靼和瓦剌等民族在此碰撞交融，形成了几字弯多元文化形态，黄河几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还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一）一带一路与黄河“几”字湾文化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7年多来，在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中国与埃及、斯里兰卡、蒙古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携手，进行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尝试，为促进“民相亲，心相通”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2018年，联合考古队对曾经接受过黄河“几”字湾文化浸润的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嘎鲁特苏木昂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4座赫列克苏尔、1座石板墓、1座特布希文化墓葬、2座匈奴石圈墓，对了解曾经蒙古高原青铜时代乃至早期铁器时代的考据提供了丰富的佐证，对接受过黄河“几”字湾文化浸润的地区进行不同的标本测试分析，有助于深入研究蒙古高原不同族群的迁徙融合、学说文化的传承演变。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宋国栋介绍说，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蒙古国科学院历史考古研究所组成的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开展考古调查时，调查工作以昂茨遗址为中心，调查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发现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匈奴、突厥、蒙元、清代的各类遗址723处，发现了大量青铜时代至清代的岩画图案和字符。 考古队员还通过测量、记录、摄影等一系列记录手段，建立了遗迹信息数据库，基本掌握了查干图鲁特河流域内古代文化遗存的分布概况及分布规律，为今后当地考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扎实的资料信息基础。 （二）黄河、长城、草原“三元一体” 在黄河“几”字湾文化区域，黄河、草原、长城三种文化依列并行，黄河“几”字湾植处于黄河上游、中游、下游地段，其本身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水文征候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氏族文化的叠层，在这一区域，承资源禀赋，锻造了农耕文化、游牧狩猎文化、畜牧文化、民族融合等形态多样的文化现象、不断丰富了黄河文化的“源”与“流”。只有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在考究黄河文化的“源”与“流”，才可以对黄河文化做出完满的界定。 1993年，李凤山在其著述《长城带民族融合史略》一文中，指出：“长城民族融合纽带的民族融合从新石器时代就存在。沿长城两侧都出土有代表我国北方游牧和狩猎经济的以细小打制石器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同代表黄河流域旱作农业经济的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和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共存；以青铜短剑为代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同商周青铜器文化遗物混合相伴。”他以远古时代、秦汉时期、唐末至明末、清代为时空走向，论证了民族融合发展，充分表明两种文化的联结和相互影响，不同文化类型的民族交流与融合是长城带上数千年经久不衰的历史现象，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过程和具体体现。1995年，李凤山在先前著述《长城带民族融合史略》的基础上写成《长城带民族融合的特点》一文，在文中，他提出了长城带民族融合9大特点，分别为：“中国近代民族形成之前，长城带的民族融合始终是以农业文化形态民族同草原文化形态民族之间的民族融合为基础；因民族间的战争造成大规模的民族流动（包括迫迁），从而造成民族大杂居的形势，进行强制性民族融合，这在长城带民族融合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长城带民族融合持续的时间长、范围广、规模大，包括了长城带各阶级、各民族；在长城带的民族融合中，各民族上层间的和亲和互通婚姻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互为甥舅、相互交叉是长城带民族融合的又一特点；首先造成民族之间混杂居住的民族杂居，然后在长时间的相互交往、共同斗争中逐步走向融合，是长城带民族融合的重要环节；和平时期的自然融合是长城带各民族在融合过程中的主要途经；不同历史时期的各民族统治者采取的有利于民族融合的措施，既是长城带民族融合的有利因素和动力之一，又体现着它的特点；始终以汉族为主体、为核心，是长城带民族融合的特色之一。”他从长城地带两侧文化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战争与和平时期、民族和亲通婚等现象中，概括论证了长城带民族融合不断变化的特点。 而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已经成为常态，但民族交融有其内在规律，我们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大背景下，既要毫不动摇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大方向，还要坚定不移坚持民族区域自治这个基本制度，更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黄河几字弯各民族人民群众应当在以上三个方面都可以做出历史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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