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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辈子会有许多回忆，但多是零星的经历、事情、人物，而多次接触的同一事物形成印象深刻的回忆似乎并不多。在我的经历中，对沙漠的回忆就是属于后一种。
与果园一墙之隔就是沙漠
1962年，我17岁，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的新生，我满怀着新奇、兴奋和希望，由大西北的塞上江南银川，第一次来到了北京，走进优雅美丽的燕园，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
开学不久，有一件事让我和认识沙漠挂上钩。有一天，通知我作为新生代表去参加北京大学教务长侯仁之教授召集的新生座谈会。我来到雄伟壮观的古典式建筑办公楼，楼道的光线有些暗，肃静而神秘。在一间会议室门口，见到了侯仁之先生，侯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久已仰慕。他见到我这个胆怯还有些土气的新生，和气可亲地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当得知我来自宁夏的时候，先生又单独与我谈到，他在1960年曾专门到宁夏灵武考察河东沙区，对那里银川平原与沙漠紧紧相连的反差极大的奇特景观非常感兴趣。原来侯先生在1960年5月率青年科研人员来到宁夏河东沙区，步行穿越沙地，勘察古堡、古城遗址，对灵武城东南方的沙带形成和灵武城受黄河河道改变影响而迁移提出了新的认识。他特别说到，灵武县城东边，有茂密的果园，而与果园一墙之隔，就是茫茫的沙漠，界限十分明显，这种景观真是少见。当时我父母就在灵武县城生活，因我在吴忠读书，没有随父母在灵武生活过，不知灵武东郊的大片果园是与沙漠相邻，我也从未见过大片的沙漠。所以侯先生的一席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第二年放暑假，我回到了宁夏灵武。为了挣一点儿学费零花钱，我到街头找了一份零工，由两个中年农民带着我们两个年轻的小伙儿，跟一辆装水果的车去灵武东郊果园装车。一个果园一个果园地收水果，一筐一筐地装上车，忙忙碌碌一天，到了下午回到了灵武县城，大约挣了一两块钱工钱。这一次到果园当搬运工，我果真看到了侯先生所说的那个奇特的景观，最靠东边的果园围墙外就是茫茫沙漠，界线十分分明。从此有了对沙漠的最初印象，而且更感好奇的是，沙漠原来也是大学教授研究的对象。
后来我知道，侯仁之先生一生致力于历史地理研究，是我国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自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沙漠历史地理的考察和研究。我曾看到杨森翔先生2018年写的一篇文章《向沙漠进军——1960年侯仁之宁夏河东沙区考察回记》，记述了1960年侯先生带领考察队在宁夏考察沙漠的情形。文章记述，1960年侯先生两次来到宁夏灵武，第二次重点考察的就是灵武城东的沙漠。文章说，“侯仁之看到，灵武城的位置正处在银川平原和河东沙区的分界线上：出西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沃野，稻田棋布，湖泊连属，俨然江南景色；但是一出东门，跨过秦渠，一切都变了。这里不但地形高，而且地势起伏，又有片片白沙覆盖，完全呈现荒漠景象。侯仁之惊叹道：‘一城之隔，在自然景观上有如此巨大变化，也是很不多见的。’”侯先生这次考察后，发表了专题研究论文《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宁夏河东沙区的变迁》。我还注意到，从此以后，1961年夏，先生再赴乌兰布和沙漠考察。1962年夏，赴内蒙古及陕北榆林地区毛乌素沙地考察。1964年夏，又赴毛乌素沙地对统万故城进行考察。这些考察和研究的成果收集在侯先生《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这本论文集中，这本论文集也是我以后经常学习的读本。
没想到我来到了沙漠地区
1970年，我结束了大学毕业后在内蒙古部队农场艰苦的劳动，被分配到了伊克昭盟。那个时期的伊克昭盟，在不到1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北部的库布其沙漠和南部的毛乌素沙地几乎占了40％的面积，气候干燥，缺水少雨，风多风大，十年九旱，交通闭塞，是当时内蒙古最荒凉、最贫困的地区。记得那年年初，还是严冬时节，我从包头乘班车南行，过了黄河，途经沿河平原达拉特旗的农业区。一过达拉特旗，汽车爬高，进入鄂尔多斯台地，望着窗外的景色，只见沟壑纵横起伏，一片土黄色，不见树木，偶尔见到稀疏的农民土房，越走越荒凉，随后就看到了茫茫起伏的沙漠，这就是被称为中国第七大沙漠的库布其沙漠。库布其，蒙古语，意为弓弦，黄河为其弓背。这条长达三、四百公里、宽五十公里的沙漠带，像一条黄龙横卧在伊克昭盟的北部地区。汽车吃力地穿越这条沙漠，周围是无边起伏的沙丘，我的心一直在下沉。
随后，我又被分配到鄂托克旗最西部黄河东岸一个新建公社的一所新建中学当了老师。这个地方叫巴音陶亥，蒙古语意思是富饶的河湾。这里是黄河东岸进入鄂尔多斯台地的过渡地段，有大片干旱的荒漠草原。这里正在进行一项黄河提水开地移民工程，但进展缓慢，迁移来的农民，住在零散分布的简陋土房。因为缺水，许多村子是从几里外的黄河用毛驴车拉水吃。一刮风，黄沙漫野，看不见路，也看不见河，常有行人在风沙中被卷入黄河的事情发生。我所在的学校，只有一排教室三个班。为了稳定刚分配来的青年教师，学校盖了两排砖包坯的家属房，屋顶覆以草泥，屋内顶棚是裸露的苇席。这两排孤零零的平房周围，就是一片荒原。学生帮助我们从荒漠草地里捡来一种叫“猫头刺”的干柴草作为燃料，堆放在门前。这是一种耐旱的野生灌木，干枯的可以当柴烧。校工老何赶着一辆全校唯一的毛驴车，每天从几里地外的黄河拉水分给每家每户，各家用水缸或水桶澄清了才能用，大家都很节约用水。
巴音陶亥地区更可怕的是那里恶劣的气候，当地老乡调侃说，一年四季一场风，从大年初一刮到年三十。经常是刮风天，隔几天就有一场大风，就是现在说的沙尘暴，夹带着大量沙粒沙尘。刮起来昏天黑地，白天屋里都要点灯，女同志外出要用纱巾把头全包起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大风拍打着后墙啪啪地响，风沙不停地从窗缝门缝钻进来，呛得人直咳嗽，难以入睡。刮一夜大风，早晨起来在炕上可以扫出一簸箕沙，而房门前早已堆满了沙子，一开门就全流到屋里。上班前，先要用小推车把门前的小沙丘推开拉走。
一年后我调到鄂托克旗宣传部工作，一直到1980年离开鄂托克旗，在这个旗工作了整十年。这十年中，我经常跟着领导下基层察看旱情，经常性的一项工作是写抗旱材料。那时候，知道当地把受灾荒原叫“一片红”，把寸草不生的沙漠叫“明沙”，把沙地丘陵叫“沙巴拉”，沙地里的动植物叫沙鸡、沙鼠、沙蒿、沙柳、沙葱、沙盖等，“沙”也是民歌唱词中的主要内容。老百姓最怕的是干旱沙化，最大的困难是缺水，最要紧的任务是“打水库”，就是挖井蓄水。
没想到我会来到沙漠地区，十年与干旱和沙漠为伴的生活成了一种常态。我和爱人汤晓芳在这里安了家，我们的家是很小的一间半旧的平房，里屋有一盘炕，占去了三分之一。外屋的半间有一台灶，连着里外屋的土炕，烧火做饭，土炕可以取暖。房后就是长着柠条的沙梁。常用的燃料是草地里捡回来的干沙蒿和牧区拉来的干羊粪，有时也烧煤，但较少。我和当地的居民一样，利用星期日，走到十几里地外的草场上去捡干枯的沙蒿。活沙蒿是不能拔的，大家都知道并遵守。捡好一捆背回家，有时回来很晚，汤晓芳很担心，月亮升起来了，怎么还不回来，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她站在屋后的沙梁上向远处的草地瞭望，一直看到我背着一捆沙蒿的影子出现，才放心。
1976年10月，旗委派开展路线教育的工作队下去，我被任命为二道川公社路线教育工作团团长。二道川是全旗最贫穷落后的地区，境内横卧一条大沙梁，隔出两道川。我和工作团的一位同志从公社到一个大队，拄着棍，吃力地徒步翻过高高的沙梁。当时刚打倒“四人帮”，我俩在避风的沙梁下歇息时说，应该把“四人帮”这些坏蛋放在这里！很长时间里，这个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的立足点是放在离二道川一百多公里的什尼乌素20多平方公里的旱地上，历史上把这种远耕旱作叫作“雁行”，这种无序的滥垦使很大一部分原生态的植被遭到破坏，变成寸草不生的沙滩。我听当地老乡唱的山曲：“三道泉子马拉水，想老婆想得跟上鬼”，就是说人们离家去远耕，吃水也困难，真是一种无奈。二道川公社书记王子明，年轻、务实、苦干，而且有思想、有办法，他到任后即决定，坚决封闭什尼乌素远耕旱地，放宽自留地数量，每户供应一台水车，三年实现人均一亩水浇地，达到粮食自给。在我们进行路线教育的这一年，封闭了远耕地，实现了人均一亩水浇田的任务，结束了吃国家返销粮的时代，成为全旗第一个宣布粮食自给的公社。这个事实又教育了我，在沙漠和干旱面前，人是可以有所作为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的。
原来这是个世界性问题
鄂托克旗西南是大片的毛乌素沙地。“毛乌素”是蒙古语，意为“不好的水”，荒沙地、盐碱水是这里的标志。史书上说，秦汉时期毛乌素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而今却退化成为不毛之地，成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心头病。我到鄂托克旗工作后，就听说在相邻的乌审旗有一位了不起的女牧民叫宝日勒岱，她生活的毛乌素沙地腹部的乌审召风沙肆虐，牧草不长，而危害极大的醉马草却越旱越疯长。从1958年起，她带领60多名青年组成“红色青年突击队”，把深入沙地铲除醉马草的任务包了下来。他们顶着漫天风沙，哪里有醉马草，哪里就有他们战斗的身影。不懈的坚持，终于取得了铲除醉马草、保护草原的巨大成效。1965年，内蒙古自治区命名宝日勒岱领导的乌审召为“牧区大寨”。1966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陈毅陪同马里贵宾坐直升飞机来乌审旗，非洲朋友是专程来学习乌审召防沙治沙经验的，这在当时是一件很轰动的大事。
当时在基层工作，信息闭塞，国际上的大事知道不多。听到一个消息说，联合国于1977年在非洲肯尼亚内罗毕要召开一次防止沙漠化为主题的会议，有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及国际组织参加。更为惊讶的是，鄂托克旗一位蒙古族牧民被邀参加会议，这在当时是难以想到的事情。这位应邀参加国际会议的牧民叫沙木腾，我见到他的印象，是一位在牧区随处可见的极普通的牧民，身材矮小，不善言辞，黝黑的面庞和飘动的白胡须，透着朴实和辛苦。但他却有着了不起的治沙成就。沙木腾在鄂托克旗苏米图公社哈达图嘎查（村）坚守几十年，栽培林木，让光秃秃的明沙坡披上了绿装，流沙得到了有效控制，他是一位与沙漠抗争的斗士，被当地农牧民誉为“治沙愚公”，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他是代表中国的治沙成就登上国际交流的舞台。
防沙治沙原来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要探个究竟
史书记载鄂尔多斯曾经是水草丰美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出现了沙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这个问题在脑中一直挥之不去。1980年以后，我到了内蒙古社科院开始从事地方历史的研究。研究鄂尔多斯地区历史，沙漠化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自然成了我想破解的一个题目。于是我收集资料，了解动态，不断思索。让我吃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时间里，鄂尔多斯沙漠化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加剧了。知名学者张正明先生发表的调查报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多年来，在伊克昭盟，因为自然的作用而增加了半个毛乌素沙漠，因为我们自己的失误而制造了又一个库布其沙漠。
这使我内心十分震动。我在鄂尔多斯基层工作，对沙化、贫困、抗旱、移民、救济等实际情况有着深刻的感受。这些都成了我探究这一问题的最初动机。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脑中浮现的是在所谓“牧民不吃亏心粮”口号下，以“建设饲草料基地”为名去开垦草原；是我拄着木棍翻过二道川那道高高的沙梁的情景；是我乘长途汽车途中看到库布其沙漠与毛乌素沙地在独贵加汉一带已经相连接的情景；是我在鄂托克旗不断写旱情和救灾报告的无奈情景；是宁夏农民在与内蒙古交界的草场砍伐甘草而与牧民发生冲突的情景……这一切都成了我必须搞清楚沙漠成因问题的动力。
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准备，我用了一年左右时间写成了《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长篇论文，我将这篇论文投送到权威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未想到这篇文章引起了副总编辑李学昆先生的注意，他约我到北京面谈。李学昆先生指出，“全文提出和应当回答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吸取历史教训”，对我启发非常大。责任编辑孟宪范老师为帮助修改此稿，查阅不少资料，一年之中给我写过七封信，对文章观点进行深入探讨，订正史料，推敲提法。在专家的指点下，我又用了一年时间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反复修改，最后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上，终于从一篇资料排列的历史叙述文章提升为一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论述人与自然关系的有说服力的论文。这篇论文发表后，又被全文译成英文，在该刊当年的英文版上发表。
这篇文章发表后，寄给了侯仁之先生。1986年6月6日，侯先生很快给我写来了亲笔回信，他说：“沙漠的历史地理考察，还是一个新开辟的科研领域，……在科学研究的领域里总是后来居上，这是客观规律。欣悉您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很有兴趣，拜读《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大作自是令人鼓舞，希望能继续多加倡导，丰硕的成果是可以预期的。”侯先生的来信令我十分感动，很受鼓舞。
1985年春，当这篇文章基本完稿，伊克昭盟政协副主席奇忠义先生邀请我去讲课，我便结合伊克昭盟正在讨论牧区生产建设方针的问题，从历史的演变讲了沙漠化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讲了从自然条件出发确定生产建设方针问题。新华社记者石云子同志在他的报道中提到了这次演讲，他写道：“他就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形成与发展所作的学术报告，引起了高原人们的轰动，在座无虚席的党校礼堂里，从地区领导到各旗县干部，数百人洗耳恭听。长期以来，鄂尔多斯人眼看大自然生态失去平衡，草场沙化，耕地沙化，十分苦恼，很想弄清沙漠化的原因，寻求治理的方法……他以众多的史籍记载为依据，论述了鄂尔多斯逐步沙漠化的历史过程，分析沙漠化的内在、外在原因，总结出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报告提出的情况和问题，使许多人为之沉思，议论纷纷。一些土生土长的蒙古族、汉族干部说，我们都是伊盟人，过去对本地历史若明若暗，不了解自然生态演变，干了不少违背客观规律的事，听了报告才明白发展生产建设要重视环境保护。”
2002年以后，我已在宁夏工作多年，又接受奇·朝鲁先生的邀请，参与了鄂尔多斯学的研究活动，持续了十多年。在此期间，鄂尔多斯生态重建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当我再次走在鄂尔多斯大地上时，最为突出的感受是，曾经面对无情的沙漠化那种沮丧、无奈、失望的印象荡然而去，从包头到东胜的途中，看不到公路两侧的库布其沙漠了；在东胜到鄂托克旗的途中，也找不到库布其和毛乌素沙漠衔接的地方了。原来以为在遥远的未来才能恢复的绿色草原，怎么这么快就来到了，真是奇迹啊！正如《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所说，鄂尔多斯“实现了由生态恶化地区向绿色大市的历史性跨越”（《求是》2008年第10期）。
鄂尔多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是一个要回答的新问题。我在2008年7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一次年会的演讲中讲到，有一条主线在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们观念和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旦人们觉悟了，观念转变了，对自然环境由“征服”变为“顺应”，采取了敬重和保护的态度，生态的恢复并非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对经历了过去鄂尔多斯生态恶化的不少人们来说，悲观的情绪，失去信心的情绪，无所作为的情绪，曾经是很普遍的。很难想到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得到恢复和重建，很难估计到人的主观能动性会产生如此大的力量，现在都变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
继续研究的课题
1987年，我到宁夏工作。当年上大学时侯仁之先生告知的宁夏灵武沙漠的情况，以及我以后对鄂尔多斯沙漠化问题的研究，自然成了我对宁夏沙漠问题感兴趣的原因。我还是从历史考察入手，查资料，了解前人的研究，到1993年发表了《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大体厘清了沙漠化在宁夏演进的历史过程。宁夏地区的沙化土地主要分布于北部的盐池、灵武以及中部的中卫、中宁这两个地区。
20世纪90年代初，靠近毛乌素沙地的盐池县土地沙化情况严重。记得1992年12月8日，我到盐池县城西南十公里处四墩子一个农业科技试验基地考察，在这个试验基地的北侧，是新近刚刚用拖拉机翻耕过的200亩草场；在途经的地方，又到处看到挖掘甘草后留下的一个接一个的坑。当日大风，新开垦的草场和甘草坑黄沙腾起，数米之外不可见，风吹沙起，沙借风势，一片混沌。这不由得使我想起70年代在鄂托克旗时常见到的情景。
2001年我到宁夏大学工作，当年11月，我参加了宁夏大学沙漠化防治生态教育与科技开发基地在盐池县的揭牌仪式，并很有感慨地讲了一番我对沙漠的印象。我说，为什么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因为那时生态环境比较好，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唐宋以后，西部的面貌发生了严重的变化，一是气候越来越干燥，二是人为因素，战争、人口的频繁迁移，特别是大规模的滥垦，掠夺了植被，使得生态环境严重恶化。这种状况延续了千年之久。毛乌素沙地不断向南移动，侵害了陕北的榆林、宁夏的盐池、灵武等地，造成长期以来“沙进人退”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国家决定建立三北防护林体系，作为长久的防止沙漠化推进的战略措施。1999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并且指出，这个开发必须首先建立在生态环境的建设之上。在宁夏，已有不少防沙治沙的成功经验，如1958年建设包兰铁路时，采取了民间种植草方格子的办法，把铁路两边的沙漠固住了。在永宁县，征沙渠的几万亩沙漠，改造成葡萄种植基地。盐池县在北部6个乡镇，建立起一道防线，阻止了毛乌素沙地的南进。这是一个绿色的开端，是令人欣喜的起步，我们终于看到了新的希望。
此后，我不断听到来自盐池的好消息：2004年，盐池县在宁夏率先实现沙漠化逆转，沙化面积大幅度减少。2006年开始，盐池实施大规模国土绿化、封育修复。2007年，盐池县被评为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是宁夏发展沙产业的重点县。到2018年，全县林草植被面积达到71％。那几年我几次去过哈巴湖自然保护区，那里昔日的沙漠植被覆盖率已达80％，巨大的空间成了绿色仓库，沙漠由害变宝，兴起了有巨大潜力的沙产业。人与沙改变了关系，竟然还获得了沙漠的回馈，真是令人兴奋不已！2018年9月，盐池县成为宁夏9个贫困县中首个脱贫“摘帽”的县。这是何等令人振奋的变化！
再说说中卫。中卫和中宁县境内的沙漠主要是黄河北岸腾格里沙漠的南移而形成的。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年，1950年，中卫就建立了固沙研究所。1955年勘查包兰铁路线时，成立了沙坡头治沙实验站，他们创造了草方格固沙模式，攻克了“流动固沙”的世界性难题。中卫是有着防沙治沙传统的地方。
2009年10月，新华社发了一则消息，标题赫然醒目：《宁夏逼退腾格里沙漠20公里》。中卫是如何“逼退腾格里沙漠”的？我怀着兴奋，带着问题，于2009年12月冒着严寒到中卫作了一次“访沙”之旅。
汽车在中卫西部腾格里沙漠的公路上奔驰，沙漠中一眼望不到边的日光温棚排列整齐、壮观，温棚上的覆膜反射着耀眼的光。这里年光照时间超过2800小时，日光温室具备生产绿色有机食品独特的条件，大面积的沙漠荒地为规模化建设日光温室提供了基础。仅一年时间，就在6000亩沙地上建成了有1200座日光温棚的示范园。这个季节进入温棚，温暖如春，立体的、平面的，无土栽培、营养液、有机肥……设施农业的许多新技术正在这里推广，各类色彩鲜艳的蔬菜令人眼馋。新建的每座温棚大约投入4－5万元，年收益可达万元。这个示范园的建成，令人大受鼓舞。在腾格里沙漠中建成占地10万亩的现代设施农业区，这是一个多么诱人的前景！
以沙坡头沙漠旅游景区为代表的中卫大漠、黄河、高山、绿洲交相辉映的旅游项目，知名度、美誉度与日俱增。特别是沙漠旅游，不仅让游客领略了腾格里沙漠茫茫沙连天的雄浑与粗犷，更实地考察了几十年来防沙治沙的科学成就，普及了沙漠的科学知识，感受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这是沙漠旅游的生命力所在。正在开发建设的腾格里湿地公园里，沙生植物种类繁多，近万亩的湖泊水面上，各种水鸟已经栖息，长城古迹保护起来，一个生态旅游区即将建成。据介绍，中卫每年接待游客人数超过100万，旅游业每年带来的综合收入达4亿元。
下了高速公路，就进入了新扩展的中卫市区的南部。开阔的绿地、水面，整齐有序的路架和各类新建筑，与遥望可见的沙漠边缘对照鲜明，展现着一个新型城市的活力。原来只有几平方公里的中卫老县城，如今市区的建成面积已达32平方公里。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这个沙漠和荒原环抱的城市中，竟建成了有1000亩水面的香山湖、500亩水面的应理湖和近千亩水面的黄河公园，城市绿化覆盖率达28.5％，中卫市因此进入“中国特色，魅力城市”200强之列，近日又被自治区政府命名为自治区园林城市。风沙给人们居住带来的危害，渐渐成为过去的记忆。这样的环境，怎么能不宜居呢？
这真是亘古荒漠上的奇观！自古以来，人们在深受沙漠危害和惧怕沙漠的同时，又在通过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制造着新的沙漠。人们在沙漠面前无知、无奈，不知吃了多少亏。而现在，沙漠却成了造福之地，这不是“奇观”又是什么？其实，奇观的出现并不奇怪。这些年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共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的观念转变后，不再把沙漠当成“敌人”去对待，而是当成一种有用的资源去敬重它、善待它，顺应自然规律去开发利用它，这样就会达到既造福人类又保护和改善生态的双赢效果。这是思想解放、人类进步的结果。
以上所陈述的是十多年前所见所闻的数据和真实感受，现在的状况又有了新变化，环境更为壮美，百姓更为富裕，人与自然更为和谐，更值得我们大书特书。
在我要结束这篇对沙漠的回忆时，我眼前是宁夏“塞北江南”更加诱人的景色，尽管宁夏平原还有沙漠包围，但绿洲正在扩大，生态屏障更为安全。今天，我们终于走上了“天人合一”的康庄大道，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往乡愁，这就是幸福啊！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宁夏视察时，把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光荣使命交给了宁夏。“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理应先行一步，做出样子。我们已看到，更加美丽的新宁夏正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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