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吉思汗文化的现实意义

        我们研究成吉思汗文化，要有历史发展眼光和国际开阔视野。美国学者杰克·韦瑟福在《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中，第一部分讲述成吉思汗成长经历和统一各部落建立蒙古国的故事；第二部分写蒙古人通过蒙古世界战争进入历史舞台的过程；第三部分考察和平世纪连同全球觉醒，成吉思汗为我们的现代社会奠定了政治、商业和军事制度的基础。笔者认为，这样的研究内容，就具有了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应该说，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建立蒙古帝国和通过战争进入世界历史舞台的过程，是既成事实，我们研究它只是为了认识和把握其中的内在规律，但不能改变既成事实本身。然而，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使全球觉醒，并最先促进货币形式国际化，这已经初步形成并不断改变现代世界发展的模式，它依然具有生命活力；换句话说，我们能够找到成吉思汗文化对现代社会发展模式还在起积极作用的方面，这是我们研究成吉思汗文化的现实意义所在。
        有些学者认为，成吉思汗文化应该成为鄂尔多斯文化的核心。然而，不管是成吉思汗文化还是鄂尔多斯文化，它都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的文化。鄂尔多斯学研究者安源教授说：
“文化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广泛地吸收交融，才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断走向创新发展。一般来说，比较封闭的文化，继承性强，保守性也强；比较开放的文化，变异性强，创造性也强。而鄂尔多斯文化则明显属于后者。由鄂尔多斯文化的这种民族融合性，我们似乎又可以进一步推论，全面的开放，多向的交流，多元的融合，有可能代表着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
        我们不是为研究学科而研究学科，而是为了研究和解决问题，而问题本身往往超越任何学科研究范围，因此各学科的交叉、融汇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研究成吉思汗和马克思而研究他们，而是为了研究怎样不断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这样一个问题，因此，只要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侧面揭示、反映和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样的自然规律，那么他们的文化就会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正如格·孟和教授所言：我们要从现代性和全球化高度，重新审视成吉思汗言行及其文化，研究要有新的思维和方法，在创新中树立新的形象，进入新的境界。我们要清楚地认识文化交流的主流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分析和判明成吉思汗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实践意义。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地吸收先进文化的理念和哲学思想，从而找到今日走向世界的文化路标，探索振兴民族文化的途径。这是一种可取而可行的最佳决策。
        在今日走向世界的文化路上，我们用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把成吉思汗文化的历史作用，从共性角度可以概括为：走向统一、文明、和谐的新世界；而从个性角度可以概括为：促进世界新的统一、文明、和谐。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通过分解和重组，还可以把它概括为：促进社会“资本”的统一、人类“劳动”的文明以及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和谐。
        一、促进社会资本的统一
        在“万物”层面上，成吉思汗确实留下了非常多的谜，但在“道”的层面上，这些谜也不是什么谜，它都有自然规律可循。例如，人们一般认为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文化落后，但事实上并不是只有写成文字的东西才叫文化，而是遵循自然规律、使自然界人性化就叫文化—
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最有文化。
        成吉思汗以自己的方式使世界觉醒，这是偶然的，留下很多谜；但是就算不曾出现成吉思汗，世界也会觉醒，这是必然的，有其自然规律。我们应该把他的个性特色放在规律层面上来研究，把他在历史上所创造的并对现代社会乃至对未来社会都会发挥巨大作用的东西凸显出来，这样就会使成吉思汗文化永远具有生命活力。现在，成吉思汗靠武力征服世界的作用消失了，但他以及蒙古民族最先创造的国际通用货币却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至成为统治整个世界的最重要的力量。资本包括劳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因此，当今世界的统一，首先表现为社会资本的统一。也只有在社会资本不断高度集中统一这一点上，我们才能把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为人类进步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充分展现出来。笔者认为，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为人类进步做出的两大历史贡献，一是靠武力使半个世界从沉睡中惊醒；二是创造了国际通用的货币，为金钱统治整个世界，并由此使全人类共同从盲目资本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平稳和谐转型，奠定了基础。
        那么，为什么金钱的权力会越来越大，资本会成为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这主要是因为“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使劳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都具有了资本属性。马克思说：“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 ……资本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若干交换价值、若干社会量的总和。”①正因为资本包括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物质产品、交换价值以及社会量的总和，所以资本的社会权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完善以及社会财富的增长而增长。“资本积累的增长包含着资本积聚的增长。因此，资本的权力在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过程也在增长。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斗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
        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的货币，而货币权力现在化为统治整个世界的社会权力。我们研究成吉思汗文化的现实意义，
就是根据货币和资本发展的内在规律，找到改变资本构成和实质的方式方法。从人性化的角度来看，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最先创造国际通用
的货币，就是为了货币权力与私人权力的统一。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当马克思主义者转化智力资源而成为全新社会资本的人格化时，他所追
求和践行的就是为社会大众服务，会自觉主动科学地促进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转化，因此他个人执行权力与资本社
会权力之间，或许存在认知和执行方法上的差异，但不存在尖锐对立的矛盾。
        社会资本高度集中的背后，是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而人类智慧有效整合的基础是共同认识和把握同样的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性。这就
是说，我们促进社会资本的集中统一，实质上是促进人们认识的统一，从而共同来把握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
        资本是集中的社会力量。每个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在一定范围内集中社会力量，他在“万物”层面上总是或多或少从某个方面认识和把握了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然而在“道”的层面上，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是唯一的、完整的、永恒的，因此，当某个资本家相对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了唯一的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时，他就能够使“社会总资本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从而使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达到极限。资本主义生产是相对于资本而言的，因此当社会总资本的高度集中达到极限时，就将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外壳炸毁（但它所发展的劳动生产力依然存在，社会生产关系将更加完善，只是消除了资本关系而已），即“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②资本关系的炸毁或者说自然消失，标志着人类从存在资本关系的全部现代社会向消灭了资本关系的未来社会自然过渡。这就是说，我们促进社会资本的集中统一，其近期和中期目标，是促进社会资本集中统一到遵循自然规律的资本家即执行社会“资本”管理职能的专“家”手中；而长远意义，是促进社会总资本高度集中统一达到极限，促进资本关系自然消失，从而把劳动力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使人类社会从存在资本关系的现代社会向资本关系自然消失的未来社会自然过渡。
        二、促进人类劳动的文明
        人的内在本质是劳动，人本身是劳动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产物，因此，人类的文明，首先是劳动的文明。
        相对而言，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草原文明不仅注重人的劳动的有限能量，而且更注重自然法则的无限能量。因此，我们可以说，草原文明是更注重自然规律、更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存的文明。姜戎在《狼图腾》中说：草原民族捍卫的是“大命”——草原和自然的命比人命更宝贵；而农耕民族捍卫的是“小命”——天下最宝贵的是人命和活命。可是“大命没了小命全都没命”。历史上草原民族大量赶杀农耕民族，并力图把农田恢复成牧场的那些行为，现在用大命和小命的关系尺度来重新衡量和判断，还真不能只用“野蛮”来定性，因为这种“野蛮”中，却包含着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深刻文明。笔者认为，我们研究成吉思汗文化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彰显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遵循自然规律，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深刻文明。在这里应该进一步强调的是，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由于充分发挥和体现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人类将会从注重机械动力的工业经济走向注重自然能量的文化经济，而一向注重自然规律的草原文化，能够对此做出杰出贡献。
        随着社会发展，牧民变成农民，农民变成工人，劳动方式在进步，劳动能力在提高，但是劳动的社会性质使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使劳动者“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方式”，从而在追求个人劳动的交换价值中。尽管对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但对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本身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最大优势和致命弱点同时存在。我们需要发挥优势，克服弱点，找到某种新的平衡，从而找到自觉改造人类社会运行机制的新起点和新方法。
        生产、分配、消费是一个有机整体。资本主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以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促成社会的盲目发展，资本是统治
者，劳动力是商品，人是为生产服务的，分配为纯粹经济的考虑所支配，并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社会主义是以促进人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社会，以保证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来促进全社会的科学发展，劳动者是主人，资本是工具，生产是为人服务的，经济利益由人自身的科学发展来调节，采取通过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发展来“最能促进生产”的那种统筹兼顾的分配方式。
        由此可见，人类从盲目资本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转型的最关键因素，还是人本身的发展，使劳动者在社会劳动生产力体系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充分体现出来。而恰恰是在这个关键点上，长久以来注重以人为本、遵循自然规律的草原文化，有独特的优势。我们研究成吉思汗文化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认识世界，而且更在于用它独特的优势来改造世界。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的心境和神态非常重要。在商品社会，只追求劳动的个人交换价值和私利的人们认为：钱是命，命是钱，钱命紧相连，从潜意识里把自己置于商品地位；而长期受草原文化熏陶的人们，在注重劳动的使用价值和实际效用中，却依然能够感觉到人与钱的不同：钱是驴，驴是钱，钱驴同交换，在内心深处里依然保持着人的尊严。当然，无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人总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但同时，在任何特定社会关系中，人的自然天性依然存在，只是看人们能否把它彰显出来而已。
        文化是自然界的人性化，文化所揭示和反映的是自然规律，所转化和体现的是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因此，人类劳动文明的最高境界，是根据自然规律，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通过创造和应用科学文化的形式，充分认识、把握、转化和体现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化上的进步，当文化不仅成为经济建设的决定性因素，而且经济建设本身成为一种文化建设时，人类将会从注重物质财富的工业经济时代，进入注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的文化经济时代。
        在文化经济时代，随着科学文化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人类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将会从具有“盲目性”向具有“科学性”转型，从而使人类从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盲目资本主义向以文化经济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转型。说到底，人类的发展变化，就是人类劳动本质的发展变化。我们促进人类劳动的文明，就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劳动通过创造和应用科学文化的形式，来揭示、转化、发挥和体现巨大的自然能量，使其按其自然属性，成为人类可共享的“用之不勤”的巨大社会财富。
        三、促进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和谐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因此，促进这种“关系”的和谐，也就促进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在存在资本关系的全部现代社会，盲目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两个不同的历史自然发展阶段，其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截然不同；换句话说，由于对资本和劳动关系的不断协调和完善，才能使人类从盲目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科学社会主义社会。

        对资本主义劳资关系，马克思说： 工“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人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劳资之间永远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缔结协定，即使在物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所有权同活的生产力相对抗的社会看来的公平条件也不可能。工人的社会力量仅在于他们的数量。然而，数量上的优势被他们的分散状态所破坏。工人的分散状态之所以造成并继续存在，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竞争。”③这或许就是问题的焦点。我们可以由此焦点作为切入点，来研究探讨促进资本和劳动关系和谐的方式方法。
        1.全面而深刻理解资本和劳动的概念。通俗地讲，“资本”是过去劳动积累起来的一种社会力量，“劳动”是现在直接的活劳动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就是过去劳动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与现在直接的活劳动之间的关系。不管是过去积累起来的劳动支配现在直接的活劳动，还是现在直接的活劳动利用过去积累起来的劳动，总之是它们的结合形成新的社会资本。在这里，是过去支配现在，还是现在利用过去，这取决于哪种社会力量更强大。科学文化是在过去劳动中形成和积累的，同时也是现在直接的活劳动所掌握和发展的，因此随着劳动者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的不断迅速提高，当科学文化在生产力体系中发挥指数效应，并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时，现在能够迅速掌握和发展科学文化的直接的活劳动，将有条件有智慧有能力利用和支配过去积累起来的劳动，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的内在实质，从而自然而然地促进劳动和资本关系的和谐。
        2.过去积累起来的劳动包括工人体力劳动，即“资本”的社会力量中包括工人力量；而现在直接的活劳动也包括资本家从事管理、决策等起决定性作用的高级智力劳动，即“劳动”的社会力量中也包括资本家力量。这里所说的只是劳动时间的不同，而不是做出贡献的大小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因此，劳资协定，不是过去劳动积累起来的“资本”与现在直接的活“劳动”之间缔结协定，而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从事管理、决策等高级智力活劳动的资本家，与现在完成某项工程或事业等的活劳动团队缔结协定。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完善，随着社会资本的构成和实质的改变，当马克思主义者成为社会资本的人格化、成为社会机制中的主动轮时，劳资之间不仅可以在公平条件下缔结协定且就是为了给社会大众谋幸福而缔结协定。一旦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自觉主动科学地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成为全新社会资本的人格化，成为管理和执行“资本”职能的专“家”，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3.当具有排他性、消失性、竞争性的物质生产力占主导地位，个人劳动的交换价值占优势时，劳动者为了追求各自的私人利益而处于分散状态，他们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随着具有共享性、传承性、合作性的文化生产力占主导地位，社会劳动的使用价值占优势时，为了认识、把握、转化、发挥、体现同样的自然法则巨大能量，劳动者之间不
仅可以避免竞争，而且还可以在合作中形成利益共同体。在生产不足的历史条件下，完全委身于直接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当更多的劳动者能够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从事科学文化等社会共同事务的高级智力劳动时（简单重复性体力劳动将由机器来代替），他们就能够促进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和谐，并促进资本的社会力量和劳动的社会力量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促进社会总资本高度集中达到极限，最终使资本关系自然消失。
        当然，资本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自然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只要世界依然是金钱世界，那么我们研究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最先促进货币形式国际化以及鄂尔多斯文化将会努力促进资本运营科学化，就有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P345，第二卷 P268，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P220，人民出版社，1958～1976年
 

        作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原载《鄂尔多斯学研究》2008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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