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一样的宽 大海一样的深

        每当想起在伊盟工作的时日，自然会想起吴占东同志。他那高大宽阔的身躯、卷曲的头发、常带微笑而充满智慧的眼睛以及那独有的人格魅力，常常映入眼帘，萦绕在心。
        记得1964年秋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时任伊盟歌舞团领导的李洁珠同志邀请我和一同分配来的几个同学到他家做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吴占东同志，他那朴实的作风，亲切的微笑和低声细语的谈吐，使我们初见他时的拘谨，顿时烟消云散。李洁珠同志招待我们的是一顿典型的蒙古奶茶，这在当地人来说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而对我们几个天津人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礼遇。我们感到新奇、独特、温暖和热情。席间，吴占东同志教我们怎样泡炒米、酪蛋子，怎样加黄油、砂糖等，一边讲一边演示……品尝之余，大家赞不绝口。我们边饮边聊，谈笑风生，由此说开来，说到喝茶，说到饮酒，又说到唱歌等等。吴占东同志说，你们有机会到牧区去同牧民接触接触，牧民是非常好客的，他们会把最好吃的东西拿给你，和你一起饮酒唱歌，不分彼此，亲如兄弟。你同他们打交道会学到很多东西，他们的质朴、豪爽和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会很快地感染你，使你产生共鸣，不由得一起同他们唱歌、跳舞，唱得酣畅淋漓，一直通宵达旦。说到这里，吴占东同志挥动手臂，谈兴倍增。我们也听得趣味十足，异常兴奋。吴占东同志说，伊盟是歌的海洋，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婚丧嫁娶、爱恋思慕、生活的艰难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憧憬……都会唱在歌里。歌是他们表达思想感情最好的形式，也是他们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鼓励我们说可以经常下去学习、采风、研究、创作等等。
        回到宿舍后，心情久不能平息。他的音容、他的笑语、他的豪情、他的鼓励以及李洁珠同志那盛情的招待，亲切的关怀，像一碗醇厚香浓的奶茶，温暖着我的心田，使人久久不能释然。
        吴占东同志是延安民族学院的少年老革命，李洁珠同志是北京女学生，满族人，50年代初他们是中央团校的同学，由此恋爱结婚，李洁珠同志随吴占东同志来到鄂尔多斯。这在当时是进步的、开放的、积极的，也是具有革命性的。因为50年代我国正在实行民主改革，社会上普及宣传婚姻法，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他们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冲破传统观念，跨越民族界限，实现蒙满结合，并毅然回到老少边地区，参加边疆地区的建设。我们非常佩服他们的胆识和热情，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榜样，也是一种激励。李洁珠同志热爱文学艺术，读过不少中外名著，据说还亲自登台表演过曹禺名著《雷雨》中的繁漪，表演得十分出色，得到社会的好评。作为一个文化部门的领导，如果没有高度的工作热情和强烈的艺术爱好，她是不会亲自登台演出的。李洁珠同志还喜欢唱歌，无论当时流行的俄罗斯名歌、苏联歌曲，还是电影歌曲、鄂尔多斯民歌，她都喜欢，而且闲暇时和同志们一起唱歌。可以说文学艺术是她工作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次批斗会之前，叫我在歌舞团传达室等候，那里只有一张写字台，没有椅子，我便坐在桌子上。大约20分钟之后几个人押着吴占东同志进来，他看到我，向我微微点了一下头，我也点头还礼，并示意请他坐下，但没有坐处；他只好蹲在墙角边。看上去他已瘦了许多，面容憔悴。过了一会儿，李洁珠同志也被押到。她看到我，不由叫了一声我的名字，久别重逢，百感交集，不知说什么好——当时的情景也不允许说更多的话，沉默代表了一切。批斗会即将开始，我们被带到公署礼堂门前的台阶上，那里的一个个阶梯、站满了一排排被批斗的人，每人双手拿着一张大标语纸，上面写着各自的罪名和头衔。暴、杨、康、李、吴站在最前面，其他人依次往后。批斗开始了，每人弯腰九十度，双手擎起大标语纸，听候大批判。批判人念着讲稿，大声朗读，慷慨激昂，振振有词。声音从高音喇叭传出，尖厉、刺耳，都是从报纸上抄来的陈词滥调，味同嚼蜡……唯有一句听来觉得有趣：“乌龟王八蛋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批判人很有想象力，极富创造精神。想着这种形象，我心里觉得好笑，但不敢笑出声。这种待遇我只“享受”过一次，可是对他们来说已是十次、百次，甚至更多了。这是一种非人的折磨，是一种摧残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刑罚，加之拳打脚踢，简直是希特勒的做法。几十年后，我读书中才明白，所谓“红色恐怖”是“白色恐怖”的翻版，所谓“群专”实际就是“集中营”，这是张春桥参加励志社时曾经搞过的把戏，他们还从盖世太保那里学来不少害人的法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和气候下，兴风作浪。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吴占东同志恢复了工作，但身体被摧残得很厉害。80年代初曾两次到内蒙古医院治疗，因血小板低，被割除了脾脏；后来又得了糖尿病及其并发。李洁珠同志一直在医院陪床照顾吴占东同志服药打针、饮食起居，形影不离。出院后，为在门诊治疗方便，曾在我家暂住月余；此时我已调到内蒙古文化厅。这段时间我们朝夕相处，情意至深。吴占东同志爱吃我炒的菜，每当吃到一个可口的菜他都称赞一番。我经常和李洁珠同志商量怎样安排饮食，为他调养身体。在他精神好一些的时候我们也在一起聊天，谈天说地，说他下乡的趣事，说他打猎时的奇遇；唯独不谈“文化大革命”，也不谈工作。不谈工作是纪律，不谈“文革”是禁忌。我们谁也不愿再撩起衣襟去看那些伤痕，更不愿去触动那些痛处。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过谁打了他，谁虐待了他，谁残害了他。他的工作越来越重，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却没有听到他对谁报怨和对谁不满。他的胸怀像大海一样宽，他的意志像高山一样坚强。
        1987年春，吴占东同志病重住院，病情日见恶化，于1987年4月12日病逝于内蒙古医院。当心脏监视器显示没有波动时，人们搀扶着李洁珠同志到病床前，“占东，占东！”两声撕心裂肺的呼喊，震撼着所有在场的人，人们强忍着悲痛和眼泪，把李洁珠同志搀了出去，在短暂的沉寂之后，终于爆发出沉痛的哭声……
        在吴占东同志去世三年后，李洁珠同志因肾衰竭也离开了我们。李洁珠同志是大家闺秀，聪颖、贤惠、外柔内刚，具有高尚的传统美德和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爱憎分明，工作能力强，是一位难得的文化艺术工作领导干部。在家是一个贤妻良母，在同志和朋友当中又是一位热情亲善的良师益友。据我回忆，李洁珠同志经常腰疼，可能当时就已患肾病，但因工作忙，回家还要照顾吴占东同志和孩子们，她无暇看病，或者说没有看重自己的病。她把全部的爱和心血都给予了吴占东同志和孩子们，唯独忘了自己，她心中无我。以至，当吴占东同志离她而去的时候，使她丢却了寄托，丢却了自己一半的生命。魂兮安在？——病魔在悄悄地吞噬她另一半生命……李洁珠同志的爱心像大海一样深沉，李洁珠同志的情怀像大海一样的清澈。
        安息吧！我敬爱的领导、师长和朋友。

        2009年4月29日写于北京 

        作者：1964年起在伊克昭盟歌舞团工作，70年代调自治区文化厅