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青铜器在中国青铜文化中的地位

        青铜文化，在考古学上是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掌握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制作和使用铜、锡、铅的合金（即青铜）制作礼器、兵器、工具和饰品等青铜器的时代。世界上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是两河流域和埃及等地，始于公元前3000年。中国的青铜文化开始于夏代，通过近几年对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文化的考古研究，证实在公元前约2000年左右中国进入青铜文化时代，共经历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在战国后期发明了冶铁技术，铁器最终取代青铜器，中国社会进入铁器时代。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生产代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其器物的组合、造型、装饰与当时的生活习俗、社会风尚、文化特质、民族审美心理等密切相关，种类繁多、形制瑰丽、花纹繁缛、制作精湛，充分体现了中国青铜器特有的艺术魅力和鲜明的民族风格，构成了中国无与伦比的青铜文化。
        鄂尔多斯青铜器属于博大精深的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青铜文化中的瑰宝和奇葩，是北方草原文化的代表，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造型精美，延续时间长，分布地域广，与中原青铜器相比，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演进轨迹却趋相同，自发现之日起就备受世界瞩目。本文在对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起源、分布作简单介绍的同时，初步归纳、分析其地方特色，并对其在中国青铜文化中的地位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起源
        鄂尔多斯青铜器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性器物，起源于朱开沟文化。北方草原并不晚于中原地区开始使用青铜器，1974年，鄂尔多斯市东部的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境内，发现了距今4200～3500年的新石器龙山时代晚期至商代前期的朱开沟遗址，出土了耳环、指环、臂、钏、针、锥等青铜装饰品和青铜戈、短剑、刀、镞、护牌等兵器和工具，这是鄂尔多斯最早发现的青铜器，用考古发现资料有力地证明了鄂尔多斯地区较早出现了青铜器。近三十多年来，从197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杭锦旗阿门其日乡阿鲁柴登获得了包括鹰形金冠在内的一批珍贵文物以来，鄂尔多斯已陆续发现了多处重要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遗迹，其中尤以杭锦旗桃红巴拉墓群、阿鲁柴登发现的金银器、准格尔旗西沟畔战国墓、王隆太匈奴墓、速机沟出土铜器点、东胜市碾房渠金银器窖藏等为典型代表。从众多墓葬和遗址中陆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涵盖种类丰富且自成系统、纹饰精美、造型奇特，具有北方游牧民族鲜明的文化风格，为我们更好地了解鄂尔多斯青铜艺术和古代先民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全新、直观而重要的材料。
        大量的考古发现及多年的研究成果表明，鄂尔多斯青铜器是北方游牧民族创造出来的灿烂的古代青铜文化，起源于鄂尔多斯地区，到了商周时期已日臻成熟，广为扩散，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汉初年达到其鼎盛时期。从发展进程纵向比较，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不会迟于公元前2000年，而且延续了1500年；而鄂尔多斯青铜器在距今3500年左右的商初已出现。由此可见，鄂尔多斯青铜器与中原青铜文化分属不同的地理范围，在时间上二者基本上是在同一起点上平行交融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吸收彼此优秀的文化内涵而不失其原有的个性，在碰撞和交融中扩大了相互间的交流。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通过能动地利用、改造、创新，使青铜器与自己的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相适应并繁荣发展，从而形成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成为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商周至秦汉时期中国青铜文化中北方青铜文化的多元性提供了重要依据，在中国青铜文化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二、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分布范围
        “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 司马迁是这样描绘当时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哪儿有水、有牧草就往哪儿迁徙，不修城堡，居无定所，不从事农耕生产。从19世纪末开始，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从南至北，自西向东这么一个广阔的地域空间内，包括了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陕北、晋北、冀北，内蒙古东部及辽宁西部等地区，向北延伸至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出土了大量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和丰富多彩的文化遗物，实物资料表明了独具特色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带的分布范围。
        这些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水草丰盛，成为游牧民族休养生息的良好处所，同时还生活着农耕、半农耕民族。大自然赐予游牧民族草原般的胸怀，他们对外来文化从不排斥，任何时候都能够与自身的传统文化有机地融为一体，能够恰到好处地融合、吸收先进文明，使游牧文化具有开放性、时代性的特征。与草原游牧生产、生活紧密相系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一经产生就以旺盛的生命力存活，并迅速在北方广大地域流传开来。对这一发展过程，田广金先生誉之为 “由西向东展开了场畜牧业革命”。在漫长的岁月里，经过萌芽、发展、繁盛、衰落等历史时期，他们创造的辉煌的青铜文化，无论从题材、风格，形制及材料质地来说，都可寻到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的印迹，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地特有的民族文化与历史特色。
        三、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特点
        鄂尔多斯青铜器重在实用、便携，截然不同于中原地区农耕民族青铜器以重器为主的风格。中原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以及服饰等在内，专以显示权势及礼仪规范；鄂尔多斯青铜器造型艺术以各种动物纹样为主，几乎全为小型器物，如兵器类的剑、刀、矛、镞以及服饰类的腰带、饰牌和马具类的装饰物等。艺术来源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决定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内涵。他们“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动物纹饰成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主要特征。
        早期游牧民族在其艺术形象中倾注了对动物的深厚感情，以圆雕、浮雕、透雕技法表现的动物纹样，有较强的写实性。用简洁的技法、凭借无羁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技艺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的生活实景，创造了成千上万的精美绝伦的青铜艺术。包括大量的鸟兽纹造型，猛兽袭食草动物、动物咬斗、伫立或伏卧动物、虚幻动物纹样、人与动物结合组成的反映社会生活场面的各种造型等。鄂尔多斯青铜器来源于生活，形象逼真，真切感人的艺术表现，表现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动物与生态之间和谐并富有个性的融合，富有极强的韵律感，这种草原游牧生活所铸就的文化特色，是对中原青铜器纹饰繁缛富丽、狞厉神秘、多以隐喻说教为主要文化特点的补充。
        但是无论是中原农耕民族，还是草原游牧民族，他们所铸造的青铜器上都附有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那就是所表现的动物纹样有些是巫师（萨满）的通天工具之一，具有宗教和祭祀的功能性，反映出早期人民的某种信仰或图腾崇拜。
        四、鄂尔多斯青铜器的铸造
        了解鄂尔多斯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有助于认识其在中国青铜文化史中的历史地位。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青铜冶铸业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发达程度，不仅能够铸造各种兵器，如刀、剑、管銎斧、管銎戈、锛等，而且能够制造车辕、杖首、牌饰等多种具有自身特点的车马器和生活用具。同时掌握了镶嵌、锤、抽丝及错金银等制作工艺，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制作水平日趋复杂，不仅代表了早期游牧文化发达的青铜制作技术，更体现了古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理念。
        鄂尔多斯出土的青铜器铸范以陶范为多，其次是石范，然后是铜范。这同中原青铜铸造工艺的演进相一致，先有泥质范（陶范），再后来才有金属范。陶范制作简单，使用灵活，一器一范，器成范毁，且范范雕刻，于范内雕形，大小、厚薄铸出之后种类不一。石范较陶范持久，可反复使用，确保器形、纹饰划一，是铜器铸造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鄂尔多斯青铜器装饰小件多发现有铸造铜器的石范，范以滑石制成，青铜牌饰石范未见实物。金属范是代表鄂尔多斯青铜器铸造工艺最高水平，目前所见金属范的实物是青铜带钩、青铜刀铜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铸造工艺可靠而翔实的资料。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找到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烧造窑址，但大量的范、铜容器残片、古代铜矿炼炉遗址等都说明在当时人们已有效地解决了青铜铸造技术问题，并拥有一定的冶铸工艺美术水平，在中国铸造工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鄂尔多斯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了无数的文明和奇迹，鄂尔多斯青铜器是鄂尔多斯历史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其中大量的艺术珍品，是鄂尔多斯民族艺术的典范，也是人类文化宝藏的结晶。鄂尔多斯青铜器属于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体系，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中原青铜文化风格相异的地方文化，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与中原青铜文化共同创造和形成了中国博大辉煌的古代青铜文化。
        关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问题，曾引起世界各国研究者的广泛注意，由于历史原因，流传到海外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也有相当数量，海外的相关论文专著也很多，有许多结论不同的研究成果。但鄂尔多斯博物馆是目前所藏鄂尔多斯青铜器数量最多的，考古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随着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深入，鄂尔多斯青铜器出土的种类日益复杂多样，对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解读将会不断加强，鄂尔多斯青铜器将在中国文化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①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②王志浩、杨泽蒙:《鄂尔多斯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③乌恩:《论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渊源》，《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④郑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青铜纹饰艺术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

        作者：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文博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